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小学的兴衰起伏

管季超0712

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小学的兴衰起伏

■程天君   王   焕

摘   要：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过程，乃是乡村小学从无到有、由少而多，进而由盛转衰的过程。文章通过文献归纳、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把乡村小学的兴衰变迁划分为兴起之初（1901-1949）、曲折发展（1949-1997）、走向衰落（1997-2014）三大历史时期，由此追溯中国乡村小学的历史脉络，探寻中国乡村小学的未来走向。从最初的强行植入到今天的强力拔出，乡村小学之于乡村社会犹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兴衰变迁只经历了短短一个世纪。这是时代的命运，更是政府的“宏图”。乡村小学的急剧衰落令乡村学生和家长承受诸多伤痛，形成“城挤、村空”的教育局面，而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则变得愈加衰败，“空心化”、“荒漠化”现象更加严重。故乡村小学不可一刀切式地裁撤，而应该尽量采取“保守疗法”，着力保护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农村教育。
关键词：乡村小学；文字下乡；文字上移；教育社会学
项目基金：本文系江苏“2011计划”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8-0003-10
作者简介:程天君，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王焕，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7）。
“文字下乡”与“文字上移”是两个相对的命题，分别指乡村学校在其兴衰过程中的轰然兴起与急速衰落，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历史进程。“文字下乡”命题经由费孝通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出，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一种概括，[1]这一运动企图使愚昧落后的乡村汇入现代文明的洪流，是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一种趋势。“文字上移”命题则由熊春文提出，是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受“农民的离土趋向”与“政府的土地财政”之双重驱动而出现的“乡村学校消失”这一新趋向的一种解释。[2]“文字下乡”①，是近代以来国家实现现代化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村小学在此过程中一直被国家当作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基本工具。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教育在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完成现代化之前却因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民间称“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而滞留于中途，出现了“文字上移”的新趋向。从整个历史脉络来看，乡村小学的兴衰变迁可以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期：兴起之初（1901-1949）、曲折发展（1949-1997）、走向衰落（1997-2014）。
一、兴起之初（1901-1949）
在乡村社会建立传播现代科学和社会知识的学校教育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实现现代化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文字下乡”的理念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但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进程在清朝末年创设新式学校之时就已经悄然启动，而后经民国政府和乡村教育者的诸多努力得以推进。新中国成立之前，乡村小学已经在乡村社会生根发芽，成为中国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清朝末年
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清政府统治风雨飘摇，被迫采用“新政”，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1901年8月，清廷颁布《兴学诏书》，要求“各省着原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3]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西方学制为蓝本的新式学校教育制度。1905年，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清政府“新政”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鼓励和推动了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校的极大热情，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一般快速增长。据统计，1904年，全国共有小学34650所，学生918586人，而1909年全国小学数量增至51678所，学生数量增至2793633人，[4]五年之内，全国小学数量增加了17028所，学生数量增加了2倍有余。同时，通过改良旧有私塾、利用破庙古刹等创办新学的形式，新式学堂也开始涌向中国乡村。值得一提的是，随着19世纪末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比较新式学堂，教会学校更早一些发挥普及教育的作用，并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当时教会学校遍布东南沿海城乡地区，在传播宗教价值观的同时，也教授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外国语言等学科知识，而且早期教会学校一直把贫家子弟作为其主要教育对象。
新式教育是现代社会理性设计的制度之一，其主要框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引进的，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学校管理上，都显得与“愚昧落后”的乡村社会格格不入。当20世纪初新式教育借助于国家力量强行进入乡村社会时，它往往被看成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加上乡村社会各种势力之间利益关系的博弈，新式学堂也遭到了乡村社会的强烈抵触，全国很多地方出现毁学风潮。[5]所以，此时乡村小学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规模普遍偏小。
（二）    民国期间
中华民国成立后，清朝末年设立的新式小学堂，根据1912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全部改称小学校。南京国民政府分别于1912-1913年、1922年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这两个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并大大推进了“文字下乡”的进程。[6]其中壬子癸丑学制规定，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增加国文、算数、手工、美术、自然科学等课程，并确立单轨制的学校教育系统。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小学校令》47条，要求各地设立新式小学，彻底取消府州县学、庙学、科举及地方社学，并将原来在乡村盛行的私塾经过改良之后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这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了民间兴办新式小学的积极性，新式教育逐步深入到乡村地区，县级以下新式学校和在校生数量飞速增长。据统计，到1915年直隶155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新式学校2个，1000-5000的52个，500-1000的51个。从全国范围来看，1911年全国小学生为2795475人，1930年则增加到10948979人，增加了近3倍。新式学校深入乡村社会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7]虽然此时乡村小学的数量仍然较少，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小学教育制度，已经开始扎根乡村社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发展最活跃的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和著名教育家如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卢作孚、陶行知等，满怀教育救国热忱，致力于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改造，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他们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和优厚的待遇扎根于乡村社会，不辞辛劳“给乡下佬办教育”，在落后贫困的乡村社会兴办了一大批新式学校。