欢迎长腿欧巴李敏镐/“来自星星”的金秀贤/《小学生学习报》侯岩/赵静/吕萌/马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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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腿欧巴李敏镐/“来自星星”的金秀贤


《小学生学习报》社侯岩/赵静/吕萌/马险峰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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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小学生学习报》简介

一、《小学生学习报》概况

　　《小学生学习报》是河南省教育厅下属的河南教育报刊社主办的面向全国小学生的教育辅导类报纸，创办28年来，始终坚持以邮发为惟一渠道，密切配合各地邮局工作，期发行360万份。

　　报纸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牌赢市场，以向小学生提供丰富的、优质的精神食粮为己任，坚持正确导向，规范办报行为，求真务实地为广大小读者服务，成功地树立了报纸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二、《小学生学习报》大事纪

　　2006年1月12日，《小学生学习报》的记者来到北京航天城，带着全国小学生的殷切期盼和重托，专程采访了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杨利伟三位英雄。并请他们为全国的小学生题词，激励广大小学生刻苦学习、热爱祖国、长大为国争光。

　　2007年3月17日，温家宝总理亲笔对《小学生学习报》作出批示："报办得生动活泼，孩子们的文章真切朴实。我希望《小学生学习报》越办越好，成为孩子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户，成为启迪孩子们思想的一颗智慧之星。谨通过贵报向孩子们问好。"

　　2007年，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亲临小学生学习报社视察，并和少年儿童朋友们、教育界人士共度"六一"儿童节，就学习贯彻温家宝总理对《小学生学习报》重要批示精神，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2008年9月25日，神州七号飞船问天的神圣时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小学生学习报与国家航天信息中心主办的全国航天知识大赛特等奖、亲临酒泉发射基地观看神州七号飞船问天的小学生原红豆及报社总编。

　　2011年4月20日，《小学生学习报》应邀参加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第二届联合国中文日活动。

　　联合国负责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赤阪清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和夫人侣海林、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各国常驻联合国外交官以及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150多人出席庆祝仪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李保东的夫人侣海林女士代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文学校接受了《小学生学习报》总编侯岩捐赠的一批字典及《小学生学习报》特刊。通过参加本届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小学生学习报》宣传展示了中华文化，尤其是汉语言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青少年。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更有力地贯彻温总理对该报的希望和批示。

　　三、《小学生学习报》获得的荣誉

　　1.全国教育类报刊编校质量评比第一名

　　2.全国教育类报刊综合质量检测总分第一名

　　3.蝉联中国优秀少儿报刊金奖

　　4.蝉联国家邮政重点畅销报刊八十强

　　5.蝉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点推荐的优秀少儿报纸并稳居榜首

　　四、《小学生学习报》举办的活动

　　小学生学习报除面向广大小学生的活动外，还针对小学老师开展了各种活动，年年全国小学语文、数学奥林匹克技能大赛，趣味数学月月赛，同题作文月月赛等活动。各项活动都为参与并获奖的教师颁发优秀辅导奖证书。

　　每年我们都与全国学习科学学会、省教育学会联合举办教师论文大赛，颁发获奖证书；还和中央教科所联合举办全国中小学教师新课改优秀教学成果评选活动，由中央教科所颁发证书。我们还与省教育厅联合举办很多活动，都由教育厅为老师颁发获奖证书。总之，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为广大教师服好务，为广大小学生服好务。与每一位教师、每一个孩子成为好朋友。

管季超0712

链接：教研——一路走来　　 http://www.jszywz.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04&extra=page%3D1&_dsign=f4f51ff0       ●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两个《规程》对中小学学科教研组的建立和学校教学研究会议制度做了明确规定，其后，中小学普遍建立教研组。 　　●1957年1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中学教学研究组工作条例（草案）》及《关于中学教学研究组工作条例的说明》，并要求各地试行。这个条例催生了部分省、市、县专职教研组织的建设，另一方面，明确了教研组的主要任务，规范了教研组的性质、定位和工作内容。 　　●1990年6月6日，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当时条件下教研室的性质、职能、任务、教研人员待遇、经费条件、工作制度等问题作了规定，标志着教研室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 　　●1993年8月4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省级教研室主任会议纪要》的通知。1993年5月4日至7日，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级教研室主任会议。会议提出了改进教研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012年11月5日至6日，首届全国教研系统负责人联席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召开。会议就新形势下，如何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推进教研工作走上新台阶进行了研讨。 　　●2013年12月26日至27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在上海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教研系统负责人联席工作会议。会议研讨、交流了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新形势下，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部门在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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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教研制度：理直气壮的中国特色

