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散文 一种文体的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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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散文 一种文体的潮起潮落

日期：[2009年1月9日]  版次：[AT02]  版名：[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总结]  稿源：[南方都市报]

倘若以文学是否具有“轰动效应”这一标准来打量，那么，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持续十多年才由盛而衰的“文化大散文”，无疑是近三十文学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如果考虑到“文化大散文”所涉及的问题、渗透的领域，以及此类散文的阅读范围等，我们又可以说“文化大散文”不是一个纯粹的散文问题，而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文化事件或者潮流。 　　从“文化苦旅”开始 　　1987年，长期从事戏剧理论研究的余秋雨应当时《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之约，在《收获》开设散文专栏。1988年第1期《收获》以“文化苦旅”为专栏名，发表了余秋雨的《阳关雪》等三篇散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散文写作中比较明确地把“散文”与“文化”连接的开始。“文化苦旅”专栏的散文很快引起关注并获得积极评价。这组散文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不仅开一种散文文体之先河，而且带动了散文创作的潮流，应者云集。因此，如果从时间上说，1988年是“文化大散文”的发轫之年。 　　在最初讨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时，使用的是“文化散文”概念。1992年知识出版社（沪）初版《文化苦旅》时，尚未出现“文化大散文”的命名。两年后，出版者总结《文化苦旅》得到市场和读者认可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品质和市场运作外，还与时代以及广大读者关心历史、人类命运等大命题有关。由此，出版者正式提出了“文化大散文”概念，并出版了“文化大散文”丛书。知识出版社（沪）改为东方出版中心后，以“文化大散文”名义出版的散文集有20余种。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散文界还有一个独立的“大散文”概念。1992年9月，贾平凹主编的《美文》在西安创刊，杂志的封面写上了“大散文月刊”的字样。那几年，贾平凹和《美文》诸君子不遗余力地倡导“大散文”写作。贾平凹“大散文”的主张有两层意思，一是散文要有大境界，二是题材、形式等无须限制；也就是说，“大散文”是境界与题材、形式之大。所以，“大散文”和“文化大散文”的概念在许多方面是相呼应的。大命题、大境界以及多种类的强调，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散文写作的主潮。 　　始作俑者的自我解剖 　　“文化大散文”的命名从一开始就存在异议。即便是始作俑者余秋雨，也不在意甚至不赞成这一概念。他在和笔者的对话录《文化苦旅：“书斋”到“遗址”》中曾经谈道，“中国一大半的评论是围绕着‘概念’在转，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为一个概念在论证。”“我对‘文化大散文’的争论也有类似的想法，散文研究成就高的人一定不会站在这个概念里面。”“所以我也就不再讨论‘文化大散文’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何谓‘文化大散文’？散文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哪一篇散文是非文化的？譬如印在我书上的‘文化大散文’的字样，出版家也没有和我商量过，我也不知道，后来看到书才知道。如果对中国文化作宏观的、历史的评价的文章才叫‘文化大散文’的话，《文化苦旅》显然就不是，因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我对早年的故乡的回忆，这也完全没有什么文化思考。因此，‘文化大散文’这个概念加给一本书是不符合的，加给其中的几篇似乎还可以，有这个范畴就比较累。”迄今为止，关于何为“文化大散文”并无一个严格的界定，但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等文集为阐释对象，出版界、批评界和读者对这类散文有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认识，“文化大散文”也就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文化苦旅》中那几篇似乎还可以符合“文化大散文”概念的散文也就成了“文化大散文”的范本，此后众多的散文受此影响终于将“文化大散文”发展成为一种散文的体式，而余秋雨本人在《文化苦旅》之后的写作也巩固和发展了那“几篇”散文的风格。 　　《文化苦旅》等散文是以三个要素构成文本的：有悟性的文人，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人、历史、自然的交融，此类散文大致如此。在有了十多年的发展以后，“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散文文体，其特征已经清晰呈现，可以粗略地表述为：长篇大论的体式，“往后转”的历史视点，传统文人的内心冲突，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与感性合一的煽情语言以及纵横捭阖的叙事等。如果再简单一点说，是历史叙事加文化感受，而“文化感受”则是一以贯之。 　　我所说到的这些要素和特征，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散文中，其实也零星出现过，比如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便是一篇“文化大散文”；但是，这些要素和特征的充分发展并形成一种文体，则是在《文化苦旅》写作之后。