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批评家何镇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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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批评家何镇邦访谈
王 昉

　　王  昉：这些年对文学批评的质疑声音不断，普遍认为当下的批评纠结于各种功利性之中难以自拔。您作为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就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老批评家，对批评界的现状怎样看？
　　何镇邦：20世纪80年代是主题演进式的文学，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则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轨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现在的 文学批评则形成了几大块，传统文学批评、学院派批评(也属于传统批评，学院派批评是比较稳定的)、还有媒体批评。媒体批评现在比较普遍，媒体除了纸质媒体 还有电子媒体。批评的平台日益增多，平台多起来后，各种批评现象纷至沓来，让人更觉热闹。但热闹完之后，批评的各种病态就产生得更多。这些年来大家对文学 批评不太满意，无论是社会各界、文学创作领域还是文学批评界自身都对文学批评的现状不满。文学批评不能尽到其应有的责任，从“人情批评”一直到严重的“红 包批评”，再到“酷评”，文学批评失去了客观性，大多数批评只说作品的好处，而且吹捧得过分，没有客观的判定标准。 “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讨论会批评。这种批评就是开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组织者给与会的批评家一定出场费、审读费，为作品造 声势。研讨会上大家碍于情面，纠结于利益，当然就要多说作品的好处，而忽略掉作品的不足，这种批评当然就失却了文学批评应有的严肃性。针对这种批评的不 足，批评界又产生了另一种批评方式，即“酷评”。酷评并非是现在才有，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这种酷评的声音。现在有这样一支不大不小的酷评队伍，并且 也占据了一部分阵地。酷评的效果如何？它对“人情批评”有一定的矫正，但也不是科学的，有的批评者仅仅是为了“酷评”而“酷评”，带有很多个人的情绪，不 是从科学角度来判断，也并不是鲁迅所说“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看看酷评者的文章，有的批评家对某些人“酷”得厉害，酷得甚至不讲道理，但是对某些作品又 吹捧得很过分、很肉麻。归根结底，这种批评还是从情绪出发，从个人的某个角度出发。批评的确是要带有个人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能变成情绪化。所以从我的 观察来看，无论是好评还是酷评，都带有个人情绪，这是不科学的。当然，批评也不是纯粹的科学，批评的基础是鉴赏，鉴赏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允许存在的。 比如一个作品有的批评家给打70分，有的批评家给打65分，这都是正常的。如果我打50分，你打100分，这就是有偏见的成分在其中。现在有些评论家存在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打70分，但是给予不理智的贬低，就很伤人，或者有的过分吹捧。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两翼，如果批评出现偏颇，创作也必然受到影响。这一 点，文坛内外的有识之士想必都已看得很清楚。
　　王  昉：除了各种研讨会，各种文学奖项与排行榜也是当下批评界遴选作品与作家的主要方式。在您看来，评奖的导向究竟由什么因素来决定？这种方式又给批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何镇邦：这些年来文学界出现了各种评奖方式，应该说，评奖也是一种批评方式。现在全国有各种评奖，也有各种排行榜，地方上也设有各种奖项和排行 榜。各种评奖有他们的倾向性，他们评奖也是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排行榜也好评奖也好就是一个风向标。有的文学评奖动静闹得很大，有些文化商人也要介入， 利益驱动得很厉害。一个公正的评委不会把客观的判断看得很重，而且，时间的匆忙，很多利益链的介入，也会影响他们作出客观科学的判断。所以评奖当中，无论 你怎样讲自己“风清气正”，都有些不正的地方，各种关系在左右着，包括组织者也要考虑他的利益关系。评奖与排行榜的不正之风也给批评带来不正之风，而且是 批评界不正之风更重要的来源。
　　王  昉：您刚才详细分析了当下批评界的各种乱象，那么您认为造成批评界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何镇邦：造成这些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学批评界自身的原因。首先是社会对批评的不宽容。现在，作家希望你说好话，不希望你批 评他。一个单位也不接受客观的批评，他们都希望你讲他们的优点。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批评家的正面评价成为他们争取各种利益的砝码。而文学批评界缺乏科学 的规范性也是造成批评乱象的重要原因。文学批评从文字上的批评到讨论会，再到各种评奖和排行榜，无论是好评还是酷评都缺乏客观科学性，对批评的本质和任务 不了解。指望靠几个批评家来改变批评现状，是不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批评很活跃，但是，据我观察，媒体批评比较粗糙，对作品的解读也不是很深 入细致。而高校的学院派往往用理论来框定文学实践，很少从文学现象和文本出发来进行判断。当然学院派也有一个好处，他们的批评显得比较有厚度。归根结底， 批评为什么令人不满意就是缺乏客观科学性，客观就是科学性的表现。原来我本人就在批评界，现在我逐渐离开批评界，拉开了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就有可能更客观 地来看待批评界的问题。