              作者：赵小雅   （系教育报记者）


      教研室与教研员，对于普通的中小学校和一线教师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教学指导机构和指导者了。据统计，目前在各级各类教研部门中，专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教研员已超过10万人。从省级开始，地、县、校，从上到下形成了四级完整的教研系网络，看起来已经自成体系。教研制度从逐步建立与形成以来，在各个阶段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都起到了其独特的作用，成为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一环。

　　教研制度从无到有　　

      据相关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各地虽然也不乏教学研究的开展，但是却没有独立的教研体系，也没有专门从事教研的机构和人员，也就是说没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组织和制度。中国教研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逐步形成与建立的。

　　为什么我国会出现教研组织和教研人员？一种明确的说法是借鉴和移植苏联教育经验的结果。事实上，与其说是移植苏联的教育经验，倒不如说是新中国教育实践中的内在需求并结合苏联教育经验的产物，更主要的是循着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应运而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教育转向“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规模迅速发展，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更为迅速。仅以小学为例，1949年，全国共有小学34.68万所，在校学生2439.1万人，到1952年，小学达到了52.7万所，在校生达到了5110万人，分别增长了51.9%和109.5%。

　　一方面是教育规模与数量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却是教育质量存在着隐忧。据资料显示，1953年，北京市委组织力量对北京市中小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教育质量问题十分突出，从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成绩来看，平均成绩在60分及格线以下的人数占到了参加考试总人数的78%。在44所完全中学中，只有7所学校的总平均学业成绩在60分以上，其余37所中学平均成绩都不到60分，甚至有7所学校的平均成绩不到40分。小学毕业年级的考试情况也同样很糟糕。

　　急剧增长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需要越来越多的教师。据统计，1952年，中小学教职工队伍人数为143.5万人，1949年只有10.4万人。“有些教师不能很好地领会新教材并且正确地进行讲授”，教育质量问题慢慢地暴露出来了。到1952年前后，已经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问题，“整顿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当时教育工作的核心。

　　作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小学校教研组的建设被提上日程。1952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明确提出了中小学要建立学科教研室和学校教学研究会议制度，首次对中学小教研组的设置作出了规定，这成了我国教研组成立最早的法规依据，也标志着教研组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在中小学正式确立。随后，各地中小学纷纷成立了教研组，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规范化和日常化。

　　那么，区域性的教研组织又是何时成立的呢？早在1948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文教科就成立了教研组，以辅导区为单位，开展教研活动。1949年10月，大连市教育局抽调有经验的教师组成小学教育研究组，研究多科教案和编写教学参考书。上海市也在同年成立了教学研究机构。据说，这些地方教研组的成立或多或少都受到苏联的影响。但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倡导，并且形成全国性共识的，有三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北京市为提高教育质量而发布的《五四决定》。1954年，北京市针对全市教育质量差、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情况，作出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简称为《五四决定》。决定中提出“必须把主要精力迅速地、坚决地放在教学研究和教学领导上去……市教育局应设立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教学研究与指导工作。”当时，这个决定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向全国各大行政区教育局、各省市教育厅、局进行了通报。教育部在通报中指出：“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检查教学工作，给各校以具体指导；有条件的地区应建立专门机构，管理教育研究与教学指导工作。”此后，全国各地先后设立了教学研究室。第二个标志性事性是《人民教育》评论。1955年11月，当时的教育部官方杂志《人民教育》发表了《各省市教育厅局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工作》的短论，这被认为是官方的声音。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苏联考察报告的下发。1956年，教育部代表团具体考察了苏联的教师进修学校等教研机构以后，回国后形成了报告，并整理了大量的专题报告及有关资料，印发给各地，要求全国中小学、师范院校等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学习研究并运用到工作中去。这三个标志性事件标识了我国省级教研机构建立的时间坐标。以《五四决定》的转发为正式标志，全国各省级教研室先后成立。随后，各地市、区县教研室也开始建立。虽然教研室建立的时间先后不一，但都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有专门人员从教学岗位中分离出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这标志着教研制度的正式确立。

