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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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

2008年12月01日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
  周志文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它的范围。 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丽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闹，其实涔寂，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阖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藉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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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语
  “布拉格样样都好，可是有一点你要注意啊，那就是千万要提防计程车敲竹杠。 ”我一位维也纳的友人在电话那头告诫我：“尤其你住的旧城广场附近的计程车司机，几乎全是恶棍，非不得已，不要上车；就是不得已，也还是不要乘坐，你知道，布拉格计程车司机的恶行，在东欧是有名的！”
  我刚到布拉格不久，认识我的人都告诉我，说布拉格的计程车司机多么坏，他们绕道故意走远路不说，还在计程器上动手脚，明明一百克朗的车资，一看是观光客，就变成四五百克朗，还会向你强索小费，给少了，就恶言相向。学校东亚系的一位女教授有次告诉我说，他们还会打人呢！最坏的是看你带着行李要上机场，他们会把车子开到没有人的地方勒索你，假如他“收入”颇丰，他就载你到机场，他盘算好了，客人急着登机，没有工夫去报案；假如他收入不好，他可能在偏僻的地方赶你下来，然后把你的行李当作他的猎物，他看准了客人不会讲捷克话，而机场外事警察的外语也不行，办事效率又差，这件案子要“侦破”，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系里一位助教有次跟我说，布拉格有两种人必须提防，第一就是计程车司机，如果有事真要叫计程车，那么就由学校替我叫跟学校有契约的车行的车，车资可能贵一点，但绝对不会遇到打家劫舍的事情。我问他另一种需要提防的人是谁?他连忙说是那些专门跟观光客兜揽换钱的人，这些人嘴里的汇率比银行的高很多，但第一可能有伪钞掺在中间，第二黑市换钱根本是违法的，他可能因此而勒索你。勒索的方式是正当你们在换钱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两个自称是警察的人，他要你交出护照，说要告你犯法，这时你心慌，可能愿意当场缴交“罚款”来摆平，当然你缴交的钱是一笔大数目；其次正当你在掏证件忙于应付警察的时候，那个原本跟你换钱的人早就将你扒窃一空，因为这群人根本是小偷集团，什么换钱、检查护照都是假的。助教还告诉我，在布拉格除非是穿戴整齐的警察，谁都没有权检查你的证件；就是警察要查，你也要要求让你跟他到他的办公室去，因为只有警察局才是假不了的。
  后来我又听一位友人说，捷克这几年有一批人受到德东“民族主义分子”的影响，十分仇外。捷克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民族熔炉，人员组成十分复杂，所以捷克人一向对“异己”是相当宽容的，历史上除了曾经发生过压迫犹太人的事件外（这是整个欧洲的事，不可把账只算在捷克人身上），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排外的事，因为谁内谁外在这个地方确实难以区别。但一九八九年捷克改走“改革开放”路线之后，外面的思想也影响到这一地区，捷克西北与德国为邻，由于德国是地区之强，受它影响也最深；东西德合并之后，德东经济萧条，失业率大增，德东人民对德西的“征服者”当然忿恨，但东西德人种一样，语言相同，打起架来难分彼此，德东人后来把怨气与怒气都发泄在他们能够辨出来的外来人口上，其中包括土耳其人、库德族人，还有黄皮肤塌鼻子的亚洲人（他们多误以为是越南人）。正巧德东是以前纳粹德国的发源地，这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发病，颇有难以收拾的味道。捷克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也是会欺负外来人的，尤其是亚洲人。还好他们与外族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们仇外只不过是师法德国人赶流行罢了。我的朋友叫我不要去惹他们就算了，我连忙问他何谓不去“惹”他们，他说：　
  “这些人其实很好分辨，他们大概总是剃了个大光头，身上有时还刺青，喜欢穿黑色的紧身衣裤，尤其是带着银扣子的皮夹克，你看到他们就快点把眼睛移开，不要盯着他们瞧，就不会有事。还有他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你也不要去，譬如布拉格火车总站附近的一个公园，他们总喜欢在那地方聚集，你避开就没有问题。”
我谨记在心。有一天下午我经过旧城广场，这里一向是观光客最多的地方，那天天气和煦，许多人坐在胡斯铜像周围的石阶上晒太阳。我看到两个光头的年轻人，身上确实如我朋友描述的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一个脖子以下的地方还刺有刺青，我想他们就是仇外的民族主义分子了。广场人多，又是大白天，谅他们不敢对我有什么行动，但直盯着他们看，仍然不宜。正当我准备把眼光移开，不料他们却发现了我，他们微笑着向我招手，那个刺有刺青的青年从背后拿出一根香蕉来，仿佛要送给我的样子，我当时真有点迷糊了，等我稍微定神，才知道是我误会了，香蕉不是要给我的，在我后面有一个正在学步的婴儿，全身厚衣，像个绒球似的，正站在那儿对着他们傻笑呢。我松了一口气，当时我想，一个在和暖的太阳底下吃甜甜的香蕉的人，一个爱逗小孩的“民族主义分子”，绝不至于对其他族类做出什么仇恨或暴力的动作吧！
  但周围的人对我的警告还是发生了一些作用，首先，我们到布拉格已经一个多月了，却没坐过一次计程车（跟台北生活比较起来，确实是大异其趣了），也没跟人换过钱，虽然每天出去总会有人向我兜揽生意；来了以后，旧城都已跑遍，唯独火车站附近的公园没去过，还有随身的细软及提款卡、信用卡之类的都在妻再三叮嘱之下放在妥当的位置，不让它们有任何“露白”的机会。由于谨慎，我们没有遭遇任何让我们朋友担心的事。
  直到有一天，我和妻到查理大桥散步。十月中旬之后，布拉格天气转冷，游客已少，但每到晴天美日，桥上还是有很多的人，一些有照摊贩也在摆摊做生意。我们停在一个摊子前，这个摊子上挂满了小石头，小石头上用油彩画了图画，有风景也有人物，十分精致。正在我们观赏的时候，身后有国语响起来，“你来看，好漂亮的石子啊！”我们一回头，看到的是两个年轻的女孩，她们的口音和装扮一看就是从台湾来的，她们看了看我们，挤到前面挑选去了。我和妻靠边上站，等了一会，她们之中的一个正准备和另一个说话的时候，发觉我们在看她，有一点欲言又止的，说：“我们到那边去看吧！”妻这时开口说：“是台湾来的吗?”
  女孩点点头。
  “是自助旅行呢还是参加旅行团的?”
  “参加旅行团。”
  妻平时一向少言，这时却主动向她们问话，我知道是怀乡的缘故。来布拉格之后，她比我更少有与人说话的机会。我在学校里有同事和学生，不论是国语或是不通的英语，我总还有说话的地方和对象，而她却一个都没有。
  “你们在布拉格还要待几天呢?”
