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大地上绽放的诗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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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大地上绽放的诗意之花
——湖北新世纪诗歌论

刘  波

一

    湖北诗歌，这是一个以地域划分为前提的文学概念，它可以是生长于斯的湖北土著的写作，也可以是在外省的湖北人写的作品，还可以是外地到湖北的人写的诗歌。在这样一个地域性的诗歌群体里，不管你声誉多高，名气多大，最终还得靠作品说话，因此，独到的语言创造和强劲的思想力度，能让优秀诗人的作品显出持久性、影响力和价值感。从纵向来说，湖北的当代诗歌是有传统的，一代代诗人像进行接力赛一样，作着诗情的传递，从当年的曾卓到如今的90后诗人，它们都在诗歌的世界里找回了文学的“根”。而从横向来看，湖北的诗歌很整齐，这种整齐源于诗人们开阔的眼界和精湛的手艺。他们都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倾向，但几乎不玩什么概念和命名，要求强行进入诗歌史。他们“老实”地写，执着地写，几代诗人皆如此。
    上个世纪80年代，曾卓、高伐林等这批诗人重新归来，他们作为经历过磨难与痛苦的“硬骨头”，没有像朦胧诗人那样作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如稍后的诗人那样故作深沉地撒娇，他们带着深深的不屈服，来抵制与抗争，来透视和理解。而黄声笑、刘不朽等诗人，以及稍后的谢克强、刘益善、王家新、梁必文、张永久、姚永标、王新民等，还有车延高、田禾、王浩洪、李鲁平、刘小平等一代诗人，皆在这块土地上写出了荆襄之风、楚汉之韵。他们写长江，写三峡，写鱼米之乡，写故土之爱，写鄂南的自然风貌，写鄂西的土家风情，这或许才是真正地域写作的典范。这一批诗人立足于湖北，在自己的家乡，传承了一种地方性情怀，道出了一种特殊时代的“乡愁”。
    新世纪之交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新崛起的湖北诗人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社团和流派，平行、或者、左手等几个大的诗歌网站与论坛，让这批诗人开始了他们网络时代的文学之旅。而像《或者诗刊》、《平行》、《新汉诗》、《后天》、《水沫》、《地下》、《坐标》等民刊，也为湖北诗歌的民间性注入了活力。以书代刊的《汉诗》与《中国诗歌》，被认为是当下不可多得的实力诗歌刊物，它们不唯名家，力荐新人，因此在众多期刊中显得独树一帜。而《长江文艺》自从2012年改版以来，诗歌栏目有了很大改观，一年之中推出的诗歌，多有反响。《芳草》与《三峡文学》这两本地市级文学期刊，也给了诗歌一块阵地，一份支持，那是源于办刊人对于诗歌所拥有的信念。而《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为诗歌所做的事情，其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以理论批评的方式为诗歌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学术关注。
    我虽然在此谈论的是湖北的诗歌历史与现状，但很多诗人早已越出湖北，他们的写作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但之所以还将他们置于湖北这一地域文学范畴内来谈论，是想为其历史和现实作一个有效的梳理，毕竟他们是在湖北成长起来的诗人。在很多人看来，湖北或许不是一块诗意之地，但是它诞生了中国已知最早的伟大诗人屈原。后来者在写诗时，就可能自觉地传承了这一荆楚之地不屈的风骨。他们敢于言说，勇于冒险，在狭小逼仄之路上走出了一条通途。这也是新世纪以来湖北诗人能在全国诗坛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在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同时，走向更具现代意识、更富先锋精神的写作境界。湖北的诗歌传统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并在更年轻的诗人笔下焕发出光彩与活力的。包括那些出生在湖北，后来又到外地工作和定居的诗人，像卢卫平、宋晓贤、黄梵、一回、余文浩、宋尾、吕约、津渡、花语、衣米一、横行胭脂、木知力等，都以各自的精彩写作接续了湖北这块土地上的精明、机智、灵动与自由的力量。
    很多地方存在一种现象：小说家往往瞧不起诗人，而诗人又不认可小说家，但在湖北，诗人与小说家彼此尊重，而且很多人本就有着小说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像一些有成就的小说家，方方、池莉、胡发云、陈应松、吕志青、张执浩、李修文等，皆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诗歌的看法，这很难得。况且，方方、池莉、陈应松、张执浩、苏瓷瓷等，都有过诗歌写作的经历，他们是一群清醒的、有常识感的作家，懂得诗歌与小说各自的价值。
    诗人和小说家的互动格局，对于整个湖北诗歌创作也是有力的促进，同为文学的分支，但他们走向的是一条融合的大道。不排挤，不相轻，不刻意冒犯，也不自找麻烦，各自给了对方另一种同情式的理解，这在消费主义文学盛行的当下，确实为不可多得的文学取暖之举。在这样一种格局和氛围中，湖北诗人们异常活跃，其创作带着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寻求的诗意，没有过于技术化和乡土气，而是带着独特的现代感与先锋意识，所以出手相对整齐，这也是他们的写作让人信任的原因。在诗歌界，诗人较量的方式就是拒绝平庸，因为在高手云集的群体里，作为有追求的诗人，你也不可能让自己疏于努力，不寻求难度，最终甘于懈怠。诗歌是语言的精华，唯有表达彻底，才能洞开其中的秘密。敢于挑战自我，追求超越，是当下年轻一代湖北诗人探索诗意的独特方式，在语言创造的基础上注入思想的力量，追索真理的锋芒。他们的书写富有存在感，不单薄，不盲从，能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转化成更具人文情怀的诗意，这种诗意追随着诗人人生变化的轨迹。这么多年来，湖北诗人少有中途放弃者，他们在消费主义的大环境中仍然能坚守“无用”，这或许是他们有能力自我调整、自我适应的见证。

二

    当不同的主题在同一地域的诗人身上得以嫁接和再生时，不同性格和经历的诗人对其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他们的写作策略源于一个人怎样去看待人生和诗歌的关系，也即是语言与现实之间通道的打开如何成为可能。这一点，我在新世纪以来的湖北诗人身上看到了异样的光彩，他们总能以富有创造力的想像之光，赋予自己的书写主题出其不意的诗性，这是高明之举。当然，这种高明不是耍小聪明，而是以大智慧重塑生命的价值，这在每一个个体诗人身上都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张执浩，这位湖北先锋诗歌界的领军人物，他写小说，写随笔，最后将自己的笔触落到了诗歌上。虽然他的诗歌好像是其他写作的“副产品”，但他的文字所凝结的创造性与力量感确实不俗。诗人不刻意去写什么大题材，以“大动作”来引人关注，他只是老实认真地写着每一首“小诗”，但这并不代表他安于现状，没有突破，相反，他开阔的视野与长期训练有素的手艺，已经决定了其不凡的美学追求和精神高度。从《苦于赞美》到《动物之心》，再到《撞身取暖》，这几本诗集依次呈现了张执浩这些年倾注于诗歌上的苦心和力度，它们看似轻颖飘逸，实则都是沉下来的力作。而柳宗宣作为湖北先锋诗歌的早期代表人物，从80年代至今，也一直笔耕不辍，他总是以戏剧性的方式切入诗意现场，在幽默中渗入苦涩的笔调，抒情的格局里带着忧伤，这是有经历的成熟诗人所拥有的财富，一首《上邮局》，早已奠定了柳宗宣的地位，朴实，生动，又不乏爱的力量。像柳宗宣这样的诗人，没有炫技，也不用再从一时一地的瞬间感动中获得诗意的主题了，人生就是他全部的书写经验，他只需用好它们，用准它们。如果不是因为官员身份，车延高的诗其实很难被娱乐化，被网民恶搞。作为公民，他主张宽容，“懂得以更加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复杂的问题”；而作为诗人，他又是严肃的，他“向往温暖”，那种温暖里有传统，有古意，他以自己的理解重塑了历史的记忆，感情炽热，话语明朗。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透出了一种文人之风，纵横捭阖，豪放大气。刘洁岷作为一位诗歌论文编辑，他有时间去思考怎样写诗，但是，我们从他的诗歌中却看不到多少知识的玄奥影子，以生活入诗，仍是支撑他在这条路上不断精进的动力。“我们祖辈的尸骨被强拆了/唐诗宋词里的意象渐渐失去对应物/吊死都找不到一根自然的枝丫/投水都投不到一条没有被污染的河流//祭拜的食品都是掺了毒的/或者是非常不安全的，每个人/包括非常得意的达官贵人都无处逃遁/所谓底层则是一个敏感的词汇/我们愧对的先人羞耻于我们的愧对”（《山河破》），这是诗人介入现实的一首力作，是一首力量之诗，也是一首良知之诗，我们总能在这样的作品中感受到悲悯之意，这是诗人对人世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使然。
