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九苓：教学相长 厚积薄发——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

管季超0712

郭九苓：教学相长 厚积薄发——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
时间:2014年12月29日 作者：郭九苓 来源:名师名课

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9年6月16日，下午3：00－4：3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骆长捷，郭九苓，田余庆
定稿时间：2009年9月18日，经田余庆老师审阅同意。

一、人生经历：心忧家国，弃医从文
  
记者：田老师，您是解放前就到北大的，可以说是北大历史的见证人。您自己又是研究历史的，今天想专门向您请教历史与教学方面的问题。您能先谈谈您早年的人生经历吗？
田老师：我早先学过医，在医学院只念过一年书，学过一点自然科学课程。抗战时期的学生，想的多半是国家民族存亡问题，追求救国之道，听说西南联大有浓厚的民主气氛，学术自由，特别关注中国现实，我就转了过去。当时一心就是要认识社会、认识当前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想法简单幼稚，但很纯真。
  
记者：您这个经历与鲁迅弃医从文有些类似。当时确实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民族存亡的根本在于思想，要开启民智。您为什么选择了学习历史呢？
田老师：进入西南联大，本不是学历史。我认为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未来，所以我选择了政治系。我原以为政治学跟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进入这个系之后，才知道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横向摸索中国不可能，我就转到了历史系，从这里纵向摸索。在选择志愿方面，我走过医、法、文三个学院。
  
记者：您后来为什么会选择三国魏晋时期的历史作为您的研究领域呢？
田老师：不是自己选择了这个领域，是工作任务安排。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当助教，做过一点中国近代史史料工作，还教过政治课。院系调整后，先是教中国通史(古代)。那时教秦汉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的余逊先生突然过世，系里要我递补上去，就转了过来，教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实际上是边学边教。
  
记者：您转到这个领域教课，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田老师：那个时候靠做研究逐步进入某个领域，是很难的，教课任务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困难是准备不足。那时上课要先富民政策出讲义，并且要印发给学生。年长教师帮我一起顶了一阵。讲义是要年年修改的，要补读很多书，要充电。那时经常有政治运动，有好些繁杂的事要做，天天开会。晚上十点多开完会后，才是我读书的时间，经常读到凌晨两三点。我把可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备课上，慢慢积累。我觉得自己的教学每年都在提高，内容，见解也不断成熟。前进的动力就是从教课任务、从学生那里获得的。
  
二、教学心得：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记者：您能具体谈一下您多年教学工作的体会吗？
田老师：做了一辈子的教师，我最信守教学相长的原则，无论年轻还是年长的教师都适用。以教学相长原则为指导，从教学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这种前进过程，长期在专门研究机构(研究所)里工作的人似乎难于体会。
      在学校里，不能从教学中汲取灵感、发现问题、促进思考、开阔视野，就只能做教书匠。教书不只是一个吃饭的职业，也不只是给学生灌输一些具体知识，而是要跟学生进行思想交流。我教学生，学生进步了，提高了认识，又会提出新的问题，反馈给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促使我探索新的领域，获得新的认识。所以，上课是不能年年一个样的。
      人生到老，都会觉得有很多很多东西是自己还没弄清楚的。这是一种毕生的追求。教书是一种不断追求的事业，我这一辈子都很安于、乐于做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做学问的动力和启发多半来自课堂，来自跟师友的问学，来自与学生的接触。当然，更为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读书。
  