  “一两天吧！”我觉得她们纯粹在应付我们，说的话里面欠缺某种“真诚”，而妻的领会却不是这样，她继续说：“你们一定要到旧城广场去看看的，那里有很多精美的建筑，到那里一定会看到提恩教堂……”妻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两个女孩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个礼貌地对我们说：“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就牵着另一个走了。走了大约二十公尺，她们还带着怀疑的眼光回头看我们呢。我知道妻没说完的话是：“我们现在住的，就在提恩教堂边的小巷子里，你们如果想家，可以到我们那里小坐，我们一起喝一壶乌龙茶吧……”但这些话没有说出来的机会。我在猜想，这两个台湾女孩在到布拉格之前，一定听到一些人给她们的警告，告诉她们不要坐计程车，不要随便换钱，还有小心光头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些警告跟我们听到的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她们可能听到另外一种警语：　在布拉格是不能够相信所有陌生人的，这里的骗徒甚至化身成自己的同胞。这是她们急急逃走的原因，我想。布拉格的鸟
  布拉格城里到处堆满了建筑，没有什么树木，因此鸟类不多。
  鸟和植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通常鸟在树上筑巢，植物的花和果实会引来昆虫，而昆虫是鸟类的主要食物。当然，有些鸟类直接以植物的种子为食，那植物对它就更为重要了。任何城市都是以供应人的居住为主，植物即使有也不会太多，所以一般鸟类是很少在城里看到的。
  城市里的鸟大概依靠人类的布施才能生存，布拉格城里的鸟就是如此。布拉格的鸟可以分为陆鸟和水鸟两种，所谓陆鸟是指它们就食的区域是陆地，天空虽然自由，但它们一直在陆地的上空飞翔，从不越分地飞到水面上去；而水鸟是指栖息和觅食都在河的范围之内的鸟，它们也十分懂得规矩，绝不飞到街上和广场上去。水鸟偶尔会在临河街边的树上、电线杆上或水塔上暂停，但只要一会儿，它们就会不安地飞开。冬天河水很冷，河面的风又大，然而对它们而言，水才是它们的势力范围，才是它们安全的生存场所。
  布拉格的陆鸟以鸽子为主，这些鸽子原先可能是人养的，后来人不养了，就成了野鸽子；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们原来就是野鸽子，一飞进城里，就决定留下来。野鸽子和家鸽最大的不同是野鸽子的个子通常比较小巧，羽毛虽也大多是铁灰色，但不如家鸽的深，它们的铁灰色里面杂着绛红色，愈近腹部愈是红嫩。然而成群鸽子在低空掠过，确实也难分辨它到底是野鸽还是家鸽。广场游人如织，总有好事的游客喂食它们。
  布拉格跟其他有名的欧洲城市一样，都为鸽子太多而头痛，他们称之为“鸽害”。鸽子的祸害在于它的粪便会腐蚀雕像和建筑，而雕像和建筑往往是一个历史古城的价值所在。布拉格在维护古迹方面是用了极大心力的，他们害怕雕像被毁，就把有历史价值的雕像连底座一块儿搬进博物馆里，在原地再树立一个完全一样的复制品；若建筑物因为太大无法搬动，而附在建筑物上面的石雕也不能搬走，就在雕像上围上一层细网，让鸟飞不上去。有时候在建筑的顶部及角落地方，装上一根根长长的铁针，让小鸟无法停脚；那针相当细，又装得小心，在远处是不容易看出来的。
  这样看来，鸽子在布拉格的生存是相当艰难的了，虽然它为古典的布拉格带来优美与灵动，为广场穿插着欢愉的翅影，而城市的主事者，却显然十分地不欢迎它。
  布拉格的水鸟以河鸥与天鹅为主。所谓河鸥，跟海鸥的样子完全相同，只是个子小些，它们飞行的姿态和叫声，也与海鸥没有什么差异。布拉格的河鸥晚上栖息在伏尔塔瓦（Vltava）河几座桥下的横梁上，也有一些栖息在比较隐秘的河边丛林里；白天则有时在水波上载浮载沉，有时成群飞翔于河上，向查理桥上的游客争讨喂食。而天鹅则一径在近岸的水波上游来游去，从不在空中与河鸥争食。它们游在水上的姿态十分优雅，是伏尔塔瓦河上的胜景之一。
  天鹅其实是一种候鸟，能够随季节的变化而飞越极长的距离。然而布拉格的天鹅，却一年四季似乎从来没有飞远过，一定有人怀疑这里的天鹅是否还会飞。我倒有一次见到一群天鹅从天外飞来，缓缓地在查理桥南端的史垂勒基岛附近水面“降落”，证明这里的天鹅其实是会飞的。只是会飞是一回事，愿不愿飞又是一回事，布拉格的天鹅似乎都不怎么愿意飞了，打算在这不算广阔的河面，终其一生地游荡下去。
  天鹅到底靠什么为生呢?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一般的天鹅，是靠捕食水中的鱼类为生，但伏尔塔瓦河流经一些大城，早就受到污染，河中即使有鱼虾，恐怕也不多了，而天鹅又不会像河鸥一样飞上桥头向人争讨食物，河边游客当然也会把面包掷向它们，然而天鹅身躯庞大，在空中和水面都不如河鸥灵活，一些食物，都被河鸥抢掠而去。即使食物都让它们吃着了，恐怕也没什么好处，原因是游客所给的，大多是面包之类的东西，对天鹅这样的大鸟，营养显然是不够的；它们在伏尔塔瓦河居住，终年不离去，一定有固定的食物来源，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
  一天我在查理桥下游靠西边的岸上散步，在靠近马内苏夫桥的地方，突然发现河边沙渚上堆着一些像米糠样的东西，附近有一股浓重的鱼腥味，河面一群天鹅在徘徊。我想那可能就是喂食天鹅的地方（后来我一个学生向我证实，说布拉格一个“鸟会”之类的组织负责喂食天鹅，而且还享有政府的一笔预算）。只是我并没看见真正的喂食，因为那时天色尚早，还不到天鹅开饭的时候吧。
  有些鸟要争取它留下来，有些鸟要想尽办法赶它走，有些鸟就放任它在这块土地自生自灭，不去管它。世上一些人的命运，跟布拉格的鸟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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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旅行提恩教堂
  布拉格旧城广场四周有许多尖塔式的建筑。 所谓旧城广场，顾名思义是指这里原是旧市区的核心。市政府就是现在天文钟后面的几幢建筑。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末，城市的区域不断扩大，天文钟后面的建筑再也容纳不下庞大的市政府，所以就搬走了。其实搬得并不远，如果在天文钟和广场北边的圣尼古拉斯教堂之间画一直线，新的市政府大楼就在这条线的西边不远处，它是一幢泛着暗黄色的、壮观的、综合了罗马式与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原因是在朝向上，它背对着旧城广场，与广场之间又被一些零碎的建筑遮挡着，所以它虽然离广场很近，却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是广场建筑的一部分。新的市政府大楼说起来还算壮丽雄伟，廊柱罗列，雕像森严，楼前也有一个颇具气势的方场，但很少能聚集观光客在此驻足观赏，这幢建筑拿到世界其他都市，都可能成为路人的焦点，唯独在古迹处处的布拉格，尤其旧城广场附近，它显得那么不起眼，它的受人冷落在于它“生不逢地”呀！
