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回顾与反思

教师之友网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回顾与反思

2009年10月13日  杨 阳 夏 莹
　　2009年9月26日至9月29日，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海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文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三峡大学文学院协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桂子山和湖北长阳清江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协、香港中文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此次盛会。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会议主题围绕6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展开讨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关于文学史写作方式的再思考。温儒敏(北京大学)考察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修史”与现代文学传统确立的关系，他指出，这些论著对新传统的梳理和阐释都有以论带史等弊病。集体写作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学史叙写方式和文学生产体制。他反对研究者将这一时期的文学“妖魔化”的简单做法，认为“集体写作”作为一种在现代文学传统的阐释与处理方面曾经影响巨大的思潮，是值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的。当代的文学研究需要考察在政治化和集体化写作的历史语境下普通读者的阅读与接受情况，更加关注当时“新传统”的阐述带给人们对文学经典、历史与传统的理解的影响。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探索了一种以审美和艺术鉴赏优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范式，倡导在文学史写作中强化审美特征，重新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史架构，以纠正当前流行的诸多文学史中，对“文学性”的淡漠和轻视状况。黄曼君(华中师大)用范式的概念将60年现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宏观概括。他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转型，而这种社会文化变迁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化范式、精神文化化范式和个体审美化范式。这三种范式各自出现在不同的时段，又往往超越时段交织交叠。同时，他也提出了这几种范式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认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批评意念是在“典型化”理论背景下“被建构”的类型文学意识，自然有许多弊端，但是当人们从正面去全面探讨类型文学意识时，表明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念艺术本身的回归。肯定类型文学意识，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重要启示意义。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指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当代文学研究知识化倾向使当代文学研究开始把文学问题放回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这一转向在提升文学研究学术化的同时也降低了当代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知识化与人文性的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熊元义(文艺报)在价值取向上区别了姚雪垠与陈思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并提出当代文学资料缺失问题。
　　多数学者选取了一个回顾性的视角，在60年这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下，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和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梳理与反思。陈继会(深圳大学)用实证的数字描述了60年乡土文学概念的沉浮变迁，认为“乡土”、“农村”是作家两种不同的想像方式，“农村”概念显示着比较浓厚的政治经济色彩，“乡土”基本上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色彩的概念。对于现当代文学个案研究60年的历程，也有学者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高旭东(北京语言大学)对鲁迅研究60年进行了文化形态方面的省思；李今(中国人大)通过对《伤逝》的反讽读解，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文本观照方式；谢昭新(安徽师大)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研究历程和发展脉络；郭宝亮(河北师大)试图通过对王蒙研究60年研究思路的归纳，建立一种以文体研究为核心的批评范式；刘宁(陕西师大)对柳青研究60年分歧的反思；李玮(南京师大)对蒋光慈小说研究60年的比较等，都提出了有意义的整体性总结与问题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研究状况是此次会议讨论的亮点。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李永求、朴南用、朴敏镐教授分别阐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国新写实主义小说在韩国的接受状况，对相关作品在韩国的翻译和出版、文学史的受容过程、硕博研究论文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樊善标(香港中文大学)考量了现今对香港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他认为香港报纸对大众渗透力是很强的，然而我们对报纸的研究却有些滞后，主要是史料零散，内地和香港的报纸副刊研究总的来说属于刚起步的阶段。赵秀敏(新加坡新跃大学)从剧中的主人公中产阶级身份、创作者的女性视角以及创作的风俗喜剧样式三个角度梳理了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金进(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谈到了马华文学在吸收中国现代文学的养分和寻求本土性的发展中，自1957年马来西亚建国后，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疏远，华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处境变得暧昧而艰难，马华知识分子被迫选择与中华文化保持距离，在本土性和中国影响之间的焦虑，并梳理了中国性与本土性互为勾联与纠葛的文学脉络。吕红(《美洲华人文艺》杂志社)认为，60年来文学批评界对主流文学关注多，对大陆文学研究充分，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非常不够，海外华文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了“异质”空间性的研究思路。
　　关于现当代文学的本土化和回归传统的问题。董之林(中国社科院)通过分析张爱玲和赵树理的小说受到的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和统摄，探讨当代小说追求传统艺术精神的两重文化向度。贺仲明(南京师范大学)认为新文学还缺乏真正具有世界高度和深度的文学作品，虽然在文学形式上不乏个别作家确实对前人有所超越。其主要原因，是尚未完成从思想到审美风格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建构。
　　关于研究主体面临的一些问题，学者们也有清醒的思考。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通过比较几代研究者的知识背景，认为与鲁迅一代的研究者中西交融的知识结构相比，现当代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呈现出一代比一代薄弱的态势，进而提出研究者可以运用传统研究方法，从跨艺术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张琦(海南师范大学)就研究者的身份、资源、语言及想像力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对文学研究能否被看作是科学研究提出了质疑。王平(中国海洋大学)梳理了“五四”知识群体的文化心理的生成机制，认为它是一个由启蒙观念、语言形式、传播媒介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各构成要素具有自我衍生、相互催化的功能。周晓明(华中师范大学)梳理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组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学科发展，指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组织化走向的特点。组织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推进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组织的规定性也容易限制学术的自由发展。在谈到研究者的学术品格问题时，朱栋霖(苏州大学)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在各种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中要知难而进。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指出，在日益商业化、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中，越来越多现当代学者开始了学术研究的转向，很多人为获得项目经费而改变学术研究方向，这对专业学术研究水平影响极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秉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在文学研究中葆有一些诗性精神，对当前学术制度不能超脱，但是应该有所超越。
　　关于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的问题。高玉(浙江师范大学)认为现在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很不够，认为语言研究在史实研究、思想研究和诗性研究方面将会有广阔的前景。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提倡用语言学的方式研究文学，指出了传统文学语言研究仅停留在修辞研究上的不足。宋剑华(暨南大学)指出 “‘五四’是中国的‘五四’，不是西方的‘五四’”，认为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的形象的运用，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应当回到汉语言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