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南北中

教师之友网

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南北中

文章作者：李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中国古代历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谓东西南北中的问题；并且具体表现为文化区域的造就，经济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变迁。
　　自从中华大地上有了人类，就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摆脱野蛮进入文明阶段后，中华先民就一直是活跃发展的。各地先民创造出绚丽的文化，随后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传播，进而汇聚在中原；经过凝结升华后，又从中原散发到东、西、南、北各方位。正是这种持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从而在文化上表现为多样性，经济上表现为不平衡性，政治上则表现为追求统一性。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表现不一，便不断酝酿出种种社会矛盾。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谓东西南北中的问题；并且具体表现为文化区域的造就，经济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变迁。
　　文明发祥地的多源化
　　中原西部的渭水流域是中华古人类与古文化的发祥地，可作例证的是蓝田猿人文化。但是，作为发祥地，它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因为还可以列举出元谋猿人及其文化、中国猿人北京种人及其文化，等等。可见，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最早并不是在被后人视为中心的中原出现和扩散开来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中华先民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上千处，相应的文化遗存遍及中国各省区。其中闻名于世的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除仰韶文化外，其他大多并不位于中原。无论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古人类与古文化的发祥地是多源的，中华古文明的形态是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的区域特异性是很早便形成的。
　　不过，由于气候、物产相对适宜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更由于地理位置的适中，黄河中游逐渐成为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于是，黄河中游的文明程度逐渐突显，形成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趋势，为后世所谓中原文化至尊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黄河中游地区被视为中华文明最悠久的发祥地。
　　中原中心的确立
　　在黄河中游地区，原本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上古传说中关于黄帝与炎帝、蚩尤、三苗等部落的联合与战争，正是不同文化交流与冲突的集中反映。依靠军事胜利的推动与政治管理的成功，黄帝部落的文化在中原占据了上风。于是，以黄帝部落为中心的政治形式出现了。当然，这仅仅是黄河中游政治中心的雏形。然而这样的雏形是具有号召力的，后来从中华地域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分别发展起夏、商、周等王朝，就都以中原为根据地向周边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商、周等王朝的更替过程中，铲除对方的政治中心以确立自己的政治中心成为政权建设的首要任务。被后世称作国都或首都的政治中心，成为政权的象征。
　　由于统治范围与实力的限制，夏、商、周等王朝的政治中心具有局限性。当中原以外地区发展的势头强劲起来时，西周的政治中心地位便日益丧失，春秋争霸与战国争雄的局面随之形成。不过，春秋争霸的实质是政治势力的逐步归并，结果是小国汇合成战国七雄。七雄又分成西方和东方两大势力，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的东西之争问题。秦国在西方，代表中华大地西部的文化。其势力向东推进，陆续消灭六国，从而一统天下。这样的统一，是中华大地西部文明与东部文明碰撞、融汇的过程。其结果是秦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定都咸阳，即咸阳被确立为辽阔中华大地的政治中心。对中原而言，咸阳是偏西；但是对于秦朝而言，却是东倾。此后，汉代虽然取代了秦朝，但是其政权是建立在秦朝基础上的，所以西汉的政治中心距离咸阳不远，稍东移到长安。东汉虽然也是刘姓王朝，但是统治观念更注重东部，其政治中心便从长安东移到洛阳。经过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汇、军事冲突与政治集中，政治中心逐步地从西向东移动，终于占据了中华大地的中央位置，即中原的中心洛阳。
　　东汉末年局势大乱，洛阳、长安惨遭蹂躏，中华传统的两大国都被破坏殆尽，迫使政治中心东移，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太行山东侧不断出现以邺城为据点或国都的政权便是明证。不过，即便如此，洛阳仍不失其中心地位。如曹操政治集团虽然以邺城作为根基，但是却建都洛阳。这说明统治者仍倾向于以中原之中央为其政治的中心。不仅汉族如此，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有如此观念。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建都平城近百年之后将国都南迁洛阳，其选定洛阳作为新都的意义在于“洛阳居中”。政治中心一定要居于中央的地位才能有力地号令全国。北魏迁都洛阳的宗旨，就在于表明它一定要成为正统的封建王朝。
　　虽在长安建都，却又以洛阳为陪都或东都，二者的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之间徘徊。这再次反映了中华大地政治中心的位移趋向于洛阳。不过，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之后，长安与洛阳失却了传统的至尊地位。北宋的政治中心虽仍在中原，但东移到达开封，这是距离较大的位移。北宋以前列朝，虽然兴起方位不同，但是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大多具有力图居中的趋势。不过，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在客观上会受诸如民族、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在北宋以后，这些因素的影响更加明显。中华大地的政治中心最终东移到北京，元、明、清三朝就均以北京为都城。而在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重心的变化。
　　经济重心影响政治中心
　　中华大地的经济重心早先位于中原，隋唐之后南移至江南。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南的经济确实具有了长足发展；而在北方，虽然中原经济因战乱频仍而破败，但仍然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经济发展区域，那就是由黄河与太行山围拢成的河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持续动荡，形成了移民大浪潮。移民浪潮的动向虽然不一，但首选的正是距中原最近的河北。河北地处大平原，自然条件良好，经过大批移民的开发而成为北方的经济重心。东汉以后许多割据势力依赖河北的经济实力而崛起。到北魏、东魏、北齐之时，甚至有“国之资储咸出河北”的说法。如果说江南经济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那么河北经济的发展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动向。北京能够成为元、明、清列朝的首都，就与河北的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当然，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未必是一致的。如隋唐时期，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向东北、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洛阳一线。为了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问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凿通了。从历代大运河走势的变化，不难看出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隋唐、北宋时期，大运河是途经开封的，这种状况有别于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因为隋唐的陪都在洛阳，而开封是北宋的国都，它们都要利用大运河运输物资。大运河就像两支虹吸管一样，把河北和江南的粮食、布帛源源不断地吸纳到洛阳、开封，以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不一致而造成的首都生计问题。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脱离，其弊在于运输物资要增加巨大成本，容易造成财政困难；但是也有其利，那就是迫使政治中心必须与经济重心密切联络，从而有利于对全局的掌控。
　　中华大地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引起东西南北中之争的关键。在炎黄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为东西之争；东汉以后，东西之争转化成南北之争；南北朝以后的隋唐、宋元、明清，都以南北之争为主。随着东西南北中的演变，就不断发生政治中心的位移。古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主要面临的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经济会不断引发政治之争，因此就需要寻求平衡，而寻求平衡的过程会消耗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与东西南北中的不平衡状态是密切相关的。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社会学及人文学院历史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第4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