记者：教学相长的原则具体怎么体现在您的工作中呢？您能举个例子吗？
田老师：我曾经在不经意中从学生那里得到过一个受用终生的教益。早年从教时，我总是兢兢业业，很快就得到了学生的良好反映，我当然很受鼓舞。有一个学生跟我谈，提到了一个“深入浅出”和“浅入深出”的问题，他觉得我的课有时只是“浅出”，没有“深入”。这对我起了很大的警醒作用，——我那时候哪能深得起来呀，知识就那么一点。做研究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过硬的知识，从中提炼出经得起检验、具有创造性的见解，而不是用一些人云亦云的东西硬撑出一个什么道道来，强为立说。后来懂得这叫做“厚积薄发”。在以后的教学、研究过程中，我经常用学生的这句话来反问自己，鞭策自己：我究竟积了多“厚”？该不该“发”点什么？“厚积”难，“薄发”要发的好也不容易。
      我比较能够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也爱护学生，跟学生做朋友。对于高层次的学生，特别是能力较强的博士研究生，我一般是以商量的态度跟他们探讨，不把问题和我的意见说得很死，留有余地。我愿意多听学生的陈述，激发学生自己思考，让他们自己展开思路，我从中做必要的帮助。这样的学生往往是能举一反三，只偶尔需要点拨，就学得很好。
  
记者：您跟学生经常交流吗？是在课堂上交流，还是课后专门找时间？
田老师：经常，这两种情况都有。教基础课时，我有时会到学生宿舍里去，听听学生的意见和看法，答题辅导。同学生交谈，有时能从学生那里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我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格，一般都是在学风方面看到什么问题，我会说得重一些。但也会因人而异。有学说，他们怕我。我还算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他们怎么会怕我呢？大概态度严肃了一点，不够亲切吧。我想，教师还是随和和严肃两方面都有比较好，问题是怎样才是适度。
  
记者：您通过跟学生交流能获得研究的灵感，甚至能获得一些新的东西？
田老师：能得到启发。教师自己也要有领悟力，要敏于从学生的意见中发现思想的火花，抓住它，触类旁通，细致思考。要善于去粗取精，从他们比较粗糙的表述中体会其中的精微之处。这里有具体例子，但是说来比较专门，比较繁琐，就不谈它了。
  
三、学术研究：从实做起，虚实结合
  
记者：能谈一下您在启发学生、引导学生方面的体会吗？
田老师：南宋人吴曾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前半句是引用孟子的话，后半句是引申之言。老师教学内容一般是中规中矩，学生当然要认真学。但是领悟学问还要有细微的“巧思”，却不是“大匠”可能教你的。这个“巧”要靠自己领会，也就是要有悟性，要多思，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这四个字对教书人，对读书人都十分重要，太重要了。要经常对学生讲句老话：“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记者：您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但不同的“规矩”效果肯定不一样。您能否讲一下您在教学方面的“规矩”是什么？
田老师：你这个问题让我又想到了前人的话。朱熹用“文”和“实”来谈做学问的道理。他认为，做学问十之七八是“实”，剩下的十之二三是“文”。这个“文”不光是文采的意思，它更是指你的思想、你的见解。你要把问题提升到比较高的位置，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升华之后来把握它，认识它。也就是说，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个称之为思辨能力，理论功夫。这既要深邃，又要严密。
      我对学生说，做人文科学的研究不要凌空蹈虚，做历史更要“实”一些，要“从实做起”。离开实证的研究就很难说是历史研究了，必须要踏踏实实地读书，最好读一手资料。再看别人怎么写，怎么研究。以此起步，慢慢懂得入门上路的方法，有了自己的初步判断和点滴见解，最后是独立思考，对一个问题构成自己的认识。不具备必要知识，只靠独立思考，也是要不得的，可能养成浮夸。
      对人文学科的研究讲究“虚”、“实”两个方面。“实”就是对资料的搜集，占有，考实，“虚”则是你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你的悟性和灵气。虚实结合，是人文学者一辈子追求的工夫。如果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实”，就没法进入历史研究的思考领域，如果思考能力欠缺，百分之七八十的工夫等于构筑了一个原料库房。那当然也很有用，但毕竟还不能算是研究的完成。
  
