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体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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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体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闫文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  陈为人

   研讨会开到此时，发言的话题已经很难张嘴了。
    闫文盛的创作是丰富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等，专家学者在前面都进行了很深刻且独到的分析和研究。我似乎再在任一方面置喙都成为画蛇添足抑或东施效颦。
    然而，正是各位专家学者对文盛多种文体写作的成败得失的评价，产生出一个新的话题。
    在闫文盛的创作中，涉及不少对作家的访谈和作品的评论，如访谈《沉浸在传主和他们的时代里》、《文学的终点站在心灵深处》、《报告文学写作的实践与寻觅》、《纪实文学写作的奥秘》等；在评论方面，对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对张爱玲的《半生缘》、对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对祝勇的《辛亥年》、对安妮宝贝的新作《莲花》、对北村的新长篇《鸟》、对聂尔的《隐居者的收藏》，以及对加缪的《局外人》、杜拉斯的《情人》等等都作出仔细研究。而评论吕新的《阮郎阮郎归何处》尤其触动我产生共鸣。
    我是写传记文学的，我写传记文学的特点是重“人本”而不是重“文本”，也就是说，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研读、分析和评论，“文如其人”，是走进作家内心世界的路径。
    闫文盛在《阮郎阮郎归何处——关于吕新的三段旁批》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高明的作家总是可以尽可能使这个世界多种维度的真实凝于笔端，而不会因为意念与结果的落差使读者看到他的捉襟见肘。

    在揭示我们生存的荒蛮和无聊方面，没有做到那种高明的浑然天成。

    朦胧晦涩显然不是其创作的终极命题。在这个阶段性的时期过去之后，吕新已经在追求一种新的变数。在其长篇小说《阮郎归》中，我至少已经看到了一个求新求变的吕新。如果说此前的吕新是在挥洒感觉，内审自视，以虚写虚，到了《阮郎归》，则无可置疑地展露了其处理复杂世象的能力。

