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苑：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5—1915）

管季超0712

毕苑：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5—1915）

作者：毕苑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3月

     晚清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是通过引介欧美教育和全面学习日本这两个阶段初步完成的。尤其是日本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一般研究者皆持肯定结论。本章希望以晚清和民初的汉译日本教科书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细致探讨师日浪潮中中国人对日本教科书的翻译状况，以及它对中国新教育产生了怎样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希望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理解。

     
     汉译日本教科书的出版和在中国新式学堂中的使用，是晚清以来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但是迄今为止比较缺乏对它整体状况的研究。就资料而言，在一些近代资料集和报刊中多少都有论述，比如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补编），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还有《学部官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不过这些有限的论述比较零星散乱，尚须从中爬梳检选。
   
     不过在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中，已有学者把汉译日本教科书放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
     
     这方面首推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部著作1960年初版于东京，有专章论述“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其中涉及汉译日本教科书的一些情况1。著作立足点在于“留日学生的译书与中国的教科书”，范围较“汉译日本教科书”更为宽泛，同时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译书的著者、译者、出版机构及时间等具体分析失之简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黄福庆所著《清末留日学生》也较早探讨这一话题。著作用一章笔墨描述留日学生的文化活动，“译书活动”一节介绍了几个重要翻译机构，其中教科书译辑社、会文学社和国学社等，都是以翻译编辑中小学堂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机构。此著例举了二、三十种书目，做出了较具体的评述。2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成果是谭汝谦先生的《中国人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这是一部集大成的扛鼎之作，其5767种书目一直是后来研究者的重要参考。3但是他仍然声明：“尚有许多译自日文的中小学堂教科书，由于著者译者俱不详，我们的目录没有著录”，他一再慨叹，“清末国人编译之教科书，大都与日文书有密切关系，可惜缺乏资料作进一步之查考”4。陈应年紧随其后，对谭汝谦先生的目录核对统计，进一步分析。他的《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一文，对于分析教科书译介的思想史意义有较多启发。5汪向荣先生著《日本教习》发现了汉译日本教科书在清末应用的广泛性，但注意力主要在教育制度的移植和学习。6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教授著名的“黄金十年”论，强调新政时期中国向日本的借鉴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重要意义。他敏锐地指出，“在各类翻译材料中，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他的《新政革命与日本》视野宽广，吸收大量中文、日文资料，对中小学堂汉译日本教科书的价值阐发准确。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苏云峰的著作《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有许多独特的史料和精彩的分析。著作谈到三（两）江师范学堂的教科书及教材供应问题，由于该学堂本身就是一所借助日本教习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场所，此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汉译日本教科书的微观世界。8还有李孝迁著《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著作对于支那史、东洋史的介绍十分细致，并有汉译历史教科书的统计，对于从历史学科角度理解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给人启发。9
     
     还有一些教育史领域专家的研究值得参考。田正平在较早时候曾有论断，“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类学校高、中水平的教科书大都是直接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或主要是根据日文本编写的”。10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及郑金洲、瞿葆奎著《中国教育学百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各自列出了一些汉译日本教育学教科书目，也有参考价值。
     
     本研究有幸建立在众多先进成果之上，希望把汉译日本教科书置于清末民初文化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中来理解，一方面推进资料积累，另一方面呈现汉译日本教科书在教育制度转型链条中的位置，发掘其所兼具的文化传播和构建常识的价值。作为本文立论基础的是笔者开列的汉译日本教科书书目（见附表），时间集中于汉译日本教科书发展高峰的1890至1915年，它来源于近代相关资料文献和论文、著作等研究成果，更兼搜罗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等地馆藏近代教科书原本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