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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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概述樊发稼

　　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我国儿童文学虽然已经存在，但还很难说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门类。比较完整地形成一个文学门类，那还是“五四”之后的事。我们统称1919—1949年建国以前三十年的儿童文学，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国至今的儿童文学为当代儿童文学，当代儿童文学中自粉碎“四人帮”怪后那部分'又称新时期儿童文学。
张香还所著《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一书的《引言》指出：“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儿童文学这个名称：但很早就存在了实际上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作为先民口头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踏歌舞蹈相伴在民间流传着。有了文字以后，从先秦(即从远古至秦统一中国)开始，我国就有了想像丰富、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可供儿童传诵的谣曲、史诗、神话、传说和寓言、谜语等El头文学作品的记载。”“我们不妨认为这些记载下来的作品就是我国儿童文学源远流长的先河。只是由于我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封建礼教束缚了儿童个性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人们对儿童生理和心理的研究和对儿童文学的倡导。因而使儿童文学长时期处于一种蒙昧的、极不‘自觉’的状态。”这种状况，到了晚清时期，有了明显变化。其背景是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失败，中国遭受到列强瓜分，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外国势力的侵入和洋务运动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主张学习外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领导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同时，兴起了改良主义文学运动，而对于儿童文学的提倡，也正是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最早的倡导者，他既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又大力创作，写了不少儿童诗歌。1902年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创办了刊物《新小说》，除主要发表成人文学作品外，还把这个刊物作为培植儿童文学的园地，他在该刊第一期发表文章，重申文学与童孺(儿童妇女)的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他创作的儿童诗歌，如《爱国歌》，《黄帝歌》、《终业歌》等，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 另一位很有名气的晚清诗人黄遵宪，和梁启超一样，也是一位儿童诗歌的热情积极的倡导者，曾写了不少很不错的儿童诗歌，如《幼稚园上学歌》：“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断乳儿不啼。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摇钱树，乞儿婆，打鼗鼓，货郎哥。人不学，不如他。上学去，莫蹉跎。／儿上学，娘莫愁；春风吹花开，娘好花下游。白花好（？？面页）面，红花开插头，嘱娘摘花为儿留。上学去，娘莫愁。” 整个晚清时期，对儿童文学的初步提倡，除了一些有识之士在埋论上的倡导外，还出现了一些儿童报刊，如《小孩月报》（1875)、《蒙学报》(1897)、《寓言报》(1901)、《蒙学画报》（1908)、《蒙养学报》(1908)、《童子世界》(1903，我国第一种儿童报纸)等。这些儿童报刊有相当部分内容是移植外国的东西(翻译、改写)，当然也有我国作者(包括儿童)自己写的作品。当时一些成人刊物，也译载了不少适合儿童看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小说为主，如《海底漫游记》、《爱弥儿》、《鲁滨孙漂流记》等。这些作品的翻译引进，促使我国儿童文学内容形式的多样化，也使我国儿童文学在保持民族化的同时，接受外来影响，在客观上为今后儿童文学的发展做了最初的准备。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必须提到本世纪初创办的上海两家出版机构的贡献，这就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2年，它出版的《童话》丛书达77册之多，影响很大；1911年起，它还出版了一份综合性少儿月刊《少年杂志》(至1931年停刊)，上面刊登了小说、童话、寓言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中华书局也很重视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出了《中华童话》等数十种儿童读物以及《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儿童画报》月刊等儿童刊物。作品发表园地的增多，无疑对当时的创作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这个时期，还应特别提到文学巨匠茅盾对于儿童文学所作的卓著劳绩。他在此时期所从事的儿童文学工作，主要是：搜集古代寓言，编写传记故事，翻译介绍科学幻想作品，参加《童话》丛书的编写。1918年到1920年，他参加了孙毓修主编的《童话》第一集部分作品的译述和编写，用“沈德鸿”署名出版的就有《大槐国》、《千匹绢》等17种。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清小说。此外，他还自己创作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如儿童故事《寻快乐》、《书呆子》等。
以上是从晚清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儿童文学简况。这是中国儿童文学酝酿、草创的时期。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它的发轫和发展，是和中国现代文坛一些杰出文学家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