    阮郎代表所有的人。不要以为你姓张或姓王就觉得自己是另外一种人，那只是一时一世的顶替或客串。

    在他看来光辉不朽的名字，其实是不止他一个人的启示录。

    文盛对吕新无疑是敬佩的，但他对吕新的评论，并非一味地献上赞美之辞，而是探讨一个作家在创作历程中的困境及为寻求突破而艰苦卓绝的探索心路。正是在对同行的分析评价中，寻寻觅觅地发现一条适合自我的创作之路。如果我们写作的起点就是站在一个成熟作家的创作体验之上，难道还有比此更为“金针度人”的捷径？我相信，闫文盛在对众多作家作品的研读和评论中，对自己的写作也有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
    闫文盛的可塑性很强，闫文盛的创作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长久以来，“学业有专攻”似乎成为我们事业追求的一个定律。学海无涯，人生有限，“咬定青山不放松”尚且可能只是触及皮毛，如若心有旁骛，“这山望着那山高”，岂非落入事倍功半的误区？
    先前零散看过闫文盛的诗歌和散文随笔，这次又集中看了他的小说和评论，闫文盛真可谓是拳打脚踢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什么也抡两下操练一番。这是内心浩瀚的一种表现。世界文学史上，哪个大家不是在多方面都卓有建树？以评论家成名的莫洛亚，他的小说《中途换乘飞机的时候》写得同样精彩。他的传记《从普鲁斯特到萨特》系列中，写了普鲁斯特、纪德、罗曼·罗兰、波伏娃、萨特等十几位作家，让我们看到一种既有小说笔法的生动，又有学者考证严谨的新手法。以小说名世的茨威格，他写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大师》，写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的《与魔鬼作斗争》，写几朝红、不倒翁约瑟夫·富歇的《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及其皇后的《断头王后》等传记系列，也让人拍案叫绝；他的散文随笔《人类星光灿烂时》，写出对人物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千钧一瞬”：写陀氏面临假处决对其一生写作影响的《英勇的瞬间》；写列宁与德国妥协而回国发动十月革命的《密封列车》；写歌德晚年一段恋情的《玛利亚浴场哀歌》；写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刻》等等，也为人津津乐道而经久不衰。茨威格还有众多对诸位文化艺术大师的评论，如评福楼拜、卢梭、司汤达、勃兰兑斯、歌德、拜伦、弗洛伊德、乔伊斯、托斯卡尼尼等，更见茨威格对创作规律的深刻洞悉。正是多种文体的相互借鉴，使得茨威格成为别具一格的大师级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成为双璧；萨特更是把文、史、哲熔于一炉。多种文体的相互借鉴，避免了“近亲繁殖”，现代史上在边缘学科的突破已是屡见不鲜。
    近年来，作家学者化，作家向学者转型，越来越成为文化圈人们热议的话题。为什么近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只见把巴金、茅盾、郭沫若越写越萎缩，直写到“江郎才尽”，而不见写出一个陈寅恪、钱钟书、沈从文那种作家学者结合型的大家。近亲的结缘，知识的贫瘠，使得我们这滩文学之水越写越浅，圈子越缩越小。作家不能走向一条“自我封闭”之路。
    英年早逝的钟道新在小说、影视剧方面的成功，无疑得益于他的家学渊源。钟道新的小说总要“黄河在这儿拐一个弯”，把文学的话题绕到科学的领域。钟道新的《宇宙杀星》、《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权力的界面》、《超导》、《公司衍生物》等箸作，光听名字也能感受到其中的科技含量。致于作品中所涉及的科学术语则更是比比皆是。科学的术语为文学的语言注入了清新。
    凡尔纳把科学文学化，成为一代宗师；李约瑟要写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于是四处讨教，从刘仙洲处求来机械史，古建筑受教于梁思成，物理学来自竺可祯；地质学是从李四光那听来的。另外郭沫若给他讲过古文学，冀朝鼎给他讲过经济地理。最后他往一块一掺和，挣下一个中国科学技术权威不算，还闹到一个皇家科学院院士。“现在科学界兴起‘边缘学科’，往往在两门学科的边缘交叉部位，最容易寻求到突破口。而军事家指挥一个大战役，也往往是在两个不同番号部队的接合防位来寻求突破”。我喜欢这种说法。
    古诗有云：“用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各种文体的尝试，不仅激发了想象力，也丰富了表现力。
    说到这里，我可以理解闫文盛为什么对祝勇如此推崇了。
    祝勇的文本，被莫言、刘心武、邱华栋、敬文东等人称之为“跨文体写作”，有综合质素。祝勇靠“细节”的引渡，他打通了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学诸种人文学科的界限，融会贯通，相互作用，文字的信息量就大了。
    我注意到，闫文盛在评论祝勇《辛亥年》的《集体的，梦幻的，现实的》一文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多方借力，使作者的表达幅面尽可能地敞开。”这句话颇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这大概也是诸位专家学者认为在文盛的作品中，散文中有着诗性的语言，而小说中也随处可见散文的手法。记不得是拉美哪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说的，“当一部小说写得不再像小说时，传世之作便产生了”。面壁十年图破壁，文盛正是在对跨文体的尝试中，追求各种文体的穿透及贯通。
    闫文盛在《自我否定》一文中，说了这样的话：“我有很多方面的雄心，但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离我远去，最终我所剩余的部分寥寥无几。我站在这里，看着窗外，内心里充满着对自我的否定。”闫文盛还说：“二十年过去了，人事熹微，我依然在无尽的眺望中消磨光阴。”
    茫然中的眺望，原本就是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所以王国维才有“无言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的三境界之说。
    也许闫文盛多种文体的尝试，随着时过境迁，会感觉今是而昨非。那又有什么呢？大自然是最伟大的造物主了，她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还粗制滥造了那么多不是翅膀的翅膀（蝙蝠），不是爪子的爪子（四不象），不是嘴的嘴（扁嘴兽）。或者换言之，这是完美结局前的必由之路。
    闫文盛的早期作品或者说目前的一些近作，也许还有着某种“进化过程”中的痕迹。但这又有什么呢？谁不是穿着开裆裤走向西装革履呢。他那种孜孜以求对众多文学形式的兴趣和尝试，将使他左右逢源，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他的追求精神，使我在新崛起的青年作家群中，看好闫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