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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余光中两位作家谈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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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4 17:18:5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王蒙、余光中两位作家谈散文
时间:2009年2月22日  来源:网络
   
   王蒙、余光中两位著名作家就中国散文现状展开对话,右手写小说左手写散文,高手过招,举重若轻,机锋迭出,闲谈间,中国散文大势了然。

  但今天他们要谈的都不是他们各自最擅长的文体,而是散文。
  
  王蒙、余光中、黄维睴、喻大翔(从右至左)在海南师大文学对话现场
  余光中:散文的疆界非常广阔,像河南,不像海南
  王蒙:我宁愿我的小说写得像散文
  余光中:诗和散文是中国早期的两大文类,小说、戏曲是后来的,这和西洋的发展不太一样。什么是散文?说法很多,举例来说,我们平常读中国古典文学的范本,诗会读《唐诗三百首》,散文会读《古文观止》,可是打开一看,前面几卷几乎都是历史,像《左传》、《公羊》、《谷梁》,这些本来都是作为历史而写的。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但他也不想做一个散文家。可是,历史写好了,那个文字就是最好的散文。同样,哲学家也不以散文作目标,可孟子的散文非常有气势,他善于养“浩然之气”;庄子的散文“汪洋恣肆”,富于想象力。在古人看来,他们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也就成了很好的散文,所以古代文人说散文要写得像太史公司马迁的那样。
  《古文观止》里的散文言之有物,属于历史、哲学;如果言之不见得有什么道理,不见得有什么事要说,而只是文字很好,把感情、气氛掌握得很好,那就不是散文的正宗,而是抒情文了,比如苏东坡的《赤壁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或者《阿房宫赋》、《桃花源记》,这些都是典型的很好的抒情散文。所以,散文是一个很大的门类,凡韵文不到之处都属于散文,一个人记日记、写信、上网写帖子,这些都是散文,贴一张布告,写一个报告,也都是散文。散文的疆界非常广阔,不像海南岛四面都是海,更像河南,跟各省都有交界。
  王蒙:我是努力写小说的,但我不希望我写的小说非常地小说,我宁愿我的小说写得像散文。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特别不好意思在小说里编造一些戏剧性的情节,特别不好意思用谎言去引诱读者。1953年,我写过一篇散文《春节》,杂志的编辑给我回信,说我的散文“太散了”,但是很有感情,稿子不准备用了,谢谢。我说那怎么办呢?我把它编成故事,于是我用大约二三十分钟,把它编成故事,寄给另一家杂志,没过多久就发出来了。但我非常不安,喔,原来写小说就是稍微编一下,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所以,我非常希望写小说能像散文一样的真实,像散文一样的优美。当然,如果我的小说里能够有一种诗情、诗意,那就是更高的理想。我的散文大多是由于报刊的约稿。我觉得散文的用处特别的广,一个是可以应付报刊的约稿,一个是可以教育自己的子女把作文做好,胜利地参加高考,因为作文基本就是散文的要求。
  我对散文的理解也是从《古文观止》开始的。一个人写散文是不自觉的,有的作家写的信非常的漂亮,非常感人。但现在好的信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可以通过E-mail用最简单的符号传递信息。我不知道今后的散文是否还能像《古文观止》里的散文那样优美。
  余光中:诗好像情人,散文则是妻子
  王蒙:《共产党宣言》是最好的散文之一
  王蒙:古代的时候把写文章看得非常高贵,临窗静心沐浴焚香书童研墨,在这种气氛下写作的,非常优美。现代社会从金字塔型向网络状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写文章了,写日记、申请、检讨,写得好的都是散文。古典散文具体给了哪些人启发?我说不太清楚,但我读俞平伯、朱自清,甚至是落花生的一些文章,觉得他们受到了古典文学的影响,包括古典诗词的影响。冰心的散文则主要受到了泰戈尔、纪伯伦的影响。我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够的,但我也认真地读过一些古典文学,甚至背诵过,他们怎么影响我具体说不清楚,但肯定有影响,至少在遣词造句方面有影响。
  余光中:我们常说,诗与散文不一样,除了形式不一样,诗除了是专业的文体,它是拿来抒情的,散文是不是一定抒情?不一定。散文的任务很杂乱,诗是可以专门拿来写感情,散文则要应付生活之中各种需要,记日记、写报告、写信,这些都是散文的范畴,所以,诗好像一个情人,专门是谈情用的,散文是一个妻子,当然夫妻也可以谈情说爱,可是妻子的任务很杂,一会儿到厨房去,一会儿要管孩子,散文的任务非常艰巨,它可以很富于感性,也可以拿来写学术论文,赋予知性,散文甚至可以拿来写公文,可是世界上哪一个散文家敢说他唯美的散文比诸葛亮的《出师表》还要好?诸葛亮才不想做一个散文家哩,他也不稀罕坐在这儿发表对于散文的感想。诸葛亮有自己的价值在,他人格高尚,对先主忠贞,对汉室的责任感,他写前后《出师表》的时候是写公文,可读公文的那个皇帝刘阿斗是一个不争气的人,他不配读前后《出师表》。我每次看前后《出师表》都会掉泪,因为他的感情太真挚了,当然,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读书人,文笔好,所以写得比一般散文家好得太多了。散文这个东西是人人都可以写的,不同行业的人都可以把它写得非常好。
