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居直先生和我

教师之友网

松居直先生和我

                           ——从1992年那个阳光的日子开始

                                                               蔡皋

1992年那个阳光的日子，我在上海“日本绘本画家原作展”充满异域艺术氛围的展厅中留连，忽然遇到曾与之合作的日文版《紫罗兰幼儿园》的译者中由美子女士。不期而然的相遇，让我们很高兴，在她和日本儿童文学艺术交流会会长前川康男先生的安排下，我和随团来访问的日本绘本艺术家有一番有趣的交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作为副会长的松居直先生为此次展览所著的名为《日本图画书的历史》的文章。

松居直先生的文章开门见山。他谈到现代图画书领域的重要，谈到关于图画书本质的概念，陈述日本图画书的历史。读着它，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看到一种荒芜，看到关于历史的、文化的、观念的种种差距，看到自己的无知。

历史的深远和不可追是一种无奈，而现实中的荒芜却让人感到惭愧。人都在当下也在历史之中，总有自己那一份责任。

松居直先生似乎理解我们，他在文章的末尾这样说：“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现今后100年或是200年一直受到世界各国孩子喜爱的图画书。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文化里有这种力量和精神……”，对的，我爱中国的文化，我相信那种力量和精神，因为这一句话，还因为先生那句“不仅为本国的孩子，也为全世界的孩子，我们相互携起手来，进行努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的话，让我对松居直先生肃然起敬，他的文章留给我忘不了的记忆。

还等什么咧，等不如做

还是很难找到资料——所有关于图画书的信息，我们在一年一度的少年儿童出版界的年会中获悉。大家讨论着观摩着出版物，传递着出国归来的人们带回来的信息。那是谈起图画书，人们眼睛会闪闪发光的年月。

我经常跑图书馆。

我发现了湖南省图书馆新成立的“滋贺文库”，那儿的藏品中竟然有很多日本孩子签名赠送给中国孩子的绘本图书，太棒了！

我像学龄前孩子那样读书，没有文字作为拐棍，我有了通过读图读懂故事的乐趣，这是真的。就这样，一边看，一边学习着编辑新的图画书。当时，我们出版社的社长张天明先生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有他的支持，图画书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小松树”奖

1995年6月，为了鼓励儿童图画书创作，表彰面向未来的当代作品，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主办了“小松树”儿童图画书奖评奖活动。活动由中国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北京中心和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上海中心联合承办。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据评选规则选送了20多种图书参评。

这是学术性比较强的奖项，对图画书品质的关怀，对未来的期望提升了从事图画书工作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一个童话式的结果出现了。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图书获得了本届“小松树”奖的全部奖项。

松居直先生来到会场，看到评选出来的四种图书显得很高兴，他表示要让外国朋友看看，他提到慕尼黑，说那是世界儿童读物专家都去的地方，可以让他们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书，他提议开展儿童阅读的推广工作，“儿童图书不光抓出版，还要抓阅读，因为只有有了读者，我们才能做得更好”。他介绍了日本“家庭文库”方面的事，希望中国也能有比较好的活动。末了，他说他看到四种图书全是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而责任编辑有同一个人的名字很惊讶，他说“我想见见这家出版社的社长，我想见见这位编辑。读到一本好书的时候，习惯上我会注意编辑，一本好书的后面往往有一个好的编辑……”

我恰好说就是那四种书的编辑，恰好我在场。于是，出版署的领导安排了这次会面。就这样，我走近了松居直先生。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我平时很难听到这种朴素的、真正体现“关心”这词的涵义的谈话。很少有人有兴趣和有时间同我讨论精神方面的事， 松居直先生关心我们的工作，但他更想知道“为什么”。

我回答这些为什么。我谈我的生活和我的思考。我同他谈我们的出版社，谈到给我提供学习环境的“滋贺文库”，谈一年一度的年会和原作展，谈到如同我一样，以画家身份切入图画书编辑工作的同行和朋友，谈到获奖的几位画家，特别是俞理、何艳荣她们作为榜样的力量。

松居直先生的夫人也很注意听，松居直先生则鼓励我，他说，中国有很多出色的画家，但中国缺少好的图画书编辑。和他的这一席谈话使我更加觉得编辑工作的责任的分量之重，于我义不容辞，我要继续努力做好。