然而当时的乡村教育运动并不仅仅止于现代普及教育的“文字下乡”，而是着眼于整个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造与建设。这种以挽救乡村破败命运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被称为“晏阳初模式”。[8]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现代初等教育的发展得到稳步推进，并逐渐定型。全国小学数量除1933年和1934年比前年度略有下降而学生数量依然上升外，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从1935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义务教育，在乡村社会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简易小学，学生数量增长非常之快。据统计，1929年，全国小学共有212385所，学生8882077人，而1936年增加为320080所，比1929年增加了50.71%，学生数达18364956人，比1929年增加了106.76%。[9]可以推测，乡村小学的发展对此增长应该具有一定的贡献。短期义务小学修业年限为一年，每日授课2小时，主要教学短期义务小学课本和珠算、农业知识，不收学费和书籍文具费，以两年制师范生担任校长与教员，经费主要来自省级补助、县级拨款和区、保自筹。[10]此时的小学教育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相对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还是比较落后的，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差，学龄儿童尤其是女童入学率很低。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小学数量有所减少，办学规模也有所缩减。从统计数据看，1937年全国小学数由1936年的320080所骤降为229911所，学生数由1936年的18364956骤降为12847924人。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小学数量才有了一定幅度的回升，增至269937所，学生数增至21831898人，[11]学校规模也有所扩大，由1937年的平均每校67人增为每校81人。从全国小学数量变化中也能反映出乡村小学在战火纷飞中的举步维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实行政教合一，规定国民教育机关与基层政治组织相互配合，且县级政府开始在教育经费方面对乡村小学有所协助，并实行儿童教育与民众教育合流，在国民学校分设儿童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个部门。同时，在解放战争的戎马倥偬之际，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府便注意在解放区兴办教育，先后接管、创办了众多的乡村小学，学生学习内容除国统区老课本外，还有民主政府新编的土改教材，对解放战争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整个民国政府期间，中国教育现代化留下了“之”字形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在艰难曲折中显现出历史的选择和进步，[12]乡村教育亦如此。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1946年，全国已有小学290617所，学生23813705人。[13]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和人民民主政府对乡村教育的大力扶助，这其间乡村小学应该占有相当的比重。无论过程有多艰难，新中国成立之前，乡村小学这轮红日已经从乡村社会的海平面上缓缓升起。
二、曲折发展（1949-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府开始对旧有的乡村教育进行接管和改造，并试图在每个村庄建立一所小学校。经过近50年的曲折发展，基本上实现了“村村有小学”的教育格局且渐趋稳定，满足了广大农村儿童在家门口接受初等教育的基本权利，故而国家“文字下乡”的现代化蓝图近乎完成。可以说，上世纪整个90年代，基本上所有的乡村小学都是欢声笑语、书声琅琅，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穷困的乡村社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教育进入体制转型与高速扩张时期。建国伊始，新政府对国民党统治区旧有的中小学校采取接管、接受和接办的“三接”政策，然后逐步加以改造，同时具有正规建制的教育机构也伴随“政权进村”而深入乡村社会。这一时期，政府在接收大量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同时，开始在中国社会最基层建立更多的村落小学。1949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七条规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义务教育。这一年，全国农村出现了办学热潮，许多知识青年利用破庙古刹、民房茅屋，因陋就简办起了很多小学。1950年，新政权公开宣称在每个村庄建立一所民办学校。[14]由于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生活有所提高，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知识，更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适合当时情况的方针政策，1951年至1952年全国的小学教育事业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各地为适应特殊需要，实行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灵活地举办二部制的小学、季节性的小学、半日制的小学和巡回制的小学，或者开设早班、晚班。至1952年，全国小学的数量已经由1949年的34.68万所，增加到1952年的52.7万所，增长了51.9%，学龄儿童入学率也由1949年的20%左右上升到49.2%，工农子女已占在校生总数的80%，[15]乡村小学已经成为中国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53-1957年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农村教育体制随之发生重大变革。1957年教育部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明确提出，小学教育的发展必须打破国家包办下来的思想：在城市，要提倡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在农村要提倡群众办学，并允许私人办学。因此，全国很多乡镇开始建立中心小学，成为“公办小学”，然而更多的是在村里设立的“民办小学”，由表1可以看出，仅1957年一年，全国小学数量就增加了1.83万所。
1958年，“大跃进”运动把农村教育发展带入“跃进”状态。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小学教育的发展方针概括为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社队办学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在“大跃进”影响下，1958年全国小学数量达到77.68万所，比1957年的54.73万所增长41.93%，小学在校生人数比1957年增长34.41%，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到80.3%。[16]受当时“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全国各地冒进和浮夸之风盛行，造成乡村小学的数量和在校生数量极度膨胀，存在的问题也更为突出，诸如办学条件简陋、教师资源短缺、学生流动量大、巩固率低、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等等。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开始对1958年以来的盲目办学现象进行反思，并着手对农村教育进行整顿，条件较差的乡村小学被迅速停办或撤并，全国乡村小学数量明显减少，小学教育进入巩固提高阶段。1964年初，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提出在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积极发展小学，特别是简易小学，解决贫下中农子女入学问题。1965年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要求农村教育实行全日制小学和耕读小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一时期，农村教育尤其是耕读教育得到飞速发展。1965年小学在校生人数已达11620.9万人，比1964年增加28.3%，比1962年增加67.8%，196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84.7%，超过了1958年，其中耕读小学在校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21.7%。[17]由表1注解可知，1965年全国乡村小学的数量已经猛增至162.5万所，成为中国历史上乡村小学数量最多的一年。

