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中华读书报》http://www.gmw.cn/01ds/2010-05/19/content_1125851.htm
江南诗志:一个江南的诗人部落
胡志毅
《将进酒——三月三诗会作品选》,陈东东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30.00元
等到我忘记自己曾经写过诗歌的时候,居然走进了一个江南的诗歌部落。在这个部落中,我混迹日久就认识了柏桦、长岛、陈东东、多多、庞培、默默、树才、叶辉、张维、朱朱、小海等诗人。而认识这些诗人,皆因为是潘维。有些名字是大学时对朦胧派的敬仰就熟知的,如舒婷,我记得在杭州的纯真年代书吧一起喝过茶,多多在广合缘的酒席上一起喝过酒。像于坚、韩东也是如雷贯耳的。其他的诗人,大都是从潘维的口中认识的,宋琳、王敖、杨键、张枣、臧棣、傅维、黑大春、韩雪、贺中、蒋浩、李笠、李少君、蓝蓝、吕德安、郑单衣等,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江南诗人部落中,大家都是部落的成员。
部落是一个原始的称谓,维科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人都是诗人;而在后现代,又开始“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语)。我将参加“三月三诗会”以及在江南举行的各种诗会的诗人称之为江南的诗人部落。
这本诗集,《将进酒》,是2005-2009年“三月三诗会”的作品选集。“三月三诗会”从2005年伊始,先后在苏州、昆山、同里和虞山举行。2010年“三月三诗会”则在江阴。2005年,南方的九位诗人庞培、张维、李少君、杨键、长岛、潘维、陈东东、小海、江弱水策划了这个民间诗会。
“三月三诗会”自有其传统:“上巳修禊,张乐于流水,是汉代以来的民间风俗。每到农历三月三,男女老少纷纷饮宴踏青,墨客骚人更是雅集唱和,一觞一咏,与百姓同乐,与自然、节令同庆。”而明末复社、清末南社诗人的三月三雅集,在中国南北各地造成深远广泛的影响,诗人和百姓同乐,和自然、节令同庆。
其实,诗歌与春季节日的关系,早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Granet)在《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一书中,考察出中国古代的郑国的春季节日、鲁国的春季节日、陈国的春季节日和春天的皇宫节日,并以此来研究这些春季节日和《诗经》的关系。“三月三诗会”正是这样一个春季节日,一个春天的节日。
诗人的名声,好像是口头传播的,这大概是印证部落诗歌的一个关键。这种名声似乎也是通过宴饮来传播的,我曾经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醉生梦死”(这个说法,很容易产生歧义,我在《神话与仪式》一书中有过阐释,尼采说过,“酒神如醉,日神如梦”,艺术是在梦境和醉境中诞生的。而生与死是艺术的基本的原型,因此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醉生梦死”。)这在江南诗歌部落是正确的,喝酒,做白日梦,然后写诗,陈东东就写过“梦给了生命双倍的时间”这样的诗句。这似乎就是我一直喜欢说的“生命的仪式”。
“三月三诗会”中的诗人,在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诗歌,在宴饮之时,显示出他们诗人的本色。这种宴饮之风,和魏晋士人放浪形骸的饮酒之风不同,也不同于明中晚期的江南士人交往中那种风气,倒是和唐代李白的酒风相似。如果说,魏晋的士人醉酒是为了忘却政治的险恶,那么明中晚期士人的宴饮之风是宣泄内心的怀才不遇。而“三月三诗会”,是诗人的一种诗性的表现。
