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创造力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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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创造力哪里去了？ 武汉学者在《文化立国-大学重建》研讨会发言

作者:姚国华    上传日期:2005-7-5 http://www.ghyao.net/read.asp?id=48

邓晓芒：      让各领域里的专家和学生见面，就某个文化、社会现实的热点发表意见，这在目前中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跟人文几乎绝缘的情况下。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像赵林、李工真，在武汉地区也算是以讲座闻名的。我们多次受到姚国华的邀请，其实我们的讲座就是从这里开始广泛传播的。以前武汉大学也偶尔有一点，很少，没有这样的系列讲座。要是没有姚国华强有力的操作手段。      这些讲台上给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学生在听完讲座后关心起人文学科，甚至兴趣转移到了哲学、历史、社会的研究。多年以后还有学生打电话，说听过你的讲座。这也说明我们的年轻学子在这方面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我们适应了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      姚国华这个讲座，我们当初以为搞完就搞完了，没想到多年以后他搞出这么一套书。这两本书是我给他写的序，最初看到这部书稿就很震动，这么大的视野，这么彻底的高屋建瓴的眼光，把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国家的根本问题兜出来加以检视。      从书的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到人文讲座上各种各样议论和观点的影子，包括我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思想，他都不拘学派、不拘领域，拿来溶入到自己的思维里。当然，他有自己一贯的思考主线。      这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开会大家关心的。姚国华在书里面指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也形成很多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一个新的焦点，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有的主张应该走西方的路，有的主张挖掘传统中好的东西。姚国华虽然赞同它们的合理部分，但他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不管是西化还是传统，都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处境，充分发挥中国人在民族精神里蕴藏的创造力。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传统也好，西方也好都是为当代中国人所用的。鲁迅当年也说过，你要保住传统，传统也要能够保护我们，为我们所用。当然，这不是实用主义，不是为了对目前的条件加以应付，而是据以创新、开拓。创新精神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那里有丰富的蕴涵。问题是我们说得比较多，其实重视还不够，根本是如何能够调动当代年轻人的创新精神。这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观念问题，体制问题，评价问题。      姚国华的书首先体现的就是这种创新的观点，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有一种突破性的眼光。特别是我欣赏他书前面的那一条条索引，都是一些有冲击力的语言，而且那么多，把大家长期封闭的思路打开，见到一线光明，读起来很过瘾。我们今天这个会其实是在姚国华的创新精神感召下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尤其是教育该怎么办，还涉及到当前的社会发展，以及我们面临的道德问题，体制问题，经济问题。          张良皋：      今天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为什么衰退？这个问题，很尖锐，有导向性。      你这个问题好像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衰退。中国人的智慧创造力怎么了？第一个答案是没怎么啦，照样有创造力，照样生龙活虎，到处都有成就。你硬要问：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大文豪、大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最尖端的创造？——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会冲口而出：这是文化生态的问题。      先让大家看看风景，是我在游山玩水中拍的一张风景照片，这可以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相媲美。但这里没有乔木，原因是生态都搞坏了。你在那里飞播造林，成吨的种子撒下去，却根本不能落地，灌木丛挡着，就算几颗落下去发了芽，也长不大，阳光雨露都被灌木抢去了，形成了一种灌木优势。      这好比我们这个文化界，若干年前把乔木都砍完了。我现在敢乱发议论，因为能和我较量的人大都死了，所以心里有三分把握。文化生态到了这个地步，怎样复兴，跟世界竞争，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乔木长出来，能成林，否则永远是灌木优势。灌木也是绿的，好像还不错，比空空的好，但有缺陷。      现在文学界，都是一些灌木。有人写什么康熙怎么好，乾隆怎么好，简直就是信口开河！那有什么好歌颂的？我把他那些章节一看，就知道他是没吃几碗干饭长大的。      有些地方不光把乔木砍光了，还放火烧山，我说你这也太恶毒了吧。他说要不烧山，灌木就疯长，再种乔木就来不及了。乔木要扶植，他生命力不如灌木。          马敏：      我搞历史，讲实证。姚国华这个书分上下两卷，文化卷为民族崛起寻找文化依据，大学卷由现实的分析开始，落实到教育问题。关于创造能力，他有很多肺腑之言，有很多剖析，发出了很多呼吁。      谈创造力，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缺乏近代科技。近代以来我们为什么老是落后于西方？如果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力或者说创造力萎缩，那为什么在古代长期领先？      记得80年代刘青峰在《让科学光芒照亮自己》里谈过两条曲线：西方则走了个马鞍型——古代上升，中世纪下降，近代又猛地跳起来。中国古代科技逐渐增长缓慢发展，也不是说创造力在畏缩，只是没有得到蓬勃发展。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轮船飞机火车，这些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      对此，姚国华的书里有好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如书中引述师汉民教授的话说，20年来大陆科学家在所有科技领域里没有创造任何一种为世界承认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我感到很震惊，我以为多少都该有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吧。