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地理学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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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汉语方言地理学大有可为　访岩田礼教授作者：对外汉语教师之家
（作者黄晓东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100083）　岩田礼（1952-），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部教授，国际著名的汉语言学家，在方言学、音韵学和实验语音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成就卓著。他继承和发展了“日本语言地理学之父”贺登崧神父（W. A. Grootaers）的学说，并积极向中国语言学界传播语言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为促进中国语言地理学的复苏作出了贡献。
　　2008年1月至2月，笔者赴日本金泽大学进行了短期访问，期间有幸向岩田礼先生请教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获益良多。当时就向他提出了采访请求，他慨然应允。同年12月20日，笔者趁岩田礼先生访问北京语言大学的机会，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采访，现发表以飨读者。
　　一语言学之路
　　问：岩田先生您好！请问您是从何时开始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如何走上了语言学研究的道路？
　　答：上中学的时候，我对日本的语言史和英语的发音机制及音系结构产生了兴趣。上大学以后才明白，要研究日本的语言史，就必须掌握古代日语和汉语的知识。因此，历史学和语音学两方面的兴趣一结合，我就对汉语史尤其是古音构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开始学习汉语音韵学。但在我就读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当时没有研究汉语史的老师。幸运的是，我上大四的时候，东京大学的平山久雄先生正好来我校讲授中古汉语，听课之余，我常去向他请教问题。后来就决定读他的研究生，幸而被录取了。这是我学习和研究汉语史的开始。
　　问：那么您是如何走进汉语方言地理学这个研究领域的？
　　答：我最初的兴趣是历史语言学、音韵学和实验语音学，去东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方言地理学。当时柴田武先生在那儿讲授方言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是日本方言地理学最兴盛的时期，70年代后期日本的语言学潮流就转向美国学者Labov开创的社会语言学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在70年代中期，当时方言地理学的影响仍很大。我在柴田先生的课上学到了不少理论和方法。后来又读到了贺登崧神父的著作，例如Linguistic Geography of the 宣化Hsüan-hua Region（察哈尔Chahar Province）（宣化地区的语言地理学，载《史语所集刊》29上，1958）。但是贺神父那种研究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我当时对音韵学和田野调查感兴趣，而且认识到方言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基础，觉得有必要调查汉语方言，但那时候我们没有条件来中国调查，我只能去中华料理店找中国人作调查。
　　问：最近有人把您和平田昌司先生比作南京大学外籍校友中的“双子星座”，能否介绍一下您在中国留学时的情况？
　　答：1979年我作为中日建交后首批来华留学生，到南京大学进修了一年。和我同批来华的还有平田昌司先生。我们俩都师从鲁国尧先生。我只呆了一年，平田先生呆了两年。那时候我们先到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学了一个月的汉语，然后或留在该校，或去其他学校学习。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想留在北京，只有少数人去了外地。去南京大学的很多同学都难过得哭了，但是我很高兴。因为可以实现我的梦想——调查中国南方的汉语方言。
　　来中国一年的收获很大，不仅提高了汉语水平，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而且有机会去江苏连云港地区作方言调查。鲁老师对我们照顾有加，调查时亲自陪同前往。
　　问：当时为什么选择去连云港地区作调查？调查成果有哪些？
　　答：鲁老师原来想让我去丹阳、南通等吴语和官话的交界地带作调查，但是由于我只能在中国呆一年，担心那儿的方言太复杂导致时间不够用。而且我来华之前简单调查过山东方言，并拜读过比利时神父齐德芳（Franz Giet）记录的山东方言材料。所以我选取靠近山东的连云港地区进行调查。后来的好几篇论文都是根据这一地区的调查结果写成的，例如《连云港市方言的连读变调》、《赣榆·青口方言声母近几十年的语音变化》、《赣榆县石桥乡方言的声调（初探）》、《赣榆·罗阳乡方言的入声——兼论赣榆方言入声的历时演变》、《江苏省连云港地区方言的语言地理学研究概要》（与苏晓青合作）、《矫枉过正在语音变化中的作用》（与苏晓青合作）等。
　　问：您主持和参加过的项目主要有哪些？目前主要做什么研究？
　　答：我很幸运，这么多年总有一个团队在并肩战斗。自1989年以来，我们研究汉语方言已有20年的历史。所做的大多是有关方言地理学的研究，也有一些小项目是关于实验语音学的。首先是由我主持的共同研究项目“汉语诸方言的综合研究”（1989-1992），接着由平田昌司、远藤光晓、太田斋三位先生分别主持了一个项目，每一期都以报告书的形式出版了地图集。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出版一套完整的地图集，所以从2004年起我下决心主持了新的科研，即“汉语方言的语言地理学研究”（2004-2006）。其成果将以《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的名称出版（白帝社，东京，2009年12月）。至于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积累下来的其它地图，有待收入该地图集的“续集”之中。(石按，此书已经出版，书名为《汉语方言解释地图》，341页。其续集也即将出版。)