　　王  昉：文学批评活动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文学批评活动的感性与理性主要体现在哪里？作为批评主体，在批评活动中除了保持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批评主体还要具备什么质素才能尽量保持批评的客观性？
　　何镇邦：文学批评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它不同于其他相对理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一种关于美和情感的创造。一个批评家没有情感因素 在里面，写不出好的文章，批评家一定要有情感因素介入批评，要把自己对作品的见解通过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出来。但是文学批评从另一层面上看，从认识把握作品 的思路方面来说，又是理性的。理性就要讲科学性，所以科学性是文学批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文学批评活动只有坚持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才能对文学对象作出相对客 观科学的评价。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批评家，还要有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很重要，一个批评家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社会判断、历史判断，就不能承担批评的责 任。现在有很多历史判断都发生错误，很多批评家将历史唯心主义拿出来鼓吹，鼓吹帝王将相。究竟历史是谁创造的？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因此 说情感因素、历史观、社会责任感都要具备才可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王  昉：对文学批评建设而言，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化、科学化？
　　何镇邦：对于文学批评的建设而言，科学化就是对文学批评家要有一个明确要求，要把这要求纳入科学轨道。文学批评的建设从现在来看，要匡正时弊， 要解决文学批评的各种乱象，恐怕还要靠文学批评学。大家一起来研究文学批评的作用和它应该有的正确的轨道，不然，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根本解决不了问 题，因为有利益关系在其中。批评家需要有科学的训练，要有社会责任感，正确的历史观和审美观，要有一个综合训练。我们这一代的批评人就要退了，要让新一代 的批评人成长起来，我们要为培育新一代的文学批评人创造条件。那么靠什么来培育，就是要靠建立科学的批评体系，建设文学批评学。
　　王  昉：您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致力于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文学批评学是一种怎样的学科体系，它的主要概念与主要范畴是什么？文学批评的性质与任务又是什么？建设这个学科体系需要做哪些具体的知识与理论储备工作？
　　何镇邦：文学批评学的建设由来已久，文学批评在学科上应该属于文艺学的学科范畴。它是一种有实践性的理论，它不是要空讲理论，而是要将文学的基 本观点与当代文坛相结合。我们过去讲文艺学包括文艺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个部分。文学批评是活的理论，它是文艺学最有活力、最具实践性的分支。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时期，有一些高校的学者就注意到文学批评学体系的建设问题。那时候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先霈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先搞了 一本叫做《文学评论教程》的教材，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以讲义为基础完成的。我和王先霈认识以后，交流了想法，就在1988年的春天，在武汉 大学的珞珈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学批评学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鲁迅文学院牵头，武汉大学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和社科出版社几家联合主办，来自全国 各地的数十位文学批评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上，除了对文学批评学若干问题的研讨外，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计划搞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写一本关于 文学批评学的书。会后开始策划这本书，由王先霈、我和华中师大的师生来承担写作任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刚写到一半就流产了。在鲁迅文学院，我除了承 担教学和行政工作外，当时还想搞3门学科建设：一个是文学批评学，一个是现代文体学，一个是作家学。作为鲁迅文学院，不能光靠讲座来教学，靠讲座培养作家 只是一种速成的办法，也不能开一般的普通高校的课程，因为学员都是读过大学来进修的，他再听这些课就没有意义。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开出这3门课，写出 这3门课的讲义，但是后来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搞成。文学批评学我只写了一两章，没能继续下去。