因此,这本诗集恰如其分地名作了《将进酒》。“将进酒”,一作“惜空酒樽”,原是汉乐府短箫铑歌的曲调,其实就是“劝酒歌”。唐代李白采用乐府古体写出了《将进酒》。李白的《将进酒》是一首醉酒歌,这是一种浪漫、行吟诗人的豪放之举。当然,江南诗歌部落的诗人也会感叹“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人的乐趣是“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是开首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使江南诗歌部落的诗人感觉到它毕竟是黄河文化的《将进酒》。其实李贺也有《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这才是具有江南唯美意味的《将进酒》,是真正意义上的酒的祭祀。
江南的诗歌,最早可以说是《越人歌》,后来有“吴歌越吟”之说。从六朝到唐五代,江南的诗歌,虽然比不上北方,但也开始有了大诗人。如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一位,国亡之痛,让他写出了千古绝唱。到了南宋,则是诗人辈出,如陆游等。这些诗人的诗歌,构成了一种江南的诗性存在。在我看来,江南有多种存在,一种是地理的存在,一种是意象的存在。这些江南的才子的诗表现的江南是超越于地理和意象的第三种存在,也可以用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的话说是现实和想象之外的“第三空间”。这种“第三空间”就是“三月三诗会”所营造的诗意的空间。陈东东曾经编辑过《南方诗志》,我希望他将南方缩小,编辑《江南诗志》,《将进酒》就是具有“江南诗志”意义的诗集。
“三月三诗会”的诗人不一定都是江南人,江南诗歌部落也是如此。但他们一定喜欢江南,迷恋江南。柏桦创作的《水绘仙侣》,江弱水曾经写过一篇序,就是谈明末文人冒辟疆和董小宛如的艳情。(其实我也非常迷恋明清之际的诗人。我曾读过小说《白门柳》和根据此小说改编的话剧《白门柳》,对钱谦益和柳如是的艳情也颇有感怀。)柏桦对江南有一种神往。江弱水在《水绘仙侣·序》中说:“柏桦把这本书‘献给美丽的江南’。江南,是柏桦心里的一个结。对于无数有着深沉的历史感与文化情怀的中国人来说,也是。然而,请容我说句煞风景的话吧:江南已经只存在于故纸上了。二十世纪,江南可谓四度遭厄:一二十年代的社会动荡,三四十年代的军事侵略,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肃杀,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环境污染。柏桦的《水绘仙侣》,我是当作一份江南文化的悼亡词来读的,而这并不是第一份。”
但是,在我看来,“三月三诗会”是意在恢复江南的生命,或者说使江南获得重生。这种重生,不是江南古镇修旧如旧式的重建(我曾经发现,当作为故乡的江南古镇变成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古镇,变成了“无法回归的故乡”。今年五月,我和潘维一起去叶辉的别墅,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张雷设计的。那个别墅倒是现代诗人的栖息之地。),也不是“借着古人的尸骸,另行吹嘘一些生命进去”,而是一种精神的涅槃,就像潘维,他将太湖比作他的“棺材”,这是一种伟大的死亡,又将西湖比作他的“婚床”,这是一种意象的重生。
“三月三诗会”的诗人,云集在苏州、昆山淀山湖、同里、常熟,这可以说是江南的腹地。在这样的“腹地”举行的诗会具有民间性,但又和汉代的“三月三诗会”的民间性相区别,是一种诗人的民间,或者说民间的诗人的聚会。“三月三诗会”又和明末的士人雅集不一样,写诗是为了显示一种风雅。也就是说,“三月三诗会”,不是过于精致的文人雅集,古琴、书画或者唱上一折昆曲,甚至也不是法国巴黎的诗人沙龙,而是中西方兼有的一种诗人的诗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月三诗会”具有一种现代性。
潘维说“一首诗是一场信仰仪式,为了文明而做的一场心灵仪式”。(《潘维诗选·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不如说,一次诗歌朗诵会,“是一场信仰的仪式,为了文明而作的心灵仪式”。