　　教研制度角色的历史转换　　

      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中美教育中心与美国密执安大学美中教育中心举办了一次交流座谈会，在会上一位供职于美国某州立大学的美籍华人教育学者与中国同行交流，郑重地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大陆的教育，若论经费、教师学历、设备等都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学生的学业成绩却比美国强很多，经过他的研究，找到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机构——教研室，这个机构在各方面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独有偶，上海中学生于2009年、2012年连续两次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两次都以明显优势位居榜首。这一成绩引起了世界的瞩目。据上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PISA成绩公布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教育部曾委派专员到上海进行基础教育考察与调研，试图寻找上海获得第一的成功经验。考察人员从教育行政官员到校长、教师、专家以及学校进行了实地走访。他们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最后在形成的调研报告中，他们把以委托管理为机制的底部学校质量提升和以学校为基本单位的教研制度归结为上海取得成功的两大重要因素。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介绍说，在2009年首次参加PISA之后的整整一年中，他大概接待过上百批的世界各国的教育同行，其中也包括很多国家的记者，他们往往都到学校蹲点一周，结果也大都聚焦在教研制度上。中国特色的教研制度，就这样以惊艳的方式走到了世界面前，“成为世界公认的教育财富”。

　　从历史的基因看，教研制度从诞生开始，就担负着保障教育质量的责任。从新中国教育发展的60多年的历史来看，每一个不同时期，教研制度都是随着教育的时代主题而沉浮。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各地教研室和中小学校教研组成立之初，其主要任务是带领教师进行政治文化与业务知识的学习，进行教材教法的研究与指导，通过听课与观摩教学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1957年，为加强教研组工作，进一步明确教研组的性质、任务和工作内容，使它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教学研究组工作条例（草案）》及《关于中学教学研究组工作条例的说明》，并要求各地试行。在这个条例中，将教学研究组织统一称为“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组”，明确指出教研组是各科教师的教学研究组织，任务是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工作，总结交流教学经验，提高教师思想业务水平，以提高教学质量。

　　教研室的职能曾经一度受到许多质疑，教研室似乎成了考试泛滥、题海无边的帮凶，滥编滥印复习资料、试题、编写教辅书，且大多是了为谋求小团体利益。这还得从教育的大背景与教研室的职能扩展说起。

　　随着教育的发展，教研室在开展教材教法研究与指导的同时，对中小学教师围绕教材教法展开培训。针对教师队伍情况整体薄弱，许多中小学教师在备课中把握不住重点、难点，统编教材难以照顾到各地具体情况等问题，各地教研室开始积极组织力量编写与教材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为中小学教师备课教学提供必要的参考。另外，随着“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一些地方教研室针对考生的状况和需求，编写教学辅导读物、材料和练习册，帮助他们应对考试与复习，后来的发展与初衷较远，已不再是单纯的“滥编滥印复习资料与练习册”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考试评价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取消小升初考试，就近入学，二是建立高中会考制度，即高中毕业水平考试。同时各地中高考制度维持不变。各地教研室除了开展教学指导、教材教法研究，又开始承担了考试评价等许多工作，如考试管理组织工作、参与考试说明的编写、组织命题、统一阅卷、成绩统计分析及撰写报告等。后来，随着专门考试机构的设置以及中考、高考考试命题的改革等变化，教研室对终结性考试的参与力度已经不同以往。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一种新的教学质量评价理念，即学业水平监控——通过学生学业质量的监测与评估关注教学质量考试，已经成为与教研室不可分离的职能之一。

　　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对教研室的要求也在发生不断变化。1990年，当时的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了教研室功能为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教材编写、考试命题、教学研究等多项重要工作。教研制度角色就在这样的历史转换中不断变化。

　　新时期呼唤教研深度转型　　

      从1985年开始，我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快车道，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更是加快了进度。从1986年到1992年，原国家教委先后颁布了几个义务教育教育教学计划。1988年，对中小学教学大纲进行了重新修订。1986年以后，中小学教材也进行重大改革，由全日制中小学教材变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教材。1990年，又对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1997年，高中课程改革在几个地区开始实验。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教育部组织师范大学和中央教科所的专家对1993年以来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施状况进行了调研，1997年底形成的调研报告中，提出了推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立与完善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的课程体系被提上日程。1999年开始，教育部开始组织、设计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新课程体系。1999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正式成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酝酿和筹备阶段。以2001年6月8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印发为标志，中国影响深远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拉开了序幕。

