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兮：曾国藩的作诗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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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兮：曾国藩的作诗秘术

作者:龙兮

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

　　曾国藩不仅是一位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一位造诣极深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者。其作诗秘术他在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作了精辟的阐述：“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功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曾国藩写诗他首先不是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为写诗而写诗的。他之所以重视诗歌，并留下那么多诗歌作品，是因为他首先把诗歌作为陶冶性情、提高人品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兴于诗”。人的成长离不开诗歌潜移默化的熏陶，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日记：“日内心沾滞于诗，明知诗文以积久勃发为佳，无取乎强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废，是所谓溺心者也，戒之。”曾国藩在这篇日记中警戒自己不要有为写诗而写诗的心境。他在《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中还说：“古之善为诗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诗古文之外”。意思是善写诗的人，他的功夫在诗外。也就是说诗歌是心志的流露，必须有高尚的品德才能有寄托心志的好诗。只有懂得了“功夫在诗外”的道理才能去写诗，也才能写出好诗。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高尚道德的追求，想要写诗出名，不但出不了名，反而毁了自己的名。对于这种认识，曾国藩早期的诗歌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三十三生日三首》说：“六载承明厌秘书，河东一赋又吹嘘。多惭衮职无遗事，实借文言有庆馀。白壁出山终就琢，黄金掷谷总成虚。何时却返初衣好，归钓蒸溪缩项鱼?(蒸水去吾家十里)”
　　曾国藩一八四0年授翰林院检讨，定为七品翰林，为闲曹，无实职。他本想为国分忧，但他却为上班点卯无所事事而痛苦不堪。所以他说“六载承明厌秘书”，即秘书处的工作太清闲，不能真正为国分忧，让他感到厌倦。他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所以他觉得自己很惭愧，“多惭衮职无遗事”。如果要这样继续下去，他甘愿回家学做陶渊明。黄金白璧不是他所追求的，优厚的物质生活只会消磨自己的志向，与其如此他甘愿回家过着淡泊的生活。“何时却返初衣好，归钓蒸溪缩项鱼?”这就是曾国藩心志在诗中的自然流露，也和儒家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极相契合。
　　曾国藩的《里胥》是杜甫《石壕吏》的翻版，也是他熟读古诗，“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的作品：“牛羊忽窜突，村社杂喧虺。昨闻府牒下，今见里胥来。召募赴戎行，羽檄驰如雷。‘后期不汝有，行矣胡迟回!’老妪捶胸哭，哭声亦何哀!龙钟六十馀，伶仃惟一儿。弱小不识事，黄犊母之随。筋力倘可食，或免一家饥。薄命不足惜，儿去伤永离。老妪泣未阑，老翁跪致辞：‘主事亦云棘，妇人那得知!蝼蚁穴寸土，自荷皇天慈。天威有震叠，小人敢疑猜。贫者当敌忾，富者当输财。便当遣儿去，不劳火急催。所愧无酒食，与吏佐晨炊。’贫者勉自效，富者更可悲。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支。蒨蒨纨裤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嫠。应募幸脱免，倾荡无馀资。吁嗟朝廷意，兵以卫民为。守令慎其柄，无使前吏持!此辈如狐鼠，蓁蓁肆恣睢。聊为遒人徇，敢告良有司。”
　　“里胥”是古代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里胥》一诗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与杜甫《石壕吏》虽然时代不同，而情境旨趣无异。曾国藩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风格，对于处于战乱时的民生疾苦，在诗中刻画得淋漓尽致。为了保卫人民安定的生活，征兵无论在什么朝代都是需要的，但战争是为了保卫和平，其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不应该给人民带来灾难。所以，曾国藩揭露了里胥不顾人民死活，强拉硬派，对广大人民穷凶极恶的丑恶嘴脸。“此辈如狐鼠，蓁蓁肆恣睢。”这样无情的痛斥与批判，无疑与杜甫的《石壕吏》是异曲而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