　　被誉为新文化伟大旗手的鲁迅，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这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反动统治阶级残害儿童、摧残儿童心灵的强烈谴责，也是向整个社会呼吁重视儿童和儿童文学。为了给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鲁迅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以及《小约翰》、《小彼得》、《表》等许多优秀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鲁迅的译作以及其他一些热心于儿童文学事业的作家、翻译家将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普希金等外国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相继译介到中国来，一方面为当时十分匮乏的儿童读物提供新的内容和品种，一面对许多中国作家自己创作儿童文学作品，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叶圣陶是较早为孩子们创作的一位著名作家。《小白船》是他的第一篇童话，写于1921年；到：1936年为止，他共创作了四十多篇童话。《稻草人》创作、发表于1922年，是叶圣陶的童话代表作，作品叙述了一个令人心酸和愤慨的故事，展示了旧社会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和凄凉命运，实际上是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控诉。鲁迅曾经指出，叶圣陶的《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稻草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童话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一个崭新起点。
　　在《稻草人》发表的第二年，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的文艺通吼《寄小读者》开始发表，从1923年7月25日至1926年8月31日，冰心共写了29篇通讯。这些优美的书信体散文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女作家以十分细腻的笔触，在这些作品里深情抒写了她离开故土、在域外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既有对一幅幅风光旖旎的大自然景色的生动描绘，更有对祖国、对母亲和亲友的深挚眷恋。整个作品，是一部感人肺腑的爱与美的诗篇。它不仅为小朋友们所喜爱，也在成人读者中广为流传。
　　张天翼是继叶圣陶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童话作家。他自30年代初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1932年)和《秃秃大王》(1933年)都是他的代表作。《大林和小林》用极度夸张的幻想手法，通过叙述一对孪生兄弟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他们迥异的遭遇，揭示出一心贪图享受、梦想发财者必无好结果，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正直地生活、敢于同邪恶做斗争，才能有美好的前途。作品同时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盼残酷、穷奢极欲和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种种情景。这豁童话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深刻的思想性，彪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册。
　　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前后，儿童文学发展较快，原因之一是发表作品的园地增多，不少有影响的少年儿童刊物相继创办问世，如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儿童画报》，中华书局的《小朋友》、《小朋友画报》，开明书店的《开明少年》、《中学生》，《申报》的《儿童之友》，大东书局的《儿童良友》等等。另外，由女作家黄庆云于1941年在香港创办的《新儿童》杂志也很有影响。除儿童刊物外，当时不少成人报刊也积极倡导儿童文学，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例如享有盛名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都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冰心的《寄小读者》就是在《晨报副刊》的“儿童世界”专栏里连载的。中国现代很有影响的成人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几乎每期都发表儿童文学作品，还于1925年出过两期“安徒生专号”。张天翼的著名童话《大林和小林》，最早是在成人文学刊物《北斗》上连载的。
　　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秋，人民饱受兵燹之苦。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多以揭露社会的黑暗现实为内容，以唤起和弘扬广大少年儿童的反抗、斗争意识，作品因之大都带有浓重的时代色泽。除张天翼的童话外，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儿童小说《大鼻子的故事》(茅盾，1935年)、《野小鬼》（贺宜，1939年)，童话《阿丽思小姐》(陈伯吹，1933年)、《长毕塔》(巴金，1937年)、《小癞痢》(钟望阳，1938年)、《四季的风》(严文井，1940年)、《红鬼脸壳》(金近，1946年)，童话剧《雪夜梦》(包蕾，1939年)，科学小品《菌儿自传》(高士其，1936年)等。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以华山的《鸡毛信》和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均为儿童小说)最有影响。《鸡毛信》以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儿童团长海娃的形象，热情讴歌了根据地少年儿童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雨来没有死》里的小主人公雨来，也是一位小英雄，他牢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凶恶阴险的汉奸和日本侵略者面前始终坚贞不屈。