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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怎么“圣”起来的?
文章作者:佚名 来源:共识网 2014-10-27
自汉代以降,被粉饰的、独尊的“圣人”孔子,其实是假的孔子。但孔子被独尊为“圣人”,跟孔子本人没什么关系——因为孔子早已明白地反复地说过,他不是“圣人”。我们应当相信孔子的真诚,而且对他的真诚予以尊重。
称“圣”原本并不稀罕
八十多年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一次讲演中说,他心中有一个问题:“孔子何以成为圣人?”其实在他之前,当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就已经有人思考过与此类似的问题。
在中国,尊孔子为“圣人”,已有两千多年,这似乎是天经地义,勿容置疑的了。提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这岂不是有“疑圣”乃至“非圣”之嫌?然而,顾颉刚们当年对此很坦然,他们谈说这个问题,并不畏忌而避嫌。
当下,“崇圣”之风又盛,笔者觉得有必要以同样的坦然来重谈这个话题,这个可能已被遗忘或刻意遮蔽的话题。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聖”(圣)的解说是:“聖,通也。從耳,呈聲(声)。”清代文字训诂家段玉裁注道:“聖從耳者,謂其耳順。風俗通曰,聖者,聲也。言闻聲知情。按聲聖字古相假借。”追根溯源,“圣”与“声”原是一家子,一点也不神秘。
在西周时期,乃至春秋前期,做“圣人”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顾颉刚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已指明了这一点。《诗经》中有多处说到“圣”,如“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小雅·正月》)故老(老臣)和占梦者都可以称自己是“圣人”;又如,“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小雅·小宛》)喝了酒而依然温文自持的,是那种正派的“圣人”;甚至连普通的妇人也可以称“圣”,如“母氏圣善”(《邶风·凯风》),是赞颂一位明理善良、劳苦抚育七个儿子的母亲。凡此种种,可见所谓“圣”,是指聪明、明智、明理的意思。《尚书·洪范》亦言:“思则睿,睿则圣。”因思考而睿智,就是“圣”。所以,正如顾氏所说:原先“圣人只是聪明人,是极普通的称呼”,“在西周时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圣人,正和现在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聪明人一样。”
标准推高而“圣人”难得
到了春秋后期,对“圣”的评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评估,就是对“圣”赋以道德内涵,而且是最高的道德。因此之故,“圣”的称呼和适用范围也就大为紧缩。在这一点上,孔子是最为严切的——
子曰:“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
孔子如此感叹,难道当时没有聪明睿智的人了吗?当然有,而且很多。但在孔子看来,他们都根本没资格称为“圣人”。在孔子的评判标准中,君子是有相当道德的人,仁者是有很高道德的人,而圣人则是有最高道德的人。放在从前可以称“圣”的聪明人,在孔子眼里,甚至连君子都未必够格。所以他说,能见到君子就不错了。
而且,孔子认为,作为圣人,还有个道德落实的问题——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犹病诸。……”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就是圣人至德落到了实处。在孔子看来,这是很难的事情,连他极其崇仰的圣君尧、舜也要为此伤透脑筋。可见孔子把“圣”的标尺定得何等之高,简直就是高不可攀了。
不过,在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高标地看待“圣”,有些人还是用以前的标尺。《论语》中有一则记述——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这位太宰用的就是旧标尺,他认为,孔子如此多才多艺,该是位圣人吧?子贡欣然赞同,说上天要让夫子成为圣人,所以便使他多才多艺。他们的看法合乎“圣”的原初之意,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然而,对太宰、子贡的称“圣”之词,孔子却并没有欣然笑纳。他回应说,太宰知道我吗?我年少时贫贱,所以学会了不少鄙俗的技艺。君子要会这么多技艺吗?不要这么多的。这意思很明白,既然连君子都无须“多能”,那么,又怎么能凭“多能”而称为“圣人”呢?
