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与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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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学人与文人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一 学者与学人

要说清楚何为学人，先得弄清楚何为学者。一般地说，学者，就是“做学问的”。学人当然也是。但，这仍是“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还得得刨根问底，即：我们为什么要有学者，要有学术研究，要有人“做学问”？

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是“文化的存在物”。因此，知识要传授，文明要传承，文化要传播，所有的人都要学习。这就要有人专门从事这类工作。此为“学”。第二，人类社会，总会有问题。有“人与自然”的问题，有“人与社会”的问题，还有“人与人”的问题。有问题，就得有人来研究，来解决。这才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此为“问”。前者关乎知识，后者关乎思想。合起来，就叫“学问”。

学与问，哪个更重要？问。传授、传承、传播、学习，一般学者，甚至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做。但，他们在做这些工作时，未必都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未必都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到这四条的，是学人，也只能是学人。

这，大约就是学人与学者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坚实的基础，足够的知识，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也是学者。学人却原则上必须有成果，至少得有问题。当然，问题可以有大小，成果可以有多寡。比如古籍整理、版本校勘，也许只是弄清楚了一个字，一处断句，也是成果。发表的方式，也未必一定得是论文和专著。比如注释，比如札记，比如散论，比如随笔，均无不可。他甚至可以藏之名山，不予刊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方式论是否”。

何况对于学人而言，问题又远比成果重要，因为他们首先是“问题中人”，甚至是因问题而生的。因此，凡学人，必有“问题意识”。他们总是能察觉到，哪儿有问题；正如诗人总是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故诗人敏感，学人敏锐。我们甚至可以极而言之，一个人，只要能发现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没有成果，也是学人。

也因此，真正的学人，一定是想问题的。他们还一定是真有问题，才去做研究；真正有所得，才去写论文。为了评职称、混饭吃，或者完成任务，不惜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的，不但不是学人，连学者或学匠都不是。这一类，跟“为文造情”的，没什么两样，只能算作学术界的“辞人”，或曰“伪学者”。而且，由于此类人物往往既无才气，也无才情，只会写八卦文章和官样文章，还不如文人。

不过这样说，也有麻烦，因为文人也琢磨问题。他们不但爱“提问题”，还喜欢“惹事端”，甚至不惜搅得风生水起。那么，学人与文人的分野，又在哪里？

二 真问题与伪问题

学人的标准有四个：真问题，实证据，无成见，有逻辑。

前面说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提出来，再加以分析，或者解决，或者存疑，这就是研究。因此，问题是关键，而且是关键的关键。

据此，我们可以把学者分为三类：学人型的，文人型的，匠人型的。学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文人的，是伪问题。匠人提不出问题，只能重复别人的。好一点的，重复学人的真问题；差一点的，重复文人的伪问题。

什么叫“伪”？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能够解决问题。或者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能解决理论问题，都算。另一种，是虽不能解决问题，却能够活跃思维，启迪智慧，也有价值和意义。这两种，都是“真问题”。

可见问题的真假，与是否能够得出结论无关。更不能要求这结论，大家都接受，成为公认的真理。比如人性是善还是恶，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永远得不出结论。但，孟子从“人性向善”出发，呼吁呵护善；荀子从“人性有恶”出发，主张防范恶；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得出“制度比人可靠”的结论。这三种意见，都有积极意义。他们的辩论，也能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所以，人性善恶，是“真问题”。

伪问题也不是怪问题。比如“天会不会塌下来”，在不明白宇宙结构之前，是可以思考，也应该思考的。所以，杞人忧天并不可笑。英国甚至设立了“搞笑诺贝尔奖”。其宗旨，是“表彰那些不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则在于让人们“先是大笑，然后开始思考”。结果，俄裔荷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在2000年获此“奖项”。十年后，又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伪问题，则一点价值都没有。比如“曹雪芹的祖先是不是曹操”，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芹圃确为魏武之后，《红楼梦》就可以看作《三国演义》，宝玉就是阿瞒搞“穿越”？

不过，做这种研究的，好歹还是学者。因为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证也极为严谨，只不过因为“考据癖”，不慎或不幸把伪问题当成了真问题。换言之，此案是“伪问题，真方法”，故至少可以看作“学术训练”，或“操作示范”，只是学费高了点。

