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梁向阳《当代散文流变研究》*

教师之友网

沙盘·平面图和当代散文研究之整体性思维

——序梁向阳《当代散文流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楼肇明

    散文理论、散文批评在整个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族中，一直是个靠东挪西借过日子的穷亲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尤其是有关现当代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始终未曾超越周作人和郁达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散文二集”所作的序文的水准。可以说，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走的是一条向后退的路子。要了解这一点，读者可以先阅读一下梁向阳著《当代散文流变研究》的第七章*。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散文理论、散文批评和当代散文史的著作，又陆陆续续累计出版了近二十余种。不能低估学界同仁的这一努力，但高水平的著作相当罕见，更不能排除为评职称凑数敷衍之作。认为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已经摆脱掉需要“扶贫帮困”的贫穷的帽子，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这二十余种有关现当代散文的专著中，包括其中几位博士生已出版和将出版的毕业论文，就我所拜读过以后的印象和感想而言，我首先想谈的是，梁向阳先生的这部散文专著，倘不能被认为是其中最优异的一部，却可以确认为其中学术态度极其严肃、学风优良，具有非平庸之辈所能及的卓越史识的一部。梁先生在大量占有与自己的研究课题相关的第一手乃至第二手的材料上，肯定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能如此这般下苦工夫乃至笨工夫的人，是令我肃然起敬的。在爬梳当代散文的运行轨迹、对材料进行去粗存精、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的过程中，梁先生尤其懂得寻找基准的重要性。这个基准是什么？这个基准就是散文的价值所在，具体表现为“五四”现代文学奠基者们的散文价值观：人的觉醒和人的启蒙。“五四”现代散文，不仅是当代散文的源头和高峰，因而是研究往后散文运行的轨迹的标杆，而且还是唯一的参照系。我不清楚梁先生是否研究过在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面成就巨大的法国历史学界的“年鉴学派”的著作，我猜测他可能间接地通过深受该学派的影响、且深有心得并在研究中国明史和中国近代史上成绩卓著的黄仁宇和唐德刚先生，并通过黄氏和唐氏的著作的中转生动而具体接受了长时间比照参照的治史方法，对自己的对象不是孤立地将其方方面面的联结割断，恰恰相反，是一一弄清楚与研究对象那或多或少、或远或近、或轻或重方方面面的联结，并在这纷繁的联系中理出头绪，在联系中复现历史。“年鉴学派”又是注重研究对象内部自身的各个部分的关系的，是以内外兼重、与系统论不偶而合的史学科学学派。读梁先生笔下对“延安时期散文”和“十七年时期散文”等有关章节时，我是分明感受到了近则黄仁宇和唐德刚、远则布洛岱尔、布洛赫等人的“年鉴学派”的治史学风的。这是我这个比作者年长一辈的同行要向年轻的梁先生投以敬意的第二道目光的理由。
   在我看来，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长时期裹足不前，迟迟不能有所进展的原因，除客观上主流意识形态环境、社会历史语境造成的困境，以及研究者自身在学养和学理上的种种局限之外，在思维方式方法上的局促、失误，也是一个迄今仍具迫切意义、应引以为戒的问题。譬如有两种思维方法论上的弊病，即在我前面提到过的近二十来种新出的散文专著中，也会不幸地与其余风流韵谋面。什么弊病？一是那种粗看起来似乎形式逻辑上很顺溜的一因一果、或是一果一因的思维，故且名之为“单弦思维”，例如我和梁先生一前一后都加以批评的那三个纲领性的口号，即“文学的轻骑兵”论、“形散神不散”论、“真情实感”论，其实质都是这种简单化思维方法的产物。