　　问：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最近刚刚出版，你们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与之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汉语方言地图集》基本上是一部“描绘地图集”（display maps），是基于曹先生及45位学者实地调查的930个方言点的资料绘制的。这继承了汉语方言学描写研究的良好传统，其主要目的是在方言地图上表示出各种语言事实。该地图集是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语言特征地图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的地图集名曰“解释地图集”（interpretative maps），是相对于“描绘地图集”（display maps）而说的。读者从这一名称想到的可能是经过等言线等加工法抽象化了的地图，但我们的地图集则不采用这种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点儿接近描绘地图集。之所以敢称作解释地图集，是因为词形或词义的分类以及地图上符号的用法反映了画图者对方言变化的解释。这种做法继承了以《日本言语地图》（国立国语研究所1966-1974）为代表的日本方言学的学术传统。
　　我们的地图集主要以中国已出版的现有方言报告为依据，虽然也使用了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出版的一些报告，但大部分是中国出版的资料。中国的方言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描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能利用的资料日益增加，给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是以中国方言学描写研究的良好传统为基础的。
　　自从2001年曹先生的《汉语方言地图集》项目正式启动以来，我们之间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我多次获邀参加《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编写工作会议。我们经常讨论的是如何分类以及工作重点是什么。我时时自问：我们也许已经没有必要出版自己的地图集了。不过既然彼此之间画方言地图的目的有所不同，分类及制图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出版一部具有日本学术特色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可能仍有一定的意义。
　　二贺登崧神父及其思想
　　问：贺登崧神父不仅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创始人，而且也是“日本语言地理学之父”。对于他在中国的调查和研究情况，我们可以从《汉语方言地理学》（2003）中得到大概的了解。然而对于他在日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中国读者就知之甚少了。您能否介绍一下？
　　答：贺神父是1950年抵达日本的。他首先到达大阪西边的姬路地区，那是他们教会的本部所在地。一两年后转往京都北部的一个教会传教。50年代后期才到东京世田谷区的松原教会工作，直到1999年去世。他的日常工作是传教，常常要主持各种宗教仪式。
　　工作之余，他也研究日本的语言和文化。他曾经写了一本名为《误译》的书，指出日本人在翻译法语的时候由于文化差异而发生的很多错误，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作为一个精通日本语言和文化的外国学者，他在日本也算得上是个名人，据说在60年代他的名字常见诸报端。
　　他曾长期担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60年代参与指导了著名的《日本言语地图》的编制工作，成为现代日本方言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
　　贺神父虽不是专职的大学老师，但也在东京都立大学和上智大学开课，内容主要是有关方言地理学的。遗憾的是他未在东京大学任教，故我没有机会听他上课。
　　问：多年来您一直倡导并实践贺登崧神父的理论和方法，请问您最早认识贺登崧神父是在什么时候？能否介绍一下你们的交往情况？
　　答：是在1977年，当时我正在读平山久雄先生的博士。柴田先生带我去东京的松原教会拜访了贺神父。他给我们讲述了40年代在中国大同、张家口、宣化一带调查方言的情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高本汉的批评，他批评高氏只调查字音，未调查活的方言。
　　这次见面之后，我们大概有五六年未互相联系。我于1979年来中国留学，1980年回日本九州的熊本大学任教，离东京很远，没有机会与贺神父见面。在1984到1985年间，我曾写信向他请教方言地理学的问题，他很快给我回了两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的联系从此恢复了。
　　贺神父在日本一辈子未正式招收过研究生，非正式的学生则有很多，包括我在内。由于我年龄大于普通学生，交往时又已经是大学老师，所以他可能不承认我是他的学生，总是叫我“先生”（せんせい，意思是“老师”）。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问：贺神父主要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有哪些？
　　答：他强烈反对高本汉重古典、轻口语的理论和方法，指出高氏调查到的只是汉字的读音，而非真正的方言。他主张用语言地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汉语方言，即：慎重遴选少量有特色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片段，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把调查材料照原样标到地图上；联系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语言；对地图作出解释。贺神父半个世纪前的见解直至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