  旧城广场四周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提恩教堂、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前面说的天文钟了。天文钟前头几乎随时都挤满了人，尤其是每当正点钟响起的时候，天文钟上方的两格小窗户打开，耶稣的十二门徒，会一一出现，似乎是跟底下的那群观光客打招呼呢。这时候的观光客都兴奋极了，有些人鼓掌，有些人高声叫着，有些带着乐器或者其他可以发出声音的器具的人，就尽量让它们发出响声，反正热闹得不得了。这时候如果细心，你会听到一阵阵公鸡叫的声音，那并不是黎明时的啼叫，而是公鸡找到食物时自己不吃，却召唤母鸡来吃时所发的声音，嗝嗝嗝——，声音十分聒噪，又充满了谄媚的味道。这么热闹的广场，怎么会有公鸡呢?原来是一群小贩在兜售一种能发出公鸡叫声的玩具，这种玩具其实简单，是在锯开的一段竹子上蒙着一张纸，纸的中央穿着一根棉线，线上涂了些松香，玩的人只要用手指夹着线向下拉扯，就能发出公鸡的叫声了。问题是这个玩具只在天文钟前面兜售，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我想不出其中的道理来，直到有一天妻叫我朝上面看，她说：“你看那门徒出现的窗户顶上，不是站着一只金黄色的公鸡吗?”后来久了，我发觉每逢正点钟响，十二圣徒出现完毕，钟楼本身会发出一声鸡鸣，下面的一只骷髅状的木偶会将手中的滴漏扶正，大概表示黑暗过去，黎明将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布拉格人做小生意也是照着典故做的。
  圣尼古拉斯教堂位于旧城广场的西北角，是一幢巴洛克式的建筑，所有巴洛克建筑都有一个特色，就是繁华缛丽。这座教堂自不例外，门窗的线条极为繁复，外墙漆作粉红色，教堂两翼立着双钟塔，塔顶则漆成粉绿色，以颜色而论，实在有些乡里乡气，但和广场另外两个主要建筑深沉的色泽相对，却显得亲切可喜了，具有强烈的庶民风格。原来宗教来自民众，也要走向民众，本来就充满世俗化的倾向。
  旧城广场真正的焦点建筑，我想谁都不会否认是提恩教堂了。提恩教堂之成为所有人注视的焦点，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它的高度，它不仅是旧城广场上最高的建筑，同时也是布拉格伏尔塔瓦河（Vltava River)河东的最高建筑，它以高取胜，自然吸引大家的目光；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怪异，教堂本体建筑除了比一般的教堂高大之外，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它的怪异在于正门前的两个奇特的高塔，这两个高塔由黑黄相间的石块砌成，每个塔的基座是正方形的，大约在拔地而起五十公尺之后，就慢慢缩成八边形的尖塔，顶尖的地方，一根细细的针状物指向天空，仿佛能拂到云端的样子，而在这根针一半的高度，装有一粒金球，再上去，就在针的最顶端，则是一颗八角金星。假如仅仅如此的话，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这个主要尖塔的四周，各立着比较矮的四个尖塔，形式和主塔一式一样，也是有一颗金球和一颗金星，还有，在主塔一半高度的地方，又像竹节发芽一般地“长”出四个更小的塔来，这小小塔也跟主塔一式一样，也有金球及金星，一座高塔的主塔与副塔加起来共有九座尖塔。另外不要忘了提恩教堂是有两座高塔的，因此，当你面对提恩教堂的时候，必定看到二九一十八座黑色的、指向天空的尖塔，气势上确是不凡，难怪到旧城广场的人，没有不被它的形象所震慑的。
大学将我的住处安排在这座教堂右侧的巷子里，巷名就叫作“提恩小巷”（Tynska ulicka）。而我住的房子，是一所由十三世纪留下来的院落里面的一间阁楼，卧室的两个窗户以及客厅的一个窗户，就面对着提恩教堂的两座高塔，所以我们只要身在布拉格，就几乎与这两座怪异得像童话故事里的高塔朝夕相对。有一个夜晚，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我听见妻在床那头辗转反侧，她可能在想台北的家，我用手拍拍她，叫她看窗外的天空，双层玻璃外的布拉格夜晚在下雨，而提恩教堂十八个大小尖塔上的金球及金星，却依然发着似真似幻的光辉。我们都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但无妨偶尔沉入童话的幻梦之中，尤其在异乡，那时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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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寒流
  第一次寒流在十二月初的时候光临了这个城市。
  在这一次寒流之前，也有几个冷锋过境，但不知是什么缘故，气温总没有气象预报所说的那么低。冷是比以前冷了点，穿件长袖，或在外面罩一件夹衣就可以了。走一段路，或者动了一阵子之后，还是会热起来，那时只有把外面的夹衣脱掉，长袖卷起来。虽然时序已经近冬了，可是没有人觉得天会真正的寒冷的。
这次天气却二话不说地冷了起来，冷空气源源不竭地从蒙古高原压制下来，热空气敌不过，只有往南方撤退。照这样的光景看来，要想恢复温暖，可能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了。
  事实上早就该冷了。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一些比较北方的国家，在十月左右就飘雪了，巴尔干半岛上的波斯尼亚，应该是属于地中海型气候的，十月底的时候，地上竟然堆着白皑皑的积雪，可见天气早已冷了。觉得冷得突然，是我们这里的天气今年有点反常，热天延续得过久，热变成理所当然，一下子冷了，便让人受不了。
再受不了也得受的。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街头的行人，都穿起了厚衣，骑机车的人，把自己包裹得密密的，从远处看像球一般。城市的气氛也随之改变，冷风令人抖擞，这城市似乎增添了一股“生猛”的气势。
植物对气候的感觉总是比人还要灵敏。城市里一条主要街道的路树是青枫和樟树，到这时节，青枫已开始大把地落叶，在十二月初，叶子不至于完全掉光，然而摇落萧森的味道还是有的。樟树虽号称常绿，到了冬天，叶子也是会落的，只是樟树即使遇到再冷的天气，也不会把树上的叶子落尽，但这时候要它发新芽、长新叶，是断断不可能的。在通往我任教学校的一条干道，路树是木棉，木棉也是落叶的乔木，大约到十二月底，树上的叶子就落得一叶不剩，此刻的木棉，还吊着一些要死不活的老叶，在寒风中飘摇，要落不落的，仿佛不肯认输地要见证世上的某些即将失坠的真理一样。
  天是灰蒙蒙的，但由于路树落叶的缘故，天显得空旷而辽阔起来。这个时候，适合在街上走走，适合隔着玻璃看商家橱窗里的摆设，适合找一家咖啡厅坐下来，脱去帽子和围巾，喝一口热而有些苦涩的咖啡，适合听一些能激发热情但不要过分热闹的音乐；冷的空气，可以使一切都变得透明，包括音乐和思绪。
  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我有一节十分特殊的课，这堂课的内容并不特殊，特殊的是上课的教室。教室右边一排窗户面对着几株很具姿态的松树，由于教室是在三楼，所以充满窗户的是成沓的松叶。松叶是针状的，但浓密的针叶，也可以遮住大部分的天光，剩下疏密有致的绿荫，令人神清气爽。夏天时候，学生会把所有窗户都打开，风不见得会吹进来，但满窗的松荫，也会令人陶醉的。