表1    1949—1965年全国小学数量统计（单位：万所）

（一）1949—1956年部分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34.68	38.36	50.11	52.70	51.21	50.61	50.41	52.90

（二）1957—1965年部分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54.73	77.68	73.74	72.65	64.52	66.83	70.80	106.60	168.19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表中数据经整理而成。由于1949—1965年期间大部分乡村小学数量无实际数据可考，又因乡村小学数量占全国小学数量比例之高（在当时可考的数据中大部分年份均高达95%以上，如1962、1963、1964、1965四年全国乡村小学的数量分别为63.7万所、67.5万所，103.1万所和162.5万所，分别占当年全国小学总量的95.32%、95.34%、96.72%和96.62%），故1949—1965年全国乡村小学教育发展情况可从全国小学教育发展情况之中得到反映。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教育革命”随之展开，各级学校管理秩序和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这一年，几乎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小学教育自流，耕读小学停办。即使在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之后，由于整个社会的混乱局面已经失去控制，学校正常的管理秩序很难恢复，全国多数小学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大量学生仍然流散在社会之中并无返校上课。直到1967年10月14日、10月25日和11月26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后，各地中小学才逐渐开始复课。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教育组长侯振民和马集小学教师、公社教育组成员王庆余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公分。根据“侯、王建议”，农村小学自此开始实施“民办公助”，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1971年7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小组成员时指出：要普及小学教育，“这是一个大政”。由于周总理的倡导，《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在“教育革命”浪潮席卷下，中央进一步明确强调了农村教育办学的方针是“开门办学，群众办学，依靠群众”，提出要改变农村小学的办学体制。很多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这与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目标非常相似。一时间农村初等教育急剧扩张，乡村小学“遍地开花”，数量飞速膨胀。很多地方受狂热的政治鼓噪，不顾实际条件在小学之上附设初中班（俗称“戴帽学校”），又把原来的初级中学提升为高级中学。从统计数字看，这一时期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生升学率得到史无前例的大幅提升，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从1962年的56.1%上升到1976年的97.1%；同期小学生的升学率从42.6%上升到94.2%，其中农村地区的升学率从32.3%急速提高到93.1%。[18]但此时的普及教育却是低水平的，教师文化素质不高，学校教学质量较差，学生的巩固率也很低。另外，在农村采取小学“戴帽”的办法来发展中学，不但挤占了小学的师资（由于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抽调至中学，小学就不得不从社会上招收不合格的教师到学校任教），也挤占了小学的空间和设备。到1977年，附设初中班的小学还有202097所，占全国小学总数的20.57%。[19]总之，十年动乱中，全国的小学教育事业尤其是农村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

