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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启蒙的历程 关于插队草原经历对我的宝贵，我已经写了半生。 确实——半生的笔墨，没写尽它对我的滋养和启迪。 如今在流行一个词：双语。没准倒是我，在它尚未流行也没被污染的时候，比较早地使用过它。大约在1991-1992年之间发表在新疆政协报上的《夏台小忆》里，我提到一个额鲁特蒙古和俄罗斯移民的混血小姑娘诺伽。在那篇散文里我写到了一个“和父亲讲蒙语的厄鲁特方言、和母亲讲俄语”，因为从两三岁时就和异族的邻居娃娃玩在一起，所以说起维语哈语“如母语一般纯正”的小姑娘。 我还特别提及了她的夏台小学，那所小学“比北京大学还棒”，因为它同时使用维、哈、蒙、汉四种语言授课(包括每一门课)，不同民族的儿童可以自由挑选想学的一种。 后来在长篇散文《夏台之恋》(1994)中，我使用了“bilinguist(双语持有者)”这个词汇。我讲到一个回族一个维族、从孩提儿时就滚爬玩耍在一起的两个小孩： 两家都有一个一两岁的光屁股的小男孩。说他们是小男孩不如说他们是两个小动物。每天，除了吃和睡他们可能爬向各自的母亲以外，他们与各自的大人毫无关系。他们日出而始、日入而息的天天玩。当然，大人也根本不搭理他俩。夜里，两家的房子由他们随便睡哪家，亲妈不会去找。两家的女人早就习惯了在吃饭时，给爬到跟前的两个都盛上，而且决不能偏心——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他俩无疑将是真正的bilinguist，双语持有者，对彼此对方的语言精通得入骨入髓。 如今看来，我显然还不够啰嗦。我并没有写足他们对彼此的语言理解得入骨入髓的原因。 那原因就是——玩在一起、滚在一起、用唯有婴儿才会说的那种所谓牙牙学语之前的“语言”，吱吱呀呀地“说”在一起。 我想强调：造就双语，必须经过如夏台桥头两个小孩那种自然的共同生活阶段。只有那种和平与平等的比邻而居，人才能获得某种语言本意的感受。后期的、学校的、被迫的语言学习，不能与那种孩提交流相提并论；因为那是“人与人初次对话的语言，一点没有被污染的语言”。 我还忘了多啰嗦几句：使用四种语言授课的夏台小学，乃是一院子四学校或一校四学；在用天山上的松树圆木榫卯拼接造成的校园里，学生和教员、授课语言和使用教材，麻雀虽小，却有四套之多。学龄儿童与他们家长的愿望，毫无异议地享受着民族政策的保障。 如今我常感慨：别看这么几句，能写出它来，还是靠了我那一段要紧的经历。 若是没有在二十二岁的年月、在异族异语的内蒙古、在风雪酷寒的乌珠穆沁草原创建过一座马背毡房小学、并在使用蒙语的人群中担任民办教师的经历——我不可能写出上述那么几句。 当然，若是没有亲爱而辛酸的汗乌拉大队游牧小学的“巴赫西”(bahxi，教师)的体验，我也不会醒悟包括母语的权利、双语的含义，以及教育与民族等话题的重大。 (a) 如今，恐怕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比如知识青年中流行的不是颓废和想家，而是革命和立业；不是破罐破摔，而是心气未褪——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了。今天，偶尔哪怕是与革命前辈发生了思想的相碰，也很难让他们听懂我们当年的革命口号——真的，连我回忆着也觉得恍如隔世，究竟什么才叫“在根本利益上为人民服务”呢？ 如果今天漠不经心地回想，当年被我们傻兮兮地认为可以划入马克思所谓“人生的需要”而不是“谋生的手段”的劳动，也就是值得为之一拚的活儿——可以列出打井、盖房、中草药种植加巡回医生等不多的几种。再数下去，就是小学了。 而盖房子，也就是定居点的泥水活儿，究竟是一项百年大计还是一场对古老游牧文明的破坏，也许将要迎对愈来愈多的质疑；而打井，虽然算得上一种有效劳动，但是它也会被机井和其他手段取代。只有学校——它牵扯复杂，一言难尽，将会令人长久琢磨。 在那个只争朝夕的时代，没有谁思考许多。我只是在脑子里略微转了一下念头，就投入了行动。 那时我想：这可是亘古未开的草原。教育从来只在城里，至少只是在庙或公社坐落的镇上存在。若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在汗乌拉四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建起一座学校——该是多有意义！ 所以，虽然当孩子王与我的形象实在偏差太远，我还是没能抗拒诱惑，接受了“老师”这个被定为中等劳动、每天只记六个工分(满分是八分)的活儿。 要紧的是，无人指导更无人援助的我迈出的第一步，若有灵感——当时的我当即决定，既然是我来办小学，就要教蒙文！ 可能是因为前一年放羊时，一年里我都满怀兴致，抱着一本蒙古国出版的蒙文《怎样经营牧业：给牧民的建议》，在山头上消磨时间。在空旷无人的山里，羊群只顾嚓嚓吃草，我懒懒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读一会儿——也许就是那时学得的一点蒙文，给了我一种野心？ 总之，我一人刻钢板(当然是在公社公立学校的蒙族老师指导之下)，印了一本薄薄的“乡土教材”。蒙汉对照，有题图，记得编第一课“doron jüg-es ulān nara mandla——东方红太阳升”时，我对“东方”不用口语jüüntei而非用文绉绉的doron，觉得很别扭。 其他的课文记不清了，但我永远记得刚开始教过的第一排字母表。蒙语的字母表，叫做“查干陶勒盖”(？angan tolgai)，意思即“白头，白脑袋”，指蒙文七个元音与一个个辅音逐一拼读而形成的音节。后来才知道，这套音节表与日文的五十假名之间，有一种阿尔泰语言系统的惟妙惟肖。 在鞍子已经备好，即刻就要上马的那时，我明白字母表“白头”并不好对付。加上元音它一共十六行，但是掺杂着专门拼写外来语，比如“牌子”(paizi)要用的p、“前线” (farant)要用的f。我编着小小二十页的油印教材，心里却盘算着怎么绕过它们。不用说，对一切老牧老外都拗口至极的z、c、s、zh、ch、sh，那几个怪母乱码，从开头我就没打算碰它们。如今也明白了：既然我有意躲开了这一组字母，也就避开了把大量外来语强加给蒙古儿童、并破坏他们童贞语言的罪过。 白头音节表对蒙古儿童来说，常用和必须学会的，算算只有十三行。 回到自己插包的家里想寻求点安慰，哥哥却来吓唬： “你记着：巴雅、乔玛、乌兰夫，全大队就这三个小孩最调皮。你要是能对付这三个，就能对付所有小孩；你要是对付不了他们仨，就别当这个巴赫西！” 巴赫西(bahxi)就是老师。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与这个词纠缠得难解难分。 