　　第八次课程改革从课程理念、课程内容、课程管理、课程结构、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课改对教研室的职能和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除了“各中小学教研机构要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教学研究、指导与服务的作用”之外，教研室还应该如何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与转型呢？过去那种单一的考试命题、编写试卷、指导性听课的角色能满足新时期对教研工作的需求吗？教研制度本身在这样的要求下是不是也应该进行相应的完善？如何适应现代教育技术在教研中的运用？如何利用网络扩大教研效果？如何研制新课程教学指导性文件，帮助教师尽快进入新课程？教研工作如何重心下移，帮助一线中小学校更好地适应新课程？如何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估？如何通过学业水平测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一系列问题又摆到面前。

　　一位在西部农村工作的老师，谈到教研员对自己的影响时说，在我数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与教研员的接触仅有两次。第一次是2006年春季开学的第三周，当时有两名教研员到我们学校对教师的教学业务进度进行检查。当一名女教研员检查到我的学生的周记撰写情况时，她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有两篇周记反映在周记本上，当时我告诉她，我们班的学生没有写周记，但天天写日记。当我把每名学生写的十几篇日记让她看过之后，她说，日记不能代替周记，就批评我没有按照教研室的规定完成教学任务，为此我遭到了教研室的通报批评。第二次是我县推广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有一名教研员听了我一节课，本来我盼着教研员能对我在课堂教学中的成败得失提一些建议，但上完课后教研员却什么话也没有留下。还有一位老师在说到教研员时，说有三怕，一怕抽考，二怕听课，三怕查作业，因为他们都是以检查者与监督者的身份来看我们的工作。

　　教研，离一线老师的需求也许仍有距离，转型与创新已经成为新时期教研的主题。

　　2013年年底，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在上海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教研系统负责人联席工作会议。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背景下，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对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包括教研部门要树立区域教育发展观，整体谋划区域课程教学研究工作；要整合专业资源，建立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完善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机制，建立与相关研究机构的联合攻关机制及各级教研机构分工合作机制；要加强教研队伍建设，建立教学研究人员准入、流动和退出机制；要对教学研究人员加强培训，不断提高教研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等。

　　一些地方的教研室已经在转型方面有了许多探索与思考。上海市教研室从发展战略上，提出了从三大功能走向六大中心，即在“研究、指导、服务”的基本职能定位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把教研室建设成为课程发展中心、教学研究中心和资源建设中心、质量监测中心、数据研究中心。实现课程建设—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的一致性，充分发挥评价的分析诊断功能，利用课程评价不断改进和完善课程建设与教学实施。为此，上海积极改革和加强教研室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教研功能，促进教育内涵发展。随着教研室功能的拓展和深化，教研员的职责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一是从原来以“三课”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研工作，转变为基于课程观视野下的“课程-教学-评价”一体化的教研工作；二是从考试命题与教学评比、学科竞赛等工作，转变为基于标准的评价研究、分析、指导与反馈工作；三是从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工作方式，转变为以校为本、引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再造教育文化。

　　上海市教研室主任徐淀芳说：“作为每一个教研工作者，依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教研工作中的问题：全国各地的教研部门职能多样，差异巨大。教研员角色也因此千姿百态，教研工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站在新的历史发展高度，面对教研工作的发展契机，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教研室的定位和任务，需要对教研范式进行转型，教研机制也需要系统思考。”

管季超0712

由传统教研转向现代教研 　　

作者：田慧生    （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


      长期以来，各级教研机构和教研队伍在支持、引领、服务基础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专业工作，在提升、保障中小学教学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随着教育事业逐渐转向以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为根本标志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变，教育发展对教研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新要求。以往传统的、常规的教研观念、思想、方法、手段、机制、任务，必然要及时进行调整和转型。这个转型的核心要求，就是要实现传统教研向现代教研转变，向符合时代需要的教研转变，向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总体需要转变。总体来说就是要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研究重心要实现由研究以教为主向研究以学为主的转变。由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小学教学改革的一个最重大的转变和核心要求，教学中实现由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教研作为服务指导教学工作的专业队伍，必须按照这样的整体思路，把过去重视研究教、为教服务的工作重点，转向研究学、为学服务。这可以说是现代教研工作重心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应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转变，是教研工作立足点和重心的转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二是由基于经验的教学研究向基于事实和数据的教学研究转变。这就要求研究方式、方法要向着更加科学、规范、理性的方向转变。过去开展教研工作往往基于个体的经验，基于对教学工作经验性的总结分析，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教研工作的整体水平。现在，我们提倡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利用规范的研究方式，实现问题的解决，如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对大量事实的提炼，最终形成科学、理性的判断。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对于一线学校的指导，会更有说服力，更具实效性。