    虽然诗人们都生活于同一块土地上，喝着同一条江的水，但他们的个性气质决定了各自在诗歌之路上走得自信，有的往东，有的向西，有人不断朝上，而有人则竭力向下，这是多元化写作所带来的丰富与生动，他们的写作共同构成了湖北诗歌的多元态势。一直低调地坚守在诗坛上的余笑忠，虽然早在1980年代就已出道，且出手不凡，但他没有安于过去的辉煌，而是持续用力，定阶段性目标，这样，他才会在愈来愈开阔和大气的写作中收放自如。他既不作偏激的表达，也不摆中庸的阵势，而是始终忠于有感而发的写作本质，在冲淡平和中探寻存在的意义。这也是余笑忠的诗歌中渗透着哲思的原因，他深沉，温润，但又时刻带着警惕的眼光和审视的态度，所以总是在透彻中带着浓郁的思辨色彩。和余笑忠的写作相仿的是，韩少君也是长年忠于对语言的锤炼，对技艺的打磨，对诗性的守护，他不是宣泄型诗人，以火热和激情掌控局面。他只是如实地写，将所见所闻所想都自由地表达出来，真正的诗意可能就在这看似平淡的书写中得以流露，一切都显得自然、贴切，在对生活的怀想和感悟里，有一种明心见性的坦然与从容。作为出版社的诗歌编辑，沉河几乎每天都要与诗打交道，这放在很多人身上可能不胜其烦了，然而，沉河没有，他越发地爱上了这门艺术，就像他在放松的状态中判断他人的作品，他也在自由的立场下写着自己的诗。一首《随手》，如同天外来音，既灵动，又轻逸。“我被自家的门关在了外面/但我可以透过自家的窗子/看看这曾经热爱并自恋的一切/这是一个美丽的家/它的美在于我对于它/日常地熟悉”，这就是诗人道出的秘密，随手就是日常所得，要理解它，就需接近它，认可它，进入它，与日常融为一体，方可获得一种零距离的参照。“我乐于说出爱/羞于说出真理”，这是诗人全部的经验，他活在爱里，并乐于将一切以诗的方式和盘托出，这是诗人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同样关注日常的还有川上，他的诗像一条条沉默之河，无声地流淌，貌似水面平静，其实暗流汹涌。他喜欢写那些细小之物，像簸箕上的玉米、灶台上的蚂蚁、一串脚印、一块木头，乃至一粒尘埃，他是要从宁静中获取力量，以四两拨千金的气势进行着生命的体验。这样的书写，是具体的，不可复制的，它们独独属于诗人自己，既不通向高蹈的虚无，也不是完全的引体向下，它就是让我们对生活采取平视的姿态，这样，诗意才会显得珍贵、永恒。阿毛的诗细腻、惊艳，却又有一股狠劲。她的《女人辞典》，既像是分行的自述，又是以形象的语言表达，以自我的切身体验，来对女人下长篇的定义。她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女人的认识、理解和同情，还有一种女性生存于世的普适意义。作为湖北70后诗人的佼佼者，江雪的眼光和角度都很独特，所以写作既有问题意识，也富批判精神。他很少写实，更多时候是在想像中置放性情，于体验中诉说衷肠。“你让我停止梦想，我却在信纸上/打开另一扇城门，/让你继续聆听雪崩的声音，抑或/一场时代旧雾的到来，/一片被雪花深深吻过的湿草地。”（《迷雾》）这是写作的秘密，诗人清楚这“无用”的有用，正是理想之花绽放的契机，他能抓住这道诗意的潜流，感同身受地去体察、召唤和领悟。
    湖北诗人的写作大都沉重，这是一种整体气质，即便他们在写幽默，很多时候也偏于黑色和灰色，那种悲悯气质驻守在诗人内心，让他们不可能过于放纵和无节制。所以，一种隐忍贯穿很多诗人写作的始终，中年诗人如此，青年诗人也不例外，像田禾、毛子、剑男、阿毛、江雪、李建春等，莫不如此，他们大都有悲剧情结，那或许是一种荆楚人格在昭示他们记录历史和现实中被遮蔽的那部分，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主宰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写作。

三

    湖北诗人普遍重视灵魂的书写，那既有难度，也有高度，不凡的格调决定了他们高端的品味，这不是哪位诗人独有的个性，而是由一个地域的整体诗歌水准决定的。就像他们对悲剧气质情有独钟，因此，书写出一种人生的命运感和厚重感，似乎就成了一代人的使命。当然，将使命感用在诗人身上，或许有些言重了，但当他们把诗歌当作理想来追求，认真地对待笔下的每一组词语、每一个句子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这样一群人抱以尊重和敬佩。我在很多湖北诗人的写作中感受到了一种回忆的热情，好像只有回忆，才能唤起自己对高迈诗意的追索之情，在此，我理解那些将笔触对准历史和过去的人，他们书写了往事点滴，对接的却是当下岁月，这是用心魂在写作，他们书写的现实和真相，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
    因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书写来带动和丰富一个地域的整体诗歌美学，否则，我们感受不到那种沉下去的力量，而飘浮在上面的东西，永难成为一个时代的地基。湖北的诗人们都力图让自己沉下去，而不是轻浅地言说，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写作有要求的佐证。田禾，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湖北乡土写作的代表，但他的诗肯定不同于海子虚构的乡土情结，也有别于后来那些模仿海子的伪乡土诗，他那带着诗人体温的书写，即便有着泥土气息，也是有根的、属魂的。他的《喊故乡》是其代表作，当然也最能体现他的写作风格：用朴实的语言写出最真挚的乡土之情。田禾是湖北诗坛的一个异数，他不同于那些先锋诗人之处，还在于其深入骨髓的乡土之情，不炫耀，不张扬，以情动人，以细节支撑起全部的诗意。同样，钱省的写作虽然不是以乡土见长，但他也是秉承以情动人的诗写传统，如实地描绘人生的现场，逼真地传达内心的感悟。他写江豚，写麻雀，写乌龟，写一把椅子，写园林工砍树枝，写母亲为煤炉引火，都不是随意而为，恰恰是有着其独特的用意：他要把生活处理成一首首诗，让诗歌和日常的互动成为一种现实。
    李以亮近年来钟情于诗歌翻译，且获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除翻译之外，他还有一支笔用来写诗和评论，这位湖北诗歌界的多面手，已经有了整体性的成就。他的诗歌，角度独特而新颖，或许是受翻译诗的影响，其写作更富现代气息。像《冬至》这样的诗，是对一个节气的记录，也是诗人的喟叹，带着总结的色彩，但又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李以亮是一个向内写作的诗人，他不是要举重若轻地勾画人生的一幕幕，而是在扎实地寻找能够与自我相联的美学，这才注定了他的写作是有重量的，不会看过即忘，它总会在某些节点上引起你的深思。小引是一个有着自己明确主张的诗人，他虽然视野先锋，但其写作还是讲究抒情的传统，即便用口语，他也可以调制出高雅的美酒。“我将在这首诗中做出选择/我将放弃腐朽、死亡、黑暗以及/所有让人心痛的词语/现在是暮春/空气中，尚有花粉的气息/它将在这首诗中出现/并为我带来木房子，正午的树荫/湖中的野鸭，或者/山顶上几朵静静的白云”（《喜悦》）。这种场景对比，凸显了诗意的逻辑，诗人的率真、坦诚，就是在这些对比中得以彰显。由此可见，小引是一个能竭力打破局限的诗人，地域的，年龄的，心境的，各种局限在他这里都可能成为优势，转化成创造的力量。毛子是一个低调的诗人，写诗多年，虽然作品不多，但都很精，每一首都含着诗人的努力与心血。或许正因为诗歌，毛子没有让自己滑得太远，而是不断地从空洞的说教中返身折回，回到生活的现场，去爱，去恨，去介入和实践，去洞察与创造。他以自己的情感之真，竭力写出这个社会关于存在的真相，他虽持批判之意，也渴望有超越之感，他的批判，并不是一种恶毒的怨气，而超越也非凌空蹈虚、不着边际的玄想，他需要为诗人个体重新找回关于身份认同的尊严，为诗歌寻找一条通向自由与个性的出路，这或许才是他写作的精神基点，也是其解决疑难的突围契机。
    我一直希望在湖北诗坛中发现能够精密地表达生活现场的诗人，铁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诗没有多少渲染，貌似平铺直叙，但在这种平里藏着一股味道，它不随你心境的变化而变化，结实且稳固。他那首《在纪山寺》就是一幅具有动态感的画，我听铁舟讲过他写此诗的经历，没有跌宕起伏，也没有波澜壮阔，它在叙述中透出诗人描绘诗意的冷静和准确，这种“零度书写”清晰、饱满，排除一切杂质，越发显得精深。魏理科也是讲求精准表达的诗人，他的精准是内在的，不遮掩，不粉饰，直接道出内心真相。这样率真的诗人现在不多了，魏理科持守得长久。他的诗给人的第一感觉似乎有点“痞”，但你只要认真读下去，就可能被感动，被震憾，或许还会羞愧。他看似写姑娘，写母亲，写对我们来说可能无关紧要的人事，有着网络时代的“无聊”之风，但是透过文字，我们总能发现真情。尤其是《和母亲一起吃苹果》这样的诗，几乎永远不会过时，且能在整体上打动人，有一种简洁但不简单的力量，此皆缘于诗人的敏感和率真。杨章池的诗歌，也是忠实于对生活的有感而发，他写家乡，写故土，绘人记事，随手所得，但这种自然的抒发不是平淡的诉说，而是有着清醒的自我体验和自我反思在里面。他赋予生活的诗意，虽然不乏感伤、忧虑，最后到底还是带着一种乐观的情怀，皆因诗人心中藏着爱，这是诗歌写作的最高原则。