海娃和雨来的光辉艺术形象，曾经鼓舞了抗战中的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解放后，这两篇小说先后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和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新中国少年儿童了解过去革命斗争历史和学习先辈光荣革命传统的生动教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并把教育和培养下一代看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儿童文学，是培育祖国未来建设者的重要一环。正如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早在1950年4月为《儿童时代》杂志题写的创刊词中所指出的：“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 总的来说，建国初期，儿童文学读物的数量、品种都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要。1954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对广大儿童文学作者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55年9月16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社论，指出了当时少年儿童读物匮乏的严重性，要求所有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更多地重视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号召作家和社会有关部门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初步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50年代中期，许多早在解放前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继续热情地为孩子们创作；一批新的儿童文学作者脱颖而出；不少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也满怀责任感，为祖国下一代努力奉献精神食粮。
　　值得指出的是，建国以后的十几年中，我国曾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例如盖达尔的儿童小说《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丘克与盖克》和童话《一块烫石头》，诺索夫的儿童小说《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伊林娜的儿童小说《第四高度》(中译名为《古丽雅的道路》)，卡达耶夫的儿童小说《团的儿子》，比安基的动物故事，伊林的科普文学读物，以及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柯夫、巴尔托的诗歌等等。这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同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从建国初期至60年代中期，尽管中间小有起伏，但总的来说，儿童文学是不断前进的，取得了很大成就。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逐步提高。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都出现了一批深受广大小读者喜爱的佳作。丰富多彩的作品主题和内容，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磁石般吸引着孩子们的心灵。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起着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这一时期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小说有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冰心的《小橘灯》和《陶奇的暑期日记》，刘真的《我和小荣》，胡奇的《五彩路》，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张有德的《妹妹入学》，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任大霖的《蟋蟀》，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邱勋的《微山湖上》等；童话有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金近的《狐狸打猎人》、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黄庆云的《奇异的红星》、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儿童诗有袁鹰的《篝火燃烧的时候》，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郭风的《蒲公英和虹》，圣野的《欢迎小雨点》，柯岩的《“小兵”的故事》等；儿童剧有任德耀的《马兰花》，刘厚明的《小雁齐飞》等。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内，由于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左”的影响，儿童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例如将儿童文学创作中注重儿童特点，错误地作为资产阶级“童心论”来加以批判；把加强作品的艺术性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等等。这就导致当时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脱离了自己的小读者，乏味枯燥，缺乏生动鲜明的儿童特点，成为某种思想和概念的演绎和图解。杰出的文学大师茅盾在《六○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概括当时的某些作品：“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众所周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一切大灾难。儿童文学园地百花凋零，一片萧条。当然，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有少数作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出了一些较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瘟等。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儿童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表现在儿童文学新人的不断涌现，创作队伍的明显壮大，而且特别可喜地反映在随着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作家们创作实践和艺术探索的空前活跃，并由此出现了一大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优秀作品。可以说，无论是儿童小说、童话、寓言、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剧、儿童电影文学和科学文艺，还是分属不同年龄阶段读者的少年文学、儿童文学(狭义，即“中年级文学”)和幼儿文学，都推出了不少创新佳作，丽其中的尤为佼佼者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世界儿童文学之林。