我躲避着zh、ch、sh，刻着钢板，根据囊中羞涩的那一点蒙语库存，选择着蒙汉合璧的课文。 哪怕三个尚未谋面的小妖再厉害，信心却在增加——如今写来已经是个语言学问题：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比起汉语，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简单易学。只要学会一行，继续三行五行都触类旁通。只要学会一行元音再添上几个辅音，白脑袋便突然变为私有，任谁是文盲也都可能突然读出来。只要读出来，照狗画马，就可能描下来，也就是学会书写。三个小魔头的事儿另说，重要的是：十三行白脑袋一目了然，背诵十三行白头音节表，不应该太难。 啊、哦、咿、噢、欧、喔、呜。 我暗暗念过一遍。前一年在山上放羊时，我一小会儿就背下来了，还用芨芨草棍写得滚瓜烂熟。这就是一行，小孩们背熟了，就等于学完了元音。在清华附中的外语课上，无非也就是这么一遍而过。啊哦咿噢欧喔呜，我要是担心发音不准，随便把一个过路的牧民揪下马来，让小孩跟他念，保证就准了。 这本乡土教材被我遗失，实在是一件大大的憾事。但是第一节课的情景，比钢板刻写的课文更加令人难忘。 (e) 一个牧民居然堵住蒙古包的小木门，端端地盘腿坐着，注视着我们——“听课”。我知道，他大约是来找碴儿的，看我这个moo kyatad(臭汉人)在教他们的小孩什么。而我们小学的儿童，在那一天却唯有喜悦，毫无一丝复杂的念头。 我举起一根柳梢条，朝黑板一击： a~ 孩子们拚命地摇着脑袋，喊出了最初的第一个“白头”： A ~~ 我威严地下令：“巴雅！把这个a，写到黑板上去！” 巴雅跳起，按着乌兰夫的脑袋，两步跨到蒙古包哈纳墙上挂着的小黑板前。他一边把长着两个牙的a嗤嗤地往黑板上写，一边回头问： “巴赫西，写几遍？”他显然见过公立学校里的黑板默写。 我考虑了一下：“写七遍。哎，写直！别写弯了！” 我想让他们从第一次就习惯“七”。因为元音一共七个，而蒙文字母表的每一行，都是七个查干陶勒盖白头。习惯七，背下七，一张口就给我喊出七个音来吧！我要让你们天天背诵七七四十九遍，一直到你们早晨从皮被里钻出脑袋，一张嘴就是一串白头字母表！ 巴雅费劲地写着，粉笔嗤嗤地在墨汁刷黑的木板上打着滑。 我悄悄回头一瞥：嘿，堵门“听课”的大汉，已经增加到三个人。两侧各有一个扒着门框，还有一个在往里挤。戴皮帽子的大脑袋忽左忽右，挡住了门框射进的阳光。三颗头呼哧呼哧地喘气，六只眼睛瞪着黑板。他们全神贯注，忘了自己是大人、更忘了自己不是学生。他们比写着的巴雅还紧张，好像生怕粉笔在黑板上一打滑，写歪了。 七个差强人意的a写完了。巴雅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兴奋地回到毡包对面的孩子堆。一旁，乌兰夫喊了起来：“巴赫西！我也写！……” 我已看出了乌兰夫争强好胜，决定因势利导。我盯着这个据说是小魔头之首的乌兰夫，提出让他上黑板的条件： “你要写，就要写直。要是写弯了的话……把一个写弯了，要在本子上写七个！行么？” “扎！”他冲上黑板。 他写着，我在一旁随口说教： “白头学会了，蒙古话的书不管有多少都能学会。查干陶勒盖是蒙古书的额吉、泉眼，是书的根子。不学会查干陶勒盖，蒙古的字和书你就学不会。不会念，不会写，一辈子你走着日子过着，书和写你不知道。” 一转身：听课的只剩下一个。目光和我一碰，好像害臊似的，他慌忙地也离开了门框。 那不过是1970年初冬的一天，我草原生涯中平常的一天。那天我口似悬河，却暗觉在强打精神——本来我的愿望，是蓝袍黑马飞驰雪原，而不是当个孩子王。在黑板上画白头，本该交给某个文静的谁。只因没有这个谁，我才被套上了缰绳。但恼人的是，在亘古草原上教一群懵懂未开的儿童念查干陶勒盖，又确实比在雪地上追逐羊群多了一点意义——就是这可悲的意义，它使我一生都勉为其难！它使我放弃了多少散漫的快活，又使我的轨迹，拐了多大的一个弯呀。 按照随意定下的方针，我们汗乌拉大队民办学校的冬春校舍，只是一顶灰旧的毡包。计划在四个牧业组里轮着转，每个组教十至十五天。这个穷办法，不知被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巡回教学”(toirin jāna)。 大队派了一辆大车，把毡包卸在了第一组驻牧的薄勒嘎斯太山谷中间。 车走了，我仍骑着马站在雪地上发呆。 忽见一辆牛车缓缓驶来。 “说是在学校门前，一家要倒下一车牛粪呢。”那个嫂子一边把牛卸下来，一边对我笑眯眯地说。我听得一怔，咦，我没这么要求呀。 就这么，每家都运来了一车燃料。毡包也被他们支了起来。第二天上午，当太阳把雪原晒得暖和一些的时候，山梁上出现了一些孩子，像旱獭一样摇摇晃晃地走来。 他们慢慢走近了，每人都喊我一声“巴赫西”。我听着，这个词儿给人的感觉很特别，心头掠过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汗乌拉小学，就这么诞生了。 小孩们每天从四面八方跑来上学。上课时我的马就撒在包外吃草，每天晚上我换一家过夜。 在课间喝一次茶。白头表念得太无聊，我就把腰带在他们身上捆一个十字花充当摔跤服，让他们在雪地上摔跤 “上体育课”。看看太阳差不多离西边的山梁还有一丈高，我用簸箕端来雪块，倒进锅里，烧开一大铁锅茶。虽然我早有自备，喝茶时，每个孩子还是都拿出一个小口袋：“巴赫西，这是阿给你带的茶。”我则抖开一个个小口袋，把懂得惦记老师的女人们送来的炒米和碎砖茶，再分给她们的孩子。 没有牛奶，我们一直喝的只是黑茶。令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甚至到了后来——到了我们有了大队部的泥屋校舍以后，万恶的管理员仍拒绝给我们批一只羊吃。 几次我对他讲得口干舌燥，但他丝毫不为所动。到最后我也没能让孩子们享受学生的特权，像开会的干部一样，煮一锅喷香的羊肉，在念够了查干陶勒盖之后嚼个痛快。 连一只羊都没给我们吃过……当年我常因此恨得咬牙，如今却觉得别有滋味。管理员拒绝时的冷漠神情是难忘的，那神情刻进了我的心底，但我却佯作未曾觉察。 也许今天他会感到害臊？对这所马背毡包小学执行的母语尊重，对它不管多难也坚决推行的蒙文教学，牧民们缺乏敏感和珍惜。我明白，出于一种深刻的怀疑，即使我已经大张旗鼓普及查干陶勒盖，他们仍在冷冷观望。而我——既然骑上了马，就不是为了后退。 我们注定实行的，只能是清贫的教育。就像毡包外踏破积雪缓缓吃草的羊群，学校在那个彤云低沉的冬春之交，默默求生般地运行。除了日后自己种的胡萝卜带来的欣喜之外，我们从未有过牧区该有的“以肉为食酪为浆”的享受。 好在正是一个清贫的时代，孩子们对物质的匮乏毫不在意。由于他们对毡房小学的兴趣，唯因这一点——第一组的十几天教学不仅顺利结束，甚至可以说大获成功。 结束那天，我让孩子们排队，碰巧知识青年们合买的相机在手，我想照一张纪念相。 