表2    1971—1977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统计（单位：万所）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93.1	97.3	99.6	101.6	105.7	100.8	94.9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表中数据经整理而成，其中1966—1970年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变化无具体数据可考，但其间全国小学数量分别为100.70万所、96.42万所、96.06万所、91.57万所和96.11万所，相较于1964年的106.60万所、1965年的168.19万所，“文革”初期全国的小学教育事业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三）改革开放至90年代末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政府重新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逐渐撤并一些不合办学条件的乡村小学，砍掉许多在乡村小学之上附设的“戴帽初中”。与此同时，农村教育的重心转移到普及和提高小学教育上来。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国要在80年代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全国应力争在1990年前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并规定“普及初等教育的规划和措施，要落实到县和区、乡、社队。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参照教育部制定的基本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普及的具体标准，并对已经达到普及标准的县（市、区）检查验收”。[20]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农村为了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办学形式非常灵活，除全日制小学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简易小学、教学班组（包括半日制、隔日制、巡回教学等）、教学点和寄宿制学校。随着基础教育结构调整，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被合并或停办，全国乡村小学总数虽略有精简，但多数农村地区普及小学教育之网已经基本形成。1984年，在全国2080个县（不含市和市辖区）中，有1388个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或超过了95%，有393个县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部门的检查验收，达到了普及小学教育标准的要求。[21]1985年全国乡村小学的数量为76.6万所，行政村的数量为94.1万个，平均每个村庄0.82所小学。此时，中国农村基本上形成“村村有小学”的教育格局。

表3    1978—1985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统计（单位：万所）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91.6	89.0	88.3	85.8	？	？	？	76.6

注：1978—1981年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表中数据经整理而成，1982—1984年的全国乡村小学数量无具体数据可考，《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中只录有1982—1984年的全国小学数量，分别为880516所、862165所、853740所，表中1985年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1985—1986）。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是我国农村教育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1985年5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从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全国分三类地区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并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制度。为了保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其中规定，“除了国家拨款外，乡镇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附加费”，[22]农村义务教育从此进入了“乡办教育”时期。曹锦清通过在河南农村的大量调查得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河南省大部分乡镇用在教育上的财政开支高达三分之二，[23]个别地方比例甚至更高。198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党和国家对义务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各地办学的积极性，各级政府逐年增加了教育基建投资和教育经费。然而由于乡镇一级财力有限，集资、借贷建校便成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致使摊派在农民身上的税费负担大幅度增加。由于各地政府十分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此时基本上做到了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然而此时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已经实现的普及教育还只是初步的、低水平的、不平衡的并且是不稳固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行，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相应的农村学龄人口逐年减少，又由于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建设成为神话，中国村庄的数量也在逐年减少。据考查，从1985年到2001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从9407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24]鉴于此，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逐步撤并了许多生源偏少、维持困难的学校，乡村小学数量虽有下降，但大体上能够保持平稳发展。从表4可以看出，1996年全国共有53.5万所乡村小学，相对于1996年全国74.01万个行政村而言，每个村庄仍然维持有平均0.7所小学，加上当时教学点的数量（由表6可知1997年全国约18.70万个教学点，估计1996年全国教学点个数与此大致相当），中国农村“村村有小学”的教育格局基本稳定。而且此时的乡村小学大多是由村民多方集资甚至负债而建立起来的，凝聚着村民的汗水和希望。

表4     1986—1996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统计（单位：万所）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76.30	74.40	72.53	70.50	69.72	64.07	61.27	58.5	57.17	55.86	53.53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系列丛书（1987-1997），表中数据经整理而成，小数采用四舍五入法。

