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勇 “优秀语文教师”成长记 文/张泽勇 张泽勇,重庆八中教科室主任,语文特级教师,研究员;全国中语会理事,重庆市中语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重庆市首批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22 年前的7 月,我结束了大学生活,带着一大堆杂乱的行李,用学校发给我的免费车票,坐上一列绿皮火车,向我从来不曾来过的重庆出发。上车的时间是傍晚时分,昏黄的天底下,我们用夸张的仪式告别大学生活,但熟悉的城市没有理会我们,依然一派热闹。我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全是同我一样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重庆的同学,伤感中带着兴奋。伴着车厢中叽叽喳喳的喧闹声和火车在铁轨上发出的有节奏的沉重声响,我一夜无眠。 那时我们还不能体会到这其实是一趟承载我们命运的列车。 早晨火车停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走出车站,我好奇地打量着传说中的重庆。在还是工地和灰尘飞扬的出站广场,当我抬头看见高耸的两路口“山顶”,由成都北火车站宽阔的站前广场形成的关于“城市”的记忆一下子转化成无尽的失落,我突然生出一份后悔。 于是,虽然市教委就在爬完火车站旁一排石阶便可到达的“山顶”,我还是托一个同学将我的资料交给市教委算作报到。便在一个熟悉重庆路况的同学的指引下,在火车站旁边的汽车站买了一张车票回家去了。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回忆这些场景,我只是想表明:一开始我其实没有做教师的理想。 新教师公开课 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 到家的第二天,我接到了接收单位的电报。在父母的催促下,我又匆匆赶回重庆。想来这就是命,我似乎注定属于教师这个职业,逃不开。 当我辗转找到学校的时候,学校已经放假。后来我才明白,之所以催我回来,因为重庆八中有一个传统,新教师要上公开课——面对领导和教研组的资深教师,但没有学生。定的讲课内容是《拿来主义》,经过了一上午的准备后,我开始了第一次职业讲课。那年的夏天特别炎热,空空的教室里我挥汗如雨,二十分钟不到,也不知是谁让我停下了讲课。我满脸的坦然,因为不想做教师,当然无所谓讲得怎样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接受过多次上课后的点评,甚至在远远超出学校规模的场景下接受学界专家名师的点评,但真正让我不能忘记的依然是我人生中第一节课堂接受的点评,因为那个炎热下午,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我在挥汗如雨中享受了一场真正的关爱。当时的校长杨盛林(后来知道他是化学教师出身)说我声音洪亮,感情充沛,是一个语文教师的料子;特级教师、后来被校长指定为我“一帮一”师傅的郑树棠老师评价我对文章有自己的理解,思路清晰,对关键字句挖掘到位,当然也指出我板书中的错误;当时的教研组长、特级教师陈秉文老师评价我语文专业功底不错,像一个语文教师…… 当时评课的时间在45 分钟以上,但评价的语言我能够记下来的就是这些。因为这些现在看来或许只是为了鼓励我的语言,让我居然一下子升腾起“飘飘然”的感觉,一下子忘记了火车站留下的沉重打击,陡然树立了自己“做教师”的信念!而且不知是我自己“年幼无知”,还是我自己在大学旁边的茶馆里看录像《上海滩》时激发起的“英雄情结”起了作用,我竟然还暗暗有了一个理想: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对那天参加评课的老师心怀感恩,我一直对早已退休的杨校长、郑老师、陈老师怀着尊敬,因为他们也许并不客观的鼓励不仅改变了我的观念,更是塑造了我的人生。甚至在后来的语文教学中,虽然也遭遇过学生的对抗,面对过努力上课之后学生考试成绩不如人意的尴尬,经历过公开课被批评得一无是处的幻灭,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优秀语文教师的气质”,没有熄灭心中的理想,没有放弃坚守! 高三“升级”危机 语文课只有“别人”的影子 我踌躇满志地开始了教师生涯。在好几年的时间中,我一直觉得教语文其实很容易。一方面,自己在大学里还算是用功的人,广泛阅读积淀的文学素养让我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八中有优秀的教师和团结的风气,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听到老教师的课。 那时的重庆八中语文组能人甚多,在听课中,我既获得了“这个年轻人勤奋”的名声,更省却了自己备课的艰难。于是语文教学所谓的备课,在我开始的两年里无非就是将教参(现在是《教师用书》)中相关内容看看,再将我听课获得的内容组合进去,写成一个详尽的讲稿,便大功告成了。上课的时候,只需要照着教案准备的内容给学生讲下去甚至是“背”出来,加之我在写教案讲稿的时候,喜欢把语言准备得富有文采,所以我的课是不愁学生不听的。 那时候八中教师使用的教案本还是直接从文具店买回来的一本本称作“硬面抄”的笔记本,每本100 页,开学时候每人一本。当你写完一本的时候,只需拿到总务处保管室的老师那里登记一下,就可以新领一本。一般来说,老师每学期一本就够了,但我每学期都要用完三本。所以期末教务处检查教师教案本的时候,我总能够炫耀地拿出三本,总能够得到“优秀”的评价。 也许我就这样做一个语文教师也是可以的,也能够在讲台上一天天走下去。但是,这样的平静在第三年的时候遇到了挑战。 那时候我带的班级升入高三年级了,我也认为我顺理成章应该和我的学生一起“升”入高三。但消息却是:“我可能不会上高三了。”我开始坚决不信,但越来越被确认为那就是事实。 再次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郑树棠老师,是他帮助我度过了那场危机,让我最终“升”入了高三年级。