　　文学批评的任务至少有三个方面：阐释、判断、超越。阐释就是阐释作品的内在因素、社会学含义和审美含义。好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隐藏在文本后 面的，一个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其中的内涵阐释出来。要阐释首先要对文本深入解读、熟悉它，而现在我们很多评论家是不面对文本的。判断，就是对文本的好坏 作出判定，是好还是不好，是稍好还是稍坏，这个判断中包含有社会学、历史学、美学因素。最后是超越作品，要从文学现象和作家的创作活动入手，从理论上超 越，提出理论性的见解。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茹志鹃的《百合花》发表后，茅盾写批评文章，他的批评文章并不比作品短。他认为战争文学可 以这么写，这就在理论上有所超越。写有所超越的批评文章要有理论的勇气与态度，这种理论的勇气与态度基于美学判断的敏感和对文本的了解。
　　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是一个巨大工程，它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就学识贮备上，它除了要打好西方文艺理论的扎实基础外，还需要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 遗产作出整理。要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学，中国的文学批评遗产是一定要整理的。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只言片语到魏晋南北朝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要有一个基本的 学科梳理。现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还有谁去愿意精读《诗品》？谁还能坐冷板凳去读《文心雕龙》，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做到真正理解？但是要搞文学批评学就必须要 有这个功底。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现在我们接触的主要还是欧美的，从古希腊到近现代，但是现在流行的都是欧美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真正对欧美古典 文学理论的介绍很少。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讲历史的美学的批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了解，我们就无法讲清楚文学的历史 内涵。俄罗斯的三大批评家的理论总是要读一点。所以说这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
　　王  昉：从文学批评学的角度，文学批评分为很多类型，历史批评、印象式批评等，文学批评也分为不同的批评体裁，您怎样看待不同的批评类型和批评体裁？
　　何镇邦：从文学批评学的角度可以将批评划分为多种类型：历史批评、印象批评、文体批评、比较批评、原型批评等。现在的批评大部分是印象批评，印 象批评写好不容易。文体批评、原型批评、比较批评，这都是很难做的，这些批评要求批评家有足够的学养。比如文体批评，他要求批评家对文体作出辨识。而作家 中真正要成为文体家的也很少，一个作家要是文体上成熟了，那就是真正成熟了。搞文学批评真正从文体上进行辨析，要费很大的力气，除非批评家有非常好的职业 操守和职业素养，不然要写这样的批评是十分艰难的。我们现在的批评中批评的类型很少。但是从文学批评学的角度看，批评的类型应该是多样的，既要有印象式感 想式的批评，应该还有对文体，或者说对内在艺术品质的批评，各种批评类型都应具备。
　　从批评的体裁看，现在作家论写得很少，因为太费劲，作家论写起来要比作品论难得多，发表也比较困难。现在的批评其实很需要作家论，关于一个阶段 的思潮论更加需要。现在《文艺报》每年都对当年的各种体裁创作发表综论，这样的稿子是很难组到的。作家论与思潮论对作者的要求是比较较高的，就文学批评来 说，它应该具有这个功能。在20世纪80年代，大家还都比较积极来做作家论与思潮论，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个时候的文学思潮很多，文学现象也比较多，文学批 评界对当时的文学现象能很快做出反应。在文学思潮方面，批评家应该看到文坛有什么新的文学潜质出现，能从理论的高度发现新的动向。
　　王  昉：从您所介绍的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来看，建设文学批评学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那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由谁来承担具体的工作呢？
　　何镇邦：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一个具体的工作单位，比如中国作协。中国作协经常组织动态批评，比如很多评奖，比如讨论会，但是很少进行这种 基础的建设。高校中会有学者感兴趣，但是完成这样的课题要有个积极保证，有资金、有团队，三五年下来，写几本好书，相应开一些课程。文学活动的组织者、有 关研究者和批评家们应该共同来想解决的办法。我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文学批评，半个多世纪，据我的体会应该建立一个这样的学科。我生命的大部分都从事文 学批评事业，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讲这么多关于文学批评的话，包括我开这门课的时候，断断续续也讲过，但没有这样系统地讲这个问题。我呼吁文学界重视这个问 题，中国作协应该有这个责任。建设文学批评不能是一句空话，应该有若干具体的行为。大家重视起来才可能改变文学批评的风气，真正使文学批评发展起来，应该 让真正的有识之士有力量建设文学批评学。现在文学史多的很，批评学应该也繁荣起来。我们应该通过批评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培训提高批评队伍素质，使批评家有 文学批评的自觉。但是并不是说搞了这个文学批评的学科就是万能的，就可以把文学批评的现状改变过来，也不是这样的。还要靠制度、思想等等各方面的改进相结 合，社会也应该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给批评界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空间，不要给批评者太多的限制，真正让文学批评的生态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