三、走向衰落（1997-2014）
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文字下乡”的制度化进程大致走过了近百年的时间，乡村小学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多到精，逐渐深入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现代学校的乡村小学，已经成为深入村落中的“国家机构”[25]和国家培育人才的工厂，不仅承载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负载着村落中父辈们的殷切期望，还承担着乡村社会文化教养的重任，对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纷纷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村落进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寻求就业机会，乡土社会惊现重大变局。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土地的魅力日渐式微，农民的生活重心逐渐远离村落，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一个人的村庄”。[26]“离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行，乡村适龄儿童数量逐年下降，直接导致乡村小学生源日益减少。尤其是在2006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之后，县城小学开始放宽对乡村学生入学条件的限制并免收学杂费，很多农村家长纷纷把孩子送进县城读书；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快，乡村社会随迁就读的流动儿童数量也在逐年递增。这一切导致乡村小学生源锐减，数十万乡村小学在社会变迁中逐渐沦为“空巢”，甚或自然消失。
以下是笔者实地考察的一所中部地区普通乡村小学（魏桥小学）②的情况：
魏桥小学位于魏桥村委会所辖的两个自然村之间，是一所拥有50年历史的普通乡村小学，现占地面积4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2013年秋季入学时魏桥小学共有教学班6个，学生92人，教职工（含校长）12人。魏桥小学现有的两层现代化教学楼是在2004年时由国家出资50万元建成，上下共有12间教室，且每间教室均按可以容纳45名学生的标准修建。如今偌大的教学楼除其中6间用作教室，还有一间用作教师公用办公室外，其余5间全部闲置。50年来，魏桥小学在时代变迁中经历了艰辛建校、曲折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成为中国数十万乡村小学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
魏桥小学始建于1964年，校舍共经历4次变迁，占地面积逐渐扩大。最初被称为“耕读小学”，由魏桥村委会集资，村里稍有文化的魏广州等人发起成立。是年，学校招收学生30余人，在庙里办学，桌凳全部为泥质，条件极为简陋。其招收对象主要是本村的儿童，也包括成年农民。上世纪70年代初农村社会开始进行扫盲教育,耕读小学搬迁至现魏桥村委会所在地，并开始印发正式课本，名为《农村识字班》。1975年左右，魏桥大队开始在魏桥小学附设“戴帽初中”，村里学龄儿童入学率提升，但是教育质量却极为低下。1977年国家恢复招生考试制度以后，入学儿童逐年增多，校址改迁至魏桥大队林场，并砍掉“戴帽初中”，易名为“魏桥小学”，校名一直沿用至今。1982年当地县教育行政部门开始整顿农村教育，并对辖区内乡村小学逐一进行备案。是年，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开始转正，由各乡（公社）下发教师工资。当时魏桥小学全校共有6个教学班，每班大约30余人。1990年魏桥小学通过集资基本完成“六配套”（教室、课桌凳、院墙、操场、大门、厕所）建设。1995年左右，魏桥小学在校生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约有520人，同时办学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快，魏桥小学逐步走向衰落。2000年，魏桥小学在校生总数已不足300人。此后几年生源逐步萎缩。2010年时魏桥小学在校生约有180人，2011年、2012年又分别递减为146人和130人，截至2013年秋季入学时其在校生数量已经骤减至92人，处处弥漫着“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无奈与悲哀。
魏桥小学的衰落并非个案，而是数十万乡村小学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个缩影。随着乡村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快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乡村儿童到县城就学或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到城市读书，乡村小学正在慢慢沦为“空巢”，这一点从魏桥小学所在的李原乡现存乡村小学的生源规模中也能得到反映。截至2012年，在李原乡现有的15所小学中，生源规模在400人以上的小学仅有2所，300人至400人之间的小学只有1所， 200人至300人之间的小学有4所；100人至200人之间的小学有8所。据李原乡中心校校长反映，整个李原乡小学生数量最多时达到14000多人，校均规模为700人左右，到2012年时全乡小学生数量只剩下3331人，校均规模仅为222人。可见，乡村小学的繁荣已经成为过去。在此情形之下，布局分散、规模较小、设施落后、教育质量差等乡村小学原本存在的一些矛盾也变得更为突出。乡村教育在与城市教育相抗衡中，尚未较量便已败下阵来。
面对乡村小学逐渐衰落这一趋势，国家开始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生源偏少、办学条件差的农村学校进行大规模撤并。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27]而自2001年开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开始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和管理体制。但是县级政府自1994年全国实行“财权上收、事权下划”的“分税制”，特别是2006年全国推行的税费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十分有限，故此县乡政府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经济主义”思维便在政策执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加上各地政府政策执行力度“过猛”，致使中国数十万乡村小学在“撤点并校”的狂风骤雨中瞬间消失。由表5可以看出，从1997年至2012年的15年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减少了35.80万所，减幅达到69.79%，这意味着平均每天就要消失65所乡村小学，平均每个小时就有3所乡村小学在消失。根据表5、表6、表7推算，2011年全国平均每个村庄只有不到0.3所小学，即使算上教学点，平均每个村庄也只有不到0.4所小学。仅仅十余年间，中国农村“一村一校”的教育格局就被完全打破，沦为“三村一校”的窘迫之境。目前很多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是一个乡镇一所中心小学的教育格局，教育重心已经逐渐退出乡村，上移至乡镇和县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失衡。2012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报告《十年“撤点并校”，农村小学减少超五成》指出，即使在全国小学学生数量减少基本停滞后，农村学校撤并仍然在以巨大的力量和惯性快速推进，严重背离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实际需要和初衷。[28]照此形势发展下去，不久之后乡村小学这条美丽的风景线将从乡村社会中完全消失。随着乡村小学的大量消失和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城，全国已经呈现出“城挤、村空”的教育格局。

