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学教授骂“国学”的理由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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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学教授骂“国学”的理由说起


   唐晓敏

    教育学教授肖川骂国学是“狗日的”，这是几年前的事。肖川先是发表文章，说道：“我对所谓的‘国学’素来是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的”、“所谓‘国学’，大多是些感悟经验的东西，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之后，在一次会议上又说：“太多封建时代的思想”，“很多前后句都没有逻辑性”，“思维方式并不是很科学”，“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
    对国学历来多有不同的看法，肖川对国学提出批评，这没有什么。骂国学是“狗日的”。不过是表达一种激愤之情。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之后，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质疑、批评，也有人叫好，这也很自然。我感兴趣的是，肖川骂国学的理由。
    肖川说，国学大多是些感悟经验的东西，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如《论语》、《老子》，确是如此。不过，这与其说是中国古代经典的缺点，不如说是特点。而且，说这是优点，也未尝不可。如《论语》中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看上去确的“感悟”，没有什么“论证”，但这种感悟很精彩、很了不起。胜过了长篇大论的“论证”。梁宗岱对这句话曾做出过分析。说这是哲学，也是诗。“‘川流’原是一个具体的现象，用它来形容它底特性的‘逝者’二字表出来，于是一切流逝的、动的事物都被包括在内，它底涵义便扩大了，普遍化了；‘永久’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用‘不舍’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和‘昼’‘夜’两个意象鲜明的名词衬托出来，那滔滔不息的景象便很亲切地活现在眼前了。”梁宗岱还把孔子的这句话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名言做了比较。说：“大家都知道，那相信宇宙流动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多士关于河流也有一句差不多同样的警辟的话：‘我们不能在同一的河入浴两次’。不过，他这话是要用河流底榜样来说明他底宇宙观的，是辩证的，间接的，所以无论怎样警辟，终归是散文；孔子底话却同时直接抓住了特殊现象和普遍原理底本体。是川流也是宇宙底不息的动，所以便觉得诗意葱茏了。”
    肖川批评国学“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这不应成为国学该“骂”的理由。中国古代的的一些经典，不像西方哲学著作那样讲究“逻辑性”，这也并非只是中国经典的缺点，这也是中国古代经典的特点。甚至是优点。中国古代的经典确实不太讲究逻辑，但却更具有想象力。因此，在激发人的创造力方面，可能有更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汤川秀树谈到创造力时，非常重视中国经典的价值。他特别提出，类比的能力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一个领域。表现类比的最古老形式就是比喻。在许多事例中，古代思想家的论证都是依靠类比或比喻的。当然，同样的倾向也发现于古希腊，但是，一种更抽象类型的逻辑学早期发展在亚里士多德所完全的形式逻辑体系中是明显的。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了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显然，他认为，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庄子的“比喻和佯谬”各有其价值。而他倒是对庄子更为欣赏。讲究“逻辑”，有其道理，不讲究“逻辑”。也可能自有其价值。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狭义的“逻辑”即亚里士多德逻辑，也只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除了这种思维，还有其他的思维方式。如美国学者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中就提出，创造需要有非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原发思维”的参与，并且是以此为基础的。
    在一定的意义上看，阅读中国古代经典，特别是在儿童、少年时期接触这些经典，倒是培养人创造力的一种重要的途径。我们也能够理解，民国时期的大师级的人物，包括自然科学的大师，为什么几乎都有自幼学习中国古代经典的经历。而最近不读经典的六十多年则再无大师。
  肖川作为一个教育学的教授，对中国古代经典持有这样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至少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的教育学理论是西化的，而且又是一种片面的西化，主要是接受了西方十九世纪及以前的思维至上主义的哲学教育学思想。在西方，由于生存论哲学的出现，“思维”已经不再至上。人们认识到了思维的局限，从而更重视想象的价值。张世英先生对此分析说：“思维总是企图界定某种事物，划定某种事物的界限，但这种界限是不能绝对划定的。我们应该承认思维的局限性，但也正是思维逻辑走到尽头之际，想像却为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域。想像教人超出概率性和同一性的界限，而让我们飞翔到尚未实际存在过的可能性。但尚未存在过的可能性并非不可能，想像的优点也正在于承认过去以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也是可能的。想像扩大和开拓了思维所把握的可能性的范围，达到思维所达不到的可能。思维的极限正是想像的起点。”说来可叹也可悲，中国教育声称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却仍然坚持思维至上的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