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承载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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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承载历史记忆

现任《儿童文学》主编徐德霞。 李梦远/插图
【初创】
创刊承载一个个辉煌的名字
北京晨报：1960年代初是国家困难时期，当时《儿童文学》创刊时是什么样的背景？我看到有很多名家都在《儿童文学》上发表了文章。
徐德霞：《儿童文学》1963年创刊，那时是以丛书的形式，不定期出版，从1963年到1966年一共出了10期，后来因为“文革”而停刊了。比较能够坚守住文学艺术本位的是前五期，后边就受社会大环境和政治氛围影响比较大。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文化也很贫乏，尤其少儿读物很少，儿童文学刊物就一份上海少儿社出版的《少年文艺》。当时，老一辈著名作家茅盾、冰心、叶圣陶、严文井、金近等就在一起筹划，要创办一本刊物，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联合创办，最后落户到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一创刊就很辉煌，社会影响就很大。第一届《儿童文学》编委会的编委有叶圣陶、华君武、任虹、严文井、张天翼、金近、胡奇、袁鹰、谢冰心。当时没有设主编，委任著名作家金近主持全面工作。
第一期上有很多名家的作品，有冰心的《在火车上》，金近的《狐狸打猎人的故事》（由华君武绘制插图），柯岩的《打电话》，金波的《在牛背上唱的歌》，封面是黄永玉的封面木刻。这都是老编辑们约稿，名家们专门为《儿童文学》所写的。第一期一出版即受到读者的欢迎，第一版印了6万册，随后又再版，据说发行30多万册。大32开，131页，定价0.30元。
北京晨报：老一辈名家们以什么编辑方针工作？
徐德霞：当时有两个编辑方针：第一，是为少年儿童提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用文学作品滋养对儿童真善美的教育。第二，是为中国儿童文学队伍培养作家。这么多年来，这个办刊宗旨也可以说是任务，就这样延续下来，出好作品、培养作家。
名家引导带动儿童文学创作
北京晨报：在儿童文学创作不是很繁荣的阶段，老一辈名家的创作是否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徐德霞：是的。我国的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开始得比较晚，大概在上世纪30年代，不像西方开始的比较早，能称为专门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人，不是很多。在上世纪30、40年代，叶圣陶、茅盾、张天翼、冰心，他们既写成人文学作品，也写面向孩子的儿童文学作品。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严文井、金近、陈伯吹、贺宜等作家，才着意为孩子们创作。当时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并不是很大，因此这些名家的创作，确实能够起到引导、带动的作用。后来《儿童文学》复刊之后，很多成人作家也为《儿童文学》写了不少东西。倒是现在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分得比较开，各有各的圈子，作家的创作侧重点也比较明显。
1964年暑期《儿童文学》举办了第一期《儿童文学》讲习班。有近20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班。叶圣陶、老舍、冰心、张天翼、严文井、周立波、艾芜、胡奇等为学员讲课。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亲切接见全体学员并合影留念，金近带部分学员到天津看望孙犁先生。
老一辈作家从儿童本位出发
北京晨报：老一辈的作家给孩子们创作的作品，您认为有什么特点？
徐德霞：他们比较注重从儿童本位出发，有些作品现在还常常被收到各种作品选集中，经过岁月的淘洗成为经典名篇。比如金近的《狐狸打猎人的故事》，那是金近的代表作。在艺术上，有相当的地位。还有葛翠琳的《金花路》是在国际上获大奖的作品，有一点民间传说的感觉。还有冰心翻译、缪印堂插画的《渔夫和北风》，是北美印第安人民间故事。这篇作品很多选集在选，但都不知道出处了，其实最早是来自《儿童文学》第三期。
同时也有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因为当时刚解放不久，描写战争年代的故事比较多，像刘真写的《在路上》，就是写的小八路的故事；也有很多报道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文学。另外，还有些反映阶级对立的，比如地主怎么欺压百姓，压榨穷人的孩子，比如胡景芳的《苦牛》。创作题材比较宽，创作手法多样化，还是比较注重艺术性的。
北京晨报：那么在困难时期，当时的《儿童文学》在运营上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困难？
徐德霞：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拨款，出版社出书，经营上不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编辑业务上。
【文革】
艺术逐渐下滑，政治色彩浓厚
北京晨报：“文革”即将来临的阶段，《儿童文学》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徐德霞：其实从1965年第六期开始，刊物的内容就渐渐发生了转变。比如学习雷锋、学习王杰、抗美援越，还有大批判稿等，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表面上看是慷慨激昂，但在艺术上很粗糙，不讲究了，逐渐背离了文学艺术的本质。
第六期出版于1965年4月，有《毛主席万岁》、《雷锋叔叔教我们这样做》、《越南南方的怒火》、《我们也要参加红军》等作品，还有《革命接班人在成长》征文启事。这是大环境的影响，因为当年很多经典文学艺术受到批判，要求以政治为统帅。其中叫做文艺评论的《〈“强盗”的女儿〉是一本坏书》，落款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二年级文学小组”，其实是一篇批判稿。当时的负责人金近不愿意刊登，说大批判稿怎么能算文学？进驻团中央的军宣队说，你说《湘江评论》算不算文学？金近无奈，也只能刊登上了。
人也打散了，办刊方向也乱了
北京晨报：那么停刊是什么原因？
徐德霞：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已经迷失了方向，很难再办下去了。最后一期出版的日期是1966年4月，印数是一万册，第一期可是30万册。那时候，谁还敢写东西？只能写政治性很强的东西。1965年第七期开始，刊物的版权页上不再刊登编委会名单。第九期为“向王杰叔叔学习”专号，第十期有《钢铁战士麦贤得》。刊物也是越来越薄，开本越来越小。同时，编辑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连负责人金近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人也打散了，办刊方向也乱了，没办法办下去了。
致谢《儿童文学》
葛翠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茅盾先生是在古稀之年，视力极差的情况下，看了几百万字作品，1961年6月23日写出长达两万字的《一九六○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明确指出当时的创作状态是：“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并尖锐指出：“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斗争最热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坦率地写道：“1960年最倒霉的是童话。”

孙幼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我还清楚地记得金近先生笑嘻嘻地向我要稿子的情景，那是1964年初，他主持《儿童文学》工作还不久。我从我的一组小童话里选了两篇以玩具为主人公的交给他，用《玩具店的夜（二则）》做标题，发表在1964年5月出刊的《儿童文学》第4期上。
很快我就感受到“山雨欲来”的气氛。教研室的会议上有人质问我：“你写那本书（按：指《小布头奇遇记》）之前，请示过领导没有？”我承受不了周围一种无形的压力，把业余创作停下来。这两篇童话就成为“文革”前的最后作品。
有趣的是，“文革”后的第一篇作品又是《儿童文学》发表的。与时我还处在“心有余悸”的状态中，根本不想写什么。复刊后的《儿童文学》派了谷斯涌和另一位编辑到我家来动员我写，老朋友的热情打动了我。我写了一篇赞美为孩子而勤奋一生的作家和编辑的童话，发表在1979年的复刊号第10期上。不是《儿童文学》做我的工作，还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拿起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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