　　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的一个痼疾是受左的“教育工具论”(相应于成人文学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影响，创作缺乏独特的个性，造成作品与小读者接受心理的疏离；立意的直露浅陋，主题、人物、故事情节的雷同，生硬的耳提面命式的说教训诫；某种思想概念和道德规范的演绎图解，都导致儿童文学作品艺术品格的削弱乃至丧失，严重地损害了儿童文学应有的文学价值。这种状况，在新时期特别是近几年儿童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明显的改善。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弘扬，造成了儿童文学回归到文学自身的良好条件和氛围。作家们已不再将那些陈旧的有悖于儿童文学特点的“创作原则”和固定模式视为圭臬，而是自觉地、大胆地突破种种束缚创作个性的条条框框，把自己的创作实践置于创新、探索的大潮中去，这就不能不促成儿童文学之苑的千姿百态、百卉争妍。单从一年前揭晓的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的四十多件作品，我们已不难领略到我国近期儿童文学园地里的旖旎风光。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严阵的《荒漠奇踪》，程玮的《来自异国的孩子》，常新港的《独船》，以及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等小说作品，都生动地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独具慧眼的深沉思考，以及敢于正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并真实地、深刻地予以反映的勇气。与此同时，作家们的艺术个性不再为一般的“共性”所湮没，而是鲜明地展示在各自的作品之中。由于改编、摄制成电视连续剧而产生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寻找回来的世界》，无疑是近期儿童小说中一部出类拔萃的力作，它不仅以题材的新颖见长，更主要的是作家以娴熟的艺术技巧，通过对生活中异常驳杂错综的矛盾冲突的生动、形象的展现，和对特殊环境中种种人际关系的细针密线的揭示，撼人心弦地启动小读者乃至大读者对做人真谛的揣摩和思考，其题旨的张力、内蕴的深邃、思想的力度，都是儿童文学中所罕见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或许在主人公形象的分寸把握上尚不无可榷之处，然而，这篇作品的犀利锋芒直指教育领域长期存在、屡革不除的不尊重学生的人格、抹煞孩子的个性、禁锢活泼的思想、缺乏民主以及形式主义等种种弊端，而且通过很富生活气息的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获得生动的表现，这就不能不使整篇小说辐射出一种逼人的发人深悟的气势。刘健屏的另一些佳作如《孤独的时候》、《脚下的路》等以及其他青年作家的许多颇有特色的佳作，都很好地体现了具有执著艺术追求和探索精神的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们思想艺术观念的新锐和艺术个性的日趋成熟。由此顺理成章的是，儿童文学艺术形成单调、表现手法陈旧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善，“除了原有的以故事新奇、强烈或以问题尖锐深刻取胜的写法仍然运用并拥有广泛的读者以外，一些脱颖于塑造典型性格的传统手法，又揉进了自如、奔放的意识流、散文化手法的作品，也颇受读者赏识，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创新，它既不拘泥于传统，也不照搬舶来品。这类作品已摆脱了沿一条线行笔叙述故事，笔触像摄影师的特写镜头，常常把人物放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背景上，不追求离奇事件，而注重生活真实，也不受时序约束，以写人物需要随意调转镜头，集中焦距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之凝练、抒情、带哲理意味的语言，使作品的艺术趣味和可读性随之升华，主人公也就像突现在秋天色彩斑斓的原野，格外刚健英秀”(王一地：《获奖作品浅议》)。曹文轩的《再见了，我的小星星》、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刘厚明的《阿诚的龟》、蔺瑾的《冰河上的激战》、关夕芝的《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方国荣的《彩色的梦》、郑春华的《紫罗兰幼儿园》等儿童小说，以及孙幼军的《小狗的小房子》、葛翠琳的《翻跟头的小木偶》、郑渊洁的《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洪汛涛的《狼毫笔的来历》、宗璞的《总鳍鱼的故事》、吴梦起的《老鼠看下棋》等童话，金波的《春的消息》、高洪波的《我想》、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申爱萍的《再给陌生的父亲》等儿童诗，都显示了作家们作多方位艺术探索的可贵努力。他们的这些不同样式的优秀作品，或以闪烁着崭新时代光泽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或以当代少年儿童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传神刻画、细致展示，或以浓郁的情趣、机智的幽默感、温馨的人情美，或以深刻的社会内涵、深邃的哲理意蕴，或以高雅流利的语言、奇崛峭拔的想像、幽深蓊郁的意境，赢得了广大小读者的由衷喜爱。这些精构佳作因之理所当然地被看做为儿童文学达到一个新的水准的标志，闪闪发光于新时期儿童文学多彩的橱窗里。
