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教师的创造精神与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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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论教师的创造精神与批判意识
——关于《陶行知教育文集》的对话
文章作者：孙宗良 殷秀德　来源：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3年2月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名声卓著的人民教育家、社会学家与行动理论家。他毕生追求教育救国，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立下志向：“余今生之惟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由此，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大潮中，他既反对传统教育，又立足中国实际，提倡开放型的、密切结合生活实际的新教育，创立“生活教育理论”，倡导学生的“六大解放”，强调培养开拓型、创造性人才；他为人民办教育，明确提出“生活教育要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努力探索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途径，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几十年间，他坚持追求，不懈探索，躬自践行，终生不渝，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样式。
    《陶行知教育文集》是江苏教育出版社为适应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的需要，特从四川教育出版社修订再版的12卷本《陶行知全集》中精选出207篇汇编而成的。文集以所选文章发表的年代排序，基本体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理论的主要内容。本期对话主要围绕其发表于1919年的文章《第一流的教育家》展开。（篇末附原文。）
    孙宗良（以下简称“孙”）：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批判意识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教育要完成这一重要的使命，首先需要教师具有创造精神与批判意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是引领社会思想进步的重要力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群体之一，只有如此才能带动整个社会健康前行。因而这个话题应当引起我们所有教师的高度关注并且身体力行。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已经以他的远见卓识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殷秀德（以下简称“殷”）：是的，读陶行知教育思想，感触颇深！其内容含量之大，得到的启发与思考之多，是难以一言而尽的。但提到“教师的创造精神与批判意识”，我马上想到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所说的：“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陶行知先生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的教育需要“创造的教育家”，他说：“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陶行知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教育需要大批这样“第一流的人物”。这一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是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的，即使在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与智慧的光泽。陶行知先生这样倡导，也是这样做的。
    孙：确实，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个话题仍然很重要！
    当今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前进还是后退，不仅取决于教育行政领导和专家学者，更取决于广大站在三尺讲台的第一线的教师。教育要完成时代的重要使命，首先需要广大一线教师具有创新精神。因为，一线教师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最了解今天的学生与今天的教育，他们对今天教育的长处与不足有着最切身的体验。如果这部分教师能够在他们的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对教育的贡献将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追求创造的教师不断涌现，这是可喜的，但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陶行知先生的倡导，到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只有在广大第一线的教师都努力培育自己的创造精神，努力成为“创造的教育家”时，我们的学校教育才会真正形成可喜的局面，我们的整个教育才会随之而出现一个崭新的态势。
    然而，在今天，我们的众多教师往往习惯于眼睛向外，过多关注外部的教育教学理论，过多关注专家学者的理论与观念，以专家的思想来替代自己的思想，这是不恰当的。今天的教师有必要去掉盲从心理，关注自己面对的教育现状，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教育教学理论，这同样需要教师的创造意识。
    殷：所以，陶先生明确提出，教师不能仅仅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教书匠”，而要成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师首先要具有创造精神与开辟精神。陶先生非常明白，只有全体教师走进了教育创造的神圣殿堂，我们的教育才真正有希望：“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大丈夫不能舍身试验室，亦当埋骨边疆尘，岂宜随便过去！但是这种人才，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现？究竟要由什么学校造就？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养成？可算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
    这一段话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强调了教师创造精神的重要性，确实是经典之论。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眼中盯着中国的教育实际，加强深度上的探索创造与广度上的开拓创新，构建起符合中国自身实际的教育教学理论，那么中国的教育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孙：其实，不仅仅是陶行知先生指出过，教育界众多的有识之士都明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上个世纪的晏阳初先生就指出：“今后新教育的途径是：不要再模仿别人，要自尊自信，自己创造。外国的科学我们要学，外国的教育，自有他们的背景，我们如何能够毫无目的盲目抄袭呢？”（晏阳初《“误教”与“无教”》）然而，直到今天，问题依然存在。确实，近一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了许多外国的教育教学理论，这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但问题在于，即使我们的学习不是“毫无目的盲目抄袭”，确实其中借鉴、沿用的成分，但远多于在学习消化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实际的创造，正如于漪老师曾经指出的，我们的教育界很多时候说的不是“中国话”。在今天，我们确实非常需要中国自己的、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教育教学理论。因此，我们要“自尊自信，自己创造”。晏阳初先生的这一观点，同陶行知先生一样，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殷：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培养教师的创造精神呢？
