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作家的文学史与自我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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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木心：作家的文学史与自我的投影作者：遆存磊

    木心不将自己的文学史讲义名为“世界文学史”，而是定题为《文学回忆录》，缘于“讲完后，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实实在在地，我们读之，忘记了借自郑振铎《文学大纲》的叙述框架，印记脑中的，是木心吉光片羽般的遍布妙语，对人的，对己的，对时代的，对虚空的，无法截然分开。这是作家的文学史与文学史家的文学史之不同处，其不避主观，不避偏见，不避旁逸斜出，不避遗漏增补，不要恒定的真理，要的是追求真理的勇气。而我们所看重的，完全不在严密的框架与客观的论述（以前所见的还不够多么），恰在作家自我的投射，他的所爱径直关联着其创作，尤其偏见的提出，更是其文学审美的由来。有此窥望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不过，木心先生生前，终未允这份讲义公开出版，只因那不是他的创作。目前这两本厚厚的上千页的《文学回忆录》，是学生陈丹青根据五大本笔录整理，“当年讲课时，木心常说将来怎样，回国后又怎样，那天瞧着满屋子陌生青年的脸，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于是，我们得见如此的一种“说书者”的文学回忆录。

    木心非专业的治文学史家，他是个好的作家与文艺的痴迷者，为一众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在纽约开讲世界文学史，既是为鸿蒙初开的陈丹青们散播一点文化的种子，亦是梳理自己半生接受文学教育与熏陶的脉络，即“我的文学的回忆”。他需要借助一个框架，拿来少年时读过的《文学大纲》的体式，装起自己的新酒。于是，我们看到，惯常的史实铺陈缺失许多，惯常的文学家座次及评价变化更多，而极触目的，木心旁逸斜出的议论所在皆是，时时满得将近溢出，纵横捭阖，要言不烦，谈人，谈己，谈文学，谈音乐，谈哲学，谈绘画，谈时政，谈社会，在文学史讲堂上，不断跑题，野马撒开去，讲者听者，均乐在其中。而这份讲义，好看处亦正在这里。

    木心谈陶渊明，“陶渊明不在中国文学的塔内，他是中国文学的塔外人。正由于他的第二重隐士性，所以生前死后，默默无闻。”他是在说陶渊明，但似乎也是在说自己。如王小波，如木心，作品均得许多拥趸的钟爱，但也都有意无意地未被主流文坛所接纳，所谓“塔外人”是也。王小波是因为其秉持精神之于传统社会的“异质性”，成为特异的存在，难以归类，使审美维度狭窄的文学评判者一时难以措手；而木心，其作品出来时，在台湾被认为是某民国老作家出土，在内地以为作者是台湾或海外作家，一切误解反而是因他的极中国、极传统，如此熟悉的陌生人，不可避免成为当下文学的“塔外人”。我们一路走来，不断地革各种命，破各种旧，到头来终于认不得自己本来应该成的一种模样了。木心的作品，或许提供了一条我们眺望来路的途径。

    而《文学回忆录》，却是木心文学与观念的来路。他说自己曾做文章，“将尼采、托尔斯泰、拜伦，都列入飞出的伊卡洛斯。但伊卡洛斯的性格，宁可飞高，宁可摔死。”伊卡洛斯的父亲叮嘱儿子：不要飞得太高，也不要飞得太低（中庸最好）。而伊卡洛斯执意飞向太阳，日光熔蜡，翅脱落海而死。木心将伊卡洛斯的故事做了艺术家的隐喻，亦为其最心仪与认同的类型。因之，他欣赏陶渊明，欣赏嵇康，因他们的气质是内在的、天生的、真诚的，胜过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这不是文学史所要求的平正冷静，但却是木心，一个文学的钟情者，一个死心塌地的持偏见者。

    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史向来中是中，西是西，泾渭分明，而木心讲课的好处是混搭、横向纵向地杂糅交融。“以现代观点看，《神曲》是立体的《离骚》，《离骚》是平面的《神曲》。《神曲》是一场噩梦，是架空的，是但丁的伟大徒劳。”其实，《离骚》又何尝不是屈原的一场徒劳？但明知是徒劳也要做，是艺术家之为艺术家的所在。“《金瓶梅》不然，器官生在身上，还是写成了人，几乎是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艺术，《金瓶梅》要靠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这个眼光及论断够狠毒，细想来，兰陵笑笑生对人性的绝望与悲悯和陀氏何其相似，且创造力同样充沛，不过陀氏更有艺术的自觉，兰陵笑笑生显然要混沌得多，自然，这也使人们对之增加了误解。木心亦时时打破艺术门类的界限，如认为《离骚》能与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郎克媲美，哪吒是尼采的先驱，是武功上的莫扎特等，初看不免惊奇，思之却有着某种意外之喜。

    对前人的挑剔，是木心的大胆处，亦是真正读书人的痴心处。如极推崇司马迁的《史记》，但“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但司马迁终究脱离不了他的时代，也摆脱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如认为歌德的《浮士德》是失败的，“诗歌靠灵感，灵感哪来一万两千行”，尽管从文化现象上而言，《浮士德》的伟大掩不去。木心爱魏晋风度，以至不满意鲁迅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认为“鲁迅自己弄不清自己的心态。他爱魏晋，一说，却成了讽刺取笑魏晋”。

    有许多别人亦曾有的意思，经木心的口重加演绎，似乎更加妥帖及有趣。“《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这个意思以前也见过，不过述说地平平无奇，哪有这么摇曳。“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三言两语，刺穿许多关窍，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爱恨交织的。木心自言自己这代人对日本的痛恨是其他人难以理解的，但愤怒不能掩住眼睛，愈是愤恨，愈是要了解这个民族及文化。

    木心讲文学史，品评中西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亦在不断寻找自我的定位。我们看他赞陶渊明、嵇康，不喜孔丘的思想，挑剔司马迁，推崇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在表明自己的观点及心之所属。常见的文学史，在评述上是要讲求客观与均衡的；而木心，更似在寻觅朋友与同类，一旦遇到，便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于是便偶有讲述拜伦的页数超过了曹雪芹，向曹雪芹抱歉的趣事。木心行行复行行，拜会了数十个国家的几百位文学家，记忆重温的同时，亦在思索自己的路途。

    少时有人说木心为艺术而艺术，木心不乐，急于辩护，多年后方醒悟，哪里要分什么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真正的艺术家原本人生与艺术同为一体，难分轩轾。他是将许多大文学家引为同道的，诗文会友，杯酒言欢，旨趣同归。或许有人视为一种狂妄，但我们喜看的，就是这份狂妄，或曰自信。

    因之，木心谈古论今，均出于平视，褒与贬，由心，随口而言，不夹杂别的什么，纯然的赤子情怀。我们或许未必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不能无视他的无羁绊的审美与创造力，这是在僵硬的教育环境中许多人业已丧失掉的。而木心对文学与艺术、对美的那种虽九死而其犹未悔的痴迷求索，联系到他的时代与其历经磨难的一生，更是令我们感动且心有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