它们都是以割裂了散文的丰富性和整体性为代价的，或者在拥有诸多的功能中只取其一，或者在文体的诸多可能性粗暴地扼杀其余而只取所需之制艺一款，或将作家的职业伦理规范取代审美规范的丰富多样。我非常赞同梁先生既是历史地同时是现实地尊重散文这一文体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它是文学，同时又包含文学和非文学的那犬牙交错、楚河汉界不甚分明的毗邻地区，而这正是散文这一文体的特色。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过四次散文繁荣时代的散文：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史传散文、汉魏六朝的辞赋骈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文随代变，不变的是散文文体的包容性和丰富性，但这恰恰被狭隘的散文观遗忘了。散文与外部的社会时代历史的关系，文体在流变过程中内容的裂变、分蘖等等，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自身有生命的有机体加以研究，研究散文更不应该就范于一因一果，一果一因的逻辑的推演。一因多果，多果一因，多因一果，远因近果，都应在考察之列。所谓整体性思维，就是要从外到内，从内到外，从枝节到整体，从整体到枝节地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它与机械地割裂局部和整体，局部和局部，上一个层面的系统和下一个层面的系统之间的联系的做法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我要说到我们读到某些新出的散文专著时偶会谋面的第二种思维方法上的弊病了。这第二种类型的弊病，即在于它在考察散文自身的内部各个侧面和层次，以及外部种种关系时，欠缺那种内在和外在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在抽象出的各种概念之间无视其内在的联系，各侧面和各层次似乎因论说的需要分割开来以后，就再也不能将其复原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了。如果粗粗地看，这种方法仿佛颇符合人体解剖学原理，头是头，躯干是躯干，四肢是四肢，脸部五官清楚，各部分都很美，细看之下，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为最美的眼睛、鼻子、嘴唇、脸盘等等组装在一起，并不是属于同一张脸的，它将生气灌注的内在一致性消失了。与其说它是颇合科学原理和解剖法，毋宁说是肉类食品加工场的食品分割流水线上的一道道工序。说一句公道话，这种方法最先较多地见诸一些文章学和写作教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部洋洋洒洒地写了五十余万字的名其为《诗美学》的著作，却根本看不出所谓“诗美学”其实质是对诗歌艺术的哲学思考，这位作者所提供的是他将诗歌被分割成诸多局部再加以集合的一个大拼凑。而某些散文专著只不过是挪借时丧失警惕性蒙受其害罢了。为何如此，思维的整体性缺席之故也。梁向阳先生这部当代散文研究专著的第三个也是最让我为之拍手叫好的优长，就是他散文思维的整体性。整体性思维，与逆向性思维、发散性思维一样同属创作性思维，对于散文这样一个自身拥有巨大的包容性的研究对象而言，尤其合适。正是整体性思维的长处克服了单弦思维和机械性思维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憾，长期困扰散文研究者的诸多难题得以迎刃而解。整体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概念思维仅仅停留在由表及里、去粗存精的工序之中。它对待由表及里、去粗存精的工序，要远为复杂得多，它的概念的抽取，是同时兼顾了研究对象的局部的规定性和整体的规定性的，每一个概念要经受这双方的检验。这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的生成，要从局部到整体，又从整体返回局部，须来回往返地验证多次。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在概念和概念之间，不存在不可以有重叠、不能有交叉，各个概念虽然是针对事物不同层次的质的规定性的，但在作为散文研究这个特殊对象面前，却允许从中提取出来的抽象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的情况正是为了更接近散文这个特殊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概念是系统网络中的网结，凭借各个网结之间的联系，从而立体地建构成理论体系。