    孙：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育，就其广义的理解来说，这是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在精神上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的多方面的过程。”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激发教师的教育热情，促进教师的发展与进步，就需要学校领导者的创造精神：“我们的教育工作的性质就是如此：要领导它，就意味着我们自己首先要不断地丰富和革新，我们今天在精神上就要比昨天更充实。”只有在工作中不断地“丰富和革新”，才能不断引领教师向前。“毫无疑问，这些发现、这些创造性灵感的迸发，正是一种能够驱散和消除对工作消极冷淡、因循守旧的情绪的火花，从而激发起全体教师的创造热情。教育领导的秘密之一，就在于激发起教师的探索的兴趣和分析本身工作的兴趣。”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个建议》）
    其实，校长也好，教师也好，都是教育第一线的实践操作者，只有当他们具有了充分的创造精神，学校的教育科研工作才能顺利展开。因此，培养教师的创造精神，就成为今天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殷：孙老师，刚才你所说的“创造精神”确实给我启发很大，但今天对话的第二个主题词“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有何关联呢？
    孙：教师的创造精神有赖于教师的批判意识。如果说，创造精神重在开辟未来，那么，批判意识就是反思与“清算”过去和现在。如果说，没有创造，就不能走向明天，那么，没有批判，就无法走出昨天与今天。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进步，都是建立在“昨天”与“今天”的基础上，都是在批判与传承中进行的，因此，没有批判意识，也就没有创造精神。教育需要创新，当然也需要批判。
    殷：是的。陶行知明确批判了教师中存在的因循守旧思想，他指出：“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小惊大怪。如同小孩子见生人，怕和他接近。又如同小孩子遇了黑房，怕走进去。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乞灵古人，就是仿效外国。”（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实际上，他批判的现象，直到今天都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害怕创新而一味地“乞灵古人”或“仿效外国”的现象，“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这种批判精神的缺失必然带来创新精神的缺失，也必将极大地阻碍中国教师与教育的进步。
    孙：同样，不只是陶行知先生一人，提出这一见解的还有其他的思想者。王国维就曾经强调教师的批判意识，强调教师的独立思想。他认为教师不能在繁杂的事务中迷失自我，更不能在他人的言论前丢掉自我，他说：“注入他人之思想，必压倒自己之思想，久之，人之思想遂寄生于自己之精神中，而不能自思一物，故不断之诵读，其有害于精神也必矣。”教师要接受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但前提是不能只有他人，没有了自己，而是要带着自己的思考去选择，去扬弃，是使他人的东西为我所用。因此，王国维提出“不断之诵读，其有害于精神也必矣”，不是反对进行阅读和学习，而是反对机械地被动地阅读和学习，反对不加批评地照单全收，提倡必须批判性地学习与吸收。
    殷：是啊，教师需要批判精神，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原先一些正确的东西，也会逐渐变得不合时宜，甚至成为僵化的阻碍进步的东西，如果没有批判精神，我们就会因循守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孙：晏阳初也说过：“个人的行动，也是随时代而变迁的，现在你若仍不出户门，坐在家里读书，那是不成功的。”（晏阳初《“误教”与“无教”》）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衰落的过程，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学校与个人都是这样。在事物发展到衰落阶段时，就要寻求变化以谋出路。如果一味坚持原来的旧规矩而不思变化，只能僵化致死；反之，如果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策略，革故鼎新，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都需要教师具有一种批判性的判断力。
    殷：但教师的批判意识能培养吗？
    孙：如果说教师的创造意识靠培养的话，批判意识则更多地是靠激发。
    西方教育家奥康纳曾指出培育教师的批判意识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有阻力的。他指出，“使人们有批判精神，并不像使人们热爱知识那么广泛地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教育的赞助人和组织者通常是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国家和教会，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鼓励对各种主张和权威抱怀疑态度的考察具有广泛的和不加鉴别的兴趣。怀疑论者很少喜欢当权的人，往往被看作一种破坏性的和革命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奥康纳《教育哲学引论》）这里涉及整个社会的批判精神，如果整个社会缺少批判精神，那么教育与教师的批判精神也就很难形成。因此，教师批判精神的形成需要社会的包容态度，教师的批判精神，可能会涉及对既定观念与权威思想的挑战，社会必须以相对宽容的态度来对待。
    殷：在今天，做一名有创造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教师太不容易了！
    孙：当然，形成创造精神和批判意识是需要胆量与气魄的，对这一点陶行知先生特别加以强调。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这篇短短一千余字的文章中，一连用了六个“胆量”，因为他知道这个太重要，他更知道这个太难得。他说：“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他把这胆量和气魄提到很高的高度，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必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而且要“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而拥有这种胆量和气魄的人，是值得我们崇拜的，因为没有这胆量和气魄，教师就不可能有创造精神和批判意识，中国的教育就不可能进步。
    殷：我也关注到陶先生这方面的论述。他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种胆量与气魄之所以难以形成的原因：“从前的秀才以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久而久之，‘不出门’就变做‘不敢出门’了。我们现在的学子，还没有解脱这种风气。”（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长期的沿袭消磨了教师的胆量与气魄。而且，这种风气的形成，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因为社会的不合理，社会的黑暗现象太强大，使得教师不敢也难以与其对抗。他批评说，现在的教育界人士“胆量太小”，他们面对黑暗，“如同小孩子遇了黑房，怕走进去”。教师不敢直面黑暗。当时的中国教育也确实是一间“黑房”。他呼吁，教师的胆量和气魄就要体现在要敢于走进黑房，打破黑房，去创造教育的新世界。
    孙：更关键的是，陶行知先生还从教师责任的角度强调培养创造精神与批判意识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我们要晓得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没尽到责任。责任明白了，就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的都给它打开。这又是何等的魄力！有这种魄力的人，也不愧受我们崇拜。”（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我们如果不能“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的都给它打开”，我们就会有愧于教师的职责，有愧于国家与民族。
    殷：如果每位教师都能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胆量与气魄。所以，教师的“创造意识”“批判意识”“胆量与气魄”三者是密切联系的。
    孙：没有怀疑和批判的思想，就没有创造。陶行知在《新旧时代之学生》中强调：“活的书只可以活用而不可以死读。新时代的学生要用活书去生产，用活书去实验，用活书去革命，用活书去树立一个比现在可爱可敬的社会。”这对学生来说是如此，对教师来说更是如此。而教师如果在教学实践中能够真正认识到并做到把思考、发现和批判的权利交给学生，用心呵护和点亮学生的心灵世界，这本身就体现了教师对当今教育现状的批判态度与创造精神。这是教育的灵魂，也是教育的真谛。正如陶行知先生在他的《创造宣言》中所说：“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这应该是我们教育所追求的境界。
    （孙宗良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200000 殷秀德上海市闵行区教师进修学院；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