记者：怎么提高读书的质量呢？有的人可能看过很多书，但只能鹦鹉学舌，甚至断章取义地重复一下别人的观点。怎么才能由实到虚呢？怎么才能产生独到的、有价值的思想？
田老师：我跟你讲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我看到一个医学信息。有种巨蜥，尾部特别肥大，每年只进食三次，每次食量惊人。巨蜥怎么能储存那么多的能量呢？按照常理，过多的养分分解后会进入血液，造成高血糖，危害躯体。一位科学家观察到这一现象，他设想，巨蜥的体内一定有某些特别的血糖调节机制。他联想到人的糖尿病，病因是人体的代谢功能缺失，导致血液含糖量过高，引发一些严重病症。于是他由实到虚，把巨蜥和人这两种东西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得到启发，合成了类似巨蜥体内调节血糖的激素，制出了一种新的医治糖尿病的药物。研究人文科学也有这样的过程，由此及彼，由表到里，只是比自然科学可能要更长期、反复地考察和检验，才能获利独到的成果。
  
记者：就是说，人的头脑如果始终处于思维状态，就会变得具有非常敏锐，很容易被外界事物启发，能够联系到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上来。
      田老师：正是这样，脑子里要有问题才好。而且，还要考虑到，在研究工作中，没有直接拿来就能用的东西。巨蜥跟人的问题，要经过具体实验，也要经过抽象思维，比较研究才能把握住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历史研究，如果随便找点材料，拿来就用，而不经过实证检验，这样做研究没有价值，还败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尤其是要慎重看待历史与现实相比附的问题。历史跟现实有一些可比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可比的地方，因为两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条件。这两者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的关系，要把握适度，不能乱来。
  
四、历史研究：历史与现实相通
  
记者：您能不能讲一下应如何对待历史？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很难把握历史的真面目，比如近代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这些历史事件。
田老师：这个问题很伤脑筋，但这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干扰，不是由于科学概念的混淆不清而产生的。一方面研究历史对于认识现实有很大启发，很多历史的东西也能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也不免会带着现实的问题去研究历史，硬削历史之足去适现实之履。不懂现实确也难于理解历史，但只限于启发，绝非雷同。从社会现实出发，你可能发现历史和现实相通之处和可比这处，从而得到一些启发，增进认识能力。但这要适度，不能凭某种类似现象而信口比附，把蚯蚓比作蛇，把巨蜥等同人类。
      根据现实的某种需要去歪曲历史，以及与现实妄加比附，这肯定是错误的。就是说，你从你的立场来借用历史，我从我的立场来借用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就失去了时代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胡适把这种现象讽刺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到底，历史与现实是两码事，只供借鉴，不能比附。拿两者随心比附，让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对号入座，让历史事件与现实事件等列齐观，这至少是浮浅庸俗，甚至是别有用心。各朝各代的文字狱，有许许多多都是从以现实比附历史之处下手的，太可悲了!
      谈到这里，我觉得值得从另一方面强调一下，历史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政治的奴仆。科学总有它的独立性，有它特有的价值。历史学对人类千百年智慧的积累，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远非跟眼前一点政治效益可以相提并论。我们重视历史，首先就要从长远来关怀爱护，而不要去糟蹋它。糟蹋历史也就是糟蹋祖先和他们的精神和文化。
  
记者：是否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
田老师：没有必要纯粹站在古人立场上看待历史。事实上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不能复制出古人社会的物质背景和文化条件。你使用一个历史材料时，应当尽可能准确把握它的真实意义和它在当时的价值，但是只能说“尽可能”。把一本历史书写得特别确定，让历史问题都有定论，使人人都有同样的看法，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做不到的。人们看历史，总会有自己的角度，总会有偏差之处，“定论”本身就包含着对历史的某种歪曲。由于我们对历史还存在某些误读，所以才需反复研究。今天谈儒学，把孔子的《论语》拿出来，能找出多种解释，谁也不可能把它定于一尊。
  
