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小学教科书强调政策导向性、经典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其编写和审查有着固定而严格的程序,对参与工作的人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教科书与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所关甚巨。
关键词:教科书 编写 审查
中小学教科书虽不算鸿篇巨制,可是其中凝聚着难以估量的文化意蕴、国家意志、教学理念和教学范式。广大师生觉得教科书的生产单位和生产人员都是深高莫测的,其实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并不是神秘的,就像任何物质产品都有自己的工序一样,作为精神产品的教科书也有自己的“产生”和“检验”的运作流程。下面主要以语文教科书为例,为读者描述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状况。
一、教科书的编写
(一)先大纲、课标,后教科书。
自从我们国家摆脱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教育逐步跟国际接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教学理念,学习外国式的教科书制作范式,先制订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后编写教科书。大纲和课标是上位的,教科书是下位的。借此我正一些师生的观念,大家认为教科书是教学和考试的依据,其实大纲和课标才是最高准则。
自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对语文教材作出明确规定以来,以后的大纲和课标,每一次都提到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教科书在进入市场进入课堂之前,都要经过官方的严格的审查审定。尤其是当今的年代,新课程改革方兴未艾,教科书的更新换代成为新课改的一个重要方面,教科书的编写变得更加严格而规范,对教科书的审查审定也更加具有规范和导向的作用。义教课标和高中课标都有“教科书编写建议”的宏观指导和具体编写说明,这是以前的教学大纲所没有过的。
(二)先方案,后选文。
首先谈方案。一般人认为,教科书最重要的是课文,其实对编写和审定的人来说,编写方案与课文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方案包括宏观的内容和微观的内容,包括新的理念、体系、特点,有如下数端:
教育目标,确立改革的目标、发展的目标,如义教课标开宗明义说:“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如此宏观的概述是以前未曾有过的。
教学目标,如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这素养包括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等。
教学内容,如阅读、写作、综合性学习、课外阅读和古诗词背诵等。
教学方式,如自主、合作、探究等。
编排体系,是分编(阅读和写作分着编写),还是合编(阅读和写作混编)?有哪些板块,各大板块怎么安排?
创新特色,要与此前教科书有所不同,还要与当今其他教科书有所不同;要在理念、内容、呈现方式甚至是言语表达方式上有自己的明确追求。
还包括教科书编写者的其他种种意图、构想、明示、暗示等。
其次谈选文。选文是教科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直接关系到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品位,也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手段。
对选文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品格的要求,现在强调教书不能持中性倾向态度,要积极地反映主流意识形态;有文化品位的要求,应该代表积极健康的人生取向、审美情操;有学生可接受性的要求,大致判断适用于哪个年级,不能深了,也不能浅了;有内容合理构成的要求,做好综合平衡,各方面都具有代表性,比如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外国的等都最各有所安,各种文学体裁、文章体裁并行或穿插,还要考虑同一位作家在不同册里重复出现的情况,除鲁迅以外,其他作家的作品不在同一学段里多次出现;还有语言上的要求,课文的语言就是规范的、优美的、学生易于接受的。选文总体来说,既是编写者个人选出的,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篇课文的定夺,一般需要这样几个过程:一是各位编写者自定所编写单元的选文,二是编写组内小范围讨论,三是请专家学者、中学教师、教研员们集中讨论(当然,通常是连带教科书方案一起讨论),四是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会淘汰个别文章)。可见选文的定夺是严格的,与最初的选篇目录相比,可能面目全非了。也由此可见教科书中真正属于编写者自己的东西少而又少。
比较而言,教科书立方案难,定课文易,方案可能是几个月的事,选文可能是半个月一星期的事。方案是隐性的,抽象的;选文是显性的,具体实在的。那么,二者相比,到底哪个更重要呢?很难说,在我看来方案更重要,因为方案更难,方案一经确定,等于框架搭好,剩下的就是往里面填东西了。
(三)先选文,后练习。
这不难理解,二者相比,课文是基础,是根本,练习是依附于课文的。练习通常不仅代表编写者引导读写的指向,而且显示教科书的思想理念、风格特点。好的练习具有启发性(给学生思考作提示和铺垫)、拓展性(能由此及彼、由内而外)、适合性(不浅不深、不难不易)等特点,也就是说好的练习能调动学生的全部积累,能恰当地引导学生进入课文情境中,能巧妙地帮助学生挖掘到课文的精髓,并把视野扩展到课本外、课堂外。
教科书的练习因时代而变异其内容和呈现方式。在解放前的教科书里,练习少而又少,主要是紧紧依附于课文的,在现在看来非常平实,甚至有点拘束,而且量少。如叶圣陶、夏丏尊等在20世纪30年代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单元后有“习问”的集中提问,练习少而精,四篇课文仅四五道练习题,相当于现在的教书一课练习的题量。有关朱自清《背影》的“习问”仅一道题:“文选二十四里叙述父亲在车站上买橘子的情状,把一切细微的动作都记下来,这有什么作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习问”也是一道题:“文选二十六表现哪一种情操?这一首词所表现的为什么不是喜、怒、哀、乐等情绪?”