不知为什么队就是站不成。男孩们挤着看我手里的相机，女孩们在一堆叽叽喳喳。骆驼倌德吉格勒的女儿索米娅在抽泣着哭。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漂亮女孩一听要照相，着急自己褴褛垂丝的袍子太破，突然忍不住哭了。 至今我还留着这张照片。 磨蚀太重的画面上，驻扎在薄勒嘎斯太山谷的第一组儿童们个个皮袍黝黑脸带冻疤，神采奕奕地望着我。看不清小美人索米娅究竟是破涕为笑，还是仍在抽泣。 (i) 七个元音都教完那天，我发狠下令，要孩子们背熟背死，背它个口干舌燥、背到太阳下山。背！念！一百遍，一千遍！背到自己的骨头也能记住，背到连你做梦时被阿伽阿一把抓起来问“查干陶勒盖是什么”，也能睡着把白头一个个念出来！ 大约二十年前，在《听人读书》里我曾追忆过一次： 那天我费了半天劲总算把蒙文字母的第一行“查干陶勒盖”讲完，然后我下令齐读。…… 那天一直到散学好久我都觉得胸膛震响，此刻——二十年后的此刻我写到此处，又觉得那清脆的雷在心里升起了。 那就叫“朗朗书声”。二十来个蒙古儿童大睁着清澈惊异的眼睛，竭尽全力地齐齐喊着音节表。 “啊！哦！咿！噢！喔！……”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对我读书，那些齐齐喊出的音节，金钟般撞着我的心。 那一天我如醉如痴，我木然端坐，襟前是蜿蜒不尽的乃林戈壁，背枕是雄视草海的汗乌拉峰。齐齐发出的一声声喊，清脆炸响的一声声雷，在那一天久久持续着，直至水草苍茫，大漠日沉。 厚厚的积雪融化着，草根在雪层底下露出来。融雪——所谓春水，在蚀空的雪层下汇成看不见的小溪。 当年的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小妖怪。在汗乌拉小学辛酸艰难的创业史中，小巴雅始终不渝地追随着我，从未有一次动摇。乌兰夫的情况稍有复杂，原因在他的父亲与我插包的家族之间旧有一些费解的矛盾——但也迎风化冻。一次白毛风中，放学后我去他家过夜，风很凶，我抱着他九岁的妹妹巴依拉。只因乌兰夫对他父亲说了一句“老师抱着回来的”，那位一直不太友好的牧民政治家，好像就决定不再矜持。晚饭后，寡言的他似乎觉得不该睡得太早，独自微笑着，取下了哈纳墙上的四胡。 须知，那一夜他以胡琴伴奏唱出的，居然是在那个年代违禁的《钢嘎哈拉》(黑骏马)。我当然没有错过机会。我不露声色，掏出墨水冻住的钢笔，把飘渺的旋律、还有几句能听懂的歌词，记下了几句。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反复在各种场合对各种牧民尝试着套问、追挖、对证，最后终于洞悟了这首古歌的思路。我琢磨再三，筛选判断，认定了一套歌词，并做出了对它的翻译——当然都是后话。 乌兰夫不过只是“hiitai”，有点气盛而已。至于小巴雅，则是天生的忠诚之士。 白毛风迷漫的十多天教完，第一组散学了。毡包要搬往第二组了，孩子们蹒跚踏着雪，纷纷回家。 巴雅拦住我：“巴赫西，我不回家。我跟着你走，一直到第四组，我都学！” 我说：“晚上你住哪儿呢？” “到了第三组，我住胡勒根·阿布盖家！……”他朝我抬起清澈的眼睛。 他的胡勒根·阿布盖(hulgan abgai，姐夫)，就是我的哥哥。乌珠穆沁姑娘在出嫁时，要认给她梳头的人为父(很像我后来知道的，西海固回民中流行的“尼卡妈”)。我在草原的嫂子出嫁时的梳头义父，正是巴雅的父亲、著名的套马手查布干齐。 ——也就是说，这小孩在提醒我：咱俩是有“关系”的，按道理讲，巴赫西你和我是一家人。 我故意问：“那第二组呢？” 巴雅被问住。他着急了，好像生怕被我否决： “住这儿呀。住学校的包！巴赫西，我和你住在一起不行么？” 我有些吃惊。 当时不过是随口的漫谈，此刻写着我却几欲落泪。 巴雅成了我的私人伴当后，一般都充当我们小学的唱歌起头人。我犹豫过，还是放弃了引入清华附中式的“课代表”一词、让它成为巴雅头衔的念头。他是个唱歌的天才，童音清脆如同铃铛一样。 汗乌拉小学最拿手的，是童声齐唱《毛主席著作像太阳》。那首齐唱是靠巴雅的领唱练出来的。后来我们搬进大队部泥屋的校舍，一旦有客人路过，我常叫孩子们排队，给他们露一手。 别皱眉，最数那首歌唱起来能显示蒙语的妙处。那些表现着乌珠穆沁美妙的发音、前后音节的衔接与连读、语法成分绕弯儿跳出的轻灵、包括政治话语被蒙语童声带来的一种忍俊不禁……说实话，莫说知识青年，连老牧也很难唱准。我真想在这儿尝试敲开汉语的桎梏，哪怕徒劳地拆开句子逐节解释。那种非乌珠穆沁蒙语无法传达、非儿童齐唱不能唱准、非巴雅起头唱不出滋味的歌，我再没听过另一首。 多少年来直至此日，我常常独自一人陷入回味，过瘾一般哼起它的细节。巴雅的脸蛋，连同他清脆的嗓子、发音和连接，都招之而至。ajil sorolga-du qiglelte bolna， 嘿嘿， “工作学习有方向”！ 传说中的另一小妖乔玛(乔里玛的昵称)，更是个罕见的人物。 “巴赫西，巴赫西！打人啦！他打人！”乔玛来告状。 “谁打人？”我问。 “Ama ner-tei！” 嗯？我莫名其妙。细细一问后，不想长了见识。ama ner-tai即“叫阿玛名字的”，也就是一个和他的父亲阿玛同名的家伙打了人。阿玛是他父亲的尊称，大名门德，所以阿玛的同名人自然是门德。我于是找到元凶——八岁的门德，多少吓唬了几句。 我收拾着门德，却琢磨着乔玛。好一个乔玛，我瞟着他，心中暗暗称奇。他连在打架的时候，都严守着不直呼父名的古老规矩。 ——只是，我还没有认识到古训涉及很宽：风俗规定不仅对父母，包括对兄嫂也一样必须严守尊称。可能是沾染了北京的陋俗吧，那时知识青年对平辈一律都直呼其名。我是一直到很久之后，才暗自掌嘴，对草原哥哥改用了尊称的。在追悼哥哥辞世的散文《阿尔善》里，我写到过这一点。 总之，待到热清明(halun hangxiu)那股新鲜的长风，嗖嗖地嗞着铁硬的、散落草原的冻牛粪和积雪，视野里大地的颜色开始发黑。天穹之下，万物都次第变色、消融和变干——到了蒙古话叫做“大地变黑了”的时候，局面打开了。 传说的三小妖，有如《西游记》里的“有来有去”或“奔拨儿拜”，都成了我名符其实的马前卒——我的白马“亚干”和后来夏季骑的一匹三岁“噶什德勒”颜色的生个子，都由他们牵了去饮水。 中坚分子其实并非我的死党。就本质而言，他们只是一些学习的喜爱者。后来就不止他们仨了：女孩索依拉，还有三十年后成为汗乌拉牧民首富的白音宝力格，也加入了我的圈子。 从那个融雪季节至今，谁能想像已是四十年弹指而逝！当年的孩子，居然都已年过五十。 真的，岁月和时间，简直无真实可言。只有朗朗的书声持续地在我心中清晰轰鸣，只有它留了下来，只有它是真实的。 (o) 一头牛还给了大队，黑污的毡房也送回给吝啬的管理员。到了新绿涂染的五月末，小学校迁徙到了大队部。由传奇的李庆哥一把瓦刀盖起的大队部礼堂旁边，三间西屋归了我们。 