　　三是由注重统一性的教学要求向注重个性化的服务转变。这也是为了适应整个教育体制、运营模式的转变而做出调整的工作思路。过去的教育教学模式中，统一性的要求过多，我们习惯用统一的目标、内容和模式来要求不同的学生。现在我国教育改革的总趋势是要求改变这种统一性，走向多样，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因此，教研工作必须适应这种变化，由过去习惯于提出统一性的要求、研究统一性的问题、进行统一性的评价，逐渐转向满足不同学校、不同学生、不同教师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并通过这样的转变，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走向多样化，走向选择性，最终服务于“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这样一个总要求。

　　四是要由关注知识传授的研究向关注全程育人、综合育人、全面育人的研究转变。过去我们的教研员就是学科教研员，大家都是立足于自己的某一个学科做教研，研究的问题不外乎知识怎么传授，尤其是学科知识怎么传授。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何使教研工作在立足于学科研究、知识技能研究的基础上，向整体关注人、培育人转变。

　　五是要由单纯的关注教材教法研究向加强对教学质量的全要素研究以及服务区域及学校发展转变。教研工作需要宽阔的视野，要在更完整的意义上去研究教学改革和发展问题，既能立足于教材教法，又能关注到教学的全过程，考虑到教学质量的全要素。同时，教研工作既要面向课堂、学生、教师，还要对学校的整体发展，进行整体设计、规划引领。也就是说，要从过去的一个点的研究，逐渐向整个面的研究去拓展；从关注教学的某一个要素，转向关注教学的全要素。

　　六是要由基于传统课堂教学的传统教育模式向基于开放的信息化教学的现代教育模式的研究转变。信息化不仅带来技术上的革新，带来方法手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深刻影响到我们课堂内在的结构，影响到教学关系的调整，影响到整个教学形态的改变，教研工作要及时适应这种变化，思考如何借助信息化手段进行研究。还要看到信息技术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带来的全新挑战，比如慕课风暴、翻转课堂，这些都为课堂教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信息技术多年来不断与教学结合，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这次慕课风暴和翻转课堂则引起了超乎想象的高度关注？事实上，过去的信息技术与教学结合只是一种方法、手段的结合，一种方法、手段的改变，而慕课风暴、翻转课堂，则带来了教学观念、教学结构、教学方式的巨大变化，把过去教师教、学生学，变成了课前利用视频学习，课上问题解决、答疑。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点启示，预示着信息技术，不仅将从方式手段上对课堂教学产生影响，对我们的教学观、教学整体的结构、教学模式等也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教研工作要及时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加快转变的步伐，调整研究的手段和关注重点，尽快由传统的模式走向开放的、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教学模式。

管季超0712

应重视和加强教研队伍建设 　　

作者：顾明远     （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当前，一个紧迫问题是，全国教学研究工作缺乏顶层设计、宏观研究、整体协调和工作评估，各省级教学研究工作缺乏业务指导单位，工作开展呈现出各自为政、缺乏主流声音，难以形成共同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强大合力。

　　上海中学生于2009年、2012年连续两次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以明显优势位居榜首，世界为之震惊。总结经验，可以说，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认为，这是多年来上海市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然结果，也是十多年来上海市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然结果。在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有一支教育观念先进、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研究能力突出的专业保障队伍不能忽视，这就是教研员队伍。他们本着对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研究、指导、服务的职能，带领上海中小学教师深入研究课程标准的核心思想，指导上海中小学校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升了上海市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从而为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显著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教研队伍的建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中小学校实施的是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统编教材。为保证教育质量，各地方教育局设立了教学研究室，简称教研室，从学校抽调一批优秀教师充当教研员，帮助学校教师研究教学大纲、统编教材、集体备课，在当时师资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在保障课堂教学质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个世纪末，我国开展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强调根据时代要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为此，要求中小学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促进学生富有个性地学习，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课程改革起步阶段，广大中小学教师和教研员都不适应，使得课程改革初期步履维艰。但是，在广大教研员队伍的深入研究、积极指导、全力服务下，中小学教师在课程改革中获得了更多的专业支持和工作自信，有力地促进了课程改革的稳步推进。上海市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的发展之路就能说明这一点。