表-5    1997—2012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统计（单位：万所）

（一）1997—2004年部分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51.30	49.31	46.85	44.03	41.62	38.40	36.03	33.73

（二）2005—2012年部分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31.68	29.50	27.16	25.30	23.42	21.09	16.90	15.50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教育统计数据，表中数据经整理而成，小数采用四舍五入法。其中2008年乡村小学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年度统计数据。

表-6   1997—2012年全国教学点数量统计（单位：万个）

（一）1997—2004年部分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18.70	17.90	16.54	15.75	11.04	26.00	24.58	9.81

（二）2005—2012年部分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9.29	8.76	8.31	？	7.10	6.54	6.10	6.25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教育统计数据，表中数据经整理而成，小数采用四舍五入法，其中2008年基础教育事业教育统计数据没有显示，其他地方也无可查考。

表-7   1997—2012年全国行政村数量统计（单位：万个）

（一）1997—2004年部分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73.94	74.00	73.44	73.47	70.93	64.95	67.86	65.27

（二）2005—2012年部分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64.01	63.12	62.10	60.35	59.90	59.47	58.99	？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年度统计数据农业（农村基层组织情况之村民委员会数量）部分，表中数据经整理而成，小数采用四舍五入法。在我国，由于村民委员会的数量与行政村的数量大致相当，故行政村的数量是以村民委员会的数量计算的。2012年全国行政村数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未见显示。