  第一个寒流来袭的星期一下午，我特别早一点到教室。教室还是空的，整排窗户被上一节课的同学密密的关着，我看见松树的顶端有风吹过，因为它摇得很厉害；但由于窗是关着的，所以听不见任何风的声音，整个情况有点像是一部默片，气氛有点诡异。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将玻璃窗推开，这时一阵阵像呼吸般的松涛就传了进来，并不是很急的，起伏也不大，但空气的流动，代表属于自然的世界仍然是活的，而且生命力极强。透过松叶间的一些空隙，我看到有人骑脚踏车经过，也有些学生将车停在路旁的格子里，还有一些学生，走进楼下的教室准备上课。整个世界，包括人的世界与非人的世界，都在无声地进行，当时我听不见任何响声，除了那一阵阵细琐得像呼吸的松涛。
  我回过头来，竟发现我课堂的学生已静静地坐满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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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忆往
  三十年，或者更久之前，我在台大文学院图书馆看书，那时文学院图书馆还是独立的，不像现在完全“并入”总图了。 文图所在地是现在文学院后栋的下面一层，文学院后栋与前栋一样，是栋长建筑，长度大约有一百米。除了靠西留下三间教室作研究室用，其余的空间都是图书馆，所以文图的空间还算不小的。
  因为是日据时代留下的旧建筑，每层都建得很高，图书馆为了放书、取书方便，就用钢板隔成上下层。然而有趣的是这旧建筑里面，在门厅的地方常留有一些拱门，因为关系整体结构，是不能打掉的。文图的“夹层”二楼在通过这拱门的时候，只有委屈使用人弯腰俯身而过，当然会造成一些不便，不过现在想来，查书时偶局偶恭，颇类官场身段，也蛮好玩的。
  楼上放的，部分是日据时代搜购自福建藏书楼的一些线装书，有些是善本，大多是清代的刻本。每本书的首页，都工整地盖着“台北帝国大学藏书”的印记。翻阅这些图书时，感觉是沉静而愉快的，线装书打开书函就有股霉味混着樟脑味的特殊纸香，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这些书搜购来了之后，可能从来没有人阅读过，有些书可能有人翻过看过，但绝对是极少数的人，那些翻过看过这些书的人，现在“星散”何处了呢？
  当时眼力尚好，夹层二楼的光线昏暗，大约两排书架间，只有一只单管的日光灯，但古书字大，都还能看得清楚。唯独新版的字小，外文书亦复如此，只得拿到灯下，才能展读。
  不论如何，阅读总是愉快的事情。当时文图没有空调，然而外面即使是酷暑，室内也不显得热；冬天，外面朔风野大，里面也不太冷。倒是夏日午后的蝉鸣，冬日树梢的风声，在里面都感到不是那么真实。阅读有时是逃离世界的方法。
  当然，阅读的目的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借着书本来了解世界。谢在杭说：“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所谓“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大致是指于寒夜读书，同时欣赏窗外雨声，便足以了悟世事的真实。能了悟世事的真实，人生即使有再不堪的遭遇，也不会放在心上了，因为完足与不堪，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那样的文图大致维持了十余年的光景，后来台大进行校产整编，取消了各学院的图书馆，图书及人员都并入学校的图书总馆，美其名曰“科际整合”。为方便使用者检索，卡片柜全由计算机取代，查一本书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管理上，效率也“神准”得厉害，借书逾期一日，即罚金若干元，由机器监控，毫不宽贷。善本特殊珍藏，不许外借，仅供微卷（micro film）查阅。如此管理，合理合法，既速且达，不能说不好，但鸟语虫鸣、风檐展读的味道就完全消失了。
  后来新的总图大楼完成，厚厚的窗帘，暗色的玻璃将外界的风景视作干扰，必隔之绝之而后休。明亮的灯光，二十四小时的空调，盛夏在馆内阅读亦需备一夹克。图书馆成了一座“信息”的供应站，快捷而准确地提供充分但冷冰冰的知识。
  我突然想起明人吴从先说的：“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鉴。读子宜伴月，以寄远神。读佛书宜对美人，以免堕空……”这对现代人而言，似乎是一种嘲讽。不要遥思古人，回想三十年前的文图，便有隔世的感觉。凤凰木
有几种树木，特别容易提醒人季节更迭、时间流逝。当然所有的植物，都随四季消长，如果仔细观察，均可于其中理会时序，譬如榕树、樟树号称常绿，四时亦各有姿态，并非可一概而论的；然而问题在“仔细”与否，榕树与樟树开花落叶都不太明显，不仔细观察，容易让人觉得它们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凤凰木就不同了。每到阳历五月中旬，凤凰木上红艳的花朵就渐次开放，如野火燎原，一开始即有不可收拾之势。大约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后，整个树顶，一片通红，让人不注意也难。
  凤凰木英文叫做flame tree，flame是火焰的意思，英文就直接叫它火焰树。英文中还有两个字与flame有关，大约是从它延伸演变出来的，其一便是flamingo，指一种在非洲沙漠咸水塘生长的名叫火鹤的鸟，这种鸟浑身粉红，翅膀尖处羽毛甚至是大红色。火鹤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它们主食的一种咸水磷虾身上有种使羽毛变红的化学色素。另外一个与flame有关的字是flamenco，指的是一种源自西班牙的煽情舞蹈，flamenco可以群舞亦可独舞，节奏强烈，旋律热情中带有一点哀伤，舞时常以鞋跟重踏地板以配合音乐，女性舞者喜着宽裙，舞时常以手牵动裙角，作夸张及撩人的姿势；有时手持响板，夸夸作响，将这种舞蹈斩钉截铁的节奏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论火鹤或弗拉明戈舞，都有火焰、燃烧的含义，所以凤凰花一开，就让人意识到，如火焰、将燃烧的夏季即将来临。
  凤凰木的原产地是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大约在十八、十九世纪时由殖民宗主国法国带来东南亚。由于它是热带的树种，跟木棉一样，它向北的生长极限便在北回归线一带，这样说来，台湾应该是它最北的生长区了。我不记得在其他地方看过凤凰木，如果不是花季，即使看到也不会注意。我想在东南亚，或在热带亚洲，都会有这种树才对。我曾在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幅大溪地的写生图上，看到一株有火红树顶的远树，那树我怀疑是凤凰木。那幅画的主题是棕皮肤的土著裸女，树在固定的焦距之外，不是很清楚，但判断那棵树是凤凰木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大溪地是热带岛屿，其次，那个地方在高更去的时候正是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呢。