    剑男的诗有种快意恩仇的大气、凝练，字词间带着激情和血性，但又颇有深意。“如果说到五十年后/说到生命的消亡/我不愿意在这个尘世/留下任何痕迹/我愿意像一堆灰烬/被风吹入天空或江河/如果无人来为我燃起火焰/我将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独自在林中/用天空中的雷电点亮大地的枯枝”（《无题》），这是对生命的幻想曲，开阔结实，正是在这种大开大阖里，诗人能抓住变动中的诗情，从而道出一种命运感和人生的复杂性。阎志在诗歌中是一个抒情的能手，他肯定有困惑，有疑难，但他一直在寻找出路，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语言里，他要做一个足够清醒的人。“在语言的尽头/等待着更漆黑的词/寂寥的楼房  独自神伤/每一处开启的/夜晚  手探寻不到开关/只有让夜晚/继续夜晚  我只是想慢慢的醒来/安慰一下挣扎的人们”（《我只是想慢慢醒来》），这是付出了全部的生活后所能得到的回报，仍然不足以自我安慰，在此诗人需要言说，那是他在承担了孤独和愁绪后的理性而为。就像他在长诗《挽歌与纪念》里写了自己的精神成长史，那是他全部的心灵安慰。在诗歌中寻求安慰，也在诗歌中警醒自我，当为阎志写作的动力与方向。

四

    诗人宋琳曾在《奥尔弗斯回头》这篇文章中谈到过诗歌的“地方性”与“世界性”问题，他说：“诗人向‘地方神祗’致敬，歌咏本地风物，是血缘情感使然，但诗人不必为一种地方性宗教服务，诗歌的超越要求诗人的作品体现一种世界宗教的精神。世界宗教也就是个人宗教，它超越族群，与每个人的生命达成最古老的一致。”他主张超越地方性宗教，追求世界性宗教，因为世界性往往能与个人性达成一致。这一主张其实还是希望诗人们能奉行“走出去”的策略，那样视野会更开阔，写作也就越具质感，不同的个体能创造出多样的文学气象。新世纪以来，湖北青年诗人的写作，也确实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有人奉行整体感，有人趋于碎片化，有人专注于日常，有人向往“在别处”，不管是针对现实的发言，还是投向远方的期待，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私密化写作。他们普遍对自我感兴趣，写一些“小我”的幽怨和感伤，当然，这与社会形势和时代环境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诗人们的审美方向发生了变化。
    除了以上谈到的诸位诗人之外，仍然处于创作高峰期的湖北诗人也不在少数，他们或许才是今后湖北诗坛的中坚力量。像徐永春的诗总是在大境界与小诗意之间转换，不断的对比与参照，以求在技艺和感悟里探寻存在，这也是他能将现实转化成为诗意的见证。黄斌钟情于“纯净的力量”，相信“或许只有诗歌才能捍卫生命的光荣”，所以他热爱汉语之美，也身体力行之，将日常生活优雅化，让世俗成为诗性的来源，他有这个能力来实践，更在于他对此心存理想。艾先的诗中一直弥漫着怀旧的情绪，回忆之味，久久挥之不去，就像他写《中年之诗》，这是岁月流逝后的人生感慨，他既被动遭遇，又主动迎接，正是这样的屈服和抗争中容纳了生活全部的诗意。哨兵一直在写他的洪湖，这不是乡愁所致，乃一种习惯使然，这才是湖北诗人地域写作的典范，我们能从其作品中找到荆楚诗人接地气的一面，他那种感受浓郁而强烈，或许一生都因这片土地而感念，而写作。
    黄沙子的诗在繁复中暗含着清晰的脉络，他就是要抓住瞬间的状态，将其转化成诗性智慧，所以，他的诗歌具有当下性和现场感，有着经验的被激活之感，也存着人性的救赎之意。康宁这几年的创作直接触及语言中理性而瓷实的那部分，在批判、反省和追问中渗透着思想的力量，也由此维护了诗人的尊严。槐树的作品追求戏剧性效果，但他不是单纯讲故事，而是在反复言说中靠近语感，有些“废话”的意味。当每一个事件结束，我们都会感觉意外，这是某种氛围洋溢出的诗性。我相信，李建春的诗歌写作就是源于爱，他写妻子，写姑姑，写六爷，包括写爱本身，都是在温润里贯注柔情，这种柔情又不是纯粹的绵软，而是富有伦理精神的现实担当，只是诗人用语言的形式为其建立了秩序。杨光的诗歌中，有我们所熟悉的经验，那种对人生感触的抒情，对沉痛心绪的共鸣，这种很多人日渐丧失的感受，在其诗歌中或许会再次获得见证。号为“枯木先生”的修远，热爱乡居，但他偏偏生活于城市，这并不妨碍他构建自己的纸上村庄，那种恬淡宁静的对话，是诗人与世界相处的纽带，即使面对孤独，他也愿意以诗歌发声。70后诗人彭君昶，诗龄虽不长，但他用力深厚，每有新作出现，皆带着心灵拷问的力量。他写亲情爱恋，话世事沧桑，都是超越性的，像他的人一样，内敛克制，却又大方性情。80后诗人谈骁，在自由的心性中想像和创造，他的诗简洁、干净、纯粹，有血有肉，属于敞开心扉的灵魂独白。
    当然，还有更多诗人坚守现场，他们在直觉里洞察，在审美中穿透。鲁西西的诗像童话般温婉而干净，懒懒的诗在精练中有一股清快蕴藉的味道，张伊宁的诗尖锐锋利，极富思想性。张先冰在轻与重的对峙中承载记忆，张作梗在魔法般的词语组合中启动了神秘之力，法清注重口语表达里绵密的语感，湖北青蛙在词语和经验的对接中选择了及物的写作，曹平在谦逊中拓展视野、追求品质，王进在内敛的表达里呈现了异域之风，苏瓷瓷在叛逆和张扬中保持了先锋的格调，范小雅于自我对话后接续了华丽的转身，王芗远在成长中写得愈发自由、深入，值得期待。而像高柳、晓波、程宝林、邹平、虹兰、杨中标、向天笑、黄旭升、刘武忠、平林舟子、乔书彦、舒飞廉、梁文涛、杨汉年、周宏、王征珂、黄旭峰、然也、邱红根、张尹、夜鱼、飘萍、竹丫子、张小美、柳向阳、汤应权、张洱洱、唐突、向武华、陆陈蔚、邓兴、许剑、燕七、亦来、小箭、王猛、贺念等，大都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有的还处于上升期，一旦发力，也有不少人会跨入重要诗人的行列。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湖北诗坛不乏有全国影响力的诗人，但在新生力量方面后继乏人，即便有，也是缺乏冒险精神的一群，他们跟随在前辈诗人后面亦步亦趋，缺乏真正的诗歌创造的气势、魄力和强度，让人看不到多少新鲜与活力，有的只是似曾相识的模仿和沿袭。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至于如此悲观，毕竟文学上还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传统。像近几年涌现出的熊曼、但薇、代云芳、董明明、陌峪、吕露、莫小闲、魏晓运、向晓青、王芗远等更年轻的诗人，正是湖北诗歌的希望所在。他们在写作中各显个性，因崇尚速度感，所以很有冲劲，因此，堪称“潜力股”的年轻诗人，不可小觑，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突破的出口，需要更多展示的空间和亮相的机会。如果能够及时发现他们的才华，激活他们的创造力，我想，不久的将来，正是他们当为湖北诗歌构建新的美学大厦。
    我曾在几个场合谈到湖北诗人创作的整齐性，老中青三代，皆写出了自己的诗歌特色与个性风貌，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出生的诗人，他们成为了新世纪湖北诗歌的支撑。但这并不代表湖北诗歌就已经完美了，诗人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整齐归整齐，但特别突出的诗人仍显匮乏。诗人们的写作大都在求稳中固守平衡，缺乏一种求新的勇气和闯劲，因此，平稳中还是显得有些沉闷，难以看到多少亮色。对于年轻诗人来说，那些不限于地域特色的诗人，又没有完全走出去，像于坚那样形成自己的独特气场和强大吨位；而那些追求自己地域特色的诗人，却又没有真正写出荆楚之地的隐秘维度，像雷平阳那样揭示出富有沧桑感的乡愁。米沃什曾经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米沃什所说的“小地方人的谨慎”，是在于他将自己最熟悉之处写到了一种极致，让全世界都知晓了，自然也就成为了特色。在放纵与谨慎之间，湖北诗人们还是有些中庸了，但诗歌不是中庸的事业，而是有着特别的心灵路径。如果诗人们能够走出那种自我禁锢，突破一些创作瓶颈，即便偶尔出现美学异端，也非坏事，只有如此，才可寻求新的写作空间，创造更多诗歌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刊《新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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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与遥望
——当代湖北地域诗歌界说其发展前景

邹建军  蒋士美