温暖的黄泥小屋顶上，红旗抖着强劲的旷野烈风，啪啪发出脆响。我们转入了定居和住宿制。 在牧区，因为孩子居住太分散，从来学校都采用和清华附中一样的寄宿制。总靠着一座毡包“巡回”，每个小孩轮上的上课时间就少得可怜；必须靠寄宿制把羊赶成群，学校才像个学校，学生才不至于十五天是学生、五十天是野孩子。 其实我更喜爱游牧式。在巡回四个牧业组的冬季，我只需带着小孩们大念白头字母表、烧一锅黑茶、让孩子们绑上我的腰带当摔跤服在雪地上滚，连我自己的食宿都用不着费心。我能更广泛地接触牧民，每天都会有一点新鲜感和小收获。 而潮流从来向往体制，连古老的草原也不例外。不集中到大队部，学校好像就不是真的。于是，一待接羔季节结束，我们就迁到了大队部——汗乌拉小学的第二期历史正式揭幕。 寄宿制的孤立与麻烦，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只是忙碌着，修门窗、弄来一点水泥磨炕沿、求能人巧匠李庆哥为我们盘一个好烧的灶，还要物色不久要添的炊事员。 我们的三间西屋，一间是厨房兼办公室，另一间大屋兼做教室以及我和男生的宿舍。 夹在当中的一间是女生宿舍。 第一个住宿的夜晚，我心里忐忑不安。“板升”(baixing，房屋)和蒙古包就是不一样，在包里完全不必在意女孩们横躺竖睡，而在这种有墙有炕的“宿舍”里，必须男女有别——空气的味道不同了。 这时出现了小小年纪的索依拉。 她好像没有看见慌张无计的我，而是一边忙着铺开毡子，一边把一个最小的女孩揽在怀里。 “扎，我揽着你睡，巴依拉。睡喽……” 在这里写上巴依拉的名字，是出于无奈。实在记不清四十年前那一夜的细节了。那一夜，她揽在怀里的，究竟是布德家的巴依拉还是另一个谁？不，记忆如水洗过一样空白一片。但我牢牢记得索依拉语速快快的、温和的声音。那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说话的口气简直和我家额吉一样。 冬天，蒙古包里的大人们是把孩子揽在怀里睡的，藉以度过乌珠穆沁严寒的冬夜。索依拉，她在家里恐怕还要大人揽着睡呢，此刻却挺身而出，代我照顾了最小的女孩。总之，索依拉的出现，使得刹那的危机，平稳地一滑而过。 “哎，意达玛，你把那边的被子拉一下……” 突然得到了救援的我，在一旁依着泥墙听她漫声说着，悄悄独自目瞪口呆。我甚至想到这女孩会很快长大，变成一个伟大的母亲。 她在我们短暂历史中的作用，很像奇迹故事中的小天使。由于索依拉的加入，小学潜在的一个漏洞被悄悄补上了。与游牧式教育不同，寄宿制的第一件麻烦就是女生的事，而索依拉从天而降，轻轻拂去了忧愁。 大约是1981年回草原时，我专门约上巴雅去看生病的索依拉。她生孩子时受了风，面容憔悴。我甚至不理睬她家里别的人，径自把索依拉叫到门口，和巴雅一起照了一张相。对着相机时，我们三人都默默无语，好像都在琢磨以前的事。 在定居的日子里，最开心和难忘的事有两件。一是春季的捡羊毛，二是秋天的刨萝卜。 一旦要转入定居的寄宿制，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小孩每月三块钱生活费的方案。万没想到，遭到的是坚决的拒绝。 你家的孩子不吃饭吗？ 但是这么问没用。 其实仓库就在隔壁。只须给我们扔过来一只羊两袋子小米，就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但我已经写过，大队上层的神情，难以捉摸。 李庆哥看我为难，就指点说：不就是几块钱么？捡羊毛呀！ 每年的剪羊毛季节到来之前，只要天气热得早，满草地就都是羊群匆匆经过时、被草梢挂扯下来的羊毛。 第二天，我已经把著名的善拉车儿马“特勒根·豪” 借来，套上了一辆轻便车。 我率领着巴雅和另两个孩子，走向了大队部周边的草原。 孩子们在草地上蹦蹦跳跳，车上支起的一个铁噶厦(栅栏)里，羊毛渐渐堆了起来。 第二天继续赶车出发，换个方向再捡。孩子们捡羊毛，得心应手。我决意在开学前，捡满一噶厦，卖它一百元，让学校自给自足。 同时，我在队部北侧的空地上，开始挖一块小菜园地。这劳动就不是孩子们能胜任的了，看见我汗流浃背挖着，路过的闲汉都过来帮几下。 随着铁锹一次次插入亘古蛮荒的处女土，草根被锹刃喳喳切断，黑土一块块仰面翻起。孩子们乱喊着，不知是在把土块打碎，还是把挖开的土又踩实。这种活儿，他们显然干不好。 最后还要在四周挖成一米深的防畜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菜园里终于播种，种下的，是从北京寄来种子的胡萝卜和大白萝卜。 捡羊毛的行动在第三天出了事。 我看孩子们不仅对捡羊毛，而且对驾车都无比喜爱，而且特勒根·豪又是一匹老实得出名的儿马，就在第三天把马嚼子交给了巴雅。 不知怎么回事，也许那老马对小孩驾驭忿忿不平？它突然闹起脾气，连踢带跳，疯了一般拖着车飞奔起来！车上的噶厦颠得哐哐响，噶厦里的羊毛猛烈扇动，当车跌撞着冲过我眼前，我瞥见了车上巴雅吓得惨白的脸蛋，他已经哇哇嚎啕，只知死死地扳住车架子。 一骑马正从远处朝这边缓缓走着。 我气急败坏地朝那人影大喊。那时我害怕极了，万一孩子从车上摔下来……我不能思想，只顾朝那个救命稻草般的骑马人影大吼大叫。 那骑马的人影停住了。 接着人影改变了方向。远处那骑马人显然明白了。静静的大队部附近，午后暴晒的草原上，只有他和那辆疯马车，他看得一清二楚。 骑马人疾驰起来。 惊了的特勒根·豪也撩开四蹄飞奔。 我茫然绝望，心里一片空白。万一要是孩子出了事，万一他们被摔下车来……这小学，就算完蛋了！ 就在那时，骑马人追上了马车。遥遥似乎看见他一俯身，特勒根·豪站住了。 我膝盖一软，跌坐在草地上！…… 骑马人牵着马车，缓缓小跑着过来了。一个和善的青年，骑在一匹大汗淋漓的黑马上对我笑着——他就是乌力记，民兵连长桑吉的弟弟、我的学生白音宝力格的哥哥。 当时我哪里知道，这个骑着著名的桑吉黑马突然出现在下午草原上的乌力记，这个勇救惊车的乌力记，后来会和我发生怎样的关系？ 捡羊毛出的这一场危险事故，使我马上放弃了这项经济建设。几天捡回的羊毛，好久都没人理睬，堆在角落，渐渐变得脏了。等到有一天，把它运到公社综合厂卖的时候，我才发现应该趁羊毛干净早卖：每斤相差一元多呢。 我们的一噶厦羊毛，卖了人民币八十多元。这是一笔巨款！当年富饶的乌珠穆沁就是这样，只要你动动手，不管是人或者学校，活下来并不难。 八十个图鲁克(元)，保证了我们汗乌拉小学实行了短暂的免费教育。我不再对短见的大队领导费什么口舌，决定不收伙食费。管理员不给我们隔壁仓库挂着的羊肉，我深夜飞马跑到公社农场，驮来了一袋子干菜。 写着忽然发现：把羊肉锁起来的管理员，正是我的小天使索依拉的老爹哈达。事情怎么能如此巧合呢？也就是说，老父亲在和我勾心斗角，小女儿却在与我共度艰难。天使所以降临，没准只是因为她被打发领着弟弟速德巴上学。父亲难道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肉么？