　　问：贺氏的理论在中国为什么不受重视？您如何评价贺登崧与高本汉的学术道路？
　　答：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高氏的理论在中国为什么得到重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重文不重言，即重古典、重文献，轻口语。高氏的理论迎合了这一旧传统。从指导思想来看，高本汉和清儒实质上是一致的，都以“今音”（中古音）为基础，上推“古音”（上古音）。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清儒缺少方言材料的证据，而高本汉则列了33个地点的方言材料，二是高本汉使用了国际音标这个重要工具。
　　相比之下，贺登崧的研究既不看中古音，也不看上古音，而只看现代方言，与高本汉的方法迥然不同。贺氏的研究不是为了构拟古音服务的，而是为了恢复方言学的本来面貌。说来惭愧，我最早的研究兴趣也是为了构拟古音，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放弃了原来的理想，而改从了贺氏的道路。
　　有人批评贺氏“对于那些珍贵的文献材料视而不见，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贺神父虽然重视口语调查，但绝不看轻文献资料的价值，他只是反对将古代的文献资料与现代方言事实简单地对应起来。他曾指出：“现代中国的文献语言学的错误不在于依据文献做研究，而在于要在方言中找出和书面汉字相对应的词。这一做法是以汉语变化有连续性这一点作为前提的。但是事实却彻底否定了这种连续性。”（《汉语方言地理学》第107页）有个细节颇耐人寻味，即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最令他爱不释手的是《唐诗三百首》。
　　三关于《汉语方言地理学》
　　问：《汉语方言地理学》是《论中国方言地理学》（日译本）的中译本，而后者又是据贺神父的若干篇论文编译而成的，请问您为什么要编译《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呢？
　　答：主要是为了整理、保存贺神父的研究成果，并使其理论更具系统性。另外，也为了让日本学者了解贺神父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成果，当时很多日本学者并不清楚贺神父的研究工作始于汉语方言研究。
　　1988年我和贺神父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提出要整理、翻译他的著作，他非常支持。由于原著有的部分是用法语写的，他还特地给我介绍了会法语的桥爪正子女士来帮我。我们根据贺神父在20世纪40-50年代发表的四篇论文及相关资料，进行了综合、补充、注释和翻译的工作，最后以《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为名出版（好文出版，东京，1994）。
　　问：《汉语方言地理学》中译本的缘起又是什么？
　　答：贺氏在上世纪40年代所开创的中国语言地理学还在襁褓之中就夭折了，我们出版中译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学者了解和学习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语言地理学的早日复苏。
　　1996年，我带石汝杰教授夫妇去拜访贺神父，他慨然应允我们把《论中国方言地理学》译成中文出版。七年之后，《汉语方言地理学》中译本终于出版。遗憾的是，作者贺神父生前未能看到中译本的出版。
　　问：《汉语方言地理学》出版后，学界反响强烈。有人说：“这个中译本的问世，是方言地理学在中国苏醒的标志。”您怎么看？
　　答：汉语方言地理学在中国已经沉寂了半个多世纪，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改观。《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2003）、《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项梦冰、曹晖编著2005）、《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Richard VanNess Simmons、石汝杰、顾黔2006）、《宣化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郭风岚2007）、《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王文胜2008）和《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2008）等一批新成果的问世，标志着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复苏。
　　问：您有无翻译贺神父其他著作的打算？此外，日本还曾经涌现过柴田武、马瀬良雄、德川宗贤等许多杰出的语言地理学家，而中国大部分学者对他们的著作几乎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答：囿于时间和精力，我目前暂无其他翻译计划。我希望其他有志于此的学者朝这个方向努力。据我了解，石汝杰先生又已经着手翻译法国语言学家 Albert Dauzat的著作了，我希望他的译作早日问世。
　　四语言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前景
　　问：首先请教一下该学科的名称问题。目前我们能见到几个相关的中文术语，即“语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您怎么看待其中的分歧？
　　答：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北京语言大学的曹志耘先生和张维佳先生似乎习惯“地理语言学”的叫法。这个叫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语言学，不是地理学，所以应该叫“地理语言学”。但自日叶龙（Jules Gilliéron）把它称做“géographie linguistique”以来，欧美的语言学者多使用“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的名称，日本语言学界也仿此，这是事实。为什么呢？我现在感觉，“语言地理学”可能原来就是一个比喻。日叶龙等早期学者并不期望该学科归属地理学，而只是把他们的研究方法比作“以语言为对象的地理学”。贺神父的著作中有“语言的地质学”的说法（《汉语方言地理学》第107页译作“语言地质学”）。日叶龙有“语言的病理学和治疗学”的说法，当然与医学无关，也只是一种比喻，意即由于语言内部的各种原因以及语言从外部受到的各种压力，词语变形或者缩短以致趋向衰弱，语言对此采取各种治疗法以恢复词语的生命力。我本人坚持“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的叫法，因为我的研究方法来自日叶龙和贺登崧等人。