三 从“扯淡”到“脑残”

如果说某些学者，是在“认真的扯淡”；那么，文人则多半是“扯淡的认真”。区别何在？前者问题是假，证据却是真；后者则问题和证据都假，甚至没有证据，不是问题，但听起来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词，所以叫“扯淡的认真”。

比如质疑，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事务中，原本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现在，只要有人提出质疑，就马上有人追问动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质疑者的怀疑，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属实。是则是，不是则不是，与动机何干？就算质疑者“动机不纯”，难道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有证据就成了没证据？反过来，如果质疑者态度很好，被质疑的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都未必。既然未必，问他做甚？

何况质疑者的动机，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就算你料事如神，未卜先知，请问又如何求证？使用测谎仪吗？

诸如此类，既没有意义，又不能证明，就是伪问题。但，文人的伪问题，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反正是扯淡，是搅局，是转移视线，是胡搅蛮缠。因此，道听途说，街谈巷议，或者“听圈内朋友在餐桌上讲”，都可以算是“证据”。只要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就行。这是典型的“文人思维”。

学人则相反。没有证据的话，是不敢说的。证据不足，也不敢妄下结论。使用“孤证”，在学术界是犯忌的。证据不全，断章取义，割裂上下文，也犯忌。指鹿为马，更不可以。这就是所谓“实证据”。做不到这三个字，就不是真学人，或者是“文人型学者”。

不讲证据的，多半也不讲逻辑。学人说话，虽未必都对，但逻辑上总能“自洽”，起码“自圆其说”。文人则不管这一套。要讲，也是“中国逻辑”。比如张三质疑李四，王五有不同意见，则王五必定是帮李四的。可笑！王五为什么一定得帮谁？他就不能就事论事吗？

又比如有人说，中国和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现在西方并不学中国，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都是“汉奸”。还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你如果只批评中国，不批评西方，也是“汉奸”。

这是很带欺骗性的说法。因为“相互学习”和“都有问题”并不错。但，人家学不学，是人家的事，我们为什么要管？你管得着吗？还有，自家人感冒了，我当然要着急，为什么要先管人家拉不拉肚子？你说你是“爱国者”，请问你爱的是哪一国？

很明显，文人的这套“逻辑”，虽然都不堪一击，却颇能蛊惑人心，甚至批量地生产“脑残”，因此非予以批判和揭露不可。

四 泾渭分明

文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如刘勰所云，他们的特点，是“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文心雕龙•情采》）。夸夸其谈，自然不要证据；沽名钓誉，自然不讲逻辑。

这也正是其本性所使然。因为所谓“文人”，原本就是帮腔和帮闲，充当喉舌或打手的的。帮腔说官话，帮闲说闲话，喉舌唸稿子，打手听命令，哪里用得着去管问题的真假，证据的虚实，以及逻辑的严密？当然也不可能“无成见”。相反，他们的说法，都是结论在先、主题先行的。也就是说，预设一个前提或结论，然后去“论证”，还得“貌似正确”。这就只能牵强附会，不讲证据；强词夺理，不讲逻辑。

学人正好相反。他们做研究，是因为自己发现了问题，又需要明白真相。这就不能预设立场，也不能带成见和偏见。这当然很难。尤其是对自己长期研究的对象，日久生情，难免偏爱和溢美。这是所有做学问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必须高度警惕的。

但，真正的学人，必须对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一视同仁地既“无罪推定”，也“无功推定”。然后，再根据事实和逻辑，是其是，非其非，问其故，存其疑。宁肯没有结论，也不妄言是非。因此，如果说学人有立场，那也只能是客观、公正、理性，坚持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的总和。文人是没有这些精神的，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有。但，他们的怀疑，其实是疑神疑鬼；他们的批判，其实是上纲上线；他们的分析，其实是胡搅蛮缠；他们的实证，其实是捕风捉影。总之，文人夸大其词，学人实事求是；文人信口开河，学人深思熟虑。