记者：我们总是强调历史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否谈谈您的感受？
田老师：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解答，我这里只权就一个方面来谈谈感受。人类的智慧无非来源于这几个方面：自然、社会和历史。没有对历史的认识，就不可能把握现在和未来。成年人如果得了失忆症，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生活就很成问题，像老年痴呆一样，存活不了多久。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完全忘记过去是不可能的，人为割裂历史，歪曲历史只能是民族的灾难。历史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资源，中国历史资料丰富，是中国民族之福。问题在于如何运用这些资源。开明的民族都会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也不故意遮掩传统的消极面，并努力消除它，这也是民族智慧的表现。
  
六、教学建议：加强交流
  
记者：您对现在的教育状况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田老师：我觉得我们的大学教学中缺乏商量和讨论，课堂仍然重在灌输，讨论搞不好，交流不充分。学生在教师面前总是不大敢说自己的见解。比较新鲜的见解，不成熟的也好，错误的也好，应当敢于提出来跟老师商量，跟同学商量。曾有国外的同行教授把我邀到他的课堂上共同教一堂课。其实那就是个讨论课，学生一般不会只安于听讲而不说话。学生和老师在一起，有问有答有反复，没有顾虑和禁忌，气氛很活跃，也让我脑子里增添了一些国内听不到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教师之间的交流问题。我建议，教师提出研究课题，定期在教师们中间做学术讲演。这是教师的义务，要纳入各单位学期或学年的学术活动计划。这其实也是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一个很体面的考察，你要告诉你的单位和你的同事们，也告诉学生，这段时间你都做了什么研究，出了什么与你的教师职务相称的成果。同时也是对教研领导的考察，考察你是否尽到了促进科研的领导责任。
      北大教师不能只做知识贩子，这话是蔡元培先生说的。教师要以教学和科研作示范，教学生做学问的方法，特别是要鼓励求实的创新精神。创新必须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求实创新，在日积月累中实现超越。让更多的学生超越自己，这是北大教师应有的襟怀。
  
记者：好，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田老师!
  
   
田余庆教授简介
田余庆，男，中国历史学家。湖南省湘阴县人。1924年2月11日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今汉中市）。先后于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昆明）肄业，1950年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1985～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专于中国古代史，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尤有研究。合编《中国史纲要》，撰有《论轮台诏》、《东晋门阀政治》(最重要的代表作)、《秦汉魏晋史探微》、《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等论文。 田余庆早年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曾与金毓黻合编《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后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侧重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参加编著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获国家教委特等奖。他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

胡宝国：以学术研究为宗教——田余庆先生和他的史学研究 时间:2015年1月10日 作者：胡宝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

（2014年）12月25日清晨，田余庆先生突然走了。

最后一次见到田先生是在10月6日下午，我和陈爽一起去看他。那天师母生病躺着休息。临走时，田先生一定要叫她起来和我们告别。时间已近傍晚，因为没有开灯，房间有些昏暗，大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九十岁的老人，让人感觉有些凄凉。师母跟我说，要多保重啊。当时我还想，我这岁数还不到要“多保重”的时候吧。可是没想到，不到二十天我就心梗住进了医院。送我们时，老俩口站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肯关大门，一定要看着电梯关上门。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太正式了，正式得有些凝重。我没有和陈爽说什么，但实际上心中是有一丝不祥之感的。11月我出院后，10日晚上先生又来电话，嘱咐我多休息，不要太用功，晚上看看电视，哪怕是动物世界。他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是那么用功的人。因为住得远，很多年来我和田先生多是电话联系。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这几天，关于田余庆先生的学术贡献，网上有很多介绍。他很谦虚，曾经跟我说，我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贡献，只是研究上有些特点而已。到底是什么特点？他没有具体说，我也没有问。之所以不问，是因为我心里自认为是明白的。
  