　　　　　　　　　　　　　　　　　　　　　　　　　　　　　　　　　　　　　　　　　　　　　　　　　　　   湖北作为我国中部内陆农业大省，具有地理地貌上的多样性和民族的丰富性，湖北诗歌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湖北的中南部是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北部为崇峻险拔的大别山脉，南部是与洞庭湖交界的低湖地区，西部为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与神农架原始森林。从地理上来说，湖北被分为鄂东、鄂南、鄂西与鄂西北，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主要是汉族，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东西南北自然地相差距如此之大，大江大河、高山平原，大湖深泽为四周之高山环绕，这样的地理风物在中国以至于整个世界上，都是相当显著的。湖北的自然地理风光和民情风俗，无疑适宜于产生灵动秀美的风情诗韵。而湖北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也与此相适应，如楚国被亡、明末重大战役、太平天国重灾区、辛亥革命、武汉大会战；也出现过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楚庄王、张居正、林彪，还有两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与董必武。与此相适应的是，湖北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沃野，诗人众多，诗类丰富，诗艺高超。屈原的忧国情怀、抗争意识和悲凉品格，成为了这块诗歌热土上烛照的太阳，并对后世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屈原伟岸的人格、崇高的精神、卓越的诗艺，在湖北文学历史中传承不绝，并结出硕果无数。现代诗人闻一多、胡风、废名，当代诗人绿原、曾卓、彭邦桢，正是在屈原诗学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具有现代品格的诗歌作品对后世有着典型的指导意义。“地域诗”一直是湖北诗歌创作的重要领域，在复杂的时代环境下,一代又一代诗人所创作的同类作品有着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当代湖北诗人在承继《诗经》与《楚辞》诗思与诗艺之美的同时，努力开掘着楚地所具有的民生情怀与名山大川，从自我的生活与个性出发，创作了许多惊风雨而动鬼神的作品。对当代湖北地域诗进行整体观照，不仅具有推进创作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本文所说的湖北“地域诗”，是指立足于湖北本土，以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风光、深厚的人文传统、特异的民情风俗为表现对象，以富有荆楚传统的自由诗体为表现方式，具有楚风汉韵的诗歌作品。并不是说湖北诗人所创作的诗，或者外地人所写的关于湖北的诗，都是湖北“地域诗”；而只要以湖北的自然地理景观与风土人情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与湖北历史传统文化对接而形成了楚风骚韵的格调，就可以称之为湖北“地域诗”。要从当代湖北诗歌创作中拉出一条地域诗的发展线索，并从题材、思想、情感与形式上挖掘出它所具有的“湖北元素”，殊为不易，但却具有重要甚至重大的意义。
　　　　　　　　　　　　　　　　　　　　　　　　　　　　　　　　　　　　　　　　　　　　　　　　　　　　　　　　　　　　　　　　　　　　　　　　　　　　　
一
　　　　　　　　　　　　　　　　　　　　　　　　　　　　　　　　　　　　　　　　　　　　　　　　　　　   提到湖北的地域诗人，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刘不朽、习久兰、黄声孝、刘益善、谢克强、车延高、阎志、任金亭、张良火、李圣强、李道林、董洪猷、王新民、何炳阳、饶庆年、谷未黄、叶文福、叶向阳、徐鲁、阿毛、张执浩、小引、向天笑、牛均富、刘明恒、刘小平、叶爱霞、曾巍、剑男、赵国泰、谷未黄（排名不分先后）等。从本质上说，每一位诗人总是属于特定的地域，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的创作领地，都有他特别关注的那一方土地、那一片山水，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具有地域性的诗人，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具有地域性的诗歌。然而，我们也不可能将所有的诗人诗作列入自己的讨论对象，而只能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并以此进行深入地解剖，以说明一般性的问题。
　  哨兵无疑是最具地域意识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创作几乎都围绕着洪湖的自然人文风光而展开。其第一部诗集《江湖志》收录的149首诗作，118首都直接写到了洪湖以及长江景象：螃蟹、水鸟、渔火、对鸭、菱角等，具有鲜明特色的自然景物，以及洪湖地区有自然与历史变迁是其诗歌表现的重点。诗人从洪湖乡村撷取种种具有意义的事件，并以此种种物象象征外部世界，用极具区域特征的人、事、物、景，折射出种种普遍的意义，超越洪湖狭小空间进而透视整个人类与整个世界。《江湖志》是一部关于个人的生长史、爱情史、生命史的地方志，同时，也触及到了整个人类的情感和与整个世界的命运。哨兵时刻思考着自我的来历，以及那一片土地的命运，并由此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根性，体现对理想文化状态的追寻。《县城，赠屈原（二）》中有这样的诗行：“世事不如你所言：‘遵江夏/以流亡。’而钉在湖滩上的养殖场/是下岗工人的饭碗，更是哑巴：隐忍/淤积于胸，却无法表达。多少狐狸/身首相离，被煮成了盘中餐/多少水鸟又被驯化成家禽，返不回/故里。只有蒿丛如昔/大地上的良知啊，只长在野草里/它们发出瑟瑟的响动/一如那个时候你的恸哭和哀鸣” 。这似乎是来自洪湖野禽与植物的声音。在他的笔下，野鸭、莲花都向他围拢，当死亡变得透明时就消解了世间的恐惧，让神明散发出一种招魂的魔力。这样的书写不仅铭记了个体的历史，让生灵替代自我而陆续出场，同时也让那一块被忽视被隐没的土地慢慢浮现出来。诗人在《井》中管窥诗歌的历史和世界：“眼界要是高一点，就能发现/洪湖不过是那个人在楚国挖出的井/目光要是再深邃一点，还会发现/这些年，我只是把自己放进了井底” 。诗人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空间“井”中将自己放得很低，然而能够借助敏锐诗眼接续历史与当下，感受屈原在古老天宇游离中的崇高，体会到自身在历史文化时空中的那种卑微。然而洪湖却由此广阔起来，似乎可以接纳整个世界，这不仅回应了屈原诗性的高贵品质，同时也把洪湖提升到了一个神圣高度。一条流动的现代之河具有生生不息的文化本能，在与西方无尽欲望繁殖中汇合在了一起，使洪湖包藏整个世界，因为从自然地理而言，洪湖正与长江、大海相通。福克纳以家乡杰弗逊小镇为社会背景创作“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系列小说而被人称为“约克纳帕塔法”的唯一拥有者，多年之后，“洪湖”也必然会成为哨兵自己的隐秘心脏！并不是说哨兵的诗就取得了多少高的成就，然而其诗的确是从洪湖开始并以洪湖为中心的，如果失去了对于长江中游的艺术表达，则失去了其诗的地域特点，也消失了其诗的所有特点。
　　另一位土家族诗人杜李也比较典型。《乡歌，梦里的老家》就是一部关于土家族历史与现实的诗集，由《鄂西风韵》、《鄂西风流》、《鄂西风情》、《鄂西风景》所构成。“乡土”和“老家”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热情的歌唱，悠远历史、深厚文化、风流人物、绮丽风景得到了赞叹。诗人花了大量笔墨倾注于鄂西独特的民俗习性、节日歌舞，将那些文化珍珠串联在一起，既是在为鄂西状摹描相，也说出了那些久远的、朴素的、真挚的、严肃的、神性的隐语，将它们从生活的此岸带到艺术的彼岸，在我们眼前找开了一部鄂西的民俗史、血泪史与发展史。杜李注重对本民族神话、民族英雄进行再认识，与鄂西历史人物进行心灵对话，对鄂西历史文化进行深层次开掘，体现出诗人的寻根意识。《鄂西，鄂西》中有这样的诗句：“孤寂，洪荒。一个民族的骨骼，在历次的造山运动中，渐次清晰/山地的血型，苍凉雄浑的鄂西，开始走出建始直立人/在壁立的石灰岩洞的苍壁下，点燃人类的第一缕炊烟” 。诗人在这里把现实主体的情感与历史主体的血脉接通相连，通过对一个民族苦难历程的想象性书写，彰显出一种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在《河图洛书》一诗中，诗人通过对土家族先人战略部署图的歌吟，挖掘出土家族先民曾经的宏图与伟业，展示出土家族先民的雄劲气质。“鄂西”、“清江”、“巴人”、“土家”、“吊脚楼”、“山歌”、“拉纤汉”、“放排人”等意象反复出现，给人一种神秘、原始的感觉，营造出一种玄幻古朴的意境。《清江源》是对母亲河与巴楚文化的礼赞，《清江写意》赋予一条河灵动的力量与丰富的内涵。在他的诗中，还有大量的对“山”、“老街”、“老屋”、“茶园”、“古渡口”、“石板路”等自然景物的书写。而在长诗《乡歌，梦里的老家》里，诗人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饱含对一个民族所拥有的美、坚强、善良品格的由衷赞美。其抒情既是沉郁的，又是苍凉的；既是深沉的，又是热烈的。而所有的这些都建立在对鄂西地方民俗风情、民族审美理想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对民俗风情进行个案解读，还是对神话传说、民族图腾进行深度开掘，都是诗人对民族存在和民族精神的礼赞。鄂西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巴文化在那里灼灼其华，用诗歌的语言来解读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密码，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杜李散文诗与抒情诗的主要特点就是对于本民族生活及其生存环境的描写，不过自我的个性不是很鲜明，在艺术上的造诣也没有达到同时代的最高水平。