凤凰木的花，确实是盛大又美丽的，再加上它是乔木，在高大的树顶上缀满如火的锦绣，很容易形成奇观。凤凰木的叶子是“羽状复叶”，每“羽”由十至二十对不等的小叶组成，远看翠羽如盖，极具风致，然而叶小如豆，落叶的时候，容易变成灾难，它最会阻塞水沟。由于细琐，极难清理，所以对工友而言，很难欣赏凤凰木的美，反而一看到它就皱眉。我有一学期担任服务课程，负责带领学生打扫环境，划给我们的责任区是文学院与普通教室之间的信道，这条信道是学校人气最旺的通道之一，总有不断的行人与自行车经过，打扫起来相当吃力。不巧路边靠文学院后院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凤凰木，在我们负责打扫的那个学期，它似乎天天都在落叶，天晴时还好，天雨或者地上潮湿的时候，它那细琐的叶子总被牢牢地黏在地面，任你用什么工具都无法尽数扫除。学生十分生气，有一次赌气说，趁着晚上把这棵树锯掉算了！
  生气的话当然没有实践，等你无须打扫的时候，凤凰木又“恢复”它美丽的姿态了。今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从普通教室三楼走下，突然见到那株曾被我的学生诅咒过的凤凰木，顶层花的火种已被“点燃”，预计在此后的两个月，校园的这一个区域，将会猛烈地燃烧。凤凰花开，是学生毕业的季节，骊歌高唱一阵后，学校就因暑假而埋入岑寂，凤凰花的火也会熄灭，到时候，整个夏天，陪伴这古老教室的，就只有聒噪又寂寥的蝉的鸣叫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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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
  棕榈是一种耐干旱的植物，它主要产地是酷热的沙漠和阳光充足的热带海滨。 为了抗热或者防止水分蒸发流失吧，它全身都坚硬无比，树皮是近乎角质的高度纤维化，而叶子又像刺刀般，任何食叶动物都咬它不动的；而且它的叶子里面很少有水分，动物也犯不着去啃它，所以棕榈树才能在险恶的环境里生存下来。
提起沙漠里的植物，使人想起棕榈和仙人掌来。仙人掌似乎比棕榈更能适应干旱的土质和天气，棕榈所需的水分可能比仙人掌要多，因此，沙漠里的棕榈总是分布在近水处，不像仙人掌，近水处反而不太容易见着。以“树相”而言，仙人掌确实太单调了，它没有叶子，而且茎干不分，上面长满了令人目痛的细刺。而棕榈就不同了，尽管它同样的坚硬而扎人，但它羽状的叶子，以及它的垂影，都是十分有姿态的。海滩上的棕榈树尤其优雅，可惜大部分人都把它当成泳装美女的背景，很少注意它本身的美了。
  和棕榈长得很相近的是椰树，都是热带的植物。椰树温带也是生长的，但总不如热带的长得茂盛和结实累累。和棕榈一样，它们似乎不太挑土地，也不需特别的营养，只要有阳光，就能长得很好。与棕榈不同的是，椰树的树干比较平滑，叶子不那么扎人，而且椰子里面充满了甜甜的水分，所以椰树总给人一种甜腻而慵懒的感觉。这一点，棕榈就没有了。棕榈是一种不能攀爬的树，即使攀爬上去也摘不到可吃的果实，因此人也就不打算攀爬。
  棕榈不能果腹，不能解渴，它在沙漠提供一点罕见的绿意，在阳光下提供一小块阴影。它的“功效”不大，它的美是一种远距离的，不具功能性的美，因而这种美，与其他的树比较起来显得更为纯粹。
  那天我在城市公园里看见一群棕榈开花的景象，至今犹印象深刻。棕榈是不太容易开花的，这跟它们原生长在沙漠有关。沙漠植物因为水分得来不易，所以像开花这种宣泄似的盛况不是年年都有的，即使开花，花期也十分短。它们常常利用一场罕见的豪雨之后，立即展开花季，开花、传粉、受精、结实，几乎在两三天之内就尽数完成。由于速度太快了，它们的花要开得薄、嫩而鲜艳；因为鲜艳，它可以立即有效地吸引传播媒介，因为薄嫩，它可以很早枯萎而谢落，不再浪费生命。沙漠植物的花季，是比起樱花还来得仓促的。
  虽然“移居”亚热带多雨而潮湿的台湾，但棕榈依然保持着某些沙漠里的习性。这里终年水汽弥漫，但它们也是不随便开花的。上个星期的某天，我到公园散步，突然看见平常无欲则刚的一丛棕榈，竟然开满了花。棕榈花不是开在棕榈树的中央顶端，而是开在叶子和主干之间，像是人的腋下的地方。花是金黄色的，形状像一束稻穗，远远看并不起眼，但靠近了，才体会出它的盛大与美丽。那一串串黄色的花，在夕阳下发着金光，像缀着细琐的金块。正好有一株比较矮的棕榈，它的花在我伸手所及之处，我轻触了它一下，那些被精细雕琢成三角块状的花瓣，竟然落满了我的手掌，而且是沉甸甸的呢。
  棕榈在盛夏即将展开的前夕，透露出一个成熟生命的肉欲渴望，那种亘古以来的生命欲望，必须借着与异性交配才可以完成，植物和动物其实是一样的。我手上握着棕榈的落花，似乎见证着它生命的脉动，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这种感觉使我心情有些起伏。
  但棕榈毕竟是一种善于掩藏的树，这是它在沙漠里养成的习惯。它只透露了它原始的欲望，在一个极短的时刻，那时间一过，它就立刻恢复了原样，变成一种不具任何功能性的纯粹的美。一个礼拜之后，我再到公园，就在花瓣落满我手掌的那棵棕榈下，我竟然找不出它曾盛开灿烂花朵的任何迹象。它静静地直立在那里，羽状的叶子在风中微微摇曳，却清高无邪得像一个神职人员一样。故乡的野菜
  什么是故乡呢？对有些人而言，故乡并不等于他的籍贯，他可能出生在外地。那出生地可算是他的故乡啰？也不是必然，他如果在出生地没待多久又搬走了，那个地方，他可能还一无记忆。所谓故乡，怎么能是一个毫无记忆的地方呢？周作人曾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这话很有道理，故乡对一些人来说，不止一个，但说凡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也有语病：　住过不长、没有什么记忆可寻的地方，恐怕把定义放得再宽，也算不上是故乡吧。
  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写他小时在浙东故乡吃过的一些野菜，包括荠菜、黄花麦果及紫云英等，那些野菜，也许名不见经传，但色泽与香味，充满在他童年的回忆中。这篇短文，读来令人欣喜不已，比如说他写紫云英：　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收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他文中的紫云英，有点像台湾乡下农闲时种的油菜，油菜可食，但多数作肥田用，只不过油菜花是金黄色，与紫红色的紫云英不同。
  我记得小时住宜兰乡下，也有几种现在罕见的野菜，偶尔可采来作佐餐之资。其中有两种很特别，都生长在铁道两旁的土坡上，只要想采就采，要多少有多少，从来没人会管你。因为太“贱”了，味道也不怎么高明，其实是不太有人会去采食的。
  一种是叫“马齿苋”的植物，茎叶匍伏于地，叶片如小孩指甲，肥厚而多汁，颜色呢，则是绿中带紫，越近根部越是绿色，芽部则为嫩紫色，所以采马齿苋，只采前头嫩芽的部分，绿色部分除了纤维太粗之外，味道还很苦涩。整体而言，马齿苋并不好吃，这可能与乡下人的“烹调技巧”有关，更可能是这菜根本上不了台盘，大厨当然对之束手。在乡下，只有穷人才对它有兴趣，唐代诗人张籍曾写诗讽刺他的穷光蛋朋友贾岛，说他“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时炊”，我想，贾岛所寻的野菜，可能就是马齿苋一类的吧。