  中国古人认为读书人一定要会写散文,为了风雅还得会写诗,所以古人有一个理想:“诗文双绝”。可是西方人没有这种现象,西方的散文家大多不写诗,诗人写的散文也是比较知性的。这是我们的文学史与西方的很大的差异。
  王蒙:余先生提到前后《出师表》,我则想到我读过的最好的散文之一是《共产党宣言》,那是一篇多么优美的抒情散文: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当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像古代的赋那样用铺陈的方法、用特别华丽的词藻来表达一个东西,但它和前后《出师表》有很大的区别。外国的优美散文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写在农村打猎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我相信好的散文是很多的,我比较能够不拘一格地接受。但我不接受在散文里因文造情,比如说,在文章里不断地说:我很激动,我很激动……亲人死了,说什么样的话我都相信,但如果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很悲哀,我很悲哀……我不信!
  余光中:散文家也有占便宜的地方
  王蒙:有人发明“散文速成法”
  余光中:刚才王先生提到,汉赋写得很工整,很华丽,文学性很高,但算不算散文?在这点,中国文学在诗与散文这两个门类之间有一个交叠、模糊的地带,就是亦诗亦文、非诗非文的地带,就像赋、骈文,有点像诗,讲究韵律,词藻华丽,有典故,所以收在《古文观止》里的《秋声赋》也算散文,范围定得很大。同时,这些赋又有点像诗。所以,诗与散文之间有一个弹性的地带。
  我刚才讲应用文可以成为很好的散文,书信、演讲,世界上很有名的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只有13分钟,讲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立国的精神何在,当时有一个学者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讲了一个多钟头,后来却被遗忘了,而林肯的演说却流传下来。散文很重要的是言之有物,这个“物”不一定是载道,只要有一点道理,有真的感情,总能写出很好的散文。
  王蒙:20世纪80年代初,江浙一带有人发明了一个“散文速成法”,本来是很可笑的,可悲的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认为“速成法”非常有效,用这种方法做成的“散文”甚至在很多报刊上发表了。这就提醒我们,酒有假冒伪劣,散文也有假冒伪劣。而且要命的是,这样的写文章的模式从小学到中学养成了习惯,连讲话都有一套“穿鞋戴帽”的习惯。

   余光中:西方人对于散文并不很重视,他们认为真的创造性的艺术主要是小说、诗歌,因为散文有很多实用的用途,所以不把散文当作一种艺术。西方的文学创作课只教诗和小说。诺贝尔奖近20年来没有颁给一个散文家。还有一点,现在到欧美去留学的学者,尤其从美国回来的学者自然成了评论家,他们写文章分析中文作品,可他们分析的对象是散文和诗、戏剧,很少以散文为对象。大陆的散文评论则受到很多关怀。可散文家也有占便宜的地方,就是碰到编教科书的时候,教科书比较难选小说,篇幅小的诗和散文就比较多。这是文学门类互为潇洒的一个现象。
  余光中:把诺贝尔奖当成西方的文学奖
  王蒙:诺贝尔奖做得好,不如我们的文学好
  余光中:诺贝尔奖最好的一个看法是,不要把它当成世界文学奖,要把它当成西方文学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18个评委里只有一个懂中文,中文都要翻译成瑞典文或其他西方主要文字,他们才能够了解。回忆一百多年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大半是西方人,东方国家偶尔得到一两个,分配是有问题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语言的障碍、文字的障碍。所以,如果中国也办一个奖,大半给华文的作者或亚洲的作者,偶尔给欧洲一两个,也可以呀。
  王蒙:不管是多么好的文学奖,并不能概括文学本身。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奖励过许多优秀的作家,但也有许多同样优秀的作家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当有人跟我没完没了地谈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就想起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冰箱广告: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我们同样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做得好,不如我们的文学好。
  余光中:如果杜甫也办一个杂志……
  王蒙:我为什么不回避政治?