松居直先生回国后请唐亚明先生从电话里传达他的话，我记录了原话，这一直没有公开的原话，请允许我摘录其中一段：

……在中国看到很多图画书是从中国古典作品中改编出来的，还有漫画图画书。我经常感到有很多编辑没完全掌握图画书的规律，也就是世界上通称的图画书创作规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这一点上，走在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界的前列。当然，在某些方面，比如文字的长短，绘画的结构，尤其是在降低成本方面还有尚待努力的余地，不管怎么说，湖南能出版在各国行得通并被孩子喜爱的儿童图画书，让中国少儿出版事业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有三亿七千万儿童。光这个数就是日本全部人口的三倍，是好几个国家人口的和。还有好多孩子看不到好图画书，甚至看不到图书。我衷心希望少年儿童工作者能像湖南少儿社那样努力，把更多更好的图画书送给我们的孩子……

这些话无疑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

松居直先生实践着他继续支持帮助我们推动图画书的发展工作的诺言。他请福音馆为我们寄来一拨又一拨的图画书。与此同时，我开始了先生的《我的图画书论》的编辑工作。

这是一次很好的理论联系实践的机会，我一边学习“书论”，一边阅读新寄来的图画书。

我选择《儿童之友100辑》为重点阅读的对象。《儿童之友》是松居直先生创办的月刊。月刊图画书是日本独特的图画书出版形态，研读它可以让我进一步了解松居直先生和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们的工作，了解一种历史。

我请湖南出版社的专家林怀秋先生翻译。有关创作者和编者的部分则请客居长沙的日本儿童文学翻译家石田稔先生讲给我听，石田先生那时身体还好，他热心地抽空来我家看这些书并讲解它们。我做着记录。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图画书开始在我们面前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泽。

我在愉快的阅读中，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每本书的精神，当所有的书读完，松居直先生的追求清晰地在眼前显示出来：《毕普的蝴蝶》、《三只爱花的小狮子》一类是对生命的关怀和爱护；《骄傲的王冠》、《飞机飞来了》是对战争和强权的批判及对和平的追求，强调的是一种觉悟和自审。温暖的事物是和平的纽带，和平的思想在《桃太郎》一类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深刻，松居直先生注意保留民间故事积极的一面，重视剔除其狭隘性，创造了新的《桃太郎》形象。

洋溢着生命力的书是我最喜欢的，像《三只山羊嘎啦嘎啦》、《奇怪的竹笋》、《驱鬼记》一类，皆是精彩的篇章。《三只山羊嘎啦嘎啦》讲述三只山羊为了争取生活的权利，战胜了恶的障碍；《奇怪的竹笋》里讲一根竹笋如何变成通向新生活的道路，充满开创精神；《驱鬼记》则讲到了“所谓魔鬼，其实是个自己被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别人的东西。所有的魔鬼都是这样的”。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特别有意思，松居直先生认为它是几千年来人类祖先的经验产生的认知，是人类的知识，至今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已成为我们的思想方法的根底。唉，我太喜欢这种根底上的事了。我想，图画书要做的，要关心的正是根底上的事情。还有《天狗的陀螺》中健康的民族精神，讲述着不同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尊重的这种重要话题，这种人类的视角和胸襟不正是松居直先生的胸襟吗？

松居直先生慧眼独具地从生活中提炼着图画书的精品，他注意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情感，注重进取、乐观、幽默、善良和高尚的精神秉性，他成功地赋予那些作品以高贵的品质和灵魂。

这就是深受日本儿童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具有一种时代意义的《儿童之友》了。与之交相辉映的当代日本图画书惊人地发展成庞大的、极为丰富的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这应当是当年《儿童之友》以及与《儿童之友》同时代人们努力奋斗的自然延伸的结果吧，我庆幸在我特别渴望读到好书的时候有缘读到了它们！

友谊之手

1996年8月，松居直先生应邀前来长沙讲学和访问，我不清楚这次讲学属于他来中国讲学的第几次，我只知道，自1983年以来，他不断来中国是想为未来，为儿童的事业做些实事而来，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在充满各种问题的世界中，他一眼望过去就望到将要生活在未来的孩子们身上。他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而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者。他是着眼于未来的孩子做今日之工作的人。

很多人来听他的讲座，行业内的人占多数。此前，也有人这样问：“蔡先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抗日战争胜利51周年吔！”我回答说，“如果你读过这个人的书，知道一些这个人做的事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事实正如此。

松居直先生讲课之前先道歉，他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认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他谈到他作为日本出版人对此亦应担负的责任。他认为每一个日本人都应当正确认识各种各样战争的责任问题。

他带来许多精美的图画书，他分析这些图画书，从内容到形式，还有书背后的故事。

他谈《亲切的朋友》这本刊登于1965年4月“儿童之友”上的图画书，这本书已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出版，文字作者是中国的方轶群先生。 《亲切的朋友》原名《萝卜回来了》，是中国孩子都很熟悉的故事，记得小学语文教材里就有这么一课。松居直先生将此改为《亲切的朋友》应该是强调只有亲切的朋友中间才会有这种友谊的传递，萝卜才回得来。那么，先生今日所做的工作亦应是属于萝卜回来的工作吧，我想。