这话看起来太绝对，但从他这样的专家口里说出来，可以说是个问题。从自然科学来看，原创的东西的确不多，比如我们国家最近几年科学奖、发明奖的一等奖都是空缺的，当然还有诺贝尔奖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科技，我们老谈硬件和软件同步发展，硬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芯片。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搞芯片的人说，美国搞芯片的人在四个月内不能找新的工作。四个月后才可以找新的工作，因为新产品出来了，人家的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      最近接触到一些航空界专家，谈到中国搞不出大型的民航机，关键是动力的问题攻克不了，还有飞机外壳材料，我们以为从美国学到就可以，但上天还是出问题。      文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会把社会学引进来，一会儿引进心理学，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理论，但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微观研究，材料也很好，但理论上没有突破怎么很别人竞争？      前几年，我因研究商会史被说成是“市民社会研究实证派”的代表之一。但现在我们很苦恼，一对话，所用的概念、语言都是别人的。最后别人说你们没有理解原概念的真实含义，你们用得不好。我就发觉如果我们不从自己的历史事实中提炼自己的概念语言，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最终是没有发言权的。一位历史学家提出，我们不能在学术上老是搞“西人与西人战”，用西方的学术概念相互打仗。      我觉得这不是简单哪一个因素的问题。过去有人说我们思维方式有问题，我们擅长宏观把握，西方擅长微观分析，还有谈到政治原因如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经济原因如小农经济的束缚等。这可能是原因，但不是根本的。在我看来很可能是一个连环套的“文化生态”问题，包括管理体制、文化机制、思维方式等方面，给我们创新造成很大的障碍，要创新就要从体制和机制改革上去思考和改变，营造一个真正鼓励创新的环境和氛围。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气质和胸怀，由此创造了百家并出，流派丛生的春秋战国文化。我们现在虽然也倡导文化上的“百花齐放”，但真正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我在学校做管理工作，我们的科研管理也有很多问题。评价标准老是强调文章的数量而不重质量，老处在一种“赶”的状态，结果成果是出了很多，但没有创新性。我们的教育让学生头脑中装了很多知识，但缺乏提出问题和解决的能力。      还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到国外之后这个创造也出来了，那个发明也出来了，但在我们这个土地上为什么就出不来？还得从文化生态、个人心态、价值观找原因。你做学问是为什么，是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有没有一种超脱的追求科学真理的态度？老话说“十年磨一剑”，西方一些学者一做出成果来就领先很多年，他是为学术而学术，花了很长期时间，费了很大的心血。而我们为了职称，为了完成任务，老处在不断“赶活”的过程中，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都来不及。这样下去那能有创造力呢？          涂又光：      这个书不管怎么样，第一，不是抄的。现在有人写东西是在网上成块地拼起来的。第二，从政治上说，作者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不能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这两点我可以保证。      作者在写书的过程中和我谈过多次话。有些地方我很不同意，骂了他一顿，我这个骂也不是没有根据，最后不是不欢而散。孔子赞美颜回，但他对颜回最大的意见就是从不反对自己。我不是自比孔子。颜回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可以和《论语》相比。老师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怎么行？要抬杠，要吵嘴。      谈创造力，我读大一，老师们讲，哲学的起源是Woner，是好奇。另外讲到艺术的起源，是Play，好玩。如果学哲学的最初起点不是Woner，是钱，他在哲学上能有创造吗？      我也不是说人老是生活在Woner到Woner。你做学问，同时外面还有生活。有人说这是实用主义，我说这个实用主义很好。现在中国学美国人的高科技，但不为50年代批实用主义平凡，不理解美国人的哲学，不老老实实学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的原著，老停留在技术层面，进入不了科学层面。      创造过程，一定要摆脱功利。如果还在想着你的老婆孩子房子，就不可能有所创造。          赵林：      姚国华的书后面关于人文讲座的部分，读来有亲切感。从很早，九十年代中期，华工就开始搞人文讲座。我来华工做讲座的次数已数不清了，大概有几十次吧。那时给的报酬很少，100块钱。有时候先喝点啤酒，然后再讲座，感觉就更好了。说起来，武大是一个人文资源丰厚的地方，然而武大的学生有时竟然要跑到华工来听武大老师的讲座，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本书在结尾的一些地方，我感到作者是含着眼泪写的。我觉得姚国华最可贵的倒不在于办这个讲座，而是具有一种浪漫精神。      最初校方也是很支持的，不知道现在华工的人文讲座是怎么搞，现在已经纳入体制，讲座已经成为时髦的事情。但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和那时比较自由的讲座不一样了。贵校的杨叔子老校长确实有眼光有创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对姚国华的支持是无庸置疑的。武汉的所有学校我们都讲遍了，但很多学校都是模仿华工的形式。现在中国的大学是有知识而无智慧，有规章有制度，却唯独缺乏灵魂。          创造力本身也有差异。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实用理性意义下的创造力，素来缺少超越性的创造力。西方人恰恰具有超越性的创造力，一开始就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研究西哲的苗力田先生说得非常精辟：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知；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几千年中国人都在实用领域尤其是人伦关系的小天地里绕圈子，而西方文化则经历了大幅度的两极跳跃和自我否定，走了一条马鞍型的道路。      从姚国华这本书里感觉到一种浓厚的悲剧感。有许多理想，他自己可能也知道实现不了，但是却仍然保持着一种不屈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即便不可能，我们也应该对此有一种理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对于我们重新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大有裨益的。      我在武大上选修课，学生总会问学哲学有什么用？在我看来是很奇怪又很正常的问题，我很难回答。如果说学了哲学在经营上有什么思想指导，那是胡说八道。哲学的用处不在教人谋生之道，而在于对现实的批判，而超越恰恰是通过批判来实现的。