在我看来，他在学术上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细密。我以前在《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说过：“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完整链条。”魏晋南北朝保存下来的史料少，要实现这样的追求，便不得不细密，不得不努力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是很辛苦的工作。在年近八十的时候，他还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资料更少的北朝历史，写出了著名的《拓跋史探》，真是令人叹服。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中没有预先设定的解释模式，一切从实际出发。我曾经说过，他在追寻历史线索时与陈寅恪很不一样，“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从深层次上看，他有时实际上不自觉地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宁可沉默”。在评论他的《拓跋史探》时，我又说：“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他的这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正是有了对“具体”的一再追问，使得他总能提出有自己特色的问题。我观察，一流的学者大多是如此。他们是问题的发现者。他们讨论的问题常常就是自己发现的，而不是跟在别人的问题后面讨论。
  
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往往受当时流行的理论模式影响很深。田先生也不能完全避免，他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后论”中专门有一节讨论“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正是时代的烙印。在我看来，门阀士族与“经济基础”关系不大。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代人中，他是受僵化教条影响最小的学者。一般研究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所谓“从理论出发”。“从理论出发”，提出的问题有时其实是假问题。用“理论”来解释“具体”则常常会掩盖了真正的历史原因，并进而把“具体”变成了“理论”的注脚。他很特别，那些理论他当然很熟悉，他也并不排斥理论，只是他很少用理论来解释具体问题。他提出问题、解释问题总是从史料出发，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可以说，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觉地摆脱了理论框架的束缚，从而为自己独立的思想赢得了空间。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他不是那种匠气十足的“书呆子”型学者，而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学者。他曾经告诫我们学生，研究工作中“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往往有反证。”他还说：“要注意不重要的时期，因为重要的时期是从不重要的时期发展过来的。”这些话看似平淡，但极耐人回味。我们读他的书常常感觉到很有味道。这“味道”从哪里来？我想，除了他一流的文笔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来源于他思想的深刻。他因思想的深刻而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我发现，有的年轻人写文章诚心诚意地想模仿他，但总感觉不伦不类。这是因为他那独特的思想近乎于一种天赋，而天赋当然是不能模仿的。
  
1986年，我陪他去烟台出席第二届魏晋南北朝史年会。会议期间他生病住院了。在医院病床上他跟我聊天，特别强调说，你还年轻，写文章不要追求数量，也不要追求职称，要追求境界，追求一生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次谈话对我触动很深，一直牢记。什么是境界？他没有解释。但我似乎也能明白一些，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他虽然详尽地讨论了一百年的门阀政治史，但却始终清醒地认识到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而已，因而只是暂时的，历史终将回归到常态的皇权政治。因为讨论的是东晋的历史，他的注意力当然是在南方，但全书写到最后，他却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一般研究者，常常是自己研究什么，就强调什么重要，甚至会强调到过分的程度。但是田余庆先生却不是这样。他超越了自己的具体研究，站在了一个更高处俯瞰全局，寥寥数语正展现出了一个杰出历史学家的理智与境界。
  
记得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钱锺书先生是以读书为宗教。借用此表达，我们也可以说，田余庆先生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教。有照片显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然在工作。在很多年的接触中，我对此深有感触。在我和他单独见面或者通电话时，基本话题都是在学术方面。在学术上，他的兴趣十分单纯，不计较别人反驳他的观点。我在读《拓跋史探》的书评中，曾经对他的几个观点表达过质疑。他看过文章后来电话，就这些问题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兴致勃勃，没有一点儿不高兴。关于《东晋门阀政治》《拓跋史探》我都写了书评，其中都不回避我认为的田先生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为此，网上网下都有人夸奖我。其实，我之所以敢那么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勇敢的，而是因为我了解他。他有着宽广的学术胸怀。如果他是一个狭隘的人，我是断然不会那样写的。
  
以他的学术成绩、学术地位，他本来可以活得很热闹。但事实上，在热闹的场合是见不到他的身影的。他一直非常低调。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低调是一种高贵的品格。  