　　更早一些出现于中国诗坛的饶庆年虽然英年早逝，其诗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出生在农村，贯穿其诗作的是浓郁的乡情乡思，全方位地展现了鄂南山乡的风土人情。诗人用多情细腻的笔调，细密地编织着江南水乡的梦幻美景，感情真挚，画面感强。《陆水河》将故乡比作母亲、少女，并以“陆水河我生命的河”、“陆水河我的蓝色的爱”、“陆水河我的母亲河”这样的复沓句式，极大地增强了感情的浓度。《山雀子噪醒的江南》如同一幅泼墨山水画，飘渺灵动，清新秀丽，善于从普普通通中去提炼内心的感受，每一行都浸润在江南乳燕的呢喃和布谷的啼叫中，每一句都飘荡在梅子黄熟时温馨的雨烟中，每一节诗都渗透着浓浓的乡情。诗人善于从古老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在《山民的婚典》中有这样的诗句：“爹妈哟开怀地哭吧，现在轮到你们哭了/当娘的，扯开嗓门儿/让你的花腔女高音惊飞一山栖鸟/作爹的，狠劲地抖你的双肩呀/或是偷偷地去墙角堵你的泪泉/想一想大女、二女出嫁的寒伧/你们能不悲伤又欣喜地哭吗/女儿是你们用吆喝、用巴掌、用红苕、用扁担/养大的/而今，她要离开娘怀了/用你们湿漉漉的思念拴住孩子的眷顾吧/哭出一个将要作娘的女儿”。语言质朴无华，形式自由，朴素真挚，然而也高贵典雅。从总体上来说，其诗清幽、缠绵、柔美，总是咏叹他老家那样一些淳厚、勤朴、善良的乡亲，总是咏叹那样一片失血的然而也孕育着生机的土地。饶庆年的抒情诗以江南为主要对象，而他所说的“江南”就是鄂南的山乡田野，并非江苏与浙江一带，也正是因此而显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来看，他的诗在当代湖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是一流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忽略这样一位诗人的存在，没有他，湖北的南方就不能进入当代湖北文学的历史时空。
　　剑男是近几年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人。他自幼在乡村长大，并深爱着自己老家的自然山水与朴实的人民。诗人心底一直秘密喜欢着故乡，特别是那能嚼出甜蜜汁液的草根，以及开满野花的草地，他总是以独特的生活体验、性格气质面对世界，追忆与返乡成为其诗歌鲜明的主题。在武汉，诗人将自己敏锐的双眸转向城市，观察着它的天空、大地、河流、草木、建筑，表现出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人生的感受和体悟，诗质深刻，诗美丰富，诗体自由。《前往彭刘杨路》中有这样的诗句：

夏天的时候，我从湖广总署车辕门旧址
前往彭刘杨路，在那儿，我能看到
被修复的一个世纪前的痕迹以及与它纠缠在
一起的冷寂和落寞。以前的马路被挖成几截
据说一条地铁将从这里穿过，——城市拥挤
人们的出行转战到地下，不知道一个世纪前的
声音能不能从它的下面传出？冷气从
一个时装品牌店的门缝中柔软地渗出，一个
民工紧靠着它擦手中肮脏的头盔，我向他
打听彭刘杨雕像，他很熟悉的往阅马场方向
一指说，你是说那三个紧紧靠在一起的人吧
这三个人真了不起，占了那么大一块地方
我说你知道这三个人吗？他们分别叫
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一个是鄂州人
另外两个一个是湖南常德人，一个是谷城人
他听了笑了笑说，我不认识他们，也没听说过
但我跟后面那个人是老乡，我也是谷城人
我也笑了笑说，谢谢你，我过去看看他们
我没有跟他讲到更多，失地丧权、民族沦亡
热血男儿，这都是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也许
他更专注的是这个时装店门缝的一丝冷气

    从平湖门至阅马场的东西行马路被命名为彭刘杨路，是为了纪念在武昌起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烈士的。此首诗中出现了时空的穿越与对接，时而回到一个世纪之前同先烈对话，时而又注视着江边大城武汉的变迁，感慨人世的生死别离。这里可以看出激烈的内心冲突：“我也笑了笑说，谢谢你，我过去看看他们/我没有跟他讲到更多，失地丧权、民族沦亡/热血男儿，这都是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也许/他更专注的是这个时装店门缝的一丝冷气”,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诗人对于文化失落、历史失落、信仰失落的无奈。诗人为何要去彭刘杨路？他为什么要问那位民工？他为什么能够认识到时代的变迁？显然，他是作为一位诗人而出现的，是作为一位思想者而出现的。然而，如果离开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与江汉文化的背景，其诗情诗思就没有产生的可能。他的成就并不只是体现在与近代历史的连通上，在诗情的丰富、语言的本真、形式的自由等多方面，他都是让人向往的。
　　著名诗人谢克强《三峡交响曲》是一部表现三峡工程的抒情长诗，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奇特的风土民俗，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三峡文化在长诗里得到生动而丰富的展现。雄伟长江的广阔壮丽、荆楚文化的深邃多彩、时代精神的动荡与跳跃，就是长诗给我们留下的至为深远的印象。为了创作这首长诗，诗人多次到屈原的家乡秭归实地采访，多次拜谒大江深处的屈原祠，有意地寻找屈原的生命轨迹，让自己的内心产生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诗性的感应，并将它们一一记录了下来。诗人将长江置于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深广背景上，精心选择了大量典型动人的人物、场景和事件，以壮丽的画面和澎湃的激情，凸显出三峡工程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然而，所有的这些内容的表现，都与对自然环境与人文风情的细致描写不可分离。事实也正是如此，长诗对三峡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观察入微，对自然景观与民俗风情的书写大气而不失精致，对文化传统与人类命运的思考敏锐而又深刻。更重要的长诗思想结构完整而又圆满，情感充实，想象丰富，并且因为多用排比，从总体上而言全诗文气奔涌，情思绵长，明显是受到了楚辞的影响。诗人虽然出生于黄州，本来与苏东坡更加接近，然而在精神上与诗艺上，却与屈原及其诗作是连通的。谢克强的诗表面上看并没有多么深厚的地方情结，因为他并不以表现本地历史与文化为重点，然而从其个性与风采而言，其多数诗歌作品却是典型的楚人风骨。
　　近年在诗坛比较活跃的诗人柳忠秧，也可以归于湖北地域诗的范围。古体长篇抒情诗《楚歌》激情澎湃，通过对江汉地方性历史的回视察与描写，抒发了一种少有的英雄情怀。长诗对楚国历史上一些豪杰志士进行了展示，对楚地风光进行了热情的描绘，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纵横驰骋，大气磅礴，有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他以这样的诗句来写楚地的阔大：“五千年来日月明，大江东去长空碧！”。他以这样的诗句来写屈原：“悬臂可写动地诗，泼墨能抒通天情。”诗人一直以楚人的后裔自许，对于自己所居的这片土地以及产生于其上的灿烂文化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秋月秋雨吟楚骚，千年伤悲千年痛！”“离骚国里多奇韵，一曲楚歌鬼神泣！”全诗格调高昂，节奏紧凑，言语铿锵，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诗人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状荆楚人文风情，抒浪漫主义豪情，以自己的诗作强化了楚人身上所具有的那样一种“强悍刚劲”的性格。他的诗自然也有自己的弱点，气势很大而内质不够，形式整齐而自由不够，语言古朴而现代感不强，然而以楚文化为基本内容而表现出的地方性质，却是不可忽略的。
　　从谢克强、饶庆年到刘小平、哨兵等，形成了湖北当代地域诗的奇特景观。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论述只是一种个案式的分析，而不是一种全面的总结。从总体上来说，当代湖北地域诗在注重呈现民情风俗与自然美景的同时，以一种根性的执着和抗争、一种诗性品格和坚守的精神，站在当下的立场上，用敏锐的眼光洞察生活，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传达荆楚之风，观照与表达了湖北独特的地理风光、民情风俗以及独具风情的文化精神，同时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形式自由多样，意象奇特巧妙，语言朴实醇美，诗意隐秘深刻，风格鲜艳灿烂。在当代中国诗歌中，湖北诗歌的地域性是比较强的，湖北的地域诗歌也是独树一帜的，与各地区的诗歌创作相比，并不落后，相反其个性与风格却相当的鲜明。这种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大江大湖大山大平原相互交织而形成的自然地理景观，连江通海、东西南北贯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二是深厚、博大而奇幻的楚文化艺术传统，在中国南北文化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想象、神秘、激情与高远是它的显著特点；三是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与风云人物，战国时代的问鼎中原、秦汉之际的楚汉之争、三国时代赤壁大战、近代的辛亥革命、现代的武汉会战等。每一位诗人作家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历史，就象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样。