这作为网结的概念对于构造理论体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创建一种新的理论，没有一套新的概念是不能设想的。能说明问题的新概念的提出，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几乎也就成功了一半。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梁向阳先生这部散文专著中三个最基本的关键词，也就是他对于现代散文这一文体的本质特征最基础的认识，即：现代性、真实性与自由性。关于这三个关键词的具体诠释，他都已分别作了有说服力的说明。我就不再复述，我要说的是，这三个关键词是能够支撑起一个新的散文理论体系的，起码是能够表明他已提出了既囊括历史又包容散文现状的一个与全部散文事实相符的新散文观。当然，说是新散文观，也许有些勉强，但相当于“文学的轻骑兵”论、“形散神不散”论、“真情实感”论的散文观来说，它的确是新的，它是对于它们的扬弃。“真实性”的概念比“真情实感”的所涵盖的内容要更广，前者对后者的扬弃恰恰又汲取了后者合理的内核，而且“真实性”不是单兵作战，它是与“现代性”和“自由性”协同作战的。我想在这里顺便指出，“真实性”的概念，主要是指散文文体承载内容的非虚构性，以便使它与虚构的小说区别开来，散文和小说一样要讲究艺术真实，艺术真实的来源虽然都是生活，散文写的是曾有的事实，小说写的可能但未必非一定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散文和小说都需要作家展开丰富的想象力，但散文是再现性的记忆的复制，而非天马行空地想象，散文家的悬想也只是一种“象骨生肉”（钱钟书先生评《左传》语）式的揣摩，以补足生活的场景。如果散文允许作家作若干虚构，那么，它仍然是有一条底线不能越雷池半步，这也就是在散文中作为叙事人的作者是不能虚构的。郁达夫在小说《沉沦》和《迟桂花》的叙事人，虽然也是第一人称出现的，而且有作家自己的影子，但归根结底，这名叙事人仍然是小说中一名被虚构出来的角色，小说中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显作者而已。而在他的游记如《钓台的春昼》、《故都的秋》中，作家郁达夫就以本色的我出场了，隐作者和显作者已完全叠合在一起了。三个关键词，是散文这一文体本质特征的三维。如果说梁先生在具体诠释“真实性”时，尚有不够充分之处，那么，这也并非是梁先生学识上的局限，而是我们整个文学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局限。何谓艺术真实？在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它们之间有多少同构关系，又有几多区别？至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仍待深究的课题。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不等同于艺术中的真情实感，不然的话，连流氓打架斗殴、泼妇骂街也是一种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但不属于散文艺术。“艺术真实”与“法律事实”有相通之处，只有被法庭承认的事实，才能据以定案，同样，散文艺术对“真情实感”也是有选择性的。“真情实感”说到底只是作家职业道德的伦理规范，而非审美规范。因此，用“真实性”取代“真情实感”，是包涵更广的明智之举。梁先生指出的散文三性：现代性、真实性、自由性，涵盖了散文内涵的质的规定性，与时代和历史紧密相联，它们从散文的生成层面上取绎出来，同时又是从作家主体的创造性作为出发点的。三维之间的联系是甚为紧密的，三者之间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衔接得非常牢固，因而三者的配合才完全覆盖住了散文文体。我还想指出的是，现代性、真实性和自由性的提出和诠释，不仅具有文本学意义上的贡献，由于它是潜在地批判和扬弃旧散文观念所提出来的，因而又潜在与旧散文观念中价值观划清了界限，为散文树起新价值观。它潜在地反对了散文被拖回到臣民意识（与现代性中的公民意识相对应）、八股制艺（与解放文体相对应）、胡编乱造、为文造情（与自由即意味着创造相对应）的老路上去。因此，这散文三维，其实又是厘清散文运行轨迹的罗盘。