孩子难道全然不知大人的复杂么？ 这种老爹冷淡儿子同党的例子，还能举出几个。若细究，巴雅和乌兰夫都能算在数内。 不过，当时我并不问为什么。事情既然开了头，我只是想干到底。 (？) 定居大队部以后，特别是靠捡羊毛有了一笔八十多图鲁克的储备之后，虽然有过一丝喜悦，我却不能心情轻松。插队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们已经是民族问题专家。我深知，由我一个人同时教蒙汉文，决非是长久之计。 冥冥中，像有一只巨手在拨弄。 一天傍晚，一个骑马的人从白音呼布缓缓下来，在我们学校门口下了马。 此人乃是公社那所拥有初中部的、东部乌珠穆沁数一的公办学校校长。他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名叫孟克吉勒伽拉。 晚上他就在我们学校过夜。 在教室兼男生和我的宿舍的大泥屋里，我与孟克吉勒伽拉校长抵足而眠。哦，那一夜多宝贵，孟克吉勒伽拉校长是那种上一个时代的蒙古知识分子，朴素、熟悉牧区、蒙古气质。 老校长拿着我刻蜡板印成的蒙汉合璧“乡土教材”，沉吟着，对我居然天涯地角一个人教蒙文，感到惊奇。 “蒙文也在教着呢……” 他喃喃着。 我于是向他倾诉了全部心事。 我说：若是只教几个查干陶勒盖，还可以，但是，我不可能一直把蒙文教下去。而且，不光是能不能、会不会的问题。您一定明白，不应该由我一直教蒙文。所以——不能从公社给我们派一个蒙族老师来么？ 一边的土炕上，老校长沉吟着。 他显然对我奢望的、派一个体制内的公办学校蒙文老师、摇身一变为和我一样身份的要求不感兴趣。他的思路，另在一处。 “我们的一个学生，不，现在不是学生了。不知他……他的学习么，倒是很好……” 他解释后我明白了。有一个他的学生，正好从公社学校肄业或者毕业，学完后回到了大队。老校长以为他最合适，并可以向公社和大队推荐，让那个青年和我结为伴当，出任汗乌拉民办小学的教师——如果他愿意。 ——前面已经写过这样的词儿：“冥冥中巨手”、“奇迹的小天使”。今天回忆着更只能坚信，拨转一切的神，确实是存在的：老校长孟克吉勒伽拉夜宿汗乌拉介绍的那个他的高足我的搭档，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骑着汗乌拉草原著名的黑马五兄弟之一的桑吉黑马、突然出现在那个下午疾驰追上失控的马车一把抓住了惊马的乌力记！ 那天下午，乌力记若是不出现，巴雅可能摔伤。若是摔得重了，骚乱会平地而起。事故会膨胀成事件，我会心气全无，我会破罐破摔，索性关了这晦气透顶的小学！ 那一夜后，乌力记若不同意出马，我可能会对自己以异族之身执教牧区的行为，愈来愈感到不妥。事实上就是不妥，迟早矛盾会爆发——哪怕我正在大教蒙文字母表、坚决实行着母语教育。 但是乌力记出现了！ 唉，当年的过分艰辛，常使我们忘了知恩、忘了巧合与费解的身边事。如今我却愈来愈觉得乌力记的出现，充满了一股蒙古味儿的神秘感。后来我从未见过他骑马，那个下午他却骑着桑吉黑马。他是草原上罕见的书呆子，那天他却猛如将军勇擒特勒根·豪。他与我甚至毫不相识(我当牧民的三年时光他一直在公社读书)，却在要紧的时刻，肄业回来为我解忧。 不觉得奇怪么？ 一定是孩子们银铃晨钟般的朗朗书声，击破了亘古混沌上达了天聪，于是万能的创造者就在我们快要顶不住的节骨寸口，降下了援助。 乌力记，当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那么平常的人、和他合作是平常事的桑吉的弟弟乌力记——如今勾起我强烈的想念。 他与我一期伴当，毫无龃龉，一直到我离开草原。包括后来又有一个来当小学炊事员的女知识青年，我们一直忍着艰辛、没有背弃、直到最后。 不觉得奇怪么？ ——我不断地使用“伴当”一语，是因为这是原汁原味的《蒙古秘史》术语、13世纪对n？h？r(朋友)一词的官方翻译。它有严峻的约束力，结为伴当的两人，要以性命担保誓不背叛。当然，无论我与乌力记或者我与巴雅的关系都远不至于那么严肃，但今天回忆着，我们又确实没有过背离。 1981或是1985年回草原，我家(蒙古哥哥的毡包)在大队部北边的一个小山包旁驻夏，乌力记的毡包就在巴克噶布奇勒——离我家不远。 乌力记后来和我们的一个学生纳日娜结了婚，生的儿子在汗乌拉是数一的人才——漂亮、团支书、摔跤手、还会写诗。我因他是我伴当的儿子，破例走后门，为他和蒙古族作家立格登搭过桥。后来据说他出了一本诗集。 乌力记来看我。 要知道，这个沉默的家伙，来看你，就是来看你，一句多的话也不说。 累得我费力地找话题，从牲畜到家族。但他回答都是一个字或两个字的短语。 “牙牙？赛哪。”牙牙？好呢。 ——“牙牙”，是他们家族对他哥、原民兵连长桑吉的称呼。 “玛拉？玛拉赛哪。”牲畜？牲畜好呢。 没话了。 我俩枯坐半晌，直到他问： “去我家么？” “去呀。” 骑上摩托屁股，一块到了他家。 纳日娜端上茶，接着擦啤酒瓶的嘴。我坚决拒绝不喝，乌力记就示意纳日娜算了。 接着的时间，虽然不算完全的枯坐，也只是一场礼节性的访问。虽然确认了我俩不一般的关系，但没说什么有意思的话。 “你知道成吉思汗时候那个者勒蔑吧？”——他挑起的话题，连蒙语都是最拗口的！ “早忘了。秘史里，我只对锁儿罕失剌，还算熟悉些。”——哼，因为我在一篇小说里把锁儿罕失剌抄过几段。 “你熟悉锁儿罕失剌？知道他后来怎么了吗？” “死了。” “没死。” 于是沉默的乌力记，开始了滔滔不绝。“锁儿罕失剌，他——” 不说话的人一旦开了口，比沉默不语更可怕。看得出，乌力记目前全心关注的，是古代蒙古史研究。他急着见我，不是为了叙旧，而是要对我这个据说在北京的民族研究所专门研究蒙古史的老友，讨论些他的学术观点。 我听得头晕脑胀困意袭来，他却愈发认真神色严肃。我恍然大悟：乌力记并不接受别人把他当做一个业余分子，他对自己的史学观点充满自信！……就这样，宝贵的重逢，被一场毡包学术浪费了。 全都怨他，也许也怨我——我们这一对“最后的伴当”，没能完成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既没有评论1971年的民族关系，也没有言及小学创业的感想。 也许在潜意识里，我们都想回避。是的，桑吉黑马和特勒根·豪、老校长的留宿和刚毕业的学生、神秘的巧合，虽然都是皆大欢喜的话题，我仍明白：回避才是我们的本意。话题、时代和心情，实在都过于庞大沉重，竟使得谁都不想面对一个偶然的对象，让思想迎对艰难的交锋。 唯在此刻，写着这一篇散文，我心里在唤着老伴当。喂，乌力记，其实你我只是汗乌拉的两个牧民，在求生的劳动中萍水相逢。我们教孩子们学习白头字母表，并不比放羊更轻松；我们让草原上新生了一座小学，也并不比接羔更辛苦。 唯有一个残剩的问题想向你确认。乌力记，喂，N？h？r！在那个遥远的夏季，当你追上那匹狂奔的惊马救下孩子之后不久，随即公社和大队便要你当那学校的老师时，你不觉得事情过于巧合、你不觉得事情有些神秘么？ 