故，凡学人，必严谨。严谨不是没有硬伤，不犯错误，而是有账必认，有错必纠。严谨也不是呆板。学人的文章，也可以写得风趣俏皮、神采飞扬，但必有内在逻辑和充分证据支持。他们的结论也未必正确，但定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令人回味。如果辩论，则不但尊重事实，尊重逻辑，还尊重对手，绝不会搞人身攻击，更不会扯到私德上去。也因此，真正的学人，只有学派，没有帮派。道不同，亦可与谋；道相同，也不腻在一起。

文人则相反。他们也读书，也有学问，否则无以为文。但没有或缺少“学养”。有学无养，说话便不靠谱。文人也讨论问题。但他们的问题，多为“谈资”。故文人对“伪问题”最有兴趣，因为可以扯淡。文人当然也有圈子。但他们的圈子，多为拉帮结派。其特点，是党同伐异，再加互相吹捧；其表现，则是亲密无间，又非常容易反目为仇。因为文人都是“爱憎分明”的，而他们的爱憎，又往往因于一己之私利，或一时之情绪。

学人与文人，岂非泾渭分明？

不过，更重要的是，学人和诗人，骨子里都是士人。因此，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士人，文化人的分野，才能彻底弄清。

刊载于2012年6月5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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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诗人与文人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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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士人的风骨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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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诗人与文人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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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文人原本是怪胎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等，都简称或统称为“文人”，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比如，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那简直就是亵渎！

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也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要简称，得称“文化人”。最好，是细分。这事孔子老早做过。他老人家的主张，是分为君子与小人。这两个概念，可以区分“品类”，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也可以区分“品级”，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品类是类别，品级是级别。这种区分，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可以用于所有人。但如果加个“儒”字，称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雍也》），则特指文化人。可见，文化人不但能分类，还能分级。

但这个分法，有问题。因为君子与小人，原本指不同的“阶级”。君子即贵族，小人即平民。其形成，则源自宗法制。宗法制规定，家族的血统、财产和地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为君。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诸侯的为国君，大夫的为家君。所以，君子，就是“诸君之子”。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大贵族的小宗，起先也是贵族。天子的小宗是诸侯，诸侯的小宗是大夫，大夫的小宗是士。但分到最后，一无所有，啥都不是，就成了平民。所以，小人就是“小宗之人”。这就是阶级。

到了孔子那里，这两个概念，又指“品级”，即君子“三高”（高贵、高尚、高雅），小人“三俗”（粗俗、低俗、庸俗）。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比如小人，是无德还是缺德，是德薄还是德寡？然而“寡德之人”，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呵呵呵，“寡人”不是“小人”，反倒是“大人”。正所谓：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事实上，简单的道德判断，最不靠谱。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那么，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更何况，君子又怎样，小人又如何？比如周扬，是不是君子？是。整不整人？整。挨不挨整？挨。而且，正因为是君子，后来他忏悔。但不忏悔的，也未必就是小人。事实上，小人整人，君子也整；君子挨整，小人也挨（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历朝历代，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都这样。

二 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

显然，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是不灵的。一笔糊涂账，统称“文人”，更不行。分类才能见分野。因此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类型有品类的意思，也有品级的意思，还有型号的意思，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甚至人格特征，所以叫“类型”。

文化人的类型，主要有四种：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前三种，大约相当于“君子儒”；文人，大约相当于“小人儒”。大约而已，不完全准确。另外，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哲人和艺人。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艺人又往往被认为“没文化”。

这种分类，表面上看，似乎带有“职业标签”，其实无关乎“职业身份”。比方说，并非学哲学、搞哲学、讲哲学的，都是哲人。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千载难逢。大多数，则不过“哲学工作者”，甚至“吃哲学饭的”。

同样，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做学问的都是学人。比如乾隆皇帝，诗写得倒多，难道也算？又比如，现在某些官员，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转岗文联、作协、社科院，今天主持一个项目，明天主编一套丛书，其实胸无点墨，事无寸功，也算诗人或学人？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也不好说。事实上，有人写了一辈子诗，也不是诗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是学人。为什么？或无诗人之灵气，或无学人之锐眼，只好算作“诗匠”或“学匠”，无妨统称为“匠人”。这就只能算是“写诗的”和“做学问的”。好比有些人，只能叫“男的”，不能叫“男人”。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有文匠，有文人。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新老八股、官样文章。这就像学匠，只会写“教材体”；诗匠，只会写“朗诵体”。八股文面目可憎，教材体味同嚼蜡，朗诵体令人肉麻。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也不屑。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叫“才子”；也是有才情的，叫“情种”。所以，才子每被佳人心仪，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真正的诗人，也都有才气和才情。真正的学人，则必有才气。是不是“情种”，因人而异。