解放后的教科书练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承袭过去的传统,只不过政治倾向性更鲜明了。练习真正变得深入甚至陷入烦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教科书,90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文的练习是有史以来最为烦琐的,如果上课严格按要求来做练习,会比读课文耗费更长的时间,有的练习所占的篇幅比课文篇幅还长,这样一来就本末倒置了。此种状况也因此成为社会上批判中学语文教科书“烦琐”的主要论据。
时至今日,新课程改革呈现日新月异的景象,教科书的练习从内容到呈现方式都有较大改观,总体上是坚持以文为本,又突破文本限制,在引导学生充分挖掘课文中的精要内容的同时,拓展到课文以外、课堂以外,延伸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个人独特感想中去。试举新教材几例。
初中新教材七年级上册课文《短文两篇》后的练习二:
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讨论下列问题。
1.“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惟有这种痛苦能把深沉给予我们。”你能举出其他的例子来说明这句话的意思吗?
2.每人讲述一件自己的“第一次”,看谁讲的“第一次”最感人、最精彩。
3.为什么有的“第一次”不能尝试?
其中教化、育人的意图很明显。再看课文《〈论语〉十则》后的练习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最早由儒家提倡的待人接物的处世之道,对此,曾经有过不同看法。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全班讨论:怎样看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道题既与课文相关,又远离课文,实为一道考查学生观念、态度的大题。
总之,当代教科书练习有着泛生活化和脱离课文的倾向,可能会使培养目标产生一定的偏失。但总的说来,“以文(课文)为本”仍是当代教科书设置练习的主要规范,也是我们的教科书和语文教学经久不变的传统。当代语文教学和教科书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那些不变的东西就是真正属于语文学科自己的东西。
(四)先主件,后附件。
教科书主件配置妥当了,附件自然就各归其位。以前的教科书主件仅有阅读一大块,写作没有独立,不成系统,只在练习中附带来做,因此写作成为阅读的附庸;“文革”后的教书分出阅读和写作两板块,具体说来是课文加上阅读提示、课文后练习,还有写作知识导引、作文示例、作文题目,除此之外的内容均属附件;当今最新教材还将学生活动引进课堂,提示学生如何进行个体探究和合作探究,原来的两大板块变为三大板块,即阅读、写作、综合性学习或综合实践活动,除此之外的名著导读、古诗词背诵、词语表,还有课文后的补白等,三大块之外都是配件或附件。
二、教科书的参编人员
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高级专家。他们是社会上的知名专家,一般是教科书编写和出版单位主动找他们出来当主编和副主编,他们一方面从较高的层面为教科书把科学关,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社会名望提升了教科书的信誉和影响力。但是他们不能付出全部精神参与编写工作,因为他们太忙,而且对语文教育、课堂教学有一个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例如人教社中语室与北京大学中文系联手编写新高中语文课本,主编是学术界有名望的教授;其他版本和其他学科的教科书也有类似的情形。
二是有经验的教师。他们是来自教学一线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每天浸泡在课堂,和孩子们融洽无间,最了解教学和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最终要在课堂成为教学现实,就必须与课堂教学零距离地贴近,成为课堂上可靠、好用的教学指导和教学依据,而他们这些人为教科书把好了教学关。另一方面,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但是往往文化底蕴、文学欣赏水平和语言文字功力还达不到专家的水平,恕我直言,与教科书的要求相比,他们学养、能力逊色了。
三是专业编写人员。在全国范围内,仅人民教育出版社才有这样一支专业化的教科书编写队伍,其他教科书编写者都是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和教研员。专业编写人员的优势在于,第一,时间充裕,不像其他人员那样要先忙于本职工作,业余才做教科书;第二,对教科书行当熟悉,一天到晚沉浸在选文、做练习、写导读、编教学参考书的活动中,年深日久,驾轻就熟;第三,熟悉语文这门学科,有教学经验,这是相对于大学老师而言,在选文和做练习时能找到那种“虚拟课堂”的感觉;第四,语言文字功力好,这是相对于中学老师而言的,中学老师有教学经验,但语言文字功力不过关,不能直接胜任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而专业编写人员则每天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哪怕是新手,一两年以后语言文字就基本符合教科书的要求了;第五,学养较好,都是硕士博士毕业,学有专长,起点较高。
