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魏宏运教授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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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魏宏运教授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文章作者：魏宏运　来源：光明日报　
开场白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魏宏运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开拓者，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功力，学术成果丰富，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能在魏先生望九之年聆听他关于梁启超生平及思想历程的演讲，是我们师生的荣幸。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
    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国难危重 主张变法

    清末，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就像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此时在广东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社会的力量：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从下层社会着手；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从上层社会着手。
    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但他并不以此自满，得知康有为在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讲学，便去听讲求教。而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举人向秀才学习，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梁启超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康有为对于旧学的批判，仿佛当头棒喝，使他深刻地审视、剖析自己的弱点，在经世致用的路径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他积极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变法请愿活动，是康有为所设立的“强学会”中的积极分子。应该说，这一时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为康有为所器重。
    其时，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在上海创建《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每期刊印两千至四千份，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闻以及英、日、法报纸、杂志的译文，特别侧重选译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吸引读者警惕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该刊也刊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呼吁实行变法的文章，介绍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呼吁在清帝国的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地主等代表人士参加管理。更有许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内恢复已丧失的主权和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等。虽然康、梁所鼓吹的维新变法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但其言论则远远超出了君主立宪的范围。
    梁启超声名鹊起。康、梁并称，起于此时。
    梁启超思想内涵的进一步丰富，除了康有为的影响，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一是他曾任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进而对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其时，维新变法已成时尚。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得到巡抚陈宝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黄遵宪、学使徐仁铸的同心协力，倡立了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学报》。根据《东华续录》记载，时务学堂“延聘学兼中西品端识卓之举人梁启超、候选州判李维格为中学、西学总教习”。他们译书、撰文，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培育许多实用之才。自立军领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爱国将领蔡锷等都是梁启超的学生。谭嗣同在自己的文章里经常称赞湖南人，说他们不依赖外国人，自己创办现代化学校，组织各种学会、社团、开矿，维新运动生气勃勃。

虎口余生 流亡日本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
    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张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天津。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郑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
    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
    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这期间，他还曾到美国考察半年，广增见闻。他还曾经和孙中山合作，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是梁启超一直认为光绪是位开明的皇帝，因此主张君主立宪。当时革命和立宪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1907年，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发表宣言，提出四大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二、厘定法律；三、确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这是他们要实现新的国家形态的梦想。政闻社的许多成员后来回到国内，在各省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阔的视野让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东渡一年后，他讲到自己的感受：“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这几句话简洁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而中国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他在《新民丛报》上讲“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原注：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目睹中国之现状，他的忧患意识喷发出来：“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听得见他的呐喊，都像他一样，参加到救国之大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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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民国 旗帜鲜明
    民国初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中国社会曲折复杂多变。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国是主体，没有谁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极其兴奋地回到祖国，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来。军阀任意横行、鱼肉百姓、污辱民国，官场中，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逆之则锄而去之。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他自己也组织学会，组织党派，希望有所作为，但在军阀混战中，终难有所作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帝制复辟的序幕。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他们选择云南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云南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怀着不忍坐视袁世凯及六君子“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的态度，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范旭东赴上海和北京在报刊上发表。9月1日，他还堂堂正正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袁派内使夏寿田赶赴天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袁继之又派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使来者尴尬，无言以对。
    梁启超讨袁檄文于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刊出，随后《国民公报》转载。从4日起，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上海各界抢购传抄，为前所未有，威力震动了全国。
    1915年11月17日，蔡锷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然后经上海（有一说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7日到达昆明，联络旧友，国民党温和派和进步党人士加入进来，于22日在昆明召开独立大会。25日，云南宣告独立，组成滇黔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兴兵讨袁，全城欢呼、悬灯结彩。此后，梁启超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南下上海，为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锷，在战略战术、组织宣传、对外方针方面，予以指导。他还联络策反黔贵粤等省共同反袁。广东省督军龙济光谎称赞成反袁，实为袁之死党，枪杀了前去策反的汤觉顿及其赞成反袁的部下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此即“海珠惨案”，梁仍期望龙能转变，只身入粤而谈，以乡亲之谊诉说，也陷入险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当此之时，反袁声势席卷全国，东南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焦劳羞愤，宣布取消帝制，于6月6日死去。一场丑剧就此结束。
    袁死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现张勋复辟，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饮冰室开会，商讨反复辟事宜。梁启超起草了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此时让梁启超想不到的是，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于是他秉笔指斥康有为。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梁启超坚持自己的道德观，以真理为重，对捍卫共和政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旅欧一年 思想巨变