二
　　　　　　　　　　　　　　　　　　　　　　　　　　　　　　　　　　　　　　　　　　　　　　　　　　　　　　　　　　　　　　　　　　　　　　　　　　
    当代湖北地域诗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具有鲜明的特点与独特的价值，与自然山水让诗人身上产生地理基因是密切相关的。地理基因是一个新的文学批评术语，来自于邹建军所提出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其本义是自然地理环境在人身上所形成的某种传统，与生命基因融为一体，并且会一直延续下去。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直接来自于他从小生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这是地理基因形成的最主要途径；二是某个族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民族心理气质，它以性格为核心，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性格意志为主要内容；三是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统一地理基因，主要表现为文化基因。一个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正是以上三个方面综合而产生的混合体。不同的地相与气候，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心理与性格、气质与思维，而文学的发生就是来源于人与世界的遇合，是人对于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种种认识、感悟与思考。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创作出来的，而每一个作家都受特定自然环境的制约，因此，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之下，自然就会产生出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因此，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角度对湖北地域诗歌进行考察，不仅具有适当性，并且具有合理性与逻辑性。
　　首先是独特自然地理环境所发生的基础性作用。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当代湖北地域诗创作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曾经指出，包含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就有“地理基础”，并且发挥重要的作用。李伯齐先生也曾经指出:“人类早期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精神气质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并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沉积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灵深处,则是不容置疑的”。在山川风物、民俗风情中所建构起来的地域性审美文化,在人们内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内在规范和指引着某一特定人群的审美尺度,不断选择符合内在规定的事物进行审美,而对于那些存在于审美范式之外则相对漠视。自然地理环境对当代湖北地域诗的影响也是如此。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自然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湖北诗人的创作情思和艺术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取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哨兵之所以能够创造出那些充满灵气、意味盎然的诗歌，洪湖以湖光山色为主体的独特风光是极为重要的。哨兵出生在洪湖一个偏僻的小村，在那里度过心灵成长的时光，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以及部分中年时代。故乡的秀丽景色孕育了他的灵性和胸襟，那美丽无垠的江汉平原，莲叶田田的洪湖水岸，崎岖山路上严峻的身影，破败颓靡的小城，都在心灵深处引起强烈回声。如果没有鄂东高低起伏丘陵，就没有谢克强的性格诗篇；如果没有鄂南的高山下的坡地，就没有剑男那自由开阔的诗体；如果没有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风光，就没有阿毛笔下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及其对于当代人生的哲学思考。第二，不同地理因素为诗歌创作提供创作素材。湖北地形复杂，既有无垠平原，也有沟壑纵横，重峦叠嶂，秀水萦回，正是这样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培育了灿烂的荆楚文化，以及楚人既勤劳勇敢又多情浪漫的性格。任金亭笔下的槐树与槐花，显然是长江以南的；王新民笔下的无边无际的丘陵，显然是出自于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他的家乡在长江以南的军山与金口附近，那里平原上的山脉，与大江相配，与大湖相映。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哨兵《江湖志》还是饶庆年《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亦或是谢克强长诗《三峡交响曲》，都有对楚地自然风光、荆楚丰富文化和独特的人情风俗的全方位描绘，并且总是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其次是独特的民族心理气质。心理气质是一个民族固有的基本心理特征，由其独特的心理特征才可以形成某种稳定的民族性格，然而它也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密切相关。诗歌是诗人反映客观生活、表达主观感情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它必然要受到诗人思维方式、性格气质等因素的制约。对于湖北诗歌来说，这种民族心理气质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制约着作家的艺术视角。它让作家以独特的民族眼光观察生活，选取最能反映民族生活情状的题材。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无论诗人从哪一个世界提取创作内容，无论它的主人公属于哪个国家，诗人永远是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并按下了她的印记的”。许多当代湖北诗人，力求以自己的作品反映诗人所在的本土生活情状。杜李的诗歌以自己的故乡为底色、以土家族的历史为内容，因此其诗歌中鄂西土家族人民的生活情状历历在目，充满灵气的文字传达着纯朴自然、性灵如水的民性。刘小平的诗也同样如此。出生并成长于长阳的土家族诗人刘小平，虽然总是想突出自己的民族局限，让自己的小说与散文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然而他最好的诗作还是早年的作品，以一个土家后生的视角回视自己的民族，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第二，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制约着诗人以何种方式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许多湖北诗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都有政治上翻身得解放的幸福感，以及物质生活上的满足感，以自己的诗句热情歌颂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新时代。习久兰善用五句子、快板、排歌等传统民歌形式，热情讴歌广大人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大山里的歌》、《尖峰岭、牛背窝》、《三闯峰岩垴》等诗作，只能是站在那个时代，从民歌的立场出发，从他所处的自然环境出发思考问题。谢克强以《三峡交响曲》为代表的后期诗歌，仍然被称为有性格、有骨骼的诗歌，原因在于他总是黄州人身上常有的机智与反叛来看待事物，总是有一种超人的想象与独到的眼光。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一定具有同一性，然而从谢克强的诗作里也可以看出李四光、熊十力以及林彪身上所具有的某种东西。他的诗中总是有一种历史感，有一种乡土情，有一种坚强的个性，有一种从善从美的意志。那一句古话“不服周”正是来自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的开阔土地。