因此，从现代散文的发展历程看，“文化大散文”无疑是散文文体的突破与创新。这对新时期以来疲弱的散文来说显然是一次成功的拯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文化大散文”写作领域，“文化大散文”逐渐成为散文创作的中心文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散文家和一些不错的作品，从而巩固了“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王充闾、胡平、夏坚勇、蔡翔等人的可以称为“文化大散文”的作品也受到读者的好评。 　　旧窠臼与新窠臼 　　如果我们在文学史框架中考察，就会视“文化大散文”的出现为散文范式的一次转型。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散文曾经短暂活跃，但始终缺少文体变革的力量和广泛介入读者的机遇。无论是从文体的创新还是从担负思想文化的功能来说，上世纪80年代散文是“保守”的，这和同时代文学的整体氛围极不协调。上世纪80年代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这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苦旅》应运而生，在颠覆“杨朔模式”中获得了另外一种“范式”意义，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散文原先存在的模式化危机，同时也开始孕育散文写作的新危机。 　　但是，如果我们对“文化大散文”的认识仅止于此则是肤浅的。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散文或者文学写作的问题。“文化大散文”的兴起、发展和困境都与知识分子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写作方式的转换相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或许更能够把握“文化大散文”本身以及背后的因素。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的语境发生了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道路也开始分化，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解释“中国问题”，同样也反映在文学写作中。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研究逐步学科化，人文学科的影响力也逐步被社会科学取代；而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又被视为“边缘”化，特别是“纯文学”的重要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学术研究出现了所谓的重学术轻思想的倾向，而文学也与现实保持了一种暧昧甚至是妥协的关系。“文化大散文”侧重历史叙事，侧重文人的人格结构解剖，这样的“往后转”也就是这个大气候的折射。一方面，它对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人类命运等大命题不乏思考与真知灼见；但另一方面，它又在历史的幕后徘徊，与现实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同时，也丧失了解释当下“中国问题”的原创力，支撑“文化感叹”的思想与知识背景，大多是援引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现有成果。这样的状态，充分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困境以及文学写作进退维谷的尴尬。所以说，“文化大散文”的特征与局限，显示的是整个知识界的问题。 　　以“霜冷长河”收场 　　“文化大散文”在很长时期里具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影响着不同的阅读群体。散文能够如此与读者保持广泛、密切的联系，也是近三十年中不多见的现象。我们应当看到，当“文化”从“书斋”里走出来以后，“大散文”的这样一种形式，建立了与读者精神生活的关系。在传播文化、历史知识的通俗性、大众化方面的成就方面，“文化大散文”有点类似“百家讲坛”。它在这方面的成功，无疑也与市场定位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如何看待这样的出版方式、营销策略，见仁见智，但“文化大散文”的成功传播，对我们讨论媒体时代的文学不无启发。 　　事实上，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从未间断。针对余秋雨的批评在一段时期甚至十分激烈，比如“咬文嚼字”，比如“文革”问题等，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已不是余秋雨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大散文”困境的呈现。模式化以及大批作品的复制，已使“文化大散文”变成了新的“八股文”。突出的问题在于，在文化转型中，公共领域的思想文化问题和人的精神困境已经十分突出，“文化大散文”没有能够再一次完成它的话语方式的转换，仍然停留在最初的话语策略上，因此，自然而然从读者视野中消失。在由作者和大散文文本形成的封闭系统中，写作主体的贫乏与无力也日渐明显，主体消失的黄昏无可避免地来临了。□王尧（文学评论家） 　　DaShiJi 　　文化大散文 　　大事记 　　1988年 　　余秋雨在《收获》杂志上开写“文化苦旅”专栏，标志着“文化大散文”的发轫； 　　1992年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结集出版； 　　1992年 　　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创刊，封面写上“大散文月刊”字样，倡导“大散文”写作； 　　1994年 　　知识出版社（沪）正式提出“文化大散文”概念，并出版了“文化大散文”丛书； 　　21世纪 　　“文化大散文”在盛极一时后逐渐式微，并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