四、问题与反思
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小学的兴衰起伏只经历了短短一个世纪，这是时代的命运，更是政府的“宏图”。乡村小学的命运一直都掌握在“国家”手里，从最初的强行植入到今天的强力拔出，一直都是“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可谓“成也政策，败也政策”。乡村小学的急剧衰落令乡村学生和家长承受诸多伤痛，形成“城挤、村空”的教育格局，而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则变得愈加衰败，“空心化”、“荒漠化”现象更加严重。
首先，乡村学生普遍面临着上学远、上学难、亲情断裂和乡土认同迷失等一系列生存困境。“撤点并校”给乡村学生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求学路途变得漫长而遥远，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享受在家门口上学的温暖和舒适。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10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29]这已经严重违背了义务教育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在一些并不具备建立校车系统的乡村地区经常出现采用低速货车、三轮汽车、农用拖拉机以及拼装车、报废车接送学生的现象，使学生求学的路途变得漫长而充满风险。在贵州、四川、甘肃等地一些山区的孩子经常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甚至要被挂在绳索上飞渡过大江大河才能到达学校。[30]即使在那些建立校车服务体系的学校和地区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酿成悲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蓝就撤点并校和校车事故的关联性做了一些统计，发现二者的联系是密切相关的。李蓝统计了24起校车事故，伤亡者中只有2个是城市的孩子，而其余150个孩子都是农村的。[31]冰冷的数字背后，却是乡村社会不可承受之痛！如果孩子连在上学过程中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其余的一切都将成为奢谈。不仅如此，上学路途遥远、教育成本增加等问题的出现也造成我国小学生辍学率的反弹。据有关研究，我国小学生辍学率在1990-2000年间大幅下降，2001-2006年处于波动期，但2007年后，全国小学生辍学率大幅回升，从2008年的5.99%上升到2011年的8.22%，这意味着每年约有80-90万农村小学生辍学。[32]中国社会将因此而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新一代文盲。始于善端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挤出”效果，严重侵犯了乡村儿童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进而形成“贫者愈贫、弱者愈弱”的恶性循环。
此外，在那些因学校布局调整而建立寄宿制学校的地区，学生的身心将因过早的寄宿生活而受到严重的损害。由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共同组成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通过对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144所学校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因长期营养不良，样本区许多农村孩子的体格发育严重滞后。其中，非寄宿学生的身高，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5厘米，而寄宿学生的身高，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9厘米。[33]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大部分农村寄宿制学校都存在食宿资源短缺问题，饭菜质量无法满足在校学生身体发育的正常需求。二是因为家庭困难的孩子经常自带方便面、自家腌制的咸菜、豇豆等一些便宜却没有任何营养的食物，致使学生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然而学生体格发育滞后还只是容易暴露的表面问题，“撤点并校”带来的农村孩子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才是更值得我们去认真反省的内在问题。因为，随“撤点并校”而设立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实质上造成了两种隔离：学生与家庭生活的隔离，学生与乡土社会的隔离。长期寄宿在校首先意味着对小学生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的剥夺。亲情的剥夺使这些农村学生正常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比较容易丧失安全感和自信心，产生孤独、敌意、焦虑等不良情绪。其次，学生与乡土社会的长期隔离，加上学校教育中教育内容的“城市取向”，会慢慢加剧乡村学生对乡村社会的疏离感，导致其乡土认同的迷失，使许多农村孩子越来越看不起乡土，看不起劳动，更急于摆脱乡村的身份符号和乡土社会的束缚。但冷酷的现实只会一再证明，他们之中只有天资较好而又肯在读书上“吃苦”的极少数人能够通过应试教育的成功而脱离乡土，大部分人将会因最终被排斥在城市之外而表现出生存上的自卑与无奈，在精神上成为一种“无根”的存在，游荡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之间。他们向往城市却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却又不甘于现状。在更深的意义上，那将是生命姿态的断裂和生存意义的迷失。
其次，农村家长成为乡村小学布局调整代价的“买单者”，承担着变形的义务教育成本。从改革开放开始直到2006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之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经历了“以民为主”（“民办教育”低端起步1978-1985年）、“以乡为主”（“小马拉大车”1985-2000年）、“以县为主”（“负重前行”2001-2005年）三个阶段。[34]无论是哪一时期，农村义务教育的教育成本基本上都是由乡镇政府通过征收农业税和教育附加费由农民负担的。然而，自2006年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政策之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正式进入“以国为主”时期，广大农民的教育负担逐步减轻乃至于最终取消，长期以来沉重的农村义务教育负担貌似转入“柳暗花明”之境，农村孩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不断得到缓解和解决，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乐观。从2000年开始在农村地区正式实施大规模的“撤点并校”政策以来，虽然农村学生表面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已经被免除，但其实际的义务教育成本却在增加，只不过由“学杂费和书本费”转变为“交通费”、“伙食费”和“住宿费”等，较之从前，农民实际承受的教育负担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学校布局调整往往节约的是政府的办学成本，增加的是农民的教育支出。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08年对山西、河南、四川、江西、云南、广西等地23所农村寄宿学校的调查，中部省区在校寄宿学生每学期增加教育成本657.3元，西部省区为每学期787.8元。[35]而据笔者在中部农村地区的调查发现，一个寄宿制学生每年的各项花费将近3000元，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尤其是经济较为困难的家庭来说，的确是一项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事实上，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还存在着“国家请客、农民买单”的疑问。不仅政府在学校布局调整中节约的教育成本几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而且随着物价上涨，农民为孩子寄宿制教育所承担的费用将只增不减，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支出压力，拉大城乡差距。
最后，乡村社会在“文字上移”过程中变得愈加衰败，“空心化”、“荒漠化”现象更加严重。贺雪峰认为，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农村人财物向城市流动，农村出现严重衰败（空壳化）的趋势难以逆转。[36]乡村小学的大量消失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从熟人社会的退出和村庄基础教育功能的丧失，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将对乡村社会产生巨大的打击。很多农村地区随着乡村小学的衰落甚或消失，许多农村家长因担心孩子年龄太小无法照顾自己而不得不进城陪读,由此加剧了乡村人口结构的失衡。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农村学生中家长陪读的比例平均为22.7%，重庆地区农村小学陪读的比例则高达38.4%。[37]
如果说乡村小学的消失让人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那么乡村文化在此过程中则只能化为“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悲哀了。乡村小学的大量消失将会致使曾经以乡村小学的形式深埋于村落里的文化种子面临着被渐次剥离、掏空的危险。因为，乡村小学自设立之日起就不仅仅是让乡村儿童学习知识和训练技能的地方，也承担着乡村社会文化教养的重任。可以说，每一所乡村小学都是村落中最重要恐怕也是唯一的文化中心，在传承乡村文明、培育民风民俗中扮演着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如果乡村小学被从乡村社会中强行拔出，传统的乡村文明必将因为失去这一重要载体而日渐式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字上移”的过程只是“活了城市、枯了乡村”，使魅力不断衰减的乡村社会雪上加霜。近些年来，人们不断提起的“故乡沦陷”，不仅仅指乡村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沦陷，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方式、淳朴的文化价值的沦陷，而乡村小学的大量消失将会使这种“沦陷”越来越深。