但我更感谢的是郑树棠老师给我真诚的指点:我的语文课只有“别人”的影子,缺少自己的理解,所以讲解不透,训练漂浮,学生落实不好,学生高三考试效果不敢保证,这是有人不愿我上高三的原因。郑老师告诉我一句话:语文教师一定要有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有自己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规划。 走在解决问题的路上 语文教师教“自己”的内容 为了不辜负郑老师的“拯救”,也为了证明自己“优秀语文教师”的自信,我不得不开始调整自己了。我依然听课学习,但我不再愿意炫耀“一学年听课100 余节”,我听别的语文教师讲课的内容,更开始揣摩他们讲这些内容的原因;我不再看教参,改看《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学通讯》等教学杂志中的课例及相关文章;甚至我到学校的图书室中将《高中语文优秀教案集》一类的图书全部借阅。这样做固然因为我憋了一口气,更关键的是一心想要解决一个问题:语文教师教学时“自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也许直到现在,我依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正是在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我养成了几个习惯。 我不看《教师用书》,强迫自己老老实实理解每一篇文本。当我们的教学不知不觉进入网络时代,查阅教学资料更加方便,教学资料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依然坚持着只在自己读透了文本之后,自己确定了教学内容之后,才会接受相关的教学资料的习惯。也是这样的习惯,我逐渐领悟了语文教材阅读教学的“文选性”特征,明白了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的真正含义。 我不停地研究问题。因为想解决语文教师有“自己”内容的问题,我遇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阅读教学时候是把这篇文章讲清楚就行还是应该有别的任务?语文教学的阅读和一般社会性阅读是否相同?教师把自己领悟的内容如何与学生的理解结合?这些问题迫使我开始了漫长的求索,使我逐渐有了自己的观点,教学逐渐变得实在,教学效果逐渐变得有了起色。当然也使我有机会写出了一些经验也罢反思也罢的所谓论文,使我在评职称的时候顺利过关。 回顾差点不能“升入高三”这段经历,我其实是满怀感激。这场本来是出于对教学质量保证的人事变更带给我的却是对自己教学行为的警醒,让我开始矫正自己教学的方向,帮助我走出了“自以为是”,迫使我明白教学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迫使我的教学有了一份实在和自我。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的教学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学效果也越来越有起色,再也没有出现“不能升入高三”的困窘,我的学生升入名牌高校的人逐渐增多,我开始满足起来。 不惑之年的警醒 语文教学不只是为了把学生送入理想大学,更要为学生人生发展奠基 有一年10 月,我到北京学习,正在大学学习的学生纷纷前来看我,回忆起高中的欢乐时光,一派欢快。言谈之间,我知道我是他们尊重的老师。虽然当时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但仍然觉得这样的语言很是受用,和他们一起找到一家简陋的川菜饭馆,高兴地喝了起来。 当师生都略有醉意的时候,语言便更加大胆起来。紧挨我左手的是清华大学的大三学生, 我是他的班主任,当然也是他的语文老师。当年高考,他的高考分数是我校的理科第一名,全市第三名,也是当年我校平行班中唯一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他能够升入清华就读,语文功不可没,他也是我教学的骄傲战绩。当宴席氛围渐入高潮之际,他突然对我说:“老师,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我还是对你有意见。”我赶忙追问原因,他说:“你教会我高考获得一个好分数,但你没有考虑我将来怎么办。现在大学就要毕业了,我突然觉得自己除了读书似乎一无所知。” 我当时回应他的话语已经不记得了。但他略带醉意的放肆却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经,我突然明白自己那么多年的努力,真的只是为了把他们送进一个理想的大学;突然明白自己的教学真的陷入了“应试教育”的狭小空间,我开始了又一次深深的自责,《触龙说赵太后》中的一句话“父母之为子则为之计深远”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没有为学生的长远考虑,自认为的成绩其实只是为了我的发展,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有了最大的“疑惑”。 我应该感谢这位优秀的学生,因为他的这一席话带来了我的又一次改变,让我开始思考教育的真正目的。他让我知道高考只是学生人生之路上的小小的驿站,大学只是他们漫长人生中非常短暂的一段而已;他让我明白教学不仅要为他们升入大学努力,更要为他们人生的发展奠基。于是我的语文教学当然就不能只是考虑自己能够“升入高三”,而应该考虑学生文字敏感力的提升,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关注学生人格的发展。于是在这样的警醒中我明白我的“优秀语文教师”的理想真的是那样遥远,明白了我没有办法停下求索的脚步,明白了我永远只能在路上! 来源:《今日教育》2014年7/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