　　上海市徐汇区于本世纪之初成为中国教育学会第一批教改实验区，我曾经去过三四次，亲眼看到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在引领、指导全区中小学校一步一步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在总结经验时讲到，转变观念是第一位的。他们认为，过去那种以忠实执行“统编教材”的运行机制已经成为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障碍，于是在第二、第三期课改实验中提出了“忠于课标、调适教材、创生方法”的实施指导思想，采取“学期课程统整”的运行机制，效果显著。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教研员们发挥了很大的研究、指导、服务的专业支持作用。他们根据新时期的教育形势和目标任务，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了过去教研员的角色定位，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从而成为新课改实施的专业研究者、引领者、指导者，不再是教育行政色彩的命令者，而是与一线中小学教师共同研究新课改的精神和要求，积极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将基础教育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作为教研工作的重心。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教研员队伍约有10万人，可以说，这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一是各地教研员都是从学校选拔出来的优秀教师，其中有不少特级教师，他们有较强的专业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研究、指导、服务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权威性；二是各级教研部门多是服务教育行政部门决策的研究单位，在工作中往往受教育行政委托行使一定的专业权力，例如评价教师教学业绩、评审教师职称等，因此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教研员具有“发号施令”的指挥权。如果教研员的教育观念正确，能够领悟新课改的精神和要求，就能够指导和帮助一线的教师实施新课改，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就有了根本保证。

　　当前，一个紧迫问题是，全国教学研究工作缺乏顶层设计、宏观研究、整体协调和工作评估，各省级教学研究工作缺乏业务指导单位，工作开展呈现出各自为政、缺乏主流声音，难以形成共同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强大合力。部分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对教研工作不重视、不了解、不检查，缺乏总体规划，教学研究工作相关制度建设与政策制定比较滞后；部分地区教研工作基本工作经费和专项工作经费保障力度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教研人员的专业发展、职称待遇等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因此，就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教研工作，我提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教育部对教研部门的建立、教研员队伍的建设应有明确规定，确立编制，制定章程，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研工作中的职责，使各地教研工作高效开展有章可循。

　　第二，应把教研员的职后进修培训纳入到各级骨干教师进修培训计划之中，不断提高教研队伍的研究素养、指导水平和服务能力。要从促进教育公平、整体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出发，更加重视、支持、加强农村地区的教研工作。

　　第三，成立全国性的教研员研究组织。任何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使他们有组织地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建立行业的自律机制，指导、规范各级教研工作的开展。

管季超0712

教研：新使命和新任务


   作者：王湛   （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


      在当前深化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形势下，教育事业各领域改革创新全面推进，教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工作机制、工作方式也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教研队伍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回顾60多年的发展历程，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在服务教育行政决策、研究与解决课程教学实际问题、指导课堂教学改革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教研工作已成为我国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的重要专业支持力量，重视和加强教研工作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

　　在当前深化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形势下，教育事业各领域改革创新全面推进，教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工作机制、工作方式也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教研队伍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教研部门按照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围绕本区域基础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与热点问题，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指导和服务。

　　大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教育决策的水平　　

      服务政府部门决策及其实施是教研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今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愈来愈高度重视教学研究工作，为教研部门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教研部门应不断加强教研部门能力建设，不断增强服务教育决策的主动性，不断提高服务教育决策的水平。一是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和区域教育发展观，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局出发，整体谋划区域课程改革和教研工作；二是不断创新教学研究工作机制，积极转变教学研究工作方式。教研部门要积极整合专业资源，形成工作合力，联合开展对课程教学改革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的追踪研究和联合攻关机制；三是大力加强教研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学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

　　加强课程教学育人的研究与指导，提高课程育人水平　　

      按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教研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德育研究，深入研究并有效指导区域中小学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要进一步加强全程育人研究，整体统筹本区域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在课程、教材、教学、评价、考试五个环节，促进育人目标、育人内容、育人方法上的有机衔接与配合；要进一步加强全科育人研究，积极指导区域中小学校重视各门学科（特别是品德、语文、历史、艺术、体育5个学科）在育人功能上的相互支持，充分发挥各门学科综合育人的价值，形成各门学科综合育人的合力；要进一步加强实践育人研究，积极指导区域中小学校统筹研究利用课堂、校园、社团、家庭、社会等阵地，加强课堂教学与社区服务、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加强课程建设能力的研究与指导，提升课程实施质量　　