因此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哲学一分钱都不值。我们老讲知行合一，但是西方人却将二者分开来，知识是一回事，行为又是一回事。思想本身与现实生活往往处于矛盾的状态中，正因为如此，思想才能够不断地对现实进行批判和超越。          胡发云：      这么些年来一直看着学界的师长朋友，看来喻家山还是保留着一些乔木。我走了很多地方，大多没有乔木，反正在我们看得到的时间里是不可能恢复的。      前三十年，如果说我们砍了乔木，灌木也烧光了，留下光秃秃的，像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还有一种令人警策试图改变之感。近20年来，恰恰是灌木掩盖了很多问题，一看满山青绿，好像生态很好。其实隐藏了很大的危机，乔木可能永远长不起来。我们的影视、歌碟、晚会基本上被灌木、地衣覆盖，但今天听几个老先生发言，感觉还是有乔木树在那个地方。      张良皋：我们第一流的学者、文学家、科学家都死光了，我不是一流的，但我捞到了个右派当当。砍掉乔木准确性百分之百，乔木他露头。像我们没死，捞了个头衔，不是第一。你说科学需要积累，文学可是我们最当行的。沈从文本来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他没有活到，当然他没有死于非命也是运气。      胡：不管是已经去世的，还是现在依然健在的这些老先生，但给我们留下了标本，或者说标杆。说标本有点悲壮。乐观也好，悲观也好，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现在看书也比较挑剔，再仔细看看。尽管看不到什么眼下的实际效果，也看不到什么，但不枉在这个世界活了一遭。      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钦佩姚国华在这样一个世道写了70万字的东西。对我们搞文学的人也是一种警策。现在，当地衣、草皮，投入所谓虚假的绿色当中，是一件非常热闹非常如意的事情。          刘洪波：      姚国华写这个书过程中，我们就有过交谈，有些观点我比较赞同，有些观点我不怎么赞同。从总体来讲，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是真诚的，思考是严肃的，从学术态度上来讲，我是尊敬的。      关于创造力的问题，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强调从哪些地方来体现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衰退，或者中国人的创造力在减弱。我们习惯于举科技成果的例子，我觉得这未必确切。我们这个国家从根本上来讲，是精神创造力的缺乏，而不是科技创造力的缺乏。我们在美国的科技封锁下我们也能搞原子弹，我们在六十年代就有人工胰岛素，据说是非常好的成果。但是我们的精神创造力基本上是被扼杀殆尽了，这个社会只有极少量的人有创新的权利，大多数人实际上只是被鼓励使用创新的东西。      我们创造了很多东西啊，大跃进我们是创造的，很统一啊，大家都在创造。固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一个民族立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但是哪些人在创新？可能只有几个人在“创新”，谁获得了地位谁才可以创新，不在那个地位上就不能创新，就是歪理邪说，或者叫做“自由化”。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谈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困难的。没有一个自由奔放的精神，这个民族不会有什么前途，灌木也好，乔木也好，都是可以生存的，可以繁荣的。我觉得“大家”不是在贫瘠的土壤上产生的，大量精神的种子在这里生长，可能最终会有个大家出现。什么是大家，什么不是大家，也很难说，有些回过头来看他是大家，但在当时却很难确认他是不是。当然一个民族从总体上的精神萎靡状态，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谈话，应该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邓教授让我们畅所欲言，实际上能够畅到什么程度，不可能为所欲为，言所欲言的，有些话我们没有必要说的很清楚，畅所欲言是一个很难做到的，是一个勇敢者的行为。这应该是人最基本的表达权利，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坐着，也很难作到这一点。在不能畅所欲言的环境下谈论创造力，本身就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当然，我们呼唤这个东西。      至于这个学术评价的问题，大学体制问题，都是细节性问题。当然，它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风气。但是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自觉以知识分子的那种行为来要求自己，与风气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自觉的看到风气里不好的东西，来抵制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本身是个进步，以自己的行为来向时代污秽的东西来表示一个决绝的态度，这种人现在不能说没有，我觉得这在我们时代还是有很多的，可能在总体上还没形成主导的地位，但是在精神上的示范力量现在已经是很强的。我们今天可以数一数有哪些学者是受人尊敬的，有哪些学者是不受人尊敬的。大家选择去尊敬这样的学者，这表明风气还是有些变化。      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可能做的很决绝，你可能考虑到生计，考虑到老婆，考虑到孩子，这样我觉得都是人之常情。在不同样的制度之下，同样的民族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来。我觉得民族性本身不是一个很科学的终极性的认识标准，韩国和朝鲜，东德和西德，（涂又光：大陆和台湾）都是现成的例子。      什么因素导致人的不同？我觉得很难说民族性有什么差异。很显然，有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影响了人的表现。人有恐惧，恐惧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我想说的话人皆有之。这样的环境移到美国去，在麦卡锡时代，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不敢说话。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多的指责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表现的很正常，在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下表现得正常的反映。      创造力的根本在释放每个人。包产到户把农民捆住的手脚放开了，城市改革把被束缚的手脚放开了，还有没有捆住我们手脚的东西，是谁捆上去的，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捆住？这才是根本性的东西。          彭富春：      书的过程我了解一点，书本身我也粗略地看了一下，我觉得主要的意义在于书的主题。      我们国家目前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一个大学的问题。不只是姚国华在思考，其他人也在思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经常就人文素质、大学改革的大型文章。当然这些人是从意识形态来讲；姚国华是从非意识形态和民间角度来讲，这是他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都想解决文化和大学问题。      