不看职业，也不看才能，看什么？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文人作为“类型”，有特定的含义，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因为人家写文章，就管人家叫“文人”，是没动脑子，含糊惯了。

三 所有类型，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士人的变体。当然，其他类型，除了艺人，也都是。艺人在古代，多由“贱人”充任。社会地位，与士人不可同日。这当然是歧视。但艺人不是士（士人），而是庶（庶人），总归是事实。

士在春秋战国，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没有封建领地（诸侯之国，大夫之家），但有学问本事，或一技之长。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艺的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分野。但这是“分工”，不是“分类”。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

这就跟后来所谓“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不过那时皮很多，毛也值钱。几乎所有的皮，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都争相“养士”，甚至不计成本。比如齐之孟尝，楚之春申，魏之信陵，赵之平原，这“战国四君子”，便都是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网罗天下，执礼甚恭。

反过来，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但从秦汉开始，士就不自由了。因为这时，“皮”只剩下一张，就是皇帝，或皇权。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读书做官”。所谓“士人”，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而主要指文士，即“读书人”。读书而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

不过，做官这事，也非人人有份。有的做不了，也有的不愿做，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这些人，便有的去做学问，这就是“学人”；有的去吟风月，这就是“诗人”。所以，学人和诗人，都是士人的变体。士的分野、分流和分类，自此开始。

士人做了官，就是“官人”。官人是“帮忙”的。部分学人，修官史，设教席，注经典，搞意识形态，也算帮忙。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总要有人做事。这也无可厚非。何况士人来做官，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外戚专政，宦官擅权，藩镇割据，都是“祸源”。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文官制度”就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官员的主体，必须是士人（读书人）；读书人的“正道”，则是做官。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叫“士族”；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即便还没做官，也叫“士大夫”。总之，官人，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不能算作文化类型。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帮忙，还要有人帮凶、帮闲、帮腔。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比如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显摆卖弄。

帮凶的，有打手，有鹰犬，有厂卫，有酷吏。帮闲和帮腔，则不是他们的活，也干不了。靠艺人同样不行。旧社会的艺人，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哪里上得了台面？没有话语权，如何帮腔？帮闲都难。

于是所谓“文人”，便应运而生。文人，最早指“有文德的人”。这是古意，见于《书经》和《诗经》，后世不用。汉代的说法，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王充《论衡•超奇》）。但这是“文秘”，不是“文人”。而且，也应该算是“帮忙”的。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显然，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事实上，有士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诗人（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创造文艺作品，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艺人丰富生活，也就够了，要文人做甚？可见是怪胎。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但无论哪种，都是“御用”。有人主张分为“御用”和“非御用”的，这是犯糊涂，或想当然。其实，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顶多再加“求之不得，恼羞成怒”的一种。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是政党。凡政党，都希望执政。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就变成黑手党。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其实也很乐意“放下屠刀”的。

文人也一样，几乎无不盼望“上书房行走”。就连某些诗人，也如此。否则，何必抱怨“不才明主弃”，说什么“奉旨填词”？可见吟诗作赋，原本退求其次。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便只好“落草为寇”，给“山大王”去当“狗头军师”。

所以，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或为“文丑”，或为“文痞”，或为“文贼”，或为“文匪”，甚至“斯文扫地，泼妇骂街”，我们以后再说。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则决非文人。因此，有风骨的文化人，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随便戴在自己头上。

总之，秦汉以后，士人就分化了，产生出各种类型。其中，学人和诗人是“正变”，文人是“异变”，哲人是“异数”。还有“匪人”，则是“异类”。匪人也有两种。原本是匪，然而儒雅，是“儒匪”；毕竟是儒，但有匪气，是“匪儒”。儒匪的特点，是“君子动口也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匪儒的特点，则是离经叛道，呵佛骂祖，非文武而薄周孔，比如嵇康和李贽。这也是极少数，故不列为一种类型。

后面的文章，便分而论之。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B22版，责任编辑帅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