      教研部门要在指导区域中小学校认真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方案、认真研究学习课程标准的基础上，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指引，以加强基层学校课程能力建设为重点，指导区域中小学校开展课程规划、课程开发、课程实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积极指导学校规划合理、科学、多元、特色的课程体系，指导区域中小学校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方面找准定位、明确方向、确立路径、形成特色、提升质量，不断提升区域课程建设能力。

　　教研部门还要在区域课程深度整合与课程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做好研究与指导工作。要实现课程深度整合，建议教研部门重视以下两点：一是积极开展各门课程内不同年级、不同学段课程的纵向整合研究，确保依次递进、有序过渡；二是积极开展各门课程间的横向整合研究，破除学科课程、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间相互疏离的壁垒。要不断总结、提炼区域推进课程改革中积累的有效经验，形成课程制度，以加强课程制度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区域课程实施的质量和水平。

　　加强课堂教学的研究与指导，推动教学走向减负增效　　

      课堂教学是课程实施的主渠道。提升课程实施质量和水平，必须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的研究与指导。要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学科本质，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各门课程特有的学科思想、学科核心素养和学科基本方法；二是依据学生学习心理，与中小学教师一起梳理各学科、各学段、各年级的教学核心、关键问题，指导中小学教师开展实践研究，探索解决对策；三是指导中小学教师围绕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过程的组织以及作业设计等方面开展行动研究，探索基于各学科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一致性研究；四是深入研究信息化条件下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新挑战、新变化，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有机融合，促进现代技术手段在教学领域的科学应用。

　　加强教育教学评价的研究与指导，发挥评价的正能量

　　根据教育部在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面的总体部署，教研部门应在以下几项工作中加强研究与指导：一是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组织实施过程的研究，不断完善综合评价体系，指导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二是加强教学评价标准、策略、方式和方法的研究，引导学校注重对教学过程的评价，逐步建立基于事实和数据分析的教学诊断、反馈和指导系统；三是积极研究探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方法、实施程序和结果使用办法，指导学校全面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四是组织开展中考命题质量的研究与评估，充分发挥中考对教学的正面引导作用；五是为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的教育设施和资源建设提供指导和服务，使广大中小学校的硬件、软件建设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

　　有为才有位，有位就要有为。新时期，教研部门要高质量完成承担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必须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指导，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坚持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坚持服务基础教育内涵发展，着力解决课程改革与教学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在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过程中，发挥好研究、指导和服务的专业支持作用。

管季超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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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阅读的秘密

（一）
每天，我们每个人都会从报纸、电视、互联网上进行各式各样的阅读。这时的阅读的目的，主要是完成信息的扫描和接入。是一种浮光掠影的泛读行为。
泛读是阅读的基本价值之一，但不是最大的价值。
为了从阅读中获得更高的价值或回报，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方法来提高阅读的效果或质量。
事实证明，同样的信息，对于不同的阅读者，不同的阅读方法，效果完全不同。其差距的根本，在于你是否真正理解并获取了信息，而且是否重新组织、存储并使用了信息。
本文介绍的就是：如何在泛读的基础上，走进文字中，用简单的方法，梳理和整理信息；然后，如何从文字中跳出来，与信息进行交流、筛选、存储和为自己所用。
希望能对阅读有困惑的人有益。

（二）
文字的基本目标是用来交流的。所以，作为阅读的人来说，理解文字的整体表达是首先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跟认识任何一件事情或一个人一样，要有总体的印象。
当你开始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你一般可以简略地通读一遍。跟泛读完全一样。而泛读到此为止了。但真正的阅读，却刚刚开始。
你读完一篇文章后，请花上5秒钟，想一想：文字中是否给你传递了不同的印象和情感？
如果没有的话，那有两个可能：【1】这文章不值得再读；【2】自己看得太快，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细节和印象。
为了深入的理解文字，你或许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可以简单地概括出文字的大体内容，甚至是否可以复述其中的细节？
只有进行过大量阅读，或训练有素的人，才可能真正一目十行后，然后，侃侃而谈，很容易地捕获住文章中的内容，或敏感点。有的放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意见。
问题是，一般的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平常的阅读中，按照下列几个步骤，建立阅读的习惯即可：
【1】通读一遍。短小的文章，通读的过程中，不需要做什么工作，集中注意就可以了。较长的文字，或不太容易理解的文字。在读一个或几个段落，自己找一个可以断开的地方，做一些简单的记录。
记录的方法如下：
可以记下一些关键词，用于提示，或帮助你理解上下文的关系。这些词语，也可以是你自己归纳的文字段落大致的含义。
对整个完整的段落进行概括性描述，看是否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进行提炼。这种提炼有助于训练人的归纳、总结能力。
这种记录提炼的能力，可以训练一个人看文章骨架的能力。这使你能去看文字中最核心的叙述的逻辑，帮助你理解随之而来的叙述。
在阅读中，从整体上去把握作者的思维过程、逻辑呈现，才容易去理解各种素材和阐述是如何去支持文章的核心观点的。
简单点说，就是请尽可能罗列一些关键词，这些词是表达目的的线索。你可以用这些线索来帮助你理解顺序、含义和表达。
这些线索，也是记忆的工具，可以帮助你复述到很细致的地方，而且不容易走样。在这样的梳理中，你可以很容易把握到作者的思路和结论。