田余庆：九十自述话治学 时间:2014年12月25日 作者：田余庆 来源:观察者网


我青少年的时候，颠沛流离，未能获得稳定的求知环境。平凡的家庭未曾给我书卷习气的熏陶。那时是抗战第一，个人成长也是时刻心系民族存亡。后来流亡到大后方，碰上逐渐兴起的学生运动新潮流，青年人忧心国事，痛恨腐败政治，自然被潮流吸引。
  
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在缝隙中获得的。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来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
  
我起初的落脚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此时我已经转而专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国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辈的指点下被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历史系的断代史教学工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课程。
  
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
  
学校也有科研任务。中国史的科研，风向所指，一是学术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批胡适，但持续时间不长;一是意识形态强烈的五类课题的讨论，向达先生谓之为“五朵金花”。批胡适，我被邀约，写过批判“实用主义考据学”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当时自己是初生之犊，以无知而忝列“新生力量”，但心里并非无畏。
  
我自知所懂甚少，跟着风向在政治上上纲上线，折腾一番，学术意义是谈不上的，运动过后，事情也就忘了。没想到隔了近半个世纪，谢泳先生著文涉及旧日批判胡适一案，顺便说到我，说我当年所批“实用主义考据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就是我自己后来治学的门径。谢先生的中肯批评使我自感惭愧。
  
关于“五朵金花”一类课题的研究，当时搞得热闹，我也不甘寂寞，暗自跟进，只是尚无把握，不敢张扬。我把范围选定在阶级斗争(实指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在社会形态转变中的作用这个方面。这并非新鲜问题，要想出点新鲜见解并不容易，搞不好很有可能被指责为异端。所以我着重找马恩语录来做支撑，写成了几万字的草稿，尚未完成。
  
正在此时，学校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被列入北大全校所谓批判“党内专家”(这是北大某领导人自创之词，意指以专家自恃的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什么专家)一案。那时风云骤起，被批者和批判者都不甚明白这一案是怎样搞起来的，反正是乱砍乱伐，上纲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披着理论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批判毫无理性，残酷无情。最让我吃惊的是，校领导在总结此案的大会上，竟说出如果党员中有谁再搞修正主义，就休怪下手更重的威吓语言。我预料还将在党员教师中找所谓披着理论外衣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靶子，而我手上那篇未完成的文稿正适合批判的需要，于是就此机会偷偷把它烧掉，避免后患，心想以后决不再涉此类课题。
  
下决心一烧了之，还有一个较深层的思想背景，就是批斗并没有让我明白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北大领导在总结此案的大会上训斥我们，气势很足，只是也没有说出什么是修正主义的话来。后来有点明白，就是越“左”越好。
  
在等待发落的过程中，我为了汇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取毛选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写成一篇歌颂农民战争的文章，调子很高，《新建设》杂志印成大样，准备刊出。稍后形势变化，大局调整，舆论随之降温，文章没有出炉。这一在被扭曲心态下写下的表白性的违心之言，既误人又伤己，如果发表出来，成为我自己学术档案中的一页，将会是我永远的内疚，比起当年由于无知而乱批“实用主义考据学”，性质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在全国调整时期，我在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教材这项上面抓得很紧的任务中，潜心编写古代史的两大段落，利用时机补读了一些早该阅读的书籍。这是难得拥有的平静思考而又感到充实的几个年头，翦先生是非常关切我的长者，理解我的处境，对我调适心态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只是他无从理解他自己的处境，不久以后就陷入大灾难之中，令人悲愤不已。
  
这几个年头，是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反思过程，也是认识深化过程。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不能只顾眼前。如果以务实求真为目标，真正做到以我手写我心，错了改正，这样的学术工作才能心安理得，才是为学正道。
  