我所要讲的与姚国华和这些人都不一样，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非意识形态。我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是从思想角度来谈。      刚才几位先生提出文化生态危机，灌木把乔木掩住了，我们的文化不行了。但我觉得，文化危机、困难或者糟糕的东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传统思想和文化，再一个是西方文化。      我们先看马克思主义。我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教条主义，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它远离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是远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远离了中国当代现实。所以我们现在谈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非常教条抽象的东西，虽然它可能以某种理论形式出现，但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历史上有斯大林主义，在朝鲜有主体思想。这些理论、思想、主义往往掩盖了现实政治的问题，这恐怕是中国文化危机的一个主要根源。尤其当它跟意识形态挂钩时，危害更大。      第二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我们有很多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有很多成就，但我觉得，这些研究主要是古董商的兴趣，这种玩古董式的研究，没有真正找出中国思想当中活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方式，讨论的内容也许还是中国传统那些很糟糕东西的遗存。我这个批评也包含一种自我批评。      第三个是西方文化。过去很长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后来更多是现代西方哲学，现代性讨论后又进入了后现代，后现代之后又来了后后现代。在西学界，很多老师是扎扎实实从事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但是很多时髦人物，看欧美市场流行什么马上贩卖什么。很多主导中国的刊物就是西学贩卖的场所。      我们现在强调创新，创新并不是在一个空白点上建立个大厦。斯大林主义和主体思想，看起来都很坚实，但实际上不解决问题。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创新一定要回到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实我概括为三点，第一个是虚无主义，西方人说上帝死了，中国人说天道衰亡和自然死了，后来就说各种替代形式，比如马克思主义还有其他一些主义，都是虚无主义的替代品。第二个是技术主义，现在最典型的都是什么工程，比如211工程，文化工程，可想我们这个时代对这个东西崇拜的五体投地。反对科技当然是幼稚的，但要注意科技的有限性。如果从事文化研究，从事基层文化建设，用技术用工程是做不到的。比如法－轮－功就不可能用科学用技术上的东西来克服，它的出现刚好说明中国是个虚无主义蔓延的地方。第三个是欲望问题，大家知道各种贪官，在没有精神支柱的情况下，借助现代工具，满足个人的欲望，现在一些四五十岁的人都死了，仔细得看待死亡的原因，纵欲过多。天天喝酒，天天出去鬼混，那肯定是迟早死掉的。      我们的哲学创新，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一定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才有可能。这是我对文化的一点浅见。      对大学呢？我们都是大学教师，我是79年进入大学的，现在是79年以来最腐败透顶的时候，在表面繁荣的现象下，学术自身丧失了尊严，遭到了两个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一个是权术或者官场，另外一个是市场。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搞学术研究。在西方，在德国，有教授本位制，教授说了算。      我们是权力，是管理机构。我们许多管理机构的成员也是教授、博导，甚至是院士，但是尽管这样，有一种新的外行领导外行的形态出现，由于权力的干预，我们在评职称，评某个基金，评某个重点学科，都是与权力的挂钩。很多教授、院士拿了几千万，却弄不出东西来，相反却有很多拿不到一分钱，却拿出了真东西。现在出现这种很荒谬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最根本是体制上的矛盾。第二个是市场，比如我们哲学系，去搞成教，搞应试班，那是变相的卖文凭，让我们去卖硕士文凭、博士文凭，要不了多久，我们的博士就是全世界第一。也许将来教授、博导也是全世界第一。这个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我们的学术，我们的哲学走到了尽头。因此我觉得真的大学要重建，要回归大学的本性，就是把大学建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殿堂，是个谈论真理的地方，在这里是真理说了算，而不是权力说了算。          程亚林：      我大概现在年近花甲，15年前在这里讲过一次。87年，陈家琪把邓晓芒啊，张志扬啊……，把我们请来。现在是我在华中工学院，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第二次讲话。刚才大家都说到姚国华的这本书，我拜读之后，觉得大气磅礴，姚国华也是在华工办人文讲座，功不可没。      今天讨论创造力问题，题目也是文化立国，这几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在转型时期，我们国家该怎么立，往哪个地方走，我们的民族人文精神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两年我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近代思学》，一本是《悲剧历史》，我也在想：怎么样建构民族的人格精神。近代是一个转型时期，近代人用了些什么方法来重建我们的民族精神，我比较看重从龚自珍到王国维那种悲壮的，悲剧的精神。      “创造力”这个词，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一些卤莽型理想型的乐观主义的人，冒险成功之后加上桂冠。人都在冒险，如果当创造力变成一种桂冠，那么有创造力，又成功了的人就有可能变成独裁者。我觉得应该把创造力看得很高，至高无上。如果说冒险成功的人，把成功看成是冒险的成功，自己不算什么，那恐怕自由、民主、博爱就能够自觉的遵循，而不是一种所谓“天赋人权”。西方人现在讲民主博爱，但还是在讲天赋。我觉得自由平等博爱还应该从一种悲剧意识里自觉生成，你是有局限性的人，我也是有局限性的人，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自由平等博爱才能变成一种自觉，而不是一种天赋，也不是我有了创造力，我成功了，那么我就要独裁。我觉得，民族精神的立足点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准则，不要在此又有乐观主义，又有理想主义，把人看成和上帝一样，那么很可能就有人要做上帝。      我的第一本书《诗与禅》，想要追求美，后面两本书就是如何对待真，如何看待人的真实性的问题，如何看待人的真实的生存处境，人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就是自以为全知全能的人太多了，有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人，其他的都不敢全知全能了。