谈到中国文化中蕴涵的种种可能性，松居直拿出福音馆书店1977年出版，后来不断重版的乌利·舒尔瓦茨的《黎明》，松居直先生认为这是受中国大诗人柳宗元的七言古诗《渔翁》的启发而做的一本有趣的书。这本书将古诗情境音乐般的自然节奏变为形与色的旋律与节奏，转化如此自然，令人击节。

因考虑到来听课的多是编辑，所以先生在讲瑞士画家费里克斯·霍夫曼的格林童话《睡美人》的时候，具体分析图画书的构成。先生认为这是一本有着不做作的美的、具备图画书完美形态的书。我在先生的讲述中体验一个故事的幕启到幕落戏剧变化之美。

现在美国的李欧·李奥尼的作品已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了，而先生在长沙时也讲了他的《小蓝和小黄》这本令人惊叹的书。

先生讲课的时候，夫人在场后静静地听，她对下课后的先生说，“这是你讲得最好的一次”。这句话唐亚明先生及时翻译了它，正好让我听到。

在长沙的日子里，松居直先生去我们出版社访问，了解在现行的条件和环境中，出版社怎样做图画书的工作。他甚至提出一些扩大图书发行量的具体办法，并建议我们不急着出精装，出平装本朴朴素素也很好。“你们最好的办法是多做自己编自己出版的书，买版权的书也同时进行”。张天明社长提议加强合作，松居直先生也表示赞同。可惜，一切需要时间，需要在稳定的环境下来做，而时间和空间很快就被追逐市场效果的声浪充满，本来就需要保护和扶植的图画书的编辑和出版被定格在和一种可叹的“起跑”姿式上。

桃花源之路与《桃花源的故事》

1996年8月，桃花源里稻谷飘香。

松居直先生立于武陵源沅水江渚，他说，没来之前，我在想，世外桃源为什么会成世外桃源这种问题。现在一来就明白了，武陵源这样独特的地貌，峰迴路转，柳暗花明，这是可能的。“其实，‘桃花源记’可以做成一本图画书”。他说。

这个想法太好了，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脱口而出地说，我想画这本书。

松居直先生很高兴，他说，那，我来做文字。这事就这么定了，由唐亚明先生来做责任编辑。其实，对桃花源的感情在松居直先生那里是有深远的原因的。远在他童年时代，他的父亲逢年过节时才挂在壁龛上的一幅画画的就是桃花源，在《我的图画书论》的序言中，先生有这样的描述：

……看着那幅画，仿佛听到画中人邀我到桃花源中去，于是想象着自己走入深山，生发出种种愉快的幻想。这梦幻的时刻犹如桃花的颜色温暖，柔和。我想，这种在画中神游的愉快感受，是和读幻想小说一样宝贵的体验。或许，我后来从事图画书工作，也是与此画中感受到读故事的乐趣不无关联。决定未来发展的神秘力量，不就往往蕴藏于我们成长过程的体验之中吗？

一幅画的力量竟成为了决定未来发展的神秘力量，这是很有意思的，仔细回忆，生活中的确存在着预示未来事物的萌生迹象和契机，关键是这种契机遇到了合适的土壤才能成为一种生命形式，我喜欢这个故事，喜欢生活的启示。阅读的愉悦增生渴望，能调动存在于我们生活根底中涌上来的喜悦，并使它成为一种持久的力量。图画书的作用，艺术的作用就在人初始的阅读之中。

我开始进入创作状态。虽然心中有一种满满当当的感觉，但是要将它们“合适地交到孩子们手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松居直先生告诉我，“我挑选画家的原则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充分理解故事，并能妥贴地加以表达”。

我从“充分理解”故事开始。理解《桃花源记》必得理解陶渊明，要理解陶渊明必得了解魏晋，幸好我喜欢陶渊明，喜欢所谓魏晋风范。更有益的事是有宝贵的六年乡村生活体验，我又很喜欢那一段经历，喜欢自然和朴质的事物，我可以在我的图画书中放进这些东西，一切鲜明，一切历历在目。