  我忘了本地人是怎么叫这种植物的，我曾听小学工友、一个年纪很大的外省汉子老叫它“马屎汉、马屎汉”的，这不太雅的名字便陪伴我长大。直到我进入中年，有一天在一本讨论本土植物的书中看到了“马齿苋”这个名字，原来它可食、可药，而且在极早的文献上就出现过了，至于是哪一个文献呢，我现在又忘了。
铁道边的野草中还有一种可食的植物，正式的名称是蕨菜，是属于孢子类的植物。蕨菜可吃的部分不是茎与叶，而是羽状叶前卷曲的嫩芽，形状有点像小提琴的琴头。乡下人是不叫它蕨菜的，都叫它“过猫”，这土气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亦不明究竟。
  过猫可生食，把洗净的过猫切碎了，和醋与盐凉拌，是一道消暑的妙品呢。不过少时在宜兰乡下，一般人吃它并不讲究，总是把它跟其他菜蔬一样，在滚水中氽烫了，然后蘸酱油吃。跟马齿苋不同的是过猫有时可以在菜市场买到，足见它地位应比马齿苋要高些的，不过也高贵不多，因为价钱比蕹菜（空心菜）还便宜，无疑的，在人眼中，它还是十分低贱的菜色。
  台大大门对面罗斯福路的一条巷口，有家专卖滇缅菜的餐馆，里面有道过猫炒花生的小菜很吸引我，常常点食。他们的作法是把新鲜的过猫快炒一过，里面加上醋，还有一种有特殊辣味的“云酱”，起锅前混上花生米，炒匀了上桌。这菜不但下饭，而且下酒，配冰镇合度的啤酒，尤为顺适。我几次带友人来此小吃，其中还有几位是外国友人，他们都对这道菜的美味赞不绝口。而我吃的时候，却想起宜兰乡下的生活，里面有许多贫苦时代童年的回忆在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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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在面相学者的眼中，人的相貌是他命运的最大决定者，国字脸当居国政，同字脸善与人同，鼻正脸长，天生命长；而尖嘴猴腮呢，则是天生的鼠辈小人长相，与这类人物相交，得十分小心才是——俗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但以面相人也有失去准头的地方。 本省有一位工业巨子，其长相确实不怎么样，尤其那对招风耳，以及布满纵纹的脸孔，在面相学上是属于终岁劳碌的人，但他不仅富甲一方，而且影响到台湾的财经甚至政治。由此证明命相之为物，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史记》记高祖刘邦，说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所谓隆准，一指面颊高，一指鼻高；至于龙颜，因为谁也没见过龙，所以就没有标准可言了；须髯是指胡须，这是一般男人都有的，以这个长相，刘邦其实与一般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刘邦与一般人的差别，可能就在他左边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这七十二颗黑痣如不脱去衣裤，是不容易让人看见的，因此就有“贵人不露相”的说法。
  韩信在克齐之后，势力一度与项羽、刘邦成鼎足之势，有一个名叫蒯通的劝他把握时机以图进取，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可见背也有相，所能发挥的作用还超过面相。不过韩信没有好好依仗他贵不可言的背，最后落到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
  我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现在正沉迷于命相之学。他的命相学不是看人面相，也不是看人手相或骨相之类的，而是以紫微斗数排列命盘，以此算人的流年，据他说是百不爽一的。他对一般的面相之学是有点瞧不起的，然而排命盘，其实也是一种算命的方式。有一次我问他，他说：　 “面相学可以算命，但牵涉的事太多太杂，正如你说的还有‘背相’、‘骨相’之类的，所以无法绝对准确，但排命盘就不同了，只要八字正确，算出来的流年运势，可以说很少不准的。”
  “如何准呢?”
  “紫微斗数可以算出哪年哪月有灾厄，有些时候，灾厄的性质也可以算出来。我对照我的经历，几乎完全照命盘上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叫你不得不信。”
  “算准了怎么样?”我说：“假如一切是命定的，知道与不知道都不能改变事实，知道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问的不是命相学的功用，而是意义，这一点，我恐怕不能给你满意的答复。世界上的东西，你如果抱着否定的态度去看，任何一种都是没有意义的。钱多了有什么意义呢?有名了、发达了有什么意义呢?对一个看破了尘世的人而言，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可能没有意义呀！”
  “我的意义并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的意义是说，命运如果是早已确定了，那知道与不知道其实是没有差别的。譬如知道有灾厄，采取方法去躲避，能不能算是命定的呢?何况是不是能够躲避，又是一个问题。”
“知道了灾厄，当然可以用方法趋吉避凶。”他说。
  “趋吉避凶，算不算是命运的一部分呢?”我问。
  “有些算，有些不算。大部分的灾厄，是我们人不能逃避的，这即是所谓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知道了这种灾厄也是好的，可以事先做好安排；躲不过，只有安心接受，安心其实也是一种趋吉呀！”
  “灾祸如果必定要来，人又躲它不过，不知道反而好。”我说。
  “这是你个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用你的看法来看的。譬如我自己命盘中写明了我十五岁的时候会失去父亲，这一点是不错的，我父亲真的在我十五岁那年去世，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紫微斗数，当然更不知道要如何避此天伦之痛。知道了，事情又没有补救的机会了，这是做一个人的困窘之处。与世界比较，人确实渺小，人的困窘很多，又无法突破，了解命运，倒不是真为了趋吉避凶，真正的吉凶，往往不是人能够争取和躲避的。了解命运，在领会这个真谛之后，对人生不会作太多的强求，这样，就达到了我所谓安心的地步了。”
我们没有继续谈下去，我朋友对命理的了解，已经从功能性提升到哲学的地步。他把他一部分的认识传递给了我，我原先以为，“安时处顺”是没有知识的人处理事物的方式，现在终于知道，对于参透了命运、体悟了生命最深刻本质的人，“安时处顺”依然是他们处世的圭臬呢。
  我很同意他用“历史感”这个名词，尽管我不很清楚他的历史感定义是什么，但看这些旧照，确实令人兴起某些历史的感怀。在这些历历有年的照片里，我们看到许多与今天不同的东西，包括人物、服装、器物、工具以及建筑，甚至还包括在这些东西上面的光影和表情。三轮车早已被快捷的汽车取代，城市中心的火车站已潜入地下，爱国奖券早已消失，一些建筑被拆毁，空间被另外一个建筑所占据。而照片中的人呢?吃冰淇淋的小女孩应该已做母亲，也可能是祖母了，卖奖券的老人，可能已经作古，那些在火车站排班的三轮车夫，有的可能在家里含饴弄孙，有的可能还在为生活而奔波……有些人和事已从这世上消失了，有些正在消失中，这是历史的宿命。唉，这就是我朋友说的历史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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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木