我认为,诗歌只有通过朗诵才能恢复其仪式性。因此,潘维总是用我说的仪式来为后来不断举行的朗诵会印证。史官更喜欢记录的就是这些仪式性场景,这种仪式性场景是诗人摆脱孤独的最好方式,尤其是潘维这样以孤独作为口头禅的诗人。
诗歌一旦朗诵,就可以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理查德·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一书中指出,在对作为文化体系的表演进行民族志考察中,调查者的注意力常常首先为那些惯常被表演的文类所吸引。我在诗人圈其实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而存在的。诗歌的文类是显而易见的,而诗人的活动似乎就是一个部落的活动,就是一种民族志需要考察的存在。
在一个部落中,最重要的是有共同的信仰,在我们这个普遍失去信仰的时代,诗歌就成了我们的信仰。在这里,有一个神话和仪式的问题,诗歌就是神话,而朗诵就是仪式。
诗歌朗诵会,不像寺庙或者教堂那样庄严肃穆,也不像酒吧或者茶馆那样喧哗骚动,而是显示出一种沉静,安宁。和诗人们交往没有负担,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来去自如,你可以朗诵诗歌,也可以不朗诵诗歌。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部落。
三月三诗会及《将进酒》
赵荔红(本报书评人)
4月15日至18日,“2010江阴三月三·半农诗会”在江阴举行,近百位当代诗人参加了聚会。会上众诗人对刘半农的作品及当代诗歌的走向做了探讨,
并举行了一场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诗晚会。由陈东东主编的《将进酒——三月三诗会作品选》一书则收录了与会诗人们最具代表性的
一些作品。
诗人们在诗会上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左起:庞培、黑大春、张维、潘维
2005年迄今,三月三诗会已办了六届。作为三月三诗会诸组委的朋友,诗会的参加者,我几乎是见证了诗会的草创、成长与变化。
农历三月三,传说是黄帝的诞辰日,“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汉代定为“上巳节”,就是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习俗是吃荠菜煮鸡蛋,男女踏青探春,插柳赏花,临水宴饮,歌吹诗唱。习俗沿袭,唐宋兴盛。所以,选择农历三月三,诗人闻风相聚,诗酒宴饮,是汉文化最悠久的传统,也是最民间的精神承继。
江南诗人三月三聚会,由来已久。1633年(癸酉春)“三月三·虎丘诗会”首次在苏州举办;明末复社、清末南社的诗人雅集,也均首选虎丘,在中国南北各地有深远广泛的影响。2005年,江南的几位诗人试图恢复这个由诗人自发、具有民间精神的传统聚会时,也首选虎丘。第一届和第二届“三月三诗会”都是在苏州虎丘举办。这个开始,并非创新,却是对前辈诗人的致敬,也是对汉诗传统的承继,接了诗脉了。
聚集在三月三诗会的以江南诗人为主,贯串南北、邀请了中国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当代汉诗写作者,近几年又与华裔汉诗作者、国外诗人多有交流。地域、国别、语言不会藩篱诗歌之灵,诗歌的精魂是穿越时空、为诗人共享的。而江南,也并非狭义上的划分,诗人潘维说:“我所谓的江南,是指苏皖沿江平原的长江以南部分,包括苏南、上海、浙北和皖南。可以说,自宋以降,江南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之地,无论从创造力和影响力来说皆无出其右者。”我曾在《江南七诗人印象》一文中这样写:
“江南,作为一个概念在诗歌年代被提出,与其说它是地域的划分,不如说,它代表一种意识,一种记忆或倾向,一种精神向度,一种试图延续的文人传统,无论是被编选的七位江南诗人的自在,还是作为主编的柏桦具有的‘江南情结’。柏桦说:‘我的前生就是一个江南人。’他向北岛宣布:‘我去了伟大的江南。’柏桦乃是‘望气的人’,在他看来,各领风骚数百年,诗歌强劲之风,诗歌的风水,诗歌传统之承继,已经转移到了江南。但这七位诗人的写作,却并不昭示某种固定的‘江南风格’,虽然他们的写作对象,可能涉及共同的江南的雨、街市、女子、河流,风物及民情,或具有南方诗歌或华丽、或放诞、或柔美、或湿润等等特质。但作为‘抽象的写作’的诗歌,其传达的精神,应是具有普遍性。”
我尚记得第一届三月三诗会,开始于潮湿春意的细雨天,虎丘的满地蓝花,新嫩的爬墙虎,岩壁的润泽,紫藤花才开,农历三月的香气。几位诗人,多多、韩东、蓝蓝、长岛、陈东东、小海、杨键、庞培、郁郁、默默、李德武,撑着伞,在虎丘闲走,在园林小榭喝茶,随意聊天,打哈欠,抽烟,讨论的主题尚不明确,但我喜欢那种亲密、随性的氛围,那是些与复苏春气、与百汇万物协和的东西;当晚是在苏州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朱朱、张枣又赶来。次日在东山太湖边竹楼人家吃太湖三白,喝黄酒,阳光很鲜嫩地在湖水和嫩叶之间跳荡。第二届又有柏桦、李少君、江弱水、车前子、杨子、庞余亮、陈律等二十多人。第三届人已多,各地诗人闻风赶来,后又从苏州转去淀山湖,有了树才、李笠他们。第四届“三月三·同里时光”,在同里,雨中,露天诗歌朗诵会,民众多旁听鼓掌,议定以后诗会在江南各地辗转召开,参会人数已扩展到六七十人,宋琳、潘洗尘、郑单衣、高兴、黄梵、陈漠,等等,且已不局限于诗人,会议主题、规模、形式也相当明确、成熟了,在国内各种民间诗歌节中已具相当影响力。第五届在常熟,舒婷来了。第六届是江阴半农诗会,最后到会有98人。有诗人,也有歌手,摇滚的,民谣的。我后来与李少君、朱燕玲等在长江边行走,就与少君谈到自《诗经》以来,诗的可歌唱性。现代诗一样可以入歌。在“教我如何不想她”文艺晚会中,有黑大春的歌诗乐队,有周云篷唱的殷龙龙的诗,也有庞培词、歌手贝贝作曲的歌《爱的记忆》。不知道三月三诗会将往何处发展,但我相信它从它的传统(汉文化传统及西方传统)中来,诗歌的声音来自民间,也只有在民间才葆有鲜活、充沛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普遍失去信仰的时代,诗歌就成了我们的信仰。……诗歌就是神话,而朗诵就是仪式。”(胡志毅语)为了诗歌,我们要向三月三诗会组委致敬:长岛,陈东东,李少君,庞培,潘维,张维,杨键。
三月三诗会不仅创造机会让诗人相聚,诗酒宴饮,还留下成果。之先有柏桦主编的《夜航船——江南七家诗选》,收入长岛、陈东东、庞培、潘维、小海、杨键、王寅,七个江南诗人的作品。在今年的江阴诗会上,由陈东东主编的《将进酒——三月三诗会作品选》第一次亮相。与前一本相比,选择的诗人更宽广一些,且着力于从历届三月三诗会提交的诗歌中挑选。这本诗选集中展示了历届参加过三月三诗会的诗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由于参加三月三诗会的重要诗人,在国内也具有相当影响力,因而,这本诗选,也展示了一个时期内,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汉诗成果。陈东东本人,最早与王寅在大学里办油印的诗歌民刊《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又是诗歌民刊《倾向》、《南方诗志》的主要编者,后又任海外文学人文杂志《倾向》的诗歌编辑,同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他具有优秀的诗歌创作实践,兼有办诗歌刊物经验,能在众多的诗歌尘埃中慧眼识别钻石,他既博采众家、又注意选本特色,尽量保持诗歌选本风格的统一性。这本《将进酒——三月三诗会作品选》,尽量涵盖各家各派,进行各种语言方式和诗体的尝试,尤其是,一些老诗人在最近两年的风格变化,也在诗选中体现,如柏桦最新的诗作。当然,这本诗选也极具陈东东的个人偏好,比如偏重复杂的诗,偏重搞脑子的语言,偏向对诗歌传统的翻新,而那些单一简明的诗,则不是他挑选的重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