但专业编写人员也有某些不足,如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前面说的“有教学经验”只是相对而言的,其实一个人如果脱离教学岗位一段时间,就有可能找不到课堂的感觉了,尽管他每天都在教科书上的“虚拟课堂”里任意驰骋;又如普遍缺乏坚实的学问基础,前面说的“学养较好”只是与中学老师相比较而言的,其实硕士博士毕业后,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缺少学术研究的环境氛围,那么其学养和工作环境不足以使其成为有学术建树的学者。
以上三类人员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参与者,如专业编写人员;一类是间接参与者,如大中学老师。合理的编写队伍应由这两部分组成,不可偏废。
三、教科书的审读、审查、审定
这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内审,即出版社内部审读,包括初审、二审、三审,个别还有特约审读;一是外审,主要指送交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以及交由社会大市场来审查。
内审中的初审,是教科书责任编辑的事。责任编辑将社内社外人员的稿子收上来,进行整理、加工。责任编辑的工作是整体的、全面的甚至琐碎的,他担负着教科书书稿的绝大部分事务,包括统一体例,整合全书为一体;订正知识性、逻辑性、科学性的错误;清消语言文字的硬伤;查对引文、资料,规范名称、名词、计量标准、年代纪元;改掉不适合课堂教学的内容和表述;对版式设计、封面制作提出意见;根据二审、三审和特约审稿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进一步修改书稿。责任编辑的初审工作要作记录。此外,还要审读校样,在初审原稿时往往会遗漏许多问题,等到排成校样了,面目清晰了,审读就更方便了。
现在尤其让责任编辑提心吊胆的是,新闻出版行业、公开出版物规定不能出任何政治倾向的问题;再有,公开出版物也不能有太多的硬伤,教科书原则上不能有任何硬伤。所以责任编辑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有时想不到的地方可能出漏洞,比如所有学科的所有教科书,只要涉及对台湾的表述,一定小心谨慎,力图避免外人指斥我们的教科书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因为中小学教书体现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教科书替国家和政府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是罪莫大焉的。
下面试举几例,说明编辑加工的情况:
新高中教科书的教师教学用书第一册有这样的修改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学生,当不堪学习重负,感到身心疲惫的时候,去野外踏青,不是也能恢复身心吗?(改恢复为愉悦)
除了生活经验、知识积累以外,这种情怀还须要通过读书、作文不断培养。(改须要为需要)
学生做写景文,容易犯的毛病有两点……(后一句改为:容易犯两个毛病)
有时,文章语言没有错,但是在进入教科书时,除了规范无语病之外,还有适应学生阅读,读起来不吃力,下面试举一例:
谁都想活,还要活得有滋有味,于是便只能习惯去干一件事后想来肯定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以感到生活得很有意义,习惯去用一种夸张得近乎颠狂的热情(,)去迎合世人的目光,来掩饰自己内心消极的真实。(程士庆《二十岁的坦白》)
首先说明,这不是课文,是临时选来做示例的。这些语言都很美,很有哲理,但是中小学生读起来费劲,对学生读写的示范意义不大,他们的书面语言还处在学习和形成阶段,得从规范、简明开始。文学作品中有这样的语言是寻常之事,但是教科书最好不能出现这样的语言。
内审中的二审,是由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来做的。他们工作任务有两点:审读责任编辑尚未发现的问题,检查、鉴定责任编辑工作的情况。我们有一句行话“多一双眼睛看”,意思是多一个看稿审稿会发现问题。二审人员往往富有学识和工人经验,可以从更高的层次给教科书把关,把政治关,把科学关,把教学关,把语言文字关。
内审中的三审,是由具有正高职称的年长者来做的,是在初审、二审基础上进一步把关。但劳动量和责任相对小了。
按理来说,三审就是终审,但为着慎重起见,有时还会有特约审读。一般是找有一定名望的专家和有一定专长的退休人员,或是从学科专业方面把关,或是从语言文字上再度把关。如十年前张中行先生就经常审读教科书,他在古代文化、古典文学方面造诣深厚,能看出一些常人难以看出的问题。
至于外审,最明显的是官方审定,这是当今教科书运作新形式之一,任何向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教科书都要经过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才算“合格产品”,进入教材市场。审定委员会成员既是临时的又是固定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行业,如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省级教研室,平时在单位做自己的工作,需要审查教科书了,召集到北京来,集中审读。被审查的教科书都是白皮书,没有编写出版单位,只编了号,1号、2号、3号……就像高考试卷上没有考生姓名一样。
还有一道程序要说明,在审查教科书之前,先审查编写教科书的资格,同时审查教科书方案,过后再审教科书成品。所谓审查资格,就是审查可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单位的资格,现在教科书市场开放,只要资质够了都可以编写和出版教科书;所谓审查方案,即审查教科书的编写说明和样章。如果连审资格和审方案这一关都通不过,就不必开始编写了。