不，老伙计，你可别误解。我是想说，冥冥的存在，神助的降临，并非只为你我、更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缘故。我琢磨良久，最后断定，只是为了普及教育于底层，只是为了让我们懂得尊重母语的意义——幽玄暗中运动，援助无声降临，不露声色，毫无音响，甚至我们当事人都没有觉察。 (u) 教育和启蒙，也许达到的，不过是我一个人的被启蒙。 至少，那一段差强人意的经历，使我扎实地体验了语言的含义。 比如算术课。 乌力记来了，我不再为白头表费心，只管把算术对付了，有时可以偷闲看点书。 但是，哪怕是小学一年级的算术，也就是一加一五加八，想用蒙语讲得准确清楚，也并不容易。我们知识青年的蒙语都是成年后才打来的半瓶子醋，用它对付只知习惯说法的乌珠穆沁儿童、且要不失师道尊严让小孩觉得巴赫西无所不能——就需要一定的机敏和本事。 为行文方便，我还是省略蒙文的拉丁转写(虽然这会使我的一小批蒙族读者觉得非常不过瘾，而他们的细读对于我价比千金)，尽量不用语言学论文而用文学散文的方式表达： “巴雅，你说：五加二等于几？”这里有一些别扭的格助词。我嘴皮舌头别扭地说着，同时更竖起了耳朵听。嗯，巴雅的乌珠穆沁惯用形，是这样的一个句式： “在5上，要是添上2的时候……就成了7！” 好嘞，记住啦。马竿梢头一转指向索米娅的时候，我已经套用了巴雅的句式： “在6上如果添上3的时候成了多少？索米娅你来算！” 索米娅眨着她的细眼睛，算了一会儿： “在6的上头，又添上了3个……巴赫西，我算的话，可能，是9吧？” “Yag tārje！”完全正确！我大声总结道。接着再让他们轮流一个个地把10以内、继而20以内的加法，练了一个滚瓜烂熟。我帐下的小兵，除了一个布赫朝鲁(他虽然1+2=3但是5-2=10)，个个脑袋机灵好使。所以，尽管课堂语言有点孩子腔，但简单加减的目标，被我们毫无困难一扫而过。 哦，就像白头字母表排到了U，蒙文就读出了味道也渐渐开始变难了一样，我的故事写到这里，对今日在无视与歧视他者的文化毒气中被熏昏的读者来说——恐怕品不出味儿也太难了些。 但正因此才必须把它写完。 还不是靠着算术课的现买现卖，我对蒙古语言的认识，更多是在与牧民及其孩子的耳鬓厮磨、尤其在草原夏夜的“讲故事”中——日复一日地积累、近半个世纪地发酵、又突然一瞬地感悟的。 ——离家谋食的一伙男人、漫漫长夜同住一个窝棚或泥屋。在不仅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的时代，这些卖苦力的劳动者，晚间的调剂，就是“讲故事”。 究竟这是一项古老的习俗，还是一种严峻政治气氛下枯燥劳动的调剂？我倾向前者，但说不准。总之，一旦泥屋里吹了灯，黑影一隅就有谁懒洋洋地唤道：“呵咿，讲个故事吧！” 所以，我们的男生宿舍熄灯以后，孩子们也要求着： “呵咿，巴赫西，讲个故事吧！” 记得我讲过《半夜鸡叫》。但后来听了孩子们讲的，我不由得害臊不已。我讲的真是味如嚼蜡、嚼隔年的枯草！如今沉吟着，我感到了一种文化的自愧不如。除了表达的局限，我发现：汉语的故事都不是韵文。而学生——别看他们小小年纪，肚子里却早已装了好几套押韵的好故事。 正是幻想的夏季。 静夜的蓝空，当孩子们娓娓道来时、当潜沉的文明浮现时，显得特别深邃。 乌兰夫语速快、口气平淡，全然不懂绘声绘色。但是，就数他背下的故事多： 古时候，古时候，有一匹生来就死了父母的马驹。他觉得最是自己的命苦。他周游四方，先见了一匹马。它就问啦： 马哟马哟你好吗？ 马回答：冻透的嚼铁含着 沉重的鞍子背着 沟里山上跑着 ——我有什么好呢？ 在大炕的这一头，我听着，心眼在一丝丝地开窍。蒙古夏夜的小学大炕，远比研究生院更富有学术味儿。原来蒙古的歌谣，压着一个头韵。这么齐整，这么巧妙！冻(hüldü)、沉(hünde)、沟(hündi)，都是hü字头的词儿。啊，巧妙的白头音节啊…… 乌兰夫当然没发现我听得入迷，他只顾按照套路，背诵着讲。此刻让记忆力衰退的我忆起全套押韵的蒙语原文，已经有些困难了。比较牢固地刻进了我的大脑皮层的，只有那些最形象的句子。 比如当马驹遇上山羊时，山羊自我形容的句子“皮嘛数我的薄，奶嘛数我的稀”；遇上人家的媳妇时，那女人讲的“天蒙亮时起来喽，去挤性生的乳牛”，都使我过耳不忘。还有它遇上牛，照例问了“牛哟牛哟你好吗”以后牛的答言中，有一句“鼻孔犄角被扯着，黑米的长途走着”(Hamur ebür as qingana， Hara buda ayin de yabuna)，使我感铭至深。 这一句，简直是一幅逼真的油画。 鼻子(hamur)和黑米(hara buda)，两个词当然都是清脆的ha字头。且不说牛鼻子痛感的真切，使我惊奇的是黑米。前一年(1970)，我们刚刚吃过供应的黑米，那是一种没去壳的小粒糜子。我留意到了：那个冬天对国家供应的这种带壳粗粮，牧民们不仅没有不满而且啧啧地像是赞叹。牧民们尤其女人们的神情，像在享受某种历史的片断。灰旧毡包在那个冬季里弥漫着浓烈的香味。用铁锅炒熟、抱着木杵舂掉谷壳、泡进滚开的茯茶——三部曲的麻烦，搀着一股罕见的米香。灾年穷队，没有奶茶。但黑茶黑米吃在嘴里的口感，却是焦甜喷香。 “黑米的长途”(hara buda ayin)这个词组，使1971年的我宛如目击一般看见了古代游牧草原的一个画面——游牧民族赶着牛车，千里颠簸风餐露宿，南下陌生的农耕汉地。为着什么呢？为补充经济的空阙，为运来果腹的黑米。 韵律之外，语言的另一个极致也许是黑话。这也是我在当汗乌拉小学的巴赫西时，懂得的一个语言学道理。 哈，幸亏我在当上孩子王之前，也曾与大队里的二流子们过从甚密。而且，若不是有一次大巴伊拉一脸坏笑地问了我一句“你不去井上打水么”、而且把这个句子的阴险变形教给了我——我这个巴赫西会在孩子面前摔一个大跟头，摔得威风扫地。 那天，居然是一个女孩，笑嘻嘻问我道： “巴嘘喂！其嘘喂哈嘘喂呀嘘喂 呗？” 我吓了一大跳。 简单说，这是一种只说词儿的开头、隐着后半截让人猜的语言游戏。具体说，小黑话只变词首，加上“嘘喂”。把单词第一音节加上古怪的“嘘喂”，造成不同的暗指。这样，一句问候语能转义为下流话。人说着，等着对方猜，也引诱对方摔进恶作剧的陷阱。 谢天谢地，那天女生说的，只是最简单的“老师你去哪儿”，她用的词儿，方向诱导简单，并没有危险地藏坏。 我思索了一瞬。 首先要让他们清楚知道：小小黑话，老师也懂。 于是我用同样的句式回答： “比嘘喂脑嘘喂温嘘喂 呀，脑嘘喂 温嘘喂怪布勒 俄嘘喂巴嘘喂那。” (我读书呀，不读书成傻子啦)。 一声呼啸！兴奋的孩子们围住了我。嘘喂嘘喂，吵成了一团。 二流子大巴伊拉曾对我说——他们在公社学校鬼混时，一旦发现老师懂，就没兴趣闹了。我的这一伙也一样，嘘喂了一阵后，兴趣就转向了别处。 黑话隐语，不能让它在学校使用。可看作语言游戏的“嘘喂”，也以不让它流行为妥。唯有乌兰夫的故事，我大加赞赏竭力推行，但孩子们对它的兴趣却不大。 