    梁著上编的前一大半与上编的后一小半，在描述和论断的清晰上是不平衡的，倘说当代散文史也可以做成模型，那么前为立体的沙盘，散文发展的高山平地，起伏曲折，青葱荒芜，一目了然，而后渐次演变为平面的地图。尽管平面地图也是能说明问题的，但某些不该出现的漶漫不清之处也跟着出现了。这种反差是从论述新时期至80年代末就戛然而止。90年代迄今的散文仿佛突然从市场经济的那一天开始的。这一关于散文发展阶段的划分显然不符合史实。文学发展的步伐是或迟或早地与时间纪年乃至社会变化的步履有错落，有间距，从来也不曾整齐划一过。这种情况，正如刚刚逝去不久的20世纪，在世界史家的笔下，将1917年至1990年确定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20世纪不是从1901年算起至2000年迄。应该承认，在梁先生笔下的当代散文流变图，总的讲，距今愈远就愈清晰，距今越近就渐次模糊漶漫。这本来无须指责，因为我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认识，对我们自己所作所为的认识，往往是不甚明了的，这是连冲在前面创造历史的圣贤也在所难免的。当代史难写，这道理不难明白。但不等于我们在认识上只能消极期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无所作为了，尤其在涉及到某一具体的领域和现象，深究下去，挑战认识的极限，仍然是必要的。令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一部具有如此卓异不凡的认识深度的研究当代散文现象的专著，既留下了可以理解的不足之处，如作者对家乡地域的偏爱，在评价时难免拔高溢美；也同时在某些方面不曾与同类著作中的平庸浅陋者较清晰地区别开来。我想了想，这中间属于个人学养和视阈宽窄上的原因不是没有，但更多地怕还是我们整个散文批评界的认识局限所致，只有当当代散文学科出现长足的进步，或者说建立起像诗歌理论、小说理论那样完整成熟和独立时，整个散文学界的水平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有鉴于此，我想提出与梁著相关的两个问题与作者和散文学界同行们切磋探讨。
    市场经济是否能够保证包括散文创作在内的文化的繁荣？在梁著中，对90年代迄今的散文并未列专章论述其弊病和症结所在。这大约也不能被看作是作者未能将自己的散文三性的批评标准贯彻到底所致，因为我们的时代毕竟不同于“五四”新文化奠基者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用散文的现代性、真实性、自由性作指针来描述90年代迄今的散文现象，多多少少有点儿捉襟见肘了。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创造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提供了一个海阔凭鱼跃的广阔空间，但一旦市场的利润和销售原则进入艺术创造的空间，对文化的腐蚀几乎同样是灾难性的，文化工作者应该记住马克思的教导，不是耳朵创造了动听的乐曲，而是乐曲不仅创造了乐曲的自身，也同时创造了能聆听乐曲的耳朵。余秋雨现象是90年代迄今在散文界持续最久、影响最广，也同时是争议最广、流风最盛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散文现象了。光《文化苦旅》的正版、盗版的发行量就不下两百万册，这是有史以来散文家所不曾享有的天文数字般的盛誉，但同时批评和褒奖余秋雨的文字继踪而来，而且是远远超过余氏自己的文字的。余秋雨在散文领域中闯出了一条用散文来普及文化和文明的路子，功过是非，已无须后人评说了。我想余秋雨先生自己是不会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话头的。但他将自己的文化角色定位在普及文化和文明的位置上，而且用文化演义的诠释路数来写作散文，流布之广，可以说已经几乎造成了一种每况愈下的文化学术衰变的景象，却应该说是他所始未料及的。从易中天的品三国，刘心武的红楼揭秘，到于丹的论语心得，是不是每况愈下，是否与余秋雨有间接关涉，该是同样有目共睹的。在散文创作界，亦步亦趋地追随余秋雨也是大有人在的。我的观点与梁先生对夏坚勇著《湮没的辉煌》的评价，截然相反。《湮没的辉煌》是《文化苦旅》投射在散文出版上的第一个影子，说它是第一只个性色彩最为匮乏的克隆羊，也不应该认为是一种讥评，而居然赢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奖。原创者遭排斥，影从者却披红挂彩，这只能说当严肃性被戏弄，权威性也就随之坍塌。向阳先生是否在犯一个“向声背实”的我们都容易犯的毛病呢？答案曰：然。但问题的认识关键仍然在对市场经济对文化侵蚀缺乏足够的警惕和戒备上。