  习惯说宝岛四季如春，而忽略了台湾四季的变化。 其实大自然和人是一样的，有心跳、有呼吸、有兴奋、有倦怠。台湾的季节变化，也许不如温带大陆的明显，而生命的周期是一直在进行的，其中有起伏、有强弱，注意的话，大自然的吐纳和脉搏依然是有迹可寻。
  就以我居住的城市而言，一进入了所谓冬季，天气就开始进入长期的阴霾，天空和地面，灰蒙蒙的一片。其实天并不冷，在气温表上，不容易让人体会这是冬天，但远近如一的沉灰色调，还是令人感觉出与以前的季节不同。这种天气因为不太容易找出光源，所以比较不适宜摄影，然而这种色调往往将过分强烈的东西变成柔和，将过分软弱的东西，变得比较低沉而显得不是那么软弱，它其实是在作齐一万物特性的作用，大有庄子《齐物论》的味道。
  假如你以为大自然只在那里作扰乱秩序、混同界限的工作，那就大错特错了。大自然在真伪不清的混淆之中，仍然在积极地进行它时序移转的大工程。首先是草坪上的草不知为什么都变黄了，温度并不太低，水分也如往常般充沛，但是它还是黄了。也有一部分的草坚持着平时的绿，只是这绿非常保守、非常约制，不敢向外蔓延。冬天的草是不需要剪的，原因是它根本停止了生长。
  城市中有一条街上的行道树是樟树与青枫。青枫是落叶的乔木，每到冬天，叶子就落得空空的，使得城市风景呈现难得见到的寥落景象。而樟树虽号称常绿，其实到了年尾，树上的树叶也落了大半，剩下的，也显得有气无力的。
  我喜欢这样的街景，落木让原来隐藏的东西曝现出来，城市因而增加了景观。在某些转角路口，萧散的行人，只剩下枯枝的路树，以及弯曲的街道，使这座城市竟然有点像法国画家于特里约（Maurice Utrillo)所画的风景了。
  夏天里浓浓的绿荫，加上蝉嘶鸟鸣，对此“佳景”，总有点像喝了酒的味道，只要一阖眼，就想沉沉地睡去。看树叶落光的树，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比较像是喝茶，而且是喝一种带有苦涩味道的茶，令人清醒而冷静。
  落叶也可以造成一种极为壮观的气势的，杜甫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可证，只是这种景象在台湾难以见到。虽然如此，台湾的冬天依然在尽它的职责，它把所有闪耀的、宣泄的生命力按捺下来，让它们朝地底下蕴积，向更深的地方发展。
  古人常用“木枯崖落”来形容真理的呈现，因为这时候，所有繁盛的表象都消失了，真理在比较没有错觉的环境下，以它最原始的样貌显露出来。
  那天下午，我经过一个庙口，虽然今年冬天不冷，在牌楼边仍有两个老年人在晒太阳，他们可能是延续每年的习惯吧。正在我准备过街的时候，一队丧家的车队走过，我被迫站在两个老人旁边。车队不是很长，最前面车上挂着的一张彩色遗照，竟然是一个风姿翩翩的美少年呢。一个老人指着那照片对另一个老人说：　
“怎么这么无福气呢?才这个年纪！”
  另一个老人气定神闲地说：“要知道，棺材不是装老人，而是装死人的！”
  车队很快通过。我快步过街，在街的这边看那两个老人，他们还在交谈，然而谈些什么，我就听不到了。一些智慧是天生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智慧，是要通过许多寒来暑往，是要经历一些木枯崖落的生命的历程，才能真正体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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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
  大学前面的一条重要道路，在城市可算是衢道的那条马路，路两旁种着在台湾并不算太普遍但也不算稀奇的木棉树。 夏天和秋天的时候，木棉树的树枝被绿叶掩盖，跟一般树没什么两样，它只是被用来遮阳和维持一些绿意的行道树罢了。但木棉是一种落叶树，台湾天气冷得晚，它的叶落就不是那么干脆，一直到阳历十二月底的时候，才会把整树的叶子落光。落光叶子的木棉，就不能遮阳，也没有绿意，它峥嵘的树干和树枝，就成为路边的一道奇景，因为在台湾，很少能够看到没有树叶包裹，完全裸露枝干的树。这样的裸露，大约要保持三个月的光景，一些商家，喜欢在门前的木棉树上缠上成串的彩色灯泡，有的就直接把耶诞灯挂在上面，一到晚上，闪闪烁烁的，就成了延伸的店招了。
  大约到三月中或三月底，天气开始转暖，木棉树就展开它一年最灿烂的一段时刻。它在树梢先是长出了一些和树枝一样颜色的突出物，如果不注意，还以为是树枝的分杈呢，其实它是即将盛开的木棉花的花托部分。当花托都已长好，所有的木棉树仿佛事先联络好了似的，在都市一个静悄悄的角落，它们秘密的总部在夜晚发出了一道命令，第二天晚上，整条路上的木棉树就一下子开满了橘红色的花。木棉花的花瓣厚实沉重，没有一般花的轻盈飘逸，但远远看，依然有火的感觉，只是这种火不像燃烧的火苗，而像一些烧红了的铁片被镶铸在树的顶端。
  木棉原产地印度，是一种热带的树种，台湾是它生长带的边缘，再北，就见不到它的踪迹了。因此台湾看到的木棉花大多是黄色的、橘红色的，而很少有鲜红色的。我一位朋友告诉我，在广州，木棉花都是火红色的，花开得又红又密，显然愈近赤道，木棉燃烧得愈厉害，但对没有看过广州木棉的我们而言，台湾木棉已经够猛烈的了。
  木棉花开了一个月之后，就纷纷坠落。它体大瓣厚，所以只有坠落两字能够形容。走在树下，不慎被落花击中，还会觉得痛呢。花落之后，枝枒上就发出新叶了。木棉树的叶子是狭长形的，也算是大的树叶。等到满树叶子长齐，木棉就成了遮阳的行道树了，它提供城市里一向欠缺的绿意，这一点，和城市其他的树就没有不同了。
  但有一点，是和其他树不同的，这种不同，很少有人注意到。木棉花落了一段时候，全树重披绿衣的某一时刻，它饱胀的花托部分终于崩裂，像球一般的棉絮就随风飞舞，有些棉球有棒球那么大，因为结构是十分松的，所以可以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木棉絮有点像放大了的蒲公英。有一年梅雨来临的前夕，天空刮着湿热的南风，地上泛潮，是个极不舒适的日子。我走过大学前面的衢道，突然一阵风来，半天中飞满了白色的棉絮，乍看像飘落的雪花一般；但满路行人，都在赶着自己的脚步，似乎没有一个人看到这般景象。苏东坡形容杨花，“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跟这个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呢。
  都市里的人，人人匆忙，已经忘记时序，忘记自己是天地间生命的一环。幸亏还有些植物在提醒我们，生命周而复始，盛衰有期，所有的生命都会消失的，然而消失又蕴含着新生。我突然记起不久前看过诗人叶芝的诗句，他好像说：　 静看伟大的自然时序，
  凋谢的花朵萎缩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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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霍