面对“撤点并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并强调“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38]随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叫停，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对确有必要保留的教学点予以恢复，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已正式进入“后撤点并校时代”。但是拆房容易建校难，已经撤掉的乡村小学想要重建必将面临重重困难。目前各地在“撤点并校”的狂风骤雨中幸存下来的乡村小学或教学点，普遍面临着生源萎缩、师资紧缺和条件落后等生存困境。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乡村小学的衰落固然有它不可避免的时代命运，但数十万乡村小学的瞬间消失却不能不归咎于各地政府布局调整政策执行力度“过猛”和执行方式（行政化、指标化、一刀切）的“粗暴”。百年以来，乡村小学已经如同骨骼一样长在乡村社会的身体里，强行撤并乡村小学一定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伤筋动骨”的危害。当滞留在乡村社会的只剩下“老人、月亮和狗”时，乡村社会就只能如死水一般沉寂了。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年轻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又在哪里？
面对“撤点并校”的轰轰烈烈及眼下局面的重又收拾，我们仿佛听到周华健凄婉歌声中的哭诉：“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最后留下乡村社会“独自泪流，独自忍受”。笔者认为，国家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调整政策时实在不可“短视”，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给乡村社会“多一点点空间，多一点点温柔”，努力站在农民及其子女的角度考虑他们的需求和感受，而不应该主观臆断地认为他们需要什么，并好心地给予什么。无论如何，乡村小学应尽量采取“保守疗法”，比如“小规模化”和“小幼一体”，着力保护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农村教育公平。在离土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现代化而生的“文字上移”过程不仅会削弱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也将会削弱农民传承数千年的文化根基。传统已失、现代又不可得的乡村社会逐渐在追赶城市的步伐中进入“失魂”时代，在社会经济与文化上越来越边缘化，终要回归乡土的“后备农民”历史主体性正在逐步丧失，进而带来身在乡土社会的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故贺雪峰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根本就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让农民从中获得主体性体验，并从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中获得做人的尊严。[39]笔者相信，如果把乡村小学尤其是“撤点并校”过程中闲置的校产建设为“成人教育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抑或“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将会大大提高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村庄预期，如此农民就可以拥有一个公共的、有品味的、适合他们需要的交流场所和表达自己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让农民及其子女有一个走出去、退回来的战略“大后方”。
注释
①笔者在此借费孝通的经典命题“文字下乡”来表达20世纪以来国家在乡村社会中逐渐植入新式学校的过程，它是乡村教育现代化在国家制度层面的表征和深化，这一整体进程大约持续到上世纪末期。
②魏桥小学的历史资料由笔者实地考察期间对该校年龄最大的一位老教师的访谈而得来；其现状资料由笔者实地考察期间通过观察、访谈和统计而得来；魏桥小学所在乡（李原）现存乡村小学的数据资料由笔者实地考察期间对李原乡中心校校长访谈而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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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年5月29日.
[28][29] 十年“撤点并校”，农村小学减少超五成[EB/OL]. http://www.eeo.com.cn/2012/1119/236260.shtml.
[30] 中国孩子上学路，难于上青天？[EB/O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407/09/1804492_276620885.shtml.
[31] 条例要求就近入园家长接送，幼儿园不享校车[EB/OL].
http://edu.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4/13/13858579_1.shtml.
[32][35][37]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EB/OL]. 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 ... object1ai5012.html.
[33]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正常发育为何“迟到”[EB/OL].http://www.jyb.cn/china/gnsd/200904/t20090405_261299.html.
[34] 袁方成，陈万波，黄健雄.让免费教育惠及农村儿童——农村义务教育改革30年[A].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编.中国农村研究（2008年卷上）[C].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4-146.
[36][39]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322，94.
[3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2012年9月6日.
责任编辑：程方生        
From “Words-to Countryside” to “Words-up-Moving”：Rise & Fall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Cheng Tianjun,    Wang Huan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from “words-to countryside” to “words-up-moving” is the course of “from scratch, from less to more, the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induction, data statistics and case study， this study divid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 into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the rise (1901-1949)，tortuous development(1949-1997) and the decline(1997-2014). Thus we can trac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xplor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ese rural primary schools. From the early forced implantation to today’s strong extraction,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 comes and goes in haste like a passenger for the rural society, which only experienced one century. This is more caused by the government’s “plan” than the fate of “the times”. The sharp decline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makes the rura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undertake a lot of pains, the education pattern of “crowded city and empty village” has been presented nation wide, and meanwhile the rural societ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clining in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phenomenon of “howling-out” and “desertif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refore, we cannot remove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 readily, but take the “conservative therapy” as for as possible and try out best to protect the already fragile rural education.
Keyword: words-to the countryside; words-up-moving; rural primary schools; sociology of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