　　以一斑而略窥全豹，从以上极为简约粗疏的介绍，大体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勃兴的态势和创作上取得的可喜实绩。当然，也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着3.5亿少年儿童、总人口近12亿的泱泱大国，以此来观照儿童文学的现状，则我们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就显得远远不够了。儿童文学必须进一步繁荣。为亿万小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摆在全体儿童文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极为迫切而又十分艰巨光荣的任务。
　　儿童文学要进一步繁荣，首先有待于对儿童文学重要战略意义的认识，有赖于全社会对于儿童文学真正切实的关注和高度重视。当然，进入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不受重视的状况应该说有了很大改善，例如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和作品发表园地的增多，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也为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做了不少有成效的工作。但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整个文学大格局中，儿童文学至今尚未占有应有的位置；那种视儿童文学为无足轻重的“小儿科”的极端片面的看法仍然大有“市场”；对儿童文学“理论”(口头)上重视，实际上则并不重视的事例屡见不鲜；儿童文学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社会价值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确认；儿童文学作家的知名度很低，他们的社会地位、待遇不高，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得不到必要的关注，等等。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为儿童文学工作者从事创造性劳动造成某种具体实际的思想障碍，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一是“水土流失”，一些有才华的作家转向改搞成人文学(他们在儿童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却默默无闻，一旦“改行”写出一二篇优秀成人文学作品，则立刻声誉鹊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二是过去曾经写过不少儿童文学佳作的成人文学作家，如今很少涉足儿童文学领域。由于对儿童文学不重视，加之在商品经济强力冲击下，一些出版部门被迫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以及书刊发行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不仅造成“‘朝花’凋谢，‘巨人’倒下，‘未来’、‘明天’岌岌可危”(《朝花》、《巨人》、《未来》、《明天》均为大型儿童文学丛刊)，而且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工作愈来愈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许多优秀儿童文学图书仅仅由于“征订数不足”而无法问世!
　　以上情况，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鲜明的反差。在许多国家，儿童文学作家比成人文学作家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有的对儿童读物的出版采　取鼓励优惠政策，稿酬比成人读物高一倍以上。在苏联，出版一本15万字左右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用所得的稿酬可购买一辆小轿车；有的国家(如捷克)每年出版的图书中有三分之一是少儿读物(我国仅为十分之一左右)；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西方少儿图书事业正呈现一派蓬勃景象，专为孩子开设的书店随处可见，美国新出版的少儿图书每年达4500多种(我国最多的年份约3000种)；日本早在四十年多年前就成立了“日本儿童文学作家协会”，60年代初即在东京创建了日本儿童文学社，1971年该社出版发行了《儿童文学研究》年刊，1981年创办了《儿童文学评论》周刊，1982年东京～家著名出版社还创办了《儿童文学年刊》，全国大批成人文学作家积极投入儿童文学创作。拿对儿童文学的奖励来说，苏联每两年给有突出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颁发一次列宁奖金”，奖金额高达一万卢布(约合1.5万美元)；每年颁发一次苏联国家奖金，奖金为五千卢布，除奖金外，还授予“国家奖金获得者”称号、证书及奖章；此外还设有俄罗斯克鲁普斯卡娅奖金、乌克兰列西•乌克兰基金奖、立陶宛列宁共青团共和国奖金(以上每年颁发一次)、白俄罗斯儿童文学艺术国家奖金、摩尔达维亚教育部儿童文学艺术奖金(以上每两年颁发一次)，用以奖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鼓励作家们为少年儿童刨作。(我国建国40年来仅举行过三次全国性儿童文学评奖，1980年举行的时间跨度为25年的第二次评奖，一二三等奖的奖金分别为300元、200元和100元；去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绝大部分获奖者仅得奖金500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除去国情不同有不可比的因素外，我国对于儿童文学的不够重视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状况不改变，是很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发展的。
　　为使儿童文学进一步繁荣，除国家重视、社会关注外，要求于儿童文学本身的，则是必须努力提高创作队伍的素质——包括理论素质、思想素质和艺术业务素质。一个作家，如果素质不高，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思想不开阔、不活跃，不具备必要的艺术功力，便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深刻认识、概括过去发生的一切和当今改革、开放时期的巨大变革，并塑造出具有丰富内蕴的典型的文学形象。儿童文学作家也一样。别林斯基曾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备“高尚的、博爱的、温和的、安详的和孩提一样纯真的心灵，具备高深的、博学的智能，具备对于事物的明确的见解，同时不仅要有生动的想像力，而且要有生动的、富于诗意的、能够以生气勃勃而美丽多彩的形象来表现对一切事物的幻想力。热爱儿童，深刻地认识各种年龄儿童的需要、特点和差异”(别林斯基：《两本儿童读物》)。这些要求，无一不与儿童文学作家的基本素质有关。