  余光中:为什么我们喜欢重复:叠词、叠字?因为中国是方块字的语文,所以我们用一个字来说有时不方便,“慢慢走”、“慢慢看”、“你好好地想一想”,不会说“你好想”。所以,叠字在中文里是很自然的事情,《诗经》里就充满了叠字。徐志摩是浙江人,他的散文里常见到三个字中叠两个字,比如“凄冷冷”。不过我写《听听那冷雨》用了128处叠字,那是蛮多的了,我自己也觉得这条路不要再发展下去,有时候我看到别人在学我的文体,学来学去,就好像在讽刺我一样。对一个作家最好的对症下药就是他建立了一个风格,把它推向成熟之境,于是就有不少人来模仿,模仿得似是而非,模仿得过火,变成了漫画。原来的作家一看,觉得很难过,于是他率先停止制造这样的风格。
  王蒙:刚才喻大翔说我运用排比句,不知道是不是微言大义说我用得太多了?如果是的话,我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意见。但我个人的印象,我的散文里运用排比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是在小说里。相反,我在散文里还是比较是什么事说什么事,相当一部分散文是就事论事实话实说如实道来,没有特别地讲究排比句。但有时候我也受到读者和评者的提醒,说你在语句上有失控的状态。当然,我也受到中医的鼓励,你都七十岁的人了,一家伙还能列出一页纸的排比句,证明你中气很足!但毕竟我写的是散文不是病历。
  王蒙:我为什么不回避政治?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我佩服余光中,佩服大陆女作家冯宗璞,她是冯友兰的女儿,不管什么时候她写文章都那么优雅,芝兰的优雅,书卷的香气,书斋的纯净,但我做不到啊,我如果假装成一个在书斋里兰花旁,读着文章,侍候着老树,一脑子的诸子百家,你们相信吗?我还很欣赏汪曾祺,他还会写文言,会画画,书法写得好,而且他会烧菜。陆文夫先生写过《美食家》,他被法国吸收为美食俱乐部的成员,但实际上法国人上当了,他不会烧菜。我做不到,我做到的是什么呢?是从小参加到政治生活中,从小不管是好事坏事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事整人的事被整的事,都有我一份,而这些东西如果对一个敏感的善良的人来说,也是他铭心刻骨的经验,他怎么能够不在他的作品里写到他这些刻骨铭心的经验呢?但我不是以一个苦主的身份来写的,我也不是以一个审判官的身份来写的,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权利,相反,我是以一个极大的善意的见证人的身份,把我所看到的我想到的我经历的我梦到过的我哭过的我笑过的事告诉我的读者,我相信他们会作出正确的结论。
  余光中:一个作家在作品里要不要接触政治,我想如果他是写散文呢,也许是散文里短小精悍的杂文,那比较容易谈政治。如果是小说和诗,那是会间接地反映政治。所以我在想,如果唐朝的时候杜甫也办一个杂志,他又有充分的言论的自由,批评杨贵妃的话,那杜甫就不会写诗那么含蓄来讽刺了,于是我们多了一位杂文家,少了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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