在散文史上，一项创作的实绩的影响力终是大于一种理论的倡导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文》倡导者的“大散文”也好，《大家》倡导者的“新散文”也罢，是否已经获得了倡导者的期待呢？倡导者自身是否具备以身作则、应者云集的榜样，乃至与此相反，有人有感于此不合时宜地揭橥“净化散文文体”的主张，这两方面均可以置之不论。不是没有议论一番的必要，而是在散文创作界，对此都几乎是充耳不闻的，你说你的，我写我的，我写故我在的一种姿态。可以说，这两个对立的主张，对创作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相反，倒是包括个体书商加入其间的出版媒体的炒作，助长、迎合原本已经存在的某种社会情绪的需求，他们对散文创作造成的负面效应，大体上可归结为90年代花花绿绿却是灰暗平淡的三种散文景观。其一，是暴力话语的回归，或话语暴力在媒体的操作下成了一种时尚的商品，余杰作品中的后红卫兵时代的话语风貌，是其典型例证。余杰的散文创作不是孤立个案，一种郁积已久的社会愤激情绪，寻找到了散文这个喷射出口。但不论如何，不管余杰是否也写过可以被加以肯定的个别篇章，而总体上的话语暴力倾向，却是不能在原则上照单全收。二是向阳先生多次提到“只要粗通文墨者”即可以在散文这块公共的旅游圣地来去自由观光游览一番。在我们这个媒体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向阳先生的这个说法还是过于保守了。网络上的散文姑且不去说它，车载斗量的报纸副刊的散文，正式出版的数以千计的散文集子，乃至名头颇响、以集束形式推出的文丛、笔丛之中，文墨不通者大有人在的。我姑且隐其名，有一册记述游历西藏心路历程的散文集，几乎每一页都可以发现一至三处是文句不通的，这决不是个别的孤证。另一个相反的例证是，一位还是名声颇为响亮的作家，气度和抱负可嘉，但他似乎像一匹喜欢用词语的花草树枝来装点自己脊背的昆虫，却被沉重的词语压得步履蹒跚。这一情况属于散文创作中的能指过剩。而能指过剩和所指被稀释，是一枚钱币的正反面，从时序上看，他们几乎是与“大散文”、“新散文”结伴而来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散文景观。其根源虽不在“大散文”、“新散文”的倡导，它只能被认为是市场法则入侵艺术创作空间的一种症候。三是时尚散文的大泛滥。时尚散文有一个变来变去却始终不能改变的特点，那就是：肤浅。它们也可以一窝蜂地去模仿某位经典作家，但模仿来模仿去，到头来没有一个人能酷肖那位经典作家，而他们彼此之间却像从一个模子里克隆出来的。一个将文化产品看成纯粹消费品的时代，标志着生产文化垃圾的时代就到来了。承认文化消费品的客观存在和需要是一码事，而研究文化垃圾却不是劳而无功之举。我之所以批评梁向阳先生这部专著，没有用足够的篇幅对九十年代迄今的散文创作中的负面作出相对应的评述，其原因也在此。
    前面已经讲过，梁著的一些缺陷的造成，大多不是这位年轻有为的学者个人认识上的缺陷，而是我们整个散文研究界的认识水平所致，是这个学科仍然处在贫困和半贫困状态的一种反映。在文学文体理论的家族中，成熟最早的是诗歌理论，次之是戏剧理论，再次是小说理论。小说理论是小说修辞学和叙事学的完善以后才最终宣告一门独立的小说理论学科诞生了。我国古代素有堪称发达的文章学和修辞学，甚至也有我们自己的散文学美学，这些自然可以成为我们建立散文叙事学的坚实基石。但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毕竟不能等同于现代散文文体理论的叙事学。建立起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东挪西借，借鉴改造消化，必不可免，好在有小说叙事学和诗歌理论的直接参照，散文叙事学的建立，也并非遥不可及。诗歌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可能还不是意象、意境问题，而是抒情主人公的问题；同样，散文叙事学中的核心问题，怕是散文作家的文化角色定位问题。当代中国散文史造成如此曲折的原因之一，即在做“齿轮和螺丝钉”的强制之下，臣民意识的全面复活了，甚至在顺臣、谀臣、谏臣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连谏臣也被排除在外了。我看对叙事人的文化角色定位问题辨认清楚之后，肯定有助于我们对当代散文现象的研究的深入。其次小说和散文的最大区别，是小说依凭虚构，而散文允许虚构的情况几乎于零，散文是经验事实、体验事实、感性、知性的文学载体，它拒斥像小说那样隐去直接的经验事实和体验事实，以白日梦的形态作艺术呈现。