我按照独立思考、务实为学的信念，改变过去浮华的路数，设想沉潜做专题研究工作，逐步推出专题研究课程，酝酿写出研究文章和著作，重新开启自己为学之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没等到迈开脚步，“文革”一来，一切变样。不过有了这几年的沉思和历练，学术理念已较为明确。只是所设想的为学之路暂时受阻，等形势稳定后再说。
  
几年理性反思使我脱离了过去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成熟了一些，懂得随波逐流的错误和危险。因此，我在十年“文革”中多少能理性地判断方向，谨慎从事，避开一些风浪，少栽一些跟头。这里我举与学术有关的两项事例。
  
正当外间盛传“劝君莫骂秦始皇”诗句的时候，军宣队带同出版社的人，找我写歌颂秦始皇的书，作为政治任务，要得很急。我知道此事有来头，不容说不。他们要的是政治，不允许两点论，学术水平不太在意。我处在困难中，只有拖延一法。拖到出书失了时效，才被允许改为写一篇论文，要在《北大学报》复刊号上刊登。
  
文章写完了，虽然重在歌颂，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两点论。军宣队的干部会上放出话来说:“北大居然还有人坚持骂秦始皇是暴君!”言外之意大家懂得，好心人为我担心，让我家人考虑眼下利害关系，劝我不要再顶牛了。
  
我当然非改不可。怎么改呢?我想到如果只图现在过关，时过境迁之后，有人以此责备我涂抹史实歌颂农民所反对的暴君，我能规避文责吗? 所以我只有斟酌分寸，删除了部分内容，在文末另加小段文字，表明秦始皇历史贡献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对此不予评论。
  
这样，妥协达成，《北大学报》登出了这篇艰难曲折中写成的平淡文章。风波过去了，我逃过一劫，避免了背负自责的包袱，舆论也能理解我的苦心。事后回思，我把那时能侥幸争得这种妥协视为自己坚守务实为学的小小的得意之笔。
  
务实为学，还有一个事例。在评法批儒高潮中，我被约为《历史研究》复刊号写文章。  

此时曹操作为法家皇帝正被热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还有点话可说，于是写成《袁曹斗争和世家大族》一文。  

审稿过程中，风闻有较强烈的责难，我没有太在意。我猜想责难可能是在曹操兴于法而终归于儒这一见解上，这一学术见解如经恶意歪曲，可能触犯大忌。但我知道，按曹操情况，不崇法不能起家，不入儒不能治国，此见解既有史料根据，又有前人研究可供参考，所以我敢于坚持。
  
此文刊出时用小字排印，附在一篇大字排印的工农兵群众歌颂曹操文后，可以被理解为一篇供批判用的反面文章。我当时对此有点懵懂。后来全国政治大局有了急速转移，舆论重心随之大变，此文居然躲过批判。
  
多年以后，清华的刘桂生教授告诉我他所知审查此文的幕后情况，颇为详尽曲折，也算是我所知关于此文的一点小小掌故。曹操一文的论点、思路和方法，实际上都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这在当时并不是自觉的，却对自己以后的学术工作长期起着作用。现在我把此文选入本卷书中。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学术上重新上路时，自觉还略有余热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误。
  
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  

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
  
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我是以教书为乐的，所以我把备课与科研结合起来，教学促科研，科研为教学。我觉得这是我发挥余热的合适而有效的途径，我循此走过十好几年。后来一场大病剥夺了健康，教课暂停，科研还勉力维持，只是节奏慢了下来，思维能力退化。八十之后，沉潜的研究是全无力气了。
  
勾勒自己的学术人生，觉得在学术上能发挥一点光和热，主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为时已经不早了。1991年我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说:  

十余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注:这是指杨绛先生为《围城》出版事问钱钟书先生的话，当时为避攀附之嫌而未举名字)，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
  
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我用旧日写的这段话来结束新的自序。我想强调一下其中的关键词，首先当然是“宁恨毋悔”。此外，“晚学之憾”和“自知之明”也要强调，“晚学”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学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这是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