在通过资格审查之后,再编写全部的教科书成品,送交教育部审查。审定委员会会对教科书成品提出许多意见,包括一些尖锐的意见。有的框架要改动,有的课文要撤换,有的练习要重写,甚至语言文字的错误也都指出来。
教科书成品审查通常分两次进行,一次初审,一次复核。就是说在审查意见下达之后,按要求快速改正书中不足之处,再送交教育部专家组复核。
有的教科书初审没有通过,或是全套没有通过,或是单本没有通过,就需要复审,即需要较长时间修正完善,留待明年再送来审查。
另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教科书成为“合格产品”之后,推向社会,让广大师生在课堂上使用,也是一种“审查”,甚至可以说是终端“审查”,大大小小什么样的毛病都会暴露无遗。许多细小毛病,包括知识的、文字的,会被老师和学生一一看出来。例如,高中课文《伶官传序》作者欧阳修,教科书注释写道:“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吉水(现在江西吉水)人,文学家、史学家。”有学生来信,说欧阳修是现在江西永丰人,不是吉水人,因为他家就在永丰,他去过欧阳修的故居。再如,初中课文《〈论语〉十则》中关于曾参的注释,教科书上说他籍贯“春秋时鲁国南武城(现在山东费县)”,有学生指出是平邑县,因为他就是那里的人。又如“学而时习之”注解为“按一定的时间复习”,有人来信说应该是“时常复习”,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有,去年12月我到浙江绍兴调查教科书使用情况,地方教研员说初中教科书上的彩色插页“鲁迅故乡新貌”有误,上面的水乡风光已成旧貌,何冠“新”名?所以我们的教科书附件上出了一点小问题。
总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又是一项多人力合作、多财力投入的复杂的、浩大的工程。我从事教科书编写已经多年,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总的感受,可以用临渊履薄、敬而畏之来形容。我觉得教科书的编审工作有这么以下几大特点。
1.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人才素质的培养,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进步。其他出版物也多多少少负有这样的使命,但中小学教科书的所负使命更大,大家想想,在青少年所接触的读物当中,有哪一本或哪一套能比教科书相比呢?既然如此重要,我觉得教科书的编审者们应该带着神圣感和崇高感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否则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2.这是一项为广大青少年提供经典读物的工作。这里所说的提供经典,是指为中小学生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代表性作品,要兼顾思想品德教育,所选作品应是真善美的统一体,要有史的观念,选取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不能在义理、考据、辞章、文字上有错讹、疏漏、烦琐或品位低下等缺陷。所以有时一篇看似很好的文章,唯其语言文字不精练、不规范或不美,就有可能成为落选之由。
3.这是一项以稳重、平实为特点的工作。既不能在政治上和道德品质教育上有任何冒失,也不能在学术上有任何偏激的倾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堪称保守倾向。我想起了三年前编写高中新教材的一次选文,当时选了南方某作家的一篇写爱因斯坦的文章,我觉得文章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到遣词造句方面都相当好,但是一些专家学者敏锐地感觉到此文不可选用,因为作者思想比较激进,怕我们的教科书无意当中显示出某种政治偏向,所以文章再好也得舍弃。
4.这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其中的科学性表现为各种学科知识和学科原理的大综合,涉及文艺学、文章学、语言学、阅读学、写作学、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论、教学法等,尽管教科书里呈现的是浅显的文章和简单明了的语言,但其中渗透的科学性知识和原理是极为丰富的,如果稍有哪一方面照顾不周,学科专家就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批评。
5.这是一项需要多人分头去做的工作。撰稿永远是个体劳动,撰稿者筹划自己的写作内容,或多或少具有个人特点,所以教科书特点与个人特点相关。再有,每个人都有自己专业,他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到什么程度,决定着他所撰写的教科书的质量达到什么水平。因此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必须尽心尽责,丝毫不得马虎,不能遗留疑难问题难下一道工序。
6.这是一项需要多人合作的工作。教科书从来都不是个人专著,至少也得有三五人合作编写而成,现在新的初中高中新教科书参与者多达几十人。因此我把这样的工作形容为“大兵团作战”,需要各方面协调好,每个人的才智都得以充分发挥。集体性的劳动,组织协调好了,平庸的人可以成为干才;组织协调不好,干才到了这里也会变成庸才。另外,教科书要有自己的特点,但这特点不是个人特点,而是集体性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与个人专著不同,个人专著可以有也必须有个人特点,而教科书所体现的共性更多。为了服从全书的统一规则和共同风格特点,每个人写稿都得按照统一的格式和风格来写,整套书看来宛如出于一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