松居直先生亲自做这本书的结构。

他像戏剧导演那样将《桃花源记》先做分镜头处理。然后教我从环衬开始交待故事的背景着手淡入……

在细节的处理上，他给我很好的建议，比如渔人的形象、年龄，比如如何留下一种伏笔等等。他很推崇中国传统留白的处理。所谓“计白当黑”即是。画得太多太满对儿童的想象展开不利，这我很赞同，开始注意经营留白。《桃花源的故事》中那条留白的、贯穿始终的水路即是这种思考的结果。虽然如此，这本书还有许多不足，想到中国传统戏剧中只有简单必要的几种道具，演员们全靠做功和唱腔将观众带入审美盛境的功夫，我想，我的火候还差得远，能想到这一点到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一天究竟有多远呢？

就这样，从理解故事入手，我跟松居直先生学习怎样妥贴地表达故事，怎样对待一本图画书。这些经验对于我都是很宝贵的。

《桃花源的故事》在福音馆书店《儿童之友》50周年庆的日子与读者见面，书的封面上我看到松居直先生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写在一起，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想起福音馆书店的社标，那双一大一小握着的手的涵义，我想告诉我的朋友，当人们向你伸出友谊的手时，你要勇敢地伸出你的手。

他邀请我去日本

1998年10月，在日中儿童文学美术交流10周年纪念日里，日本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JBBY）和东京知弘美术馆主办了《中国绘本画家原作展》，此次展览的是于大武先生、武建华先生和我的绘本作品。

松居直先生出资邀请我去参加展览的开幕式，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了一次讲座。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一切安排几乎如同钟点一样准确，下飞机、上新干线、坐汽车至福音馆书店的会场、开会，就是这种节奏，一个下午的事。

我还没有置身关于自己作品讨论的这种经历，看到会场上自己的名字被放大，有一种很惊奇陌生的感觉。艺术和艺术家的被尊重是发达国家的现象，在欧洲国家，我看到艺术家的名字和体育明星的照片放大到国家主席的名字和照片一样大。
我看到人们已在等候，除了认识的和歌山静子、田畑精一、若山宪诸位先生，还来了一些文学美术界的朋友。会长前川康男先生和松居直先生迎过来温和地问候。

人们倾听我的发言，知弘美术馆馆长松本猛先生坐在我的正前面，从他的神情看出，他是喜欢我的作品的人。亚明告诉我，“今天来的都是专业界有名望的人，他们都是喜欢你的画的人。日本人就是这样，喜欢，才来看……”喜欢是一种出发点，我喜欢这种出发点，比较接近自然，所以，我心情开始放松。

人们开始提出一些轻松的、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荒园狐精》中的孩子眼睛色彩缘何有绿蓝黑的不同处理；戏剧舞台的视角；黑颜色的处理一类。我知道，参展的三位画家的作品早在几个月前就被专家们研究过了，那些研讨记录刊登在本次展览的特刊和学会的“虹の通信”上。松居直先生的《寄语中国绘本展》刊在特刊之首。从内容上去看，可以看到人们不仅关心与图画书相关的中国文化历史，并且关心中国图画书的现在和未来。他们分析每个人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根源和影响，分析创作背景和创作者的生活经历，预测图画书发展的走向。其实，研究的态度就是应当如此。这种研究使展览有了学术气氛。与之相比，那种赶集一样的展览就显得没什么意思。一种风气有一重背景，要改善它必得一代一代的人共同努力。繁荣是有条件的，其中包括人们对文化的态度是否科学这一条件。懂得在不同质的文化中去提取精华，创造才会显示出某种意义。

从人们对艺术的热情和感知，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品质。八十岁的日本艺术家太田先生来看展览，一边看一边会简约而中肯地谈观感并参加艺术家们的活动。画家津田橹冬则专程从外地赶到东京来看展览。在知弘美术馆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作品挂出来马上围过来看，松岗享子先生、图书馆的馆员们则一人买一本《花仙人》看来看去，说书里的仙女的样子像画家自己。知弘美术馆展出时，参观的人有这样的感受，他们有的说：“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画家画的画有那种日本人画不出来的风格，很有魅力”，有的说：“一幅一幅，画得精致、用色十分讲究，非常美丽”；“我第一次看中国的绘画，它们都令人感受到中国文化蕴蓄的魅力。我很喜欢于大武先生的画，因为画得很精致，尤其以‘三国’为题材的作品很有趣。蔡皋女士的画既有力量感又流露出作家的温情，有一种不可言状的魅力……”。这些见解已接近了一种专业的眼光。我觉得，一个展览，一部作品遇上了这样的观众和读者，双方都是一种福气。