还有很多怀才不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都是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因为受到压抑，于是很多牢骚，但是中国很多发了牢骚的人一旦发现有创造力之后，就成了独裁者。这个很麻烦，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没有办法走出去，你方唱罢我登台，根本东西没有变。      如果我成功了，我觉得不过是偶然性的，因为有其他的因素提供了某种机缘，那我就可以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我不认为我老子天下第一。如果我这样认为，你邓晓芒打倒我你就天下第一，那么我们总是在天下第一中打滚。中国人总有一种作为奴隶的时代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候，你就是慷慨悲歌之士，怀才不遇，千古绝唱，中国人老是这样唱下去，有一个文化原因在里面，就是太多了理想主义，乐观主义，乐感文化。这几年我抨击的就是乐感文化，应该体会到一种人生本是的悲剧性，而不是文学上的悲剧性，人类的悲剧性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菲利浦精神，人跟人之间才有一种同情，我是有局限性的，你做校长你也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才能平等。你做校长你就以为你成功了，你肯定要统治我。你也应该想到，他也有偶然性，也有可能作校长。我们的民族人格精神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点上，根基是什么，近代思学中间，有一派是魏源，他主张要围绕贵族，让人们很驯服，另一派是梁启超，他要把西方精神搬进来，但对这两派，我都不大看重。我看重的是龚自珍王国维，他们体会到人生的一种哀情。人在很多情况下，不由自主的，没有对象性的感到一种悲哀，这种悲哀不是因为受到打击，受到压迫，而是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哀情在里面，实际上就是人在世界上的生存处境在情感上的必然反映。如果有了这个意识，我倒是觉得，要营造我们的民族精神，悲剧意识、悲壮意识要先前一点，盲目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以及一些怀才不遇的情怀，恐怕都不太符合，这是我借姚国华先生的两本书发表的一点感想。          张端民      我是搞物理的，是外行。但有时，外行看问题可能比内行更多点启示。      最近我去美国，参观了独立战争纪念馆，给我印象很深。其中讲解员讲到“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一定的欲望，想把它的权力伸到无穷。美国人历来形成一个共识：想办法抑制政府的过分行动。”美国老百姓有这样一个意识，说明美国建国200多年一直繁荣强盛到现在不是偶然，值得我们思考。      我不赞成过于悲观的观点。中华民族并非保守的文化，我不否认我们有保守的落后的封建的专制的因素，但是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能在4000年无论是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世界第一？我们的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叶，至少物质生产那时还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你能说这个民族是一个低能的民族吗？五四有好的东西，而且五四的任务还没完成，但是五四也有不好的东西。      创造力首先是要一个文化氛围。1949年前也不完全是荒漠，出了蔡元培、冯友兰、朱光潜等很多大师。反而在经济发达的现在，没有出新的大师。而原来的那些乔木，即使没有死，但也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包括巴金，曹禺，冰心。先进的文化氛围可以培育大师，反过来说，落后的保守的封建的文化氛围会窒息任何大师。解放前很落后，但很多科学家却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比如王淦昌。遗憾的是，解放后除了自然科学取得了人工胰岛素之外，没有成就和诺贝尔奖接近，更不要说拔高。      关键是要创造一个开放的公正的自由的先进的文化氛围。东方也有好的，西方也有好的，东方也有不好的，西方也有不好的。我们希望的是继承东方好的，把西方好的学过来，最害怕的是把东方坏的留了下来，把西方坏的却也学了过来。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好莱坞的，它是个西方大众文化。      应该尊重大师，但是大师不是真理的化身。任何人说他代表真理，把他偶像化，那他就是法轮功。          樊星：      几年前，我就看过姚国华这本书的打印本，他提出“文教兴国”的口号，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有一字之差。他认为靠科学技术还不够，他注重文化，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五四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近些年来发展科学得到强调，民主的主题似乎有所忽略。9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问题是：怎样来挽救这种失落呢？经常有人缅怀八十年代，因为那时创新的自由氛围明显宽松，那时的文化人的追求也没有受到商业化和体制化的束缚。今天的创造、创新被纳入体制化轨道，表面上很热闹，事实上问题很多。      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自由探索、创造的机会，像我们77年上大学，虽然教材，老师讲课内容都是旧的，但是我们自由自在地读书、写作，求索、创造的热情气氛高涨。当然有些地方不好比，那时没有就业压力，大家心态轻松得多。现在上中学就有应试压力，人口众多、就业竞争激烈，迫使家长、学生为上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全力以赴，“应试教育”难以根本扭转。大学里还没来得及读两年书，许多学生在大三就开始为找工作而忙碌了。另一方面，学生们常常在玩电脑游戏、看休闲报刊中得乐且乐。多年来，年轻一代日趋被港台浅层次文化淹没，太多诱惑使他们变得随波逐流，远离经典名著、优秀文化遗产。      记得李泽厚曾说将未来出文化大师的希望寄托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身上。但现在情况不容乐观。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时发现，很多经典他们没有看，大家变得越来越务实。这里潜伏着文化的危机。我甚至悲观地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文素质的普遍提高恐怕很难，我估计我们的下一代也很难得到根本的改观。人们面对升学、就业、生活的三重压力，妨碍了当今学生创造力的激发。      当然，悲观不是绝对的。即便在文革中，我们也有很优秀的学者，像李泽厚当年被赶到干校时，身上带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在也有一部分大学生立志献身于人文学科研究，他们看的是最新的人文学科研究成果。人文学科复兴的希望在这批人身上。有创造力的人永远是少数，五四的文化大师，能够数上名的也只有十来个。把创新变成一个体制性的事情反而很麻烦。      我觉得，一方面要有点危机感，努力缓解由人口压力带来的就业压力、升学压力，超越务实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要努力超越一些东西，才能收获一些应该收获的东西；另一方面，文化是一种天才的事业，真正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自己会找准创新的道路，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被各种时髦潮流所左右。人文素质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的修炼和积累。