《论语》中还记有一则更明确的夫子自道——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
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孔子说这话,可知当时就有些弟子想要让夫子当“圣人”,但孔子明确表示不接受,说自己做到的只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罢了。
《孟子》中又有个版本——
(孟子曰:)“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
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这个版本的真实性不得而知,即使是出自孟子的创作,也很合乎子贡这个人物真实的特征,一是子贡确是造“圣”最有力的推手,二是反映出子贡的能说会道。不过,倘若子贡真这么说过,想必孔子也不会心安理得地自以为“圣矣”,因为若是认可了子贡的说词,那就得降低自己认定的“圣人”标准,这样的话,岂不显出孔子不够真诚了吗?所以,孔子活着的时候,不管弟子或别的什么人如何的急切,怎样的盛情,“圣人”这顶高帽子,他一定是坚决拒戴的。
战国时代孔子只是“圣人”之一
终于,孔子离世了,从此真正“无言”了。当然,夫子再也不能拒绝他曾经拒绝的东西了——自古以来,哲人、智者、伟人、名人……大都难以逃脱这样的命运。
圣化孔子是由其弟子先搞起来的,出于对老师的忠诚和景仰(似亦夹杂着自高门第的动机),这似乎在情理之中。而且还有当时的客观因素,据《论语》所记,鲁国有个叫叔孙武叔的贵族诋毁孔子,子贡驳斥说,一般的贤者只是可以超越的丘陵,而孔子是日月,是根本不可能超越的,有人想要毁伤日月,足见其不自量罢了。叔孙武叔还在朝廷中当着众臣的面说:“子贡贤能超过他的老师仲尼。”子贡听说后也不吃这一套,跟人打比方说,我就像是及肩的低墙,能一眼看到墙内的房屋,而夫子的宫墙有数仞之高,一般人连门也摸不着呢。……当时,怀疑或贬损孔子的,大概不止于叔孙武叔;因此,子贡深感自己作为弟子,卫护老师的声誉,光大夫子的名位,更该是当仁不让,责无旁贷。
据孟子说,在孔门弟子中,“智足以知圣人(孔子)”的,除了子贡之外,还有宰我和有若。有若把孔子比作麒麟、凤凰,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宰我甚至夸赞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已然作古的夫子是听不到了,倘若在他生前,听到把他吹捧到尧舜之上,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
子贡等弟子足迹所到之处,每每是他们为孔子荣显声名之时。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乘着四匹马并驾的豪华车,带着精丝礼品访谒诸侯,国君无不以贵宾之礼相待,子贡到处宣扬自己的老师,孔子也因此名扬天下。子贡在这方面功居首位,当然其他弟子也有贡献,比如子夏曾经为魏文侯师,段干木、李克、吴起等风云人物,也都是子夏的弟子,作为“师祖”的孔子随之声名远播,当然也就不难想象了。
在战国时期,孔子虽然已是名扬天下——称为“第一名人”也不为过——但他并没有成为当时公认的“圣人”,而只是孔门弟子、再传弟子、私淑弟子(如孟子)以及儒者所尊奉的“圣人”。别家别派可不买儒家“圣人”的账,如道家庄子,虽也称道“圣人”,但指的不是孔子,他说,对“圣人”的至理妙道,“(孔)丘也何足以知之”;在《庄子》一书中,屡屡提到孔子,但多是借“孔子”之名,以其充当些角色而已,或是让他代言道家的理念,或是使之成为讥贬的对象。跟儒家对立的墨家更不用说了,《墨子·非儒》中,对孔子颇为不敬地称为“孔某”,并对孔子大加非议、指斥。墨家自有其“圣人”,除了墨子之外,“巨子”(墨家首领)也可以称为“圣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曾被称为“圣人”,如李斯就称道韩非的学说是“圣人之论”,可这昔日同窗却用卑鄙的手段将韩“圣人”害死了。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孔子,纵然名扬天下,却不是天下的“圣人”,还只是一家的“圣人”而已。
孔子就这样成为独尊的“圣人”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经过鲁地曲阜,“以太牢祠孔子”。我们知道,刘邦原来是瞧不起儒生的,但自从博士叔孙通会同鲁地儒生,为刘邦设计“君君、臣臣”的朝仪之后,朝廷一改昔日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的乱象,朝觐时诸般礼仪完备森严,“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刘邦于是龙颜大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从此刘邦不仅对儒生刮目相看,而且深感儒家的纲纪伦常的精妙之至。以最高规格的“太牢”祭祀,来表达对儒家宗师孔子的礼敬,刘邦是帝王中的第一个。
然而,“太牢”虽高,也只是一次祭祀而已。在西汉之初,迄至文、景二代,崇尚的都是“黄老之术”,孔子和儒学尚未达到至尊的地位。直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竭力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进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获得汉武帝的采纳,儒家学说从此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孔子也由此得到空前的尊崇。
于是,孔子不仅被尊奉为“圣人”以及“素王”,而且,给孔子抹上重重神化色彩的纬书也应运而生。纬书中编造有关孔子的故事,可谓是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例如,孔子诞生之事,纬书上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徵在(孔子母亲)”;又说孔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惑,生丘于空桑”云云。(按:“空桑”即曲阜,傅斯年有言:“曲阜一带,即空桑之地”。)孔子成了其母与黑帝“梦交”之子,那把他的老爹叔梁纥置于何地?纬书上还说,孔子著成《春秋》、《孝经》之后,率七十二弟子向上天禀告,孔子沐浴斋戒,身穿绛衣,向北辰而拜,只见云雾中一条赤虹从天而下,化为三尺黄玉,孔子跪着将它接起,诵读上面的刻文:“宝文出,刘季(即刘邦)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如此这般,孔子出世和著书,竟只是为了提前领受天命——两百多年后刘邦将君临天下的天命……顾颉刚感叹说,看了纬书上这些荒诞无稽的胡话,“真要使人心痛,痛的是孔子受了委屈了,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的酱缸里去了。”
