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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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对此我也有我的辩解：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顾准）

一、历史的重担
    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二、希腊思想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

当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罗素、费正清)都承认，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腊思想、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要历数它的演化变迁，那是头绪纷繁的。不过这三者之中，希腊思想是基本的。

希腊思想，有“格物”的方面。开始，是类似中国的五行阴阳那一套，然而它不限于本体论的玄妙的设想，它还对我们周围的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分类，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试图为它们规定一些根本的范畴。迄今为止，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还原套原样地是亚里士多德那一套，从这里发展出来逻辑学。

希腊思想，有数理神秘主义。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律，举行了百年大祭。他也跟中国的道士们那样，崇奉“河图洛书”的数理，以为那是蕴含了宇宙的秘密的。然而他们并不满足少数几个数学定理和命题，却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推理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直到近代初期，还是古典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斯大林还说过几何学，因为他在中学受过古典教育。

希腊思想，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它确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竟的笨拙戆态，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诫命。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它的这种特征，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

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产生这种思想的希腊城邦，是实行原始民主的城邦，虽然这种民主权利只限于贵族或加上上层平民，至少奴隶是无份的。

希腊思想的神秘主义部分，被哲学史上唯理主义所继承。唯理主义者往往是大科学家，例如发明解析几何的笛卡儿。牛顿发现力学三定律，动机还是为了要证明上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卖友求荣，自己因受贿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腊思想的静观出神主义是不关心人类的幸福，痛斥亚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对一切变革事物的实践作系统的研究，把那种知识条理化——一句话，他提倡实验，他提倡归纳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搞起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培根。说来奇怪，中国人痛斥的杜威，实实在在是培根的“实践论”的继承者。他的书，诚然不同于培根，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论，和培根几乎毫无二致。可惜，因为胡适把他糟塌了(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你爱把它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所以，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

工具主义就是多元主义。它和希腊的静观出神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更是民主的。然而仅就这一点而论，它也是从希腊思想的根子是萌发出来的。

(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目标只是求取进步. 否认有什么事物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不过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当时大家承认的一种政治制度，例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制度无论何时（哪怕比现在完善得多）也不是绝对完善到无可再改善的。要改善，就要有批评。所以它也是多元主义的。——顾准)

三、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据现在的史料，我们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商”就是因为王亥服牛乘马经商。地下发掘，证明商的都城是手工业中心。真的，超脱蒙昧时代的文化，不得不和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殷之辂”)、武器的生产有关；而现在的一切文物展览中的珍品，又莫非手工业的产品。牧羊种地的人，可以处在蒙昧状态之下，而商人眼界开阔，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

可是中国是个大陆，不像希腊城邦那样，是商业、航海、殖民的人们的居住中心。大陆上的“百工”和文化势必成为一个王朝权力的依据。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它就可以传播声教，可以对外征服。可是这样一来，工艺、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其“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格物”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甚至这在西方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希腊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当东罗马帝国被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后，拜占庭帝国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没落帝国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态延续下来，这也就是范文澜所盛赞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诚然是发达成型于周代，周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也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无根据的猜测之辞，虽与主题关系间接一些，对于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许可以别进一解。

我猜测，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艺上，多少采取一些“保密”、“独占”的态度。虽然周在西方的壮大，显然是继承了、或者窃取了商王朝所独占的文化和工艺。周在文化和工艺上采取广为传播的政策，而不着重于保密和独占。文王时代，“四伐”而仁义播于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义有这样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时代势力甚至于达到江汉，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认为就是传播文化和工艺于落后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纣，从征的小民族有八个。灭纣以后，又广事分封(史籍上未见夏、商有分封的传说)；王朝本身，只保留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从文化的王朝独占，到等级制的文化传播。当然传播文化，也是带了刀剑去的。

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例如：战车、武器就是百工生产的)，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工尹在楚是略次于令尹(宰相)的大官，难道只是奴隶头儿？秘密所在，就是王权要依靠百工，犹如文化必须是史官文化一样。

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但是，龚自珍虽然没有创造史官文化的名称，却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你看，描写得多好？于此可见，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史官文化的内在的逻辑结论，儒者埋怨它是没有理由的。( 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希腊思想——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在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顾准  史官文化是禁绝学术自由的极权统治。)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所以，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何原本》和历法的时候，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悲夫！

（古希腊的政制是个能盛行个人主义的城邦分立自治的国家，它不同于领土国家。领土国家是由多个城市、疆域辽阔、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它难以管理，所以无法采用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它是专制和集权的。而城邦国家是仅有一个城市并以它为中心而建立的小国，如古希腊，其主权在民，公民直接参于国家治理，其政治权利由公民的大多数来表决，它不同于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来参政。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 但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在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顾准）

四、中国思想是贫乏的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

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从神秘的唯理主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于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至于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是无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