李工真：
     马敏说中国科技在中古时代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就不行了？这个问题讨论已经很多了，我们喜欢怪罪中国不长进。可是放在世界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还在沿着老路走，而人家改变了。
     这种变化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开始，大群学者带着希腊文明重新回到欧洲，但他们不是简单的回归。他们带来了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糅合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主流。在数学上能看到，譬如阿拉伯数字是印度来的，α、β是希腊符号。中国文言的方式没法带来这种数学变革，中西方的文化对抗，中国处在明显的劣势上头，西方综合多种文化，与中国是多比一的架势。西方正是由于有了数学发展的先导，才导致力学、物理、化学等的发展，才导致了后来的工业革命。不能简单地说中国长期专制。
     没有外来冲击、影响、碰撞，任何文化都难以产生创造力。西方文化是多元综合，中国文化却相对单一，有外来因素进来也被同化。后来西方文化强行进来，中国完全处在被征服的状态，就没有对抗力了。
     上学期20个研究生给我作了一个调查，从1901年开始发诺贝尔奖到2001年的一百年，哪些人拿了诺贝尔奖，家庭、出身、婚姻状况、学校背景，哪一年、什么年龄得奖等等，从中发现很多秘密。
     第一个秘密是有家学渊源的人居多，主要是自然科学，有爷爷获诺贝尔奖的，有父亲获诺贝尔奖的，这说明存在一个文化智力接力问题。中国原来有些人很厉害，但是第二代不行了，碰到了文革。
     第二个秘密是文学获奖者大都有多次婚姻，而科学家家庭一般很稳定（物理教授：尤其是物理学家）。
     第三个秘密是美国获奖者大都来自欧洲，科学家、工程师，这些高素质移民改变了美国。
     德国在1933年以前得的奖最多，后来许多科学家被希特勒的文化专制、种族主义赶出去，带着西欧文化跑到了美国。英国也有科学家到美国去，但那是凭合同去的，所以在二战中没有亡国；而欧洲大陆的科学家却是散兵游勇式的横渡大西洋。政治对科学的干预，体制上对创造力的扼杀太大了。
     你说中国人不聪明吗？我们考tofle、gre，洋人都怕，中国人搞个大几百分是小菜一碟。
     我相信那句话“科学无禁区”，要培养创造性的人，就不能设禁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前不久省社科院请章开沅先生去谈创造力问题，他说：刚刚路过这里，看见一个鸟语林，觉得我们也在鸟语林里面，因此也没什么好说了。以前不让你飞，现在搞个罩子让你飞，这当然都不可能有创造力。
     科学无权威，这也很重要，如果说某某权威不得了啊，那就坏了。几乎所有权威都是没有老师，没有老师他才不会怕，自由的个性，自由的表达。涉及到师生的关系，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还有一个大学氛围问题，学生看老师，如果老师走得正，你就成了他效法的对象。现在问题是学生也不崇拜老师，老师很容易被收买。大家很难过三关：第一是金钱关，搞个什么工程，就有多少资金。第二是寂寞关，外面卡拉ok多得很，非常热闹，能不能过？第三是功名关，不为名利所累，把凡心放下来。
     我们现在提口号都很奇怪，“抢占制高点”，我不知道这个学术制高点怎么抢占？经费向你倾斜，荣誉向你倾斜，学生也向你倾斜，把你搞得很满足。搞到最后，没有几个人能把功名彻底抛开。
     现在有些人哀叹，知识分子变质了。什么叫做知识分子？就我理解，首先要让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关在鸟语林里是没有创造力的。学术不是完全与政治无关，我们都很关心政治，但需要保持距离。
     我研究哥廷根大学，那个学校气氛非常好，没有官僚主义，普鲁士王国官僚很厉害，普鲁士打垮了汉诺威王国，但官僚很难控制哥廷根大学。那里风景很好，是世外桃源，马路是以教授而不是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教授们经常在酒吧聚会，到晚上一定时间，就有专为某某教授准备的位子。有位物理学家在那里和人讨论问题，写下了个公式，完了就走了，可走到半路，又忘记了这个公式，又返回去，把人拉回来，还坐原处，重新演习一遍，非把公式再弄出来不可。此后酒吧就有了一个规定“三天不擦桌”。
     在那里，科学家们有着宗教般的虔诚，有着心无旁骛的自由思考。整个大学有着一种对官僚主义的鄙视和对科学的尊重。有一个科学家来到哥廷根大学，后悔了，说我没有活着，他发现这里的人都处在一种自杀式的工作气氛当中。他说你要是到了柏林，到了海德堡，可能没得这个东西，没得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了，他说，现在再给我来一封聘书的话，我会不会走？我自己也不知道。
     刚才樊星说，我们现在比文章，比成果，都搞俗了。哥廷根没有这个问题，他问你是不是世界最高水平，是不是世界唯一，要不是，你把它写出来干什么？无非是把名字写上去，拿着它向当权者要待遇。
   
     胡阳：
     前些时，为买一些书，我跑遍了周围的书店，发现里面基本上只有三类书：一是取巧类：例如托福技巧，GRE指南，GMET宝典，它们并不是让你真正地学好英语或者掌握专业技能，而纯属一些钻空子的伎俩。二是诀窍类：比如上网指南、Winows内幕、C++实战技能等，它们是教你如何服从别人的规则，而不是真正的技术研讨。三是低水平重复的教材，学生购买不是为了学习专业知识，而是应付考试。高校周围的书店几乎没有有学术价值的书，说明大学生没有阅读学术书籍的兴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现代文化无处不受到技术的冲击。比如因特网，Winows操作系统，它们建筑在一系列技术之上。刚才有人提到“鼠标运动”，也是技术对文化影响的一个例子。这些技术正在无处不在地渗透，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技术本身。我认为，它们可以纳入广义的文化范畴中去。
     在我看来，每个民族的文化内核中，具有一些简单的要素，区别于其它文化体系。这些要素与生物基因很相似，姑且称为“文化基因”。其特征是：（1）难以仅凭感官直接察觉，隐含于文化的深处或渗透于整个文化体之中；（2）决定了一个文化体与另一文化体的差别；（3）支配了一个文化的发展轨迹或进化途径；（4）具有可转移性，某些基因可能被转移吸收，接受基因的对象产生某些和基因提供者类似的特征。这些文化要素的形成，取决于文明初期的发展条件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中国人有没有创造力，不是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不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以迁移来回避外界的挑战。定居的农业文明，从一开始就必须面临许多实用技术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科技的实用特征，可以算是一种基本文化要素。在秦汉以后，中国传统农业的技术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个技术体系由于再没有来自应用方面的压力，其创造性必然逐渐凋零。从文化基因构架上说，中华文明依赖自发动力发展的时期早已离我们远去。
     除了技术性和功利主义因素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而忽视个人价值。因而长期以来的政治框架中都具有压抑和忽略个人价值的倾向，缺乏公平、公正的理念，这绝对要影响创造力的发展。