在这之后,孔子的封号、头衔也多起来了——
西汉末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下诏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但实际上,这是王莽托古改制、图谋代汉而立的一个步骤。
北魏孝文帝谥孔子为“文圣尼父”。
唐初,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孔子)为“先圣”。唐玄宗时,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
宋真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封孔子后嗣为“衍圣公”——这个封号一直沿袭到民国,至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为止。
元代虽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但元世祖忽必烈为推行“汉法”,稳定统治,有意识利用名儒,并修造孔庙,以示尊礼孔子。元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孟子被封为“亚圣”,亦自元代始。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并且派遣朝廷特使到曲阜致祭。府县庠学皆设“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以为礼敬祀拜。
清代顺治时,诏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亲书“万世师表”,悬于文庙大成殿;雍正诏定文庙春秋二祀由皇帝亲祭,到咸丰时,祭孔“升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礼。
……
纵观以上给孔子层层叠加的封号、头衔,可以明白地看出,它们都是出自钦封御谥,一般的读书人只有跟着崇仰的份,至于平民百姓就更没有什么关系。帝王们用封谥以示尊崇,当然是有着深刻的动机的,且举两位帝王的衷曲之言:一位是元仁宗,其全名是“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这名讳实在拗口),他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儒者守纲常如握拳然”。知儒者如此精深,难怪元王朝要加封儒者祖师孔子最阔的头衔了。另一位是明太祖朱元璋,据孔府档案记录,朱元璋有一次召见“衍圣公”孔希学时说:“尔祖(孔子)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崇圣与纲常紧密相系,两千余年历朝历代一以贯之。
所以,鲁迅说得很透彻:“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被独尊的“圣人”孔子是假孔子
孔子如此做定了“圣人”——准确地说,是孔子“被圣人”——之后,孔子就成了实际上唯一的“圣人”,不仅西周时的泛“圣人”(即以聪明、能干皆可称的“圣人”),统统不能算数,就是墨、法等各家的“圣人”,也都没资格再称为“圣人”了。若说到“圣人”或“至圣”,那就是指孔子,没有第二个人。孟子是“亚圣”,是第二等的,一般不迳称为“圣人”。至于蒙元王朝封谥,颜回称“复圣”,曾参称“宗圣”,子思称“述圣”,那都是沾“圣人”孔子的光,而孔府数十代“衍圣公”,则不过是“圣荫”的特权享受者而已。
孔子成为天下独尊的“圣人”,从此就巍巍乎其上,成为人们(尤其是士人)必须匍伏仰视的崇拜偶像。偶像化的“圣人”孔子,至高至大,至善至仁,完美无瑕,神奥无比,任何人性的弱点,以及时代的局限,对“圣人”孔子来说都不存在。因此世间就有神化孔子的荒诞纬书,有种种煞有其事的“圣迹图”。还有一句为诸多宿儒津津乐道的名言,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天若不生下孔子来,万古漆黑一团犹如长夜。虽然也曾有个别“桀骜”之士对这句名言表示过怀疑,如李卓吾在《赞刘谐》里有句嘲讽的话:“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但我们知道,李氏在当时的士林中,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类”,他的最终下场是:用剃刀“自绝”于诏狱之中。
孔子既已“圣”且“神”矣,当然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了。而由于“崇圣”是国家行为,孔子的“圣人”名位得到帝王和权势者的支撑,因此,任何违背、冒犯或被指为违背、冒犯“圣人”的言行,都可能定为“渎圣灭祖”的大罪,而受到最严厉的惩治。
孔子的教义,当然也就成了“圣教”——其中荦荦大者是纲常之教。“圣人”之言,句句是至理,不可怀疑,不可非议,不可证伪,不可忤违。而且,后来“圣教”又有了钦定的权威诠释,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天下士人必须遵循不逾,尤其是那些碌碌于科举仕途的读书人。“圣教”成为无数头脑的绝对主宰,正如学者殷海光所说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文化’中,绝大多数只为延续那‘圣教’而存在。”
经学史家周予同说过:“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又说:“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诚哉斯言。自汉代以降,被粉饰的、独尊的“圣人”孔子,其实是假的孔子。但孔子被独尊为“圣人”,跟孔子本人没什么关系——因为孔子早已明白地反复地说过,他不是“圣人”。我们应当相信孔子的真诚,而且对他的真诚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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