　　再次，楚地深厚的文化传统对于当代湖北诗歌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楚人具有一种“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鸣将惊人”的创新意识，“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和“深固难徙”的爱国情结。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自成系统的文学传统，也通过各种文化载体传于后世。在当代湖北地域诗的创作中，诗人不仅借鉴和继承了本土优秀的文学传统，同时也发扬光大了本土的文学传统，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当代诗歌。荆楚文化氛围的照射和滋养，让诗人们成为本族代言人。湖北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第一，富有浓厚的恋故土、恋家园的情结。对此，清代竹枝词有形象的描述：“风无淫靡政无苛，鸡犬桑麻尽太和，问是桃园君信否，出山人少进山多”；“劝郎切莫上川西，劝郎切莫下竹溪，川西虽好风波险，竹溪虽好有别离” 。这样的民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楚人故土难离之情，在诸如饶庆年、杜李、剑男、哨兵等人的诗歌作品中，也都有集中的表达。为什么许多当代湖北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故土视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鲜明的特点？因为楚文化中所看重的大泽长川，正是楚民生息之地，超越性的想象力、美仑美奂的艺术传统，在当代湖北诗人看来也是极为向往的，并且他们生活在同样的文化语境中。第二，长期严峻的生存考验，让湖北人把血肉与灵魂熔铸在山川草木山涧河流之中。原始巫术与道教教义杂糅，深深浸染到湖北诗人的生活与生命之中。民风习俗具有顽强的稳固性，构成了湖北既质朴蛮荒又复杂的文化景观。哨兵敏锐地提炼出了蕴蓄于民间的体现楚巫特点的意象，比如投江的天人、巫师、娘娘庙、谢神舞、粽子、羊皮筏等，呈现出自由、朴野、神秘、浪漫的活力。第三，湖北人热爱文化，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文化种类。数千年以来，湖北儿女世世代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女老幼，相从而歌，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山歌、民谣、吹打乐和各类民间故事，与碧波荡漾的长江、峰峦叠翠的大别山脉交相辉映。湖北诗人以其“下意识的文化自性”，生发出对本土文化得天独厚的亲和与体认，自然而然地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叙事样式。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别具匠心的体裁，给人以一种独特新奇、耳目一新的感受，具有一种内在的向真向善向美。楚地歌谣极为发达，多是自由体，不强求押韵，无格律束缚，受演唱支配，长短不拘，具有随机凑合的自然律度，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当代湖北诗人的创作。管用和具有牧歌情调的乡土田园诗，多以江汉平原的湖光山色、人情风俗为题材，充满了深厚的泥土气息。《麦箫曲》采用五句子情歌，有着浓重的民歌风格。在刘小平诗集《鄂西倒影》中，土家人的衣食住行用如绣鞋垫、酿酒、造房、放排，生婚病老死如骂媒、抢床、跳丧等，神话宗教如白虎、猎神等，都得到了高度诗意化的表达。在他的《下里巴人》、《南曲》、《采莲曲》等诗中有土家族民歌的格调。文化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从古代到当代，从外国到中国，可以说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就象一条河流一样从古流到今，对当今的诗人作家发生意义，古老的楚文化对于当代湖北诗人的影响，也同样是如此。无论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文化，还是属于生活层面的民间文化，它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环境——楚地的自然山水与文化根脉。
　　当代湖北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这是不容质疑的；然而，并不是说所有的当代湖北诗歌都是地域诗歌，除了“地域性”就什么都没有了；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种种新的特点，比如说“全球化”、“世界一体化”、“信息化”、“技术化”等。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环境与文化语境里，要保持诗歌的地方性或者地域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当代湖北诗人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诗歌的地域性所具有的重要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
　　　　　　　　　　　　　　　　　　　　　　　　　　　　　　　　　　　　　　　　　　　　　　　　　　　   任何事物总是存在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在肯定湖北诗歌地域性的时候，也要认识到它所存在的缺失。湖北地域诗歌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创作态度。虽然当代湖北地域诗有自觉意识，能主动地寻求巴山蜀水、荆楚文化的滋养与熏陶，但很多诗人明显缺乏原创才情与深厚学养，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吸收尚显粗糙，对瑰丽楚文化只作短暂回眸，在传统文化废墟进行无根的漂游。由于对楚文化的历史渊源与高度成就缺乏全面了解和深入思考，有些诗歌没有能够真正抓住其精神内涵与重要本质。深厚的文化传统对每个作家的创作是极其重要的，在湖北的文学传统中，既存在着开放进取、忠君爱国的一面，也存在着自由自适、歌颂乡土的一面，并且不断地在各时代的诗人与作家笔下得到再现，于是形成了两支对立互补的文学流脉：一脉以屈原、闻一多、胡风等为代表，炽热坦诚、九死不悔；一脉以老庄、公安竟陵等为代表，冷眼观世、从容不拘。它们宛如太极的两仪，共同构成美轮美奂的文学高堂。因此，当代湖北地域诗人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对荆楚文化所包含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等内容，应当有比较深刻的领会。然而我们许多诗人对于楚文化传统并没有全面的了解，也没有深入的理解，只是停留于一种表象与浅层，引用几个术语、运用几个意象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湖北作为楚文化的正宗嫡传，向来有着“惟楚有才”的文化心理，在对待外来文化时表现出自傲与自闭的文化心态，造成了一种保守落后的文化性格。沉湎于地域主义的自恋自大是狭隘的，只有在地域意义的基础上，融合了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文化，才可以创造出永恒意义上的诗歌作品。这就要求我们的心态是开放的，一个方面向自己的文化传统开放，一个方面向外国文化开放，以自我为主体而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进行主体性的创造。楚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的，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并且在近代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然而并不是只是因为我们是楚人的后裔，就自然成为了楚文化的传人，就会比他人高人一等，不作任何改变与发展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大功告成了。所以，对于楚文化全面而深入的学习与了解，是发展湖北地域诗歌必不可少的一环，并且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其次是集体诗歌创作意识的淡薄，要处理好“个人化写作”与“集体化写作”之间的关系。