     目前，国家非常重视民族创造力的提升。比如设置211工程，百千万工程，但是这些工程从一开始就变了味。像我们学校如法炮制的113工程，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表明那些钦定的“准大师”们有什么惊人之举，却挫伤了一大批老师的积极性。人才可以分等级，张三一开始就是按大师来培养的，李四就是红花绿叶，王五注定就是要作贡献的。在这些人为的束缚下，谈何创造性？
     在自然科学界有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基金现在也变味了，某种意义上成了扼杀科学创造力的罪魁祸首。
     首先，申请基金必须在基金委印发的项目《指南》范围内选择，范围外的课题不予考虑。试想，真正属于前沿、原创的东西大多没有写到纸上去，于是，它注定只能支持那些没有原创性的研究！
     其次，在一些愚蠢的评估体系里，获取基金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取得研究成果。于是，科学家们正在进行一种奇怪的竞赛——看谁能从国家那里拿到更多的钱，说得难听一些，就是比谁能够更多地消耗国家财力！本来，基金的目的是支持学者们的研究，而现在，学者们之所以还在研究是因为需要籍此取得基金。这样，学者们在选题时往往不是考虑那些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努力揣摩基金委员会的好恶，“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科学研究不是天高任鸟飞，而是在基金的笼子里面飞。
     最后，评审体制腐败。比如863项目，从立项、项目说明、课题申请、实施、评审、验收都是同一批人操纵（旁插话：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是一样）。假如这是一个高速公路的建设项目，那么检察院已经可以立案侦察了——姑且不论可能存在幕后活动和心诏不宣的默契，起码在程序上已经违法了。
     我想，这些现象可以叫做“基金悖论”——旨在促进科学原创的举措，却正在彻底地扼杀科学的原创精神。我们平常做了多少极其荒唐却还被奉为神明的事情！
   
     童志刚：
     我想，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姚国华提到，“我们是不是准备了这样一种文化，我们是不是准备了这样一批现代的知识精英”，可是，怎样才能产生这样一种文化？提供适宜这种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产生了，如何继续维存？这样的一批知识精英如何产生？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非常悲观。
     在目前的体制之下，中国思想界的创造力如何能够得到激发？就我作传媒的经历来说，现实中有多少具有原创性的，针对中国目前问题的好文章无法发表啊！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体制。这种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文化立国恐怕就只能停留在务虚的层面上。我的这种无奈和悲观，往往让我放弃了一些思考，这也值得反思。在这种意义上，我非常钦佩姚国华的思考。读完书后，我在网上写了一篇《文化立国——幻想还是现实》，我以为这是一种幻想，但是我又想，那也应该是一种理想吧！
   
     鄢庆丰：
     我们应该追问，创造力究竟是什么？答案应该深入文化与哲学来回答。我认为创造力是超越精神的一种表现，没有超越精神，创造是不可想象的。超越精神也有中西之别，西方超越精神可以追寻到柏拉图，正是具体世界之后的完美理念世界，使人有了超越的可能。现代理性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更认为，人具有先验的认识结构和能力，即纯粹理性。它具有诸种认识功能：在自然领域，表现为知性范畴为自然立法，认识世界的因果律，产生科学知识；在实践或伦理领域，纯粹理性表现为实践理性，通过自由概念为人的行为立法，认识自由律；在审美领域，纯粹理性则表现为判断力，产生审美情感，这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中介。所谓超越精神正来源于纯粹理性，是从具体生活世界向理念世界的提升。超越是对具体世界的脱离，却无法最终到达纯粹完美世界。正因为不能到达，所以哲学与科学上没有禁区、权威，也没有终结，这是创造的前提。当然，不能到达完美而又要满足心灵的完美需要，知识应该为信仰留余地。
     中国人的超越精神出自道家所说的混沌状态对具体世界的化解。这是一种可以到达的完美，而不是西方理解的从具体世界向理念世界的提升和立法过程。这种思维认为，完美理念可以通过道德身心修为而达到。完美的到达就导致圣人的出现，有了圣人一切问题就可以按照圣人所说的去办，而其他人的思考与超越就不再是必要的，当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人的存在就必然导致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帝王，圣人就是帝王的老师。只有先存在帝王师，才能有帝王，否则没有行为标准；只要有了圣人，就必然有帝王，因为圣人只能有一个，或者说完美的圣人们只会有一个声音，不能理解这个声音的人只能被统治。我们在这里谈体制问题，感觉自己倍受压抑，其实只是觉得帝王不尊师重道而已。如果不对我们“帝王师”的理想进行反思的话，这种局面恐怕难以真正打破。所以有必要从根本思路上进行一种彻底的反思。
     这样看来，姚兄在这套书还没有达成这样一种突破，他还是寻求用生命哲学来重建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与文化创造力，这种理念还是脱离不了儒家生生不息的思想阐释，同时也难以避免帝王师的结局。
     当然，西方人已经厌倦了这种永远不能达到的“超越”，所谓后现代的“解构”就是消解这种二元对立，但是并不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西方从此要转入中国式的“混沌”思维，——“二分”与“混沌”的对立并不是“二分”为“混沌”所“解构”，只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的综合，在此就不赘叙了。
   
     涂又光：关于最近高中政治课内容的一些改变，删减的主要内容：（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2）政治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和斗争，（3）国家的实质是政权问题。这出自《长江日报》，文章的题目是《政治课题大变脸》。
     不管怎样，我看了之后很高兴啊！如果把这些从根本上删去了，那么我作为一个教书人就很乐意与政权合作。你愿意把你的事情办好，我也愿意把文化上的事情办好。但如果有一方亵渎另一方的诚意，那对不起，虽然我不能退居山林，也还是能退居我的小屋嘛。我是一个中国学者，不是党棍，不是流氓，不是学霸。我还是能站得正的。过去很多同志问我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我是不够条件啊！虽如此，享受的却是右派的待遇，而且想落实右派分子政策而不得啊！
   
     张良皋：身在鸟语林，杜鹃犹啼血。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姚国华先生就是有这样一种“不信东风唤不回”的精神。（涂又光：了不起！）是了不起了。我本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今天我们能聚在这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前在政协里有一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现在已经是大进步啦，以前是“说了也白说，说了跑不脱。”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畅所欲言了，还是时代的进步啊。我们还是应该抱一种乐观的态度。
   
     危娜：