    梁启超思想上最大的跃进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到欧洲考察。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质学家丁文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政治学家张君劢及杨鼎甫、刘崇杰、徐新六。
    在欧洲一年多时间，梁启超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时间最长。他参观了欧洲的国会、银行、商会、教堂、农村、城市，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收获颇丰。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也引发了他新的思考。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十分萧条。恰逢天气寒冷，烧的煤比金子还贵，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梁启超感慨，欧洲文明源远流长，又一向以个性解放、自由、法治著称，怎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怎么会有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
    旅欧期间，梁启超还参加了正在法国举行的解决一战后国际问题的巴黎和会。会上，美、英、法等战胜国列强不顾中国利益，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这让梁启超对西方各国大失所望。
    根据见闻，梁启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并不因循守旧，而是采取宽容、崭新而开明的态度。在欧洲游历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学习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讲学南开 著书立说

    1912年他从日本回国以后，在北京待了十二天，十九次被请去参加各种应酬活动。他不适应北京的这种政治气候，感到不胜其扰，决定找个安静的地方，避免嘈杂，这样可以有时间来梳理自己的思想。于是，从1915年开始，梁启超住进天津意租界（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他将自己的房子命名为饮冰室。“饮冰”出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比喻自己内心对国家、民族的忧虑。梁启超在这住了将近十五年，直至去世。
    晚年梁启超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在南开、清华等院校讲学。1917年梁启超应邀在南开学校演讲。当时周恩来正在南开读书，对梁启超久已敬仰，他前去听讲并作了认真记录。梁启超的演讲让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脑海”。1921年9月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演讲《大学的责任》，11月讲《市民与银行》，1922年2月在开学仪式上讲《青年元气之培养》，7月在暑期班演讲《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在几次公开讲演以外，他还讲中国文化史，后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史学名著。梁启超讲课很有吸引力，听讲者不仅有南开学生，天津市民数百人都来听。梁启超告诉学生们治学要融汇中西：“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他对南开大学倍加称赞：“我们希望大学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
    梁启超在讲学的同时，勤于研究、写作，先后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等颇有价值的著作。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仍从医院跑回家，继续编写《辛稼轩先生年谱》。

少年中国 启发深远

    梁启超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以及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就是高扬革命的民族精神，是希望国家富强、走向振兴。这也是他一生从事学术、从事政治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比如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以其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将他振兴国家的追求呐喊出来，读完后让人有血脉贲张的感受：“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一篇激情飞扬的文章，激励了无数有为的年轻人走上报效国家的道路。我们也许可以说，梁启超的影响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人。
    从梁启超的政治、学术活动中，我们能得到很多启发。
    第一，他的治学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典范。他求知欲很强，一直追求新鲜的事物，以报人锐敏的眼光掘发研讨，观察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物和人物。清末民初的历史都活在他的笔下，在研究过程中，每一步骤都是自己操劳。他以言论起家，也以言论扬名于世。他的成功是他刻苦的结果。他曾讲，“责任心”和“趣味”这两件事情是他生活的资粮。做一件事，认为有价值就应该热心地去做、独立思考、批判分析，总会有好的结果，要有使命感，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做学问，要成功，没有侥幸之事。
    第二，治学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梁启超曾讲：“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鼓励人们要多思考，不能盲从。学术是多样性的，不能以一个人的论断为准则，应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他主张开展批评和讨论，在辩论中厘清真理和谬误。在《思想解放》一文中，他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不能“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他还以汉武帝独尊儒学，中国学术发展受到束缚为例，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第三，要珍惜时间。他说“天下最可宝贵的物件，无过于时间。因为别的物件总可以失而复得，唯有时间，过了一秒，即失去一秒；过了一分，即失去一分；过了一刻，即失去了一刻。失去之后，是永不能恢复的。任凭你有多少权力，也不能堵着它不叫它过去；任凭你有多少金钱，也不能买它转来。”他告诫有志于学术的人，要抓住时间，要有远大的抱负，千万不要饱食终日，无所作为。
    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之学术就如矿产，宝藏极富，应用新方法来开掘，新的方法是西方来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旧有文化，而是选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补充我们的文化，造成一种新文化。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讲：“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但也出现了偏差，“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他在《忧国与爱国》一文中严肃地告诫学界：“视欧人如蛇蝎者，惟昔为然耳。今则反是，视欧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这是爱国的思想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梁启超的思想和文笔是超群的，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著作也是一座矿山。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现实的观察、理解。不断研究梁启超，发掘他思想的精华，发扬民族精神，可以丰富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无疑的。
    （本报记者陈建强整理）
   作者简介：魏宏运，生于1925年，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现代史史学会名誉会长。曾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及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务。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