小说中的叙事人，不论是隐作者还是显作者，都是可以虚构的，而散文则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叙事人都是作家其人，决不容虚构，散文允许再现性的想象，但不能容忍虚构自我，这条底线绝不能突破。但小说和散文，尤其是与叙事散文(回忆录、纪传散文）之间仍有不少共通之处，两者之间哪些是重叠交叉的，哪些是有原则区别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所谓“净化文体”，原是“单弦思维”在作祟，于事无补地找错目标，也在情理之中。再次，散文和诗，尤其是抒情散文和诗，在抒情方式（其实抒情也是一种叙事）是有共同之处的，但散文的诗意和诗的诗意，两种文体的重叠交叉在哪里，泾渭分明又在哪里?这也正是散文叙事学所必须回答的一个紧迫问题。梁著中多次提到所谓“国家抒情机制”以及他在著作后半部分中又中性的提及“托物言表、借景抒情”，且对某些同一类型的作品作了褒扬，似乎出现了双重的评价标准。问题出在哪里?容我在此多费些笔墨。诗和散文是有共管区的，象征寓意，在诗篇中是大量存在的，散文不甘落后，但散文中将用诗所擅长的象征寓言的方式来构思谋篇，相对而言，只是其中较简明、且便于操作的一种方式。试比较一下，周敦颐的《爱莲说》，高尔基的《海燕》，茅盾的《白杨礼赞》，杨朔的《荔枝蜜》、《茶花赋》，刘白羽的《长江三日》，魏钢焰的《船夫曲》，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丑石》，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刘成章的《扛椽树》，以及文革时期为数寥寥却红极一时的谢璞的《珍珠赋》，所有这些作品其表现的思想价值，容或有诸多差别，但在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在追求诗意的方式上则是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的，不论作家借什么景，托什么物，抒什么情，言何类志，艺术套路已演化为一条捷径，连稍作变奏都几乎不见踪影。对比一下，与此类作品粗看起来有点类似的柯罗连科的《火光》、东山魁夷的《听泉》，一种动态曲折的诗意扑面而来，而非僵硬的直通车式的直逼主题。这也是创作中单弦思维在作祟吧。在散文中，追求诗意决不是只有这么一种方式，试比较一下另一类作品，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等，它们散发出来的诗意，都不是刻意追求得来的，仿佛是描绘对象自身从娘胎里带来，虽是作家发现但却似乎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这是散文崇尚自然和运笔自由的必然结果。散文中也可以有象征，但那也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本体象征，作者笔下写的是苍蝇之微，读者见到须是宇宙之大，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散文理论研究，即便是形式主义的研究，与散文史研究，原本就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互动互补，协同前进。有鉴于此，我说了以上有关建立散文叙事学学科的点滴意见，就眼下的意义，我以为对梁向阳先生的当代散文现象的观察研究提供可进一步思索的参照。行文至此，我的这篇读后感式的序言可以就此打住了。最后，我想说的是，学术创新难，研究散文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更非易事，东挪西借，倘能切题也属创新，借鉴历史叙事学，历史诗学，哲学文化人类学，不妨把借鉴的视域拓展得大一点，未始不是大路一条。如果你倘有所发现，却被别人挪借或抄袭了去，虽说现在是知识产权受到尊重了，但我以为也不必叹息人心不古，因为任何新知都是一代又一代人积累的结果，知识和真理也是上帝的赐予，原本应该像礼物馈赠给需要它们的任何一个人的，且不管采撷者言贤与不肖。我愿通过文字与新结识的年轻的同行共鸣。
                                             2007年4月于北京

---

* 梁向阳著《当代散文流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读者还可以参阅笔者的《文化接轨的航程》一文（见楼肇明、老愚主编“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