     我在《成功》杂志对一批人文学者作了整整一年的访谈。明年我们杂志会有一个商业化的改版，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块人文的自留地，因为人文是对一种恒定价值的追求。刚才赵林先生说哲学是一种“无用之学”，但正是因为无用而无所不用。这个世界变幻莫测，所以必须要有一些恒定价值的存在。
     我们一方面面临经济上的生存问题，一方面又受到言论的限制。但我还是喜欢这样一句话：上帝造就一根青藤只需要三个月，但是培养一棵松树则需要一百年。我相信人文精神应该是一种松树的精神。
   
     田力为：
     我以前是职业农民，不是学术圈内人。我来唱点反调吧，提供另一种视角来更好地碰撞出新的思想。
     （1）科学的发展
     刚才胡阳老师提到“自秦汉以后传统农业的技术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我以前种地时使用的水车，据考证出自公元前60年的西汉时期，而耕地用的铁犁在那时也大致定型，以后基本上没有改进。没有技术创造的驱动力。
     创造当然不能脱离物质前提，不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很多人陷入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中去。现代科技的大发展源自工业革命，这与人类开发利用资源能力加强的过程，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互相促进的关系。工业革命必须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在一些相关行业，通过有利于积累经验的分工合作，在某个时空点达到突破。而农业社会又不足以满足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于是需要大量掠夺和汲取外部资源。前工业革命时代，奴隶贸易、种植园经济、鸦片贸易都是完成积累的重要手段。全球当时技术上可利用的资源，大量地集中到西欧一隅之后，技术创新的物质条件——足以支持相当的产业规模和市场容量——才得以实现。像英国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些城市，造船、冶金、纺织、酿酒等一系列产业及其相关技术，都是在奴隶贸易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与农业社会的发展逻辑不同。
     我们知道，今天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也是国家在特定时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展起来的。它的完善和推广则是在社会具备商业基础之后。现代科技的发展必须要有基本的物质前提，把它说成是一种文化，一种主观的创造力，恐怕不合适。
     （2）人文精神
     我认为，人文科学无创造可言。人文科学研究对象永远是人们在社会上如何相处，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对象可以划分为：A）人与人之间的关系；B）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循的规则；C）日常生活背后的社会利益格局。这些关系在古今并无本质的区别，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道在伦常日用之中”，自古如此。只要人无法摆脱其自然属性，就无法摆脱物质利益的制约。中国人际关系的紧张，社会矛盾尖锐化，实质上是人均资源不足带来的，人际矛盾难免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并且比西方更加尖锐，解决和协调难免就更加困难一些。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舆论控制，以利益集团的视角看，垄断带来高收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中国历史的“五阶段论”是对西方历史理论的读后感，还是一种学术上的既得利益？
     （3）文化重建
     文化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作为一种与蒙昧和自然相对应自觉积极生活状态，一种与社会利益格局相对应的思想格局，一种对人与人关系合理定位的表述体系，是没有多少创新余地的。实际上应是文化的有效性问题，即人们按不按他所知道的东西来办。民主在西方是有效，但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500美元以下的社会是不是也同样有效，至少没有案例证据，在西方国家早期也没有落实。
     我认为，姚老师的书很有宏观视野，讲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很有现实感，这就非常难得，不同于当前严重泛滥的西化学术。
     （4）利益关系
     我们这里谈的话题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基于知识精英群体的职业利益，也就是话语权问题，但是这个职业利益不是没有边界的，不能把话语权问题伪装成为社会进步和科学本身。如果农民以充分利用土地为旗号要在东操场种菜，这样来争取他们的职业利益行不行？单独强调某一群体的利益和立场行不行？研究对社会的价值要如何体现，是研究原则第一，还是把原则确立在适应社会需要上？
     中国的本土思想资源，包括毛泽东思想，有多少被研究落实？它们的合理性，至少是中国人针对中国人际关系紧张的现实深入思考的结果，现在都被忽视。今天中国学术界研究欧美日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研究中国本土思想和现实，这恐怕主要是一味追求职业利益的心理——低投入高产出——在起作用罢。它们的背后是为少数人或者利益集团为竞争而合谋的关系。不把它们背后的因果关系和利害关系提取出来，仅仅立足于批判，然后很方便地从批判走向反面，一味引入西方思想，进行一种纯粹写“读后感”式的学术工作，然后根据少数人的“偏好”而得出结论。这在中国现实中是不是行得通？
   
     张曙光：
     我提出下列一些问题吧。
     （1）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其变化的逻辑顺序是从国外到国内，从边缘到中心，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经济是如此，政治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我们这个民族能不能由自我创生开发出一种新的东西？八九十年代有一句话，“骗出一套新规则”，这些都是被逼迫出来的。我们能不能争取思想上的主动权？
     （2）基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感，八九十年代学者提倡“民间立场”，现在再提这种立场，就可能只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情绪渲泄了。我个人认为，学者就应该坚持学者立场、思想立场。学者是人类社会的良知，必须超越狭义上的政治。
     （3）古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上能不能治天下？法家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资本可以得天下，资本能不能治天下？现代性可能得天下，现代性能不能治天下？
     （4）不得不承认，我们民族的创造力在目前处于萎缩状态。春秋战国时代，群星汇萃，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但它们也是在经过历史沉淀之后才得到承认，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分的悲观。
     今天的活动是姚国华个人组织的，这好像是武汉思想界的首例，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