展览后的一天，松居直先生和唐亚明先生亲自开车领我去看“活着的火山”和富士山。

看“活着的火山”和瞻仰黎明的富士山都是一种奇异的事情，富士山只有在黎明前和气候好的日子才可以看见，所以先看那些活着的火山。

活着的火山像睡着的巨人，鼻息一样的白色热气阵阵外冒，它睡得可真香。丛生的植被样子怪怪的，不怕火的树和硕大的预备在这暖和地方过冬的乌鸦都像神话里的角色，是很奇异的景观。

印象最深的还是富士山。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它的色调和气氛非常的不一样，比方说红色的富士山和冷峻的富士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我看到的是清明俊朗的富士山。黎明前，浩渺的波光与云气相激相生，它们涌动着，在富士山底涌动是一种大气磅礴的景象。松居直先生来瞻仰富士山有多少次了呢？他还是这么早就来了呀！在晨曦中的富士山威严而静穆，宠大的山体只露出非常匀称的部分，将极大的能量积蓄在一种不可知的地方，云气升腾起来。我想，事物的本质就是这样呈现的，一种力量遇到另一种力量，它们之间就会互相激荡，产生运动，产生生气勃勃的景象。

另有一种好时光

先生来中国讲学的日子，我得到消息就会去看他。先生的夫人松居身纪子先生一准同来，唐亚明先生更是准来，唯一一次脱不开身，也是他的夫人喜久子女士来。唐亚明先生本身就是一位作家，通常我们看到的是作为编辑和翻译家的他。他为中国的图画书推广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很感激他。

每次来中国的访问或是讲课，先生会很忙。我们则跟着听众去听会。在澳门开会的那一次，我没有代表证，松居身纪子先生干脆拉着我的手进入会场。

开完大会就轮到我们开小会，先生笑着说是开编辑工作会议。于是谈《孟姜女》，谈构想，谈处理，看草图，看色稿等等……

吃饭或是饭后的散步时光是聊天的好时光，“同你们坐在这里吃饭感觉是在做梦一样”，一次在武汉会面时先生这样说。这种时候，我往往就说不出话来。夫人是位爽朗有趣的人，她是一位工艺美术家，都很容易让人接近。她会回忆去武陵源的情景，“回忆那些可是一件愉快的事，在山洞里划船，还有，你们在黄狮寨那么高的地方开会”，那一次同来的喜久子女士做翻译，她把“那”字拖得很久，逗得我们笑起来。其实在闲适的时候缠着先生谈工作是件不礼貌的事，幸好先生不责怪，谈起工作，他的眼神总是放光放亮。

他们喜欢去乡下，喜欢皮影，他们去过唐山，去过西安，去过贵阳，先去城里后去山里那种偏僻的地方，那里生活着苗族人，他们特别喜欢苗族。提到皮影，先生说：“画家一定要喜欢看戏呀什么的。看古典的作品、看戏，这样的修养是十分重要的，我从少年时代起，比较喜欢古代的文学，古代的戏剧，当编辑以后，知道这种修养非常重要。戏剧里的空白气氛也很重要，现在的漫画没有空白，孩子们看，不能再进行创造了，没有空间了……”

他还告诉我，每一种图书的设计都不会一样，特别的设计，以前让设计师来设计，现在自己要有这种意识。

谈到创作，先生说，要用心来画，要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有些人没有用心。靠技术画和用心画，不一样。每个人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就在这里………

饭后散步的时光是大好时光。在武汉的那一次会面，我们陪着先生和夫人在饭店附近转转：看到街道里玩着跳绳游戏的孩子，大家会驻足；经过花市，必会瞄一眼“美丽艺术插花”店；老房子也看一看，看看人们怎样生活。松居直先生和夫人喜欢这种散步。他们说，这样，才感觉到了中国……

他们的女儿小风有时也会同来，在澳门时我见过小风，看过她的精致的图画书作品。第二次见到她则是去年在深圳，在大堂里见到我的小风高兴得拉着我的手一路小跑去见先生，马上要开会，先生和夫人、唐亚明先生在餐厅等候。小风的情绪感染了我，在她身上，我看到一种美好的传承。

往返于日本和中国，辗转于不同的城市的讲学对于八十高龄的松居直先生是件相当辛苦的事情，我们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而他却说，“我已经把自己交出去了”。

把自己完全交出去的精神不是一般奉献的精神，那是奉献的极致精神，接近崇高的精神。从一桩桩、一点点具体的事情做起，朴实地实行着自己的诺言，将追求光明和美好事物的意义焕然一新，是十多年来我能够从松居直先生帮助中国图画书事业发展所作的一切努力中体会到的一种精神。

松居直先生是一位播种幸福的，是一位为我们带来生命的丰盛的人。

我敬重这样的人和这种人的人生。

蔡皋

2008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