湖北地域诗群长期参差不齐，两极分化明显，个别诗人比较出类拔萃，许多诗人有探索的冲动而无独创的实力。诗人们习惯于各自为战，一直没有出现象明代公安与竟陵那样的文学流派。实际上，有一些诗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上极具实力与特色，比如王新民、田禾、阿毛、哨兵、剑男等，但正是由于写作策略的原因，他们在整个诗界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因此，如何改善当代湖北地域诗的写作策略，以及如何使地域诗的写作更具包容力，视野更开阔，影响更巨大，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地域诗人能进行集体创作，提出自己的“主义”和“口号”，让地域诗的写作变得整体化、系统化，自然就可以形成气候。也许有的诗人会提出疑问，认为诗歌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事情，现在又不是“文革”时代，为什么要提出“集体化”的写作策略呢？诗歌的确是“个人化”的行为，每一首诗都要靠诗人自己去写，任何人没有办法代替，诗歌也正是因此才区别于电影与小说等文体。我们所说的“集体化”并不是要求众多的诗人来写同样一首诗，只是要求当代湖北诗人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以形成一种共同的取向，思想的、艺术的、审美的、体式的、形式的、技巧的，甚至形成相互之间的呼应与支持也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既然楚文化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色，在世界意义上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被称为东方的“斯巴达”与“普鲁士”，那我们当代的湖北诗人为什么不可以有这样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呢？诗是要靠自己去写，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是大量存在的，文学思潮的“国际旅行”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再次，诗歌的地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湖北诗歌的地域性是存在的，因此形成了当代湖北的地域诗歌；与此同时，湖北诗歌的世界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湖北诗歌的开放性。闻一多的诗歌作品，从其内容上我们似乎难于认定其地域性存在，然而他早年的确很重视诗歌的地方色彩，在评价郭沫若早期诗集《女神》的时候，一方面高度评价其诗歌的时代精神，一方面也高度肯定其诗的地方色彩。胡风的诗歌自由开阔，与闻一多诗歌形成了一种不同的走向，从其表现对象与艺术风格来说，你能说他的诗是一种湖北地域性的作品吗？我认为闻一多也好、胡风也好，他们的作品中更多的具有一种世界性，而不是一种地域性。然而，曾卓、彭邦桢、谢克强、王新民、田禾、哨兵、阿毛、刘小平、杜李等人的作品里，的确是存在比较深厚的地域性特点。具有地域性的诗人多半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而虽然生于斯却从小外出求学而成长与发展起来的诗人，地域性就不是那么强。绿原、叶文福等诗人的诗歌作品，就没有很强的地域性与地方性价值。因此，当代的湖北诗人可以突出地域性，但也不可限于地域性，同时也可以追求世界性。在一个诗人身上，可以将世界性与地域性统一起来，以形成自己诗歌写作的新境界。
　　随着城市化进展的加快，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程度也越来越深。湖北地处中原，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交通往来异常便捷，这自然有利于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本土诗人的异质性，却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背景之下，遥望地域诗写作的未来，无疑是困难的。19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20世纪中国“白洋淀诗群”这样地域色彩鲜明的诗歌群体创作，在现代世界中是否找到位置？从前学者对“什么是诗”、“何种类型的诗歌最美”、“诗歌创作的规范”等等所做出的解释,必然是与地域性的审美模式结合在一起的。如何在诗歌的地方志中建构起一个现代性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认知的问题，也是一个生命自我关心的问题。对地方性知识的了解，必然要从生命史来理解，地域诗写作必须经过一步步的艰难还原：首先把人性和人心还原到地方性的风俗人情上，其次还必须还原到地方性动物植物上，然后还原到生命感觉的器质性上——面对污染的空气与河流，面对衰败的水禽和花草，面对这个日益商品化的时代，诗歌的视觉和触觉必须触知到地方性气血的内在搏动，最后还必须还原到诗歌与个体写作的呼吸节奏上。果能如此，一种新的诗歌就会在此地产生，湖北的诗歌写作水平就会再上历史新台阶。
　  值得指出的是，地域性并不是评价诗歌的唯一标准，甚至并不能构成评价好诗的任何标准。诗的好坏在于它有没有创造性，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有没有自己的美学价值。而不在于题材与内容，也不在于与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上的联系。然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文学作品越是具有地方性，也就越是具有世界性，越能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注意与得到世界其他国家学者的认可。地域性只是我们透视诗人与诗歌作品的一个角度，是我们认识诗歌性质与特征的一个维度。因为它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才让我们的研究存在合理性与逻辑性。探讨当代湖北诗歌的地域性或者探讨当代湖北的地域性诗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其一，可以认识当代湖北诗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虽然有人提到地理对于作家的艺术风格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文学与地理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地理与作家、文学作品与地理、文学阅读与地理、文学发展与地理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从来没有人讲清楚过。其二，可以认识当代湖北诗人与古代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处于古今中外人文传统之间的湖北当代诗人，诗歌写作策略上的成与败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任何诗人作家都处于文化传统之中，而这种文化传统许多时候是以一种人文景观的形式而存在的，比如如果我们不读书而只是在江南走一走，也能够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文传统。所以，当代湖北诗人如何认识与继承楚文化传统与艺术传统，就无法选择地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其三，如何在地域性与世界性中形成一种平衡，让自己作品既具有深厚的地方性，同时也与世界现代诗歌相通，是摆在当代湖北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地域性对于湖北诗人来说自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并不是唯一的。重要的在于诗人对于自己所处楚地自然景观的认识要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并且要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表达，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楚人后裔的眼光，也要有作为他者的眼光，更要有“世界人”的眼光。而如果我们可以克服这道难题，湖北的诗歌乃至于其他地区的与民族的诗歌，就可以得到新的发展。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士美，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刊《新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