　　问：关于语言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您有何意见？
　　关于学科分类的问题，我并未仔细考虑过，这里只指出两点。
　　首先，语言地理学（即上述日叶龙—贺登崧式的语言地理学）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方法，可与比较法和内部构拟法并列，均为构拟语言的变化服务。不可否认，比较法是阐明语言骨干部分变化的最有力的方法，但其所谓“音变定律”(sound law)是以语音变化的连续性为前提的，对于不合定律的现象均以“例外”处理。虽然比较法力求发现产生例外现象的原因，但“例外”这个字眼毕竟含有“非常规”之义。其实，语言变化中经常有搅乱变化连续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如通俗词源、牵引现象、同音冲突等，甚至也会发生“例外”变成“常规”的状况。如比较法忽视这个事实，所谓“构拟”必定归于虚构，因为比较法的对象不外乎个别词语。“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一警言的重要性，未从事过语言地理学研究的人恐怕难以理解。
　　其次，本人强调，方言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的方言学从高本汉以来一直隶属于历史音韵学，近几十年来逐渐拓展至连读变调、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等方面的研究。但方言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止于此。应该说，方言的变化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人们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故方言学也需要借助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它领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要论方言边界线的形成问题，必须研究其历史背景；要论方言的传播，需要研究河流、山口等自然地理以及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又如，某一虫子的方言词形会反映说话者对此虫子的认知形态，故也需要研究它的生态以及有关的民间信仰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Labov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城市里的方言，但语言地理学历来注重研究城市方言与农村方言的相互影响。
　　问：目前国际上语言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如何？
　　2007年8月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名为“世界的语言地理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本次会议可以看出，现在欧洲及日本语言地理学者的做法一般是，把前人的调查成果输入电脑，建立语言信息库和地理信息库，然后利用专业绘图软件绘制各种各样的地图，例如语言数据和海拔数据相结合的地图。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传统的农村方言大部分都已消失，没有条件进行语言地理学的调查。
　　问：中国语言地理学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主要是学界重视不够，研究人员太少，尤其缺乏熟悉语言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者。例如“同音冲突、混淆、类音牵引、通俗词源”等概念早已为欧洲和日本的语言地理学者所熟悉和使用，但对于大多数中国语言学者来说还很陌生。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所以目前急需传授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培养合格的研究力量。
　　问：中国语言地理学的发展前景如何？
　　答：中国语言地理学大有可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此。正如曹志耘先生在《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2002）中所指出的，中国拥有复杂的语言和方言差异，悠久的历史发展，以及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当今地理语言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沃土。也正如柴田武先生在《汉语方言地理学·序》（愿方言地理学在中国开花结果）中所预料的：“（方言地理学）这一方法是20世纪初在法国诞生的，到20世纪末，在日本已经极为普及，而到21世纪将在中国发扬光大。” 我坚信，今后汉语方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方言地理学的课题。我同时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汉语方言地理学会成为一门显学。
　　问：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您回答了这么多问题，相信中国语言学者从中能得到很大的启发。
　　答：我也得谢谢你，因为趁此机会我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原文载《当代语言学》2012年第一期，转载自石汝杰教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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