  一位在大学服务了四十年的老教授，在对一篇论文的讲评中，提出他对学问的看法，这个看法，应该可以当作他以整个生命写的论文的最后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的见识并没有比古人高多少，几千年来的学术进展，累积了几千万人的智慧成就，并没有使人的价值更为提高。据他的意见，人几乎是白活着，因为隔了两千年，我们并没有比孔子、释迦或是耶稣时代的人更为聪明。
  我听他的讲评，觉得很有启发性，虽然他的论调是稍微悲观了一点。以创造力的成就而言，我们确实不比古人高明多少，甚至愈至近代，愈有倒退的迹象。古代的人，所读的书，所能应用的资料一定比我们少许多，然而却有极高的开创能力。举例而言，孔子时代能读的书很少，所谓“学富五车”，并不惊人，原因那时代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的，五车所装的书，加起来也不足我们今天一部丛书的分量。然而孔子却开启了整个中国的人的心灵，创造了中国人至今仍然依循的生活价值。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曾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只是英雄的历史，而所有的英雄，几乎都不是上有所承的。他披星戴月，独立苍茫，也不寻求别人的继承，原因是，别人无法继承。人类发明了再多的机器，也没有一部机器能够“记录”一个人的所有智慧；人类发明了许多的医术，但没有一项医术能把一个人的聪明移植到另一个人的头脑里。因此，任何事业和学问都必须重来，每一小步都必须重新走过，绝大部分的人在摸索中走完了他的一生。英雄永远是特殊的，所谓学问，旨在证明人类的文明是由这几个人在独撑着罢了。
皓首穷经，只证明了一个小小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几乎是所有追求真理的人在年轻时已经知道的。年轻时候，不甘心结果是这么简单，搜集了好多的材料，找寻了许多的途径，以为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结构，然而到了老年，那个所谓的结构，被自己拆得一根也不剩，终于又回到了原始的起点。回到起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令他有些忿忿的，是这样数十年的苦读覃思，岂不是完全浪费了?
  十余年前我听毛子水先生最后一次公开的“讲话”，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他说他二十多岁大学毕业的时候，发觉自己还没有“开始”，他浓重的浙江口音把“开始”两个字念成KISS，弄得大家一头雾水，他说既然没有KISS，就从现在KISS吧！但到了三十岁做了大学教授，依然发觉自己还没有KISS，在大家弄懂他说的KISS是“开始”之前，会场几乎人仰马翻。然而最后大家都懂了他的意思，他说他已经八十多岁，可是仍然觉得自己在学问上还是一个没有开始进行的人。他当然在谦虚，但是在谦虚中，是蕴含着一些真理的。毛子水先生说他没有开始，对一般人而言，即使开始了又怎么呢?终其一生，只不过在兜一个除了嘲讽之外完全没有意义的大圈子而已。
  多年前，我从外地归来，得知一个和我同辈的学者过世了，我和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吊祭。他已出殡，书房里放着一个空空的“灵位”。我们行礼过后，检视书房里的四壁图书，因为长期没人使用，架上和书上都已蒙了一层灰尘。在书架的一角，我看到一本熟悉的书脊，抽出来，原来是我许久之前送给他的一本个人著作呢。朋友的母亲走出来，愁着眉问我这房子书该怎么办，她说你们如果需要，就搬走吧，反正家里今后没有一个人会去看这些书了。
  我们都没有动那些书。在朋友的灵位前，那些书至少应该保持原来的秩序，这是对亡者的起码尊重。但我们走之后呢?那个既有的秩序是不是会继续保持?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写的书和古往今来其他人物写的著作一样，一本本被窗外进来的风吹乱吹散，零落的纸片，化成白色的蝴蝶，飞向窗外的黄昏，最后像落叶一般的，在大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帝老是喜欢开玩笑，然而这个玩笑，老实说，开得太挥霍了。邻居搬家了
  与我贴壁相邻的林家搬走了。令我们十分诧异的，倒不是搬家这件事，而是他们一家五个人，几乎是在一个神奇的咒语之下突然消失了，消失得一点痕迹都没有，仿佛这个世界上，他们从来不曾存在一样。
  他们什么时候“不见”的，我们无法精确地算出来，只是林老板在菜市场作中盘的鱼贩，每年除夕，他会送我们一尾大鱼作年礼，我们也会准备一份薄礼回赠。有一年，他送给我们一条极长的黄鱼，必须切成三四段才能塞得进冰箱，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深海里竟然有这么大的黄鱼呢。今年春节前后，却没见到他们家人。以往每逢年节，林太太在祭祀后都会在我家对门的楼梯口燃烧纸钱，以至于楼梯间的白漆都被熏黑了，但这幢公寓的住户都没有抱怨过，原因是林太太是个和善而静默的女子；他们家三个男孩，也都乖顺，现在都已长大，老大去年还娶了媳妇。他们的家，和大部分台湾的家庭一样，稳定、温暖而荣景可期。
  但这个家庭，竟然在过年之前最繁忙、热闹的一段期间突然无声地消失了，真令人有些不知所措。我最早发现，约莫是在新年前一个多礼拜，一张林家的扣缴凭单误递到我们信箱，我便把它夹在对方的铁门上，想只要有人出入就可看见。但这封邮寄的凭单在铁门上竟毫无动静地夹了一个礼拜，我才意识到这家人不在家。我和妻开玩笑，说林老板也许想开了，利用过年的时间一家人到国外度假去了。
  正月十五过了，我在巷子口遇见了林家的一个亲戚，问他林家的事，他在确定我身份之后偷偷告诉我，说林老板正在“跑路”呀！“欠人一千多万，夭寿啊，债主逼得年都过不了呢！”原来，林家现正陷在亡命的困境。举家逃债，在幅员狭小、通讯发达的台湾，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老板的苦楚可以想象。
  不久，我遇见林家的二儿子，身材壮硕、近乎肥胖的他事发前在餐厅打工，是个勤劳而诚实的青年，他告诉我他父亲为人作保，赔了很多钱，说到情急处，竟然悲戚欲泪。我没有告诉他我听到的消息，其中之一是说他父亲被六合彩所害，但我也没有说什么安慰他的话。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当时词穷，不知怎么说；胖子是适合笑不适合哭的，哭泣的胖子，总让你觉得更加不忍。从旁观的角度，胖子哭起来有一点滑稽，尽管他哭的原因是值得你同情的。
  不久，林家窗外的铁栅上挂出了出售的牌子，这下子，几乎确定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勤恳老实的邻居了。我们住家靠近菜市场，环境的溷杂可以想象，但巷道内，还算是静的，尤其是夜晚，你还可以听到风吹过树叶所发出的声音。虽然安静，可是这个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它上面上演着永无结局的物换星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