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钢：人生五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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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钢：人生五线间 2015年04月23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郭超

　　童年

　　上海陕西南路582弄

　　不满三十岁的叶纯之结束了在香港的“揾食”生涯，挈妇将雏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八年间，他为《翠翠》《嫦娥》等一百多部电影作曲配乐，名字在香港乃至东南亚家喻户晓。据说，其行程犹如今日之明星，经常被刊诸报端，请人吃饭、外出踏青都能上报纸。

　　这次举家返沪，当然又是一个大新闻。只是，这次并不在“娱乐版”。就在叶纯之离港的第二天，当地几家亲台湾报纸赫然刊出：“中共文化特务叶纯之昨日回国”。

　　原来，叶纯之在香港一边进行音乐创作，一边秘密从事我党领导的革命工作。他被组织要求匆匆返沪，不免引起外界猜疑。

　　转年，叶小钢在上海出生，他上面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出生在香港。他的大表姐赵青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与叶露茜的女儿，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舞蹈表演艺术家。

　　赵青在《我和爹爹赵丹》（1998年1月昆仑出版社出版）中回忆：“我的大舅叶纯之，后来成了著名音乐家，在港台享有盛誉；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都是他作曲的。表弟就是音乐界后起之秀叶小钢。”

　　在上海陕西南路582弄，虽然叶小钢一家五口住一幢三层洋房，但是童年在他的记忆里却充满艰辛。小时候，他经常半夜三四点钟去马路对面的步高里小菜场排队买菜。因为只要稍晚一些，紧俏的蔬菜就没有了。

　　叶小钢经常一个人排三个队——他用竹篮子和青砖占两个队。有时与人发生争执，他会瞪着眼睛据理力争，毫不后退，虽然话不多，但从小就有一股犟劲。

　　叶小钢四岁开始弹钢琴，可能程度一般，也可能是老师“不识货”，总之他没有考进徐汇区少年宫的钢琴班。六岁上下，他在陪二姐去上海市少年宫考试时，被舞蹈指导邬美珍看中，进了市少年宫。

　　叶小钢对区少年宫钢琴老师不屑的眼神耿耿于怀。“拉倒！区少年宫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市少年宫舞蹈队的！”

　　邬美珍对学生十分苛刻。“现在我天天像拿着鞭子似的逼着我的作曲学生‘拼搏拼搏’‘奋斗奋斗’‘搞事业’，恐怕是从邬美珍那儿潜移默化来的。”叶小钢对邬美珍心存感念。

　　刘力是叶小钢带的博士生，从本科入学一路跟着叶小钢，他的话印证了恩师的严格。“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比较怕叶老师，觉得他说话重，你那里不好，他会马上严厉地指出来。”

　　现在，刘力觉得恩师的脾气好多了，但耿直的性格始终没变。

　　组织上一直没有解决叶