【2】在关键词的基础上，归纳，摘要、复述
读完之后，做了关键词记录，使你对文字的整体理解有所帮助。但对真正理解的目标只走了一半的路。
是的，你看见了文字，也看懂了。但是，只是从你的头脑中过了一遍，什么也没有留下。
如果有人问起的时候，你会常说：大致，好像，也许。
这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阅读。
怎么才算真正理解？真正理解的标志，在于阅读后你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归纳和提炼出来文章中的观点？

当做完了记录的工作，阖上书的时候，拿着你写下的关键词，你是否可以对任何一个人说，我可以把这文章复述出来，或者，我可以给你讲一讲文章的大致含义，而且八九不离十？
阅读时，有意识地增强归纳工作，可以提高思维的敏锐度。久而久之，也可以提高阅读的速度，而且还可以保持很高的质量。
【3】养成抄录的好习惯
古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至理名言。看到好的句子，发人深省的句子，特别的词语。统统抄录在本子上。日久天长，随时找出来翻翻看，就会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扎根，发生化学反应。收到奇效。
很多读书、写作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是最简单、有效的，值得去做的好方法。

（三）
阅读的过程，不光是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利用阅读的问题。
阅读是人的一种沟通方式，因此阅读应该是双向的。
通读、关键词摘录、归纳、抄录，这是从书到人的过程。
深入的阅读，还应该包含一个反向的过程：我们该如何评价文章的主题，如何去发现文字和生活的关联？如何把自己的个人体验和文字中的体验比较?如何从文字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学习和经验？
这一部分，关乎文字背后的挖掘和发现。我们可以经过简单的推理和判断，追踪到作者的创意来源和思维的宝藏。
当我们读过文字后，当我们开始深入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
【1】文字的主题是崭新的，还是已经存在过了？作者是从何发现这个主题，又是如何展开这个主题的呢？
【2】为什么即使是老的主题，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字是如何做到的？它的叙述的方法，还有素材，呈现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怎么样，完全不同的感受？
【3】作者利用了哪些素材来支持它的观点？
有时，你会发现，某些作者在重新渲染古老的主题，并无太多的新意。他们可能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粉饰手段。但核心的价值，并没有改变。
有时，你可以发现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发轫的。而且，是怎么样的环境，支持了他的经验和写作之间的连接。
【4】作为读者的我们，开始在自己的理解上，开始对比和评判
我们通过理解文字，开始观察到作者的立场、逻辑和结论。我们可以站在外面，仔细审视或接纳作者的观点。我们会把作者描述的场景跟我们自己的生活阅历相连接。
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就会发现，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让我们感动，震撼，或者反感。
【5】重新构造并存储阅读的信息
阅读的价值，在于从文字中提炼信息。这信息可能包括很多形式:一句让你感动的话；一个闻所未闻的观点；一个需要学习和模仿的叙述。
也就是说，你要尽可能对有用的文字进行一番彻底的盘剥：把精华，尽可能转化为自己需要的信息，用模仿、抄录、评价等各种方式解构，存储在你的头脑里、笔记本上。当你需要的时候，它跃然纸上，出口成章，或者在你的头脑里灵光一闪，成为新的素材或出发点。
这就是阅读的秘密：
阅读是通向精神生活的一扇门，它引导我们进入精神的世界。有效而深入的阅读，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地积累经验、开阔眼界，培养我们独立观察、思考和学习的方法，帮助我们建立起系统性的认知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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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一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二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 “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三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 “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难道到了今天，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机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 “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电视机旁的看“会动的图画” 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附记
不久前，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当下读哲学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位高中生那样具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禀赋。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