那个故事，不知能不能按照我理解的蒙古民间文学规律，以马为题，给它命名为《孤儿马驹》——至今我仍在捉摸它的思路。正是孩子们不喜欢的地方，深深吸引了我。 是的，徘徊其中的一股魅力，从那时便精灵俯身一般再也没离开过我。蒙古民间文学的宿命论、韵律感和概括力，加入了对我的启蒙。以后它又在整整半生里，支持了我的文学观念。 秋天先期而至。听说远处饲料基地的小麦穗已经黄了，我们小菜园里的白萝卜和胡萝卜，也到了该刨开土看看的季节。 刨萝卜，就像小学的祭会盛典。孩子们满心喜悦，我抡开了十字镐。绿盈盈的萝卜秧子被孩子们扯开，热腾腾的黑土壤被翻了身。美滋滋埋在土壤里的白嫩的大萝卜突然显露出来，一根挨着一根，像孩子胳膊粗，白莹而鲜活。成功啦，长成啦……被喜悦迷醉的我，开始把大白萝卜塞进麻袋的时候，忘了留意萝卜的长相。 大白萝卜不单是白嫩水灵。它们没有一根是直的，如日本的练马大根——而是全都折了一个直弯，像一角锯下的窗框，像一个木匠的直尺。它们向下钻入土壤，又都在十五至二十厘米处拐了弯，在地下贴着生土，改为横向生长。 我恍然大悟：开荒翻地时，只能挖一锹深。但是我不懂——种萝卜要种在垄上。我不知道农耕民族早有高招：下种前先把土培成一条条高出地面的土垄，让萝卜先钻过土垄，再接着往下钻。农民给萝卜留足了深度，可并没费力气。 我的铁锹翻过之处，土松软了，萝卜可以钻土入地。但是钻了顶多二十厘米，下面都是原初生土，毫无缝隙，异常坚硬。萝卜头顶不动了，只好拐弯横着走——于是长成了直角萝卜。 终于我懂得了“处女地”的含义。后来，我在日本有一段时间以讲演为打工，常常靠讲些牧人掌故换钱来战胜生活难关。后来讲出了解数，每当讲到直角萝卜这一段，从无例外，准能引起哄堂大笑。送给人们一个笑话，再回到自己的心事。我没说，那是我一生发挥个人能力最酣畅的阶段。 如世上的游牧民族，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染手农业。新奇与拒否，喜悦又敬远的心情，实在是令人烦乱。 这些萝卜究竟被烹饪成怎样的食品，我已经记不清了。秋季之前小学已经有了一个女知识青年来当炊事员，只记得她烙的焦脆的小面饼，但忘了她怎么烧的萝卜。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蒙古小孩们在萝卜地里的身影。 ——他们弯着腰，踮着脚，屏住气，在萝卜地里一遍遍穿梭。开始我没留意，后来看见小手攥着一把胡萝卜须，我才明白他们在找没被收走的小胡萝卜。刚翻过的土壤，被他们用小手又翻了不知多少遍。一直到天色昏黑，那些弯着腰、一步步试探的身影，还在地里转悠。 令我后日深感后悔的有三件事：第一是那天没有干脆把胡萝卜发给大家，让孩子们一天五根，啃个够吃个口滑。第二是让他们整个夏天都追着踢一个破篮球胆，却把一个从东乌旗抱回来的、美丽的黑白花足球藏起来省着！第三是我们有八十图鲁克巨款，为什么不花几块钱买一只肥羊，让孩子们狠狠地饕餮一顿？！ (ü) 1981年，离开近十年之后的重返草原，是在六月之初。天气还非常冷，夜里要盖两条皮被。 有一晚消息传来：大队部演电影呢。 看去！心里浮起60年代式的兴奋。我喜欢马拴在背后，人躺在草地——瞟着银幕上埋地雷的民兵、找地道的日本兵的感觉。 不过十年之后的演电影，不是像以前那样在草地上，而是在大队部的土坯礼堂里。 黑影里，我盘腿坐在毡子上，仔细辨认电影的蒙语台词，一个黑影爬过来，推了我一下： “巴赫西！您好好地去了来啦？” 我定睛看了几秒。哪怕你有了成人的身架，嗓音并没有变： “你，是乔里玛吧？” 他哧哧地笑。 又有一个黑影爬过来： “Bahxi！Bi hen-bei？”(老师！我是谁呀？) ——你是道尔吉！ 黑影纷纷挤过来。一个三十来岁、嗓子沙哑的女人，孩子抱在怀里，一直挤到我鼻子前： “巴赫西！您看，我是谁呀？” ——你是……我的奥音哈达！ 爬来一个胖胖的妇女，她一字一字说得很慢： “Bahxi……Bi ，hen-bei？” ——你是娜仁花拉？ 响起一阵喊：“不是！她是色布勒！……” 居然半数猜错了。 当然也还有一半猜对了。那一晚的看电影使人记忆弥深，黑暗中当年的孩子们挤着我，低声嗤笑。我们在土坯礼堂的正中坐成了一个圈子，摸着黑，自顾享受团圆般的重聚。寒冷初夏的草海，好像空气一样在包围着，那一晚已经没人看电影了，它成了阔别十年之后、我们汗乌拉小学的“校友会”。 谁能扳转时光？ 黄羊的硬角若是折了，谁能追着接上它？ 十年前北京大学来东乌旗草原招生，我们去公社打听消息。我推开公社办公室的门，正看见书记罗布桑金巴在和两个陌生人谈话。他说着话一眼看见我，顺口接着说：“你看，这是我们的老师！他一个人教蒙文！连蒙文都教！……我们可是把最好的都推荐给你们啦！” 我愣了一下，这话使我感到意外。 罗布桑金巴书记几乎不认识我。他怎么会知道我们汗乌拉的事？在封闭无助的草原，公社的镇子是多么遥远啊。 反应过来是以后的事。后来我多次回味：罗布桑金巴的那句话，像是把我朝北大的南校门使劲推了一把。猜测也是在以后。我猜，不仅孟克吉勒伽拉校长、大概在那排平房办公室的蒙族干部中间，我教蒙文的事儿被相当地议论过，而且能估计他们议论时使用的夸赞口气。 哼，早知道我直接上公社要一只羊吃！我不以为然，忿忿不平。事情过去以后，我对人的议论失去了兴趣，更不在乎哪怕公正的评价。我另钻牛角，把小学的一切当成自己的私事。 也是在那个十年之后——以后更年复一年，我勒马伫立，凝视着小学的废墟。不知什么时候刮起的又一股风，否定了草原民办教育的思路。教育以质量的名义再次集中到城镇，牧区的小学全数关闭。连公社那拥有初中部的、孟克吉勒伽拉校长经营多年的学校，也眼见着走向了衰败。随着对城市的短见的向往，牧民们纷纷去东乌旗寻觅住处。对游牧技巧老谋深算、自古充当牧业指南的老人，残生的新活计是“看学生”。我上大学后又坚持了多年的乌力记一声不吭，转身恢复了放羊的旧业。我们的小学——当年我在蒙文课本上刻印的是“汗乌拉学校”而不是“汗乌拉小学”，没有写那个“小”字是表示没准会办初中的野心——它那么薄弱，在一阵强风过之后，化为了乌有。 我独自单骑，站在古尔班·火特格前的一片废墟前面。 身后两条宽阔的长川，它们向西北和东北分别引向白音呼布和吉林宝力格。头枕着虽不雄峻也渐渐浩莽的山地、紧挨着两个小湖使用着三眼水井的，是我们大队的阿勒翁·格勒(alvan ger)，公事房、大队部。我们亲爱的汗乌拉学校，曾占据过它的西屋——如今是一道黄土的矮坡。 那天我有说不出的感慨。当然也不想和人说什么。我只是骑马草草走过那块萝卜地，没有多看它痕迹模糊的防畜沟。那道黄土矮坡让人无法凝视，以后我甚至不愿看它一眼。 在草原知识青年的持续怀旧中，常听邻队的知识青年讲，当年他们打的井如今还在用、牧民夸奖井的水好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这追求“在根本利益上为牧民服务”、要变劳动为人生需要的一伙，比起只把劳动当谋生手段、只是随波逐流的同伴，简直是从一到十的背运。