应该承认，在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有不少作者特别是中青年作者不同程度地存在“先天不足”、素质亟待提高的问题，这就需要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包括政治理论、历史、哲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以期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真正洞察80年代变革中少年儿童的心灵奥秘，敏感地感受纷纭驳杂、丰富多彩的生活，并将其转化、升华为富有强大魅力的艺术。 大力提高创作质量，这也是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题中的应有之义。在作品普遍高质量前提下的繁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仅求数量而不讲质量，那只能是“繁”而不荣，虚假的繁采。如上所说，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确实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质量较高的翘楚之作，但平心而论，这些上乘佳品在整个作品数量中只是少数，在每年大量发表的作品中，一些平庸的篇什所在多有。有些作者的潜在意识中尚未完全摆脱“教育工具论”影响的阴影，按某种理念编织故事、图解概念和诠释某种道德规范的陈旧创作模式依然存在，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既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也断不可能打动小读者的心。有的作者(特别是一些童话作者)热衷于追求故事情节的诡谲离奇，而很少在塑造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上下功夫。有的作品(包括某些叙事作品和抒情作品)疏离了儿童文学的特点，过分追求题旨的不确定性和内蕴的晦涩朦胧，令小读者读后不知其所云。“文学创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创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高尔基)而我们的不少儿童文学作品，语言拖沓粗陋，缺乏精心的选择和提炼，也甚少文采。以上各端，都直接影响到创作质量，也是欲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提高质量、促进繁荣，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大力强化儿童文学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随着时代和生活的发展，小读者的审美观念、鉴赏心理和对作品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儿童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诸多方面应该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以适应处于发展中的小读者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当然，探索和创新，决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需要摒弃的是传统中那些与现实生活和新的文学观相抵牾的观念、规范和显得过时陈腐的模式、框架，传统中有益的、有价值的部分则应加以汲取和发扬，注入新的活力，务求推陈出新。在创作方法上，应当打破运用单一方法的格局，采取诸种方法兼容的态度，使之各扬其长，各显神通。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应该百花争艳，多元并存，各其姿彩，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的，“作品既可以人物典型的精微塑造取胜，也可主要以生动有趣的、寓有深意的故事情节打动读者；既可藉曲折动人的故事展开对人物形象、性格的刻画和揭示，也应当容许尝试创作那种不那么注重故事情节，主要重情绪、重感情，以人物的心理流向为主线构织的作品。在抒情样式的作品中，既可以严格的押韵合辙，也可以有意突破句式和结构的均齐，以追求内在的旋律和节奏效果。在篇幅较短小的低幼文学创作中，也可以而且应当在充分考虑和尊重幼龄儿童接受和理解能力的前提下，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
　　儿童文学进一步繁荣，还有赖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的深入开展。文学批评指导创作、帮助作家总结创作经验，作家的创作实践又可以丰富理论、发展理论。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最近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举办的首届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评奖中，有数十部（篇)著作和论文获奖，显示了这方面的成果。但总的来说，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理论队伍单薄、理论著作和论文出版难、发表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当代儿童文学特别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缺乏系统的有分量的理论、评论专著。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就难于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推动促进作用。1985年在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规划会上制定的一批科研、理论专著项目，有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力量，抓紧落实撰写和出版。在这里，我们恳切吁请国家有关文化、出版部门，对儿童文学理论投以必要的关注，增加发表园地，多出版一些儿童文学理论、评论著作；在儿童文学内部，要大力倡导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学术风气。前几年，对于《今夜月儿明》、《祭蛇》、《独船》、《我要我的雕刻刀》、《鱼幻》等作品以及童话创作问题的争鸣和讨论，虽然还不够深入，但对儿童文学界活跃理论空气和创作思想，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今后，这样的讨论还应继续开展。要提倡作家和评论家的平等对话，诚恳质疑，互相切磋启迪，使儿童文学能够在一种团结活泼、融洽宽松的文化气氛中积极进取，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峰，进一步繁荣兴旺。

(选自《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