散漫地遐想着，只觉不仅若有所失，简直已经羞于提及。 没错，就像乌力记扭头就回家放羊一样，我也只在心中固守自己的牧人身份。以后多次重返草原的日子里，我喜欢躲在哥哥家里休养，顶多偶尔率领巴特尔出门一转。教育质量？哪怕未来把汗乌拉的小孩都弄到上海去念书，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唯有乔玛提起启蒙的话题。 我在研究生答辩那一年，乔玛陪母亲来北京同仁医院看病。焦加(我们称他母亲焦加)指着肿得睁不开的左眼说：把我的左眼拿掉呀，保住右眼就行。我小心翼翼，不敢翻错一个词。而医生却不耐烦地说：要摘除右眼，才能保住左眼！于是焦加大怒，骂这家医院“什么也不是”，一跺脚回去了。答辩期间我顾不上许多，也没能送他俩离开。 我去看焦加，心里很惭愧。 大约焦加在从北京回来的翌年失明。乔玛，这个当年连打架时都记着不直呼父名的小孩，那一次好像想借酒吐露。他喝得醉醺醺的，唱着一首我不会的苦味长调，歌子叠唱一句“什么是你的啊我的”，撩人心事。 听见他说“养大我的是阿爸额吉，教我书和写的是老师”的时候，我不接他的话茬。但我数了，他说了两到三遍。 1980年前后，有一阵乔玛热衷宗教，居然来信问我能不能给公社的庙里找一部《丹珠尔》经，还要买大量的香。当然，哪怕别字连篇，我俩只能用蒙文通信。这个“香”字，他是用专拼借词的、乌力记教的白头写的。 既然他这么看重启蒙的老师，以后我每次回草原，总要到乔玛家住一夜。我不谈教育的话题，只是美美吃一顿他的妻子兼我的学生意达玛做的羊肉面条、和北京式的白糖拌黄瓜西红柿。 可以这么说么？在体制崩溃的时代，由初生之犊的我们，进行了一场歪打正着的教育。乔玛的话并非只是礼貌。查干陶勒盖，蒙文字母表，一种古老的民族语言的传承——千真万确只是由于对异族的情义，由于时代的使命感和游牧文化的感召，才轻轻写下了它的第一笔。 当年我们的小学，由于也教过“毛主席万岁”、“东方红太阳升”等几个汉语句子，所以学究些说，或许也能算一种双语教育？ 但已经该指出，汗乌拉小学的双语教育，不仅教师以民族语为教学语言，而且母语教育是一切之上的最高原则。 虽然那时我不会用拉丁转写、不会像今天按照蒙文字母表的顺序把aeio？uü排成本文的小标题——但我已无权妄自菲薄。随着体制与秩序的重建，随着对他者文明的无视与践踏的流行，汗乌拉小学的意义在浮现。我第一次意识到那时自己获得的启蒙，并彻骨地感到了一种——60年代的水平。 如今我懂得珍惜了。 居然，我们在那么闭塞的时代与环境中，就有意识地警惕同化，就知道选择母语教育是人的权利，而且快乐地潜入它的深处。虽然，我们喝的是黑茶、从来没有羊肉吃、连一个月三块钱的生活费都收不上来——但我们懵懵懂懂，若有所悟，雪地踉跄，走过了那么宝贵的一段路。 1972年的春天，在记忆里已经漫漶模糊了。唯有巴雅的送别，点缀了那个向大学出发的、残雪灰白的日子。 我骑着马去各家道别，回到等候我的知识青年毡包，已是半夜。我是在喘过气来、端起茶碗后才看见巴雅的。 他酣沉地在背后睡着，盖着皮被。 听说那天他从早上就闹着要来送我，家里犟不过这十二岁的孩子，只好把放羊的马给了他。我喝着茶，不时回头望望他。在我一生经历的送别中，这是难以忘怀的一次。我想和他说点什么，但他呼呼大睡，直到次日天明。 早晨，巴雅醒来了。 他只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着家里等着放羊的马，他着急了。 急忙喝了几口茶后，我给他备好马。等他扳住鞍子时，我把钢笔递给了他。这支钢笔很特别：因为我敲断了它的后半截笔筒，露出套着墨水囊的金属管。冬天只要把金属管顶在烧红的烟筒上，结冻的墨水就化开了。 巴雅把笔塞进怀里，翻身骑到鞍上。他低着头，听我说了两句好好学习之类——那是我最后的巴赫西话语，慌忙打马走了。我站在门口，听着他噗噗的蹄音渐渐模糊，好像听见了一个声音： “第三组，我住胡勒根·阿布盖家！……” 此刻我打着键盘，也听见了那个声音。我总在反复咀嚼，试着调换语序和单词。那个铃铛般的童音，与时光的流逝无关，音质一丝也没有变。 ※ ※ ※ ※ ※ ※ ※ ※ ※ 经过了多次的直面废墟，我终于做到了对那道黄土低坡熟视无睹。 我骑着马在它的上面仔细踱步，分析哪里是厨房、哪里是索依拉带着女生睡觉的小屋、哪里是替代了桌椅又兼着男生及老师床位的那一盘大炕、哪里是我的行李卷的位置。 自从离开这儿去了北京大学从事了考古专业以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对自己遗址的考古。 但考古也快干不成了，因为这道土梁已被周边的牧草侵蚀，显得难辨边缘。草海永远在吞没一切痕迹，包括废墟。 此刻，波澜远去的草原空旷而宁寂，人的心绪，飘忽而自由。一垛巨无霸般的云团堵住半边天，荫下的草海凉风习习。 我已无心究明历史，更不打算总结什么教训。一切不都将这么消逝么？像草海淹没了废墟，像泥屋还原成土壤。何止我们汗乌拉小学，就连革命和令人怀念的大时代，不也都一刀两断一去不返么？ 一切都化做了废墟，并不意味着人心也漂白归零。不，人心在最终获得的丰满，几乎超过了盈溢的草海。往昔的启蒙那么真实，它每天都在发酵膨胀，催动着人心的酿造，于是便有了《孤儿马驹》，以及我的文学。 啊！哦！咿！噢！欧！喔！呜…… 大象的巨牙若是断了，又有谁能再接上它呢？ 笼罩四野的神明！唯你在创造和控制，你不仅使大地牧草由黄变绿，唯你与时光同在，唯你尽知，洞晓表面与内里的一切！ 不仅文学，在流水浸漫一般的时光中，我想乔玛和巴雅他们的心里，也时而会掠过小学的残断往事。虽然他们懒散惯了，不善表达，但潜意识里，他们也一直抚摸着折断的羊角象牙。 我们游牧与母语的小学，把查干陶勒盖的顺序、把由上向下的书写、把人与学习的大义禁忌，镂蚀雕凿一般，刻进了我们的心里——是的，我们。不单学生，获得了一种最深刻启蒙的，正是我自己。 时至今日，我唯想感激我的创造者。 若是我不曾在异族与母语的环境中重生再造，那么我不仅不可能拥有与巴雅乔玛的一连串故事，还可能出落成一个无知的“智识阶级”，愚蠢且狂妄，对他者的文明毫无感觉，也读不懂——此刻我写下的这个故事。 2012年8月8日 终于完稿于赴内蒙古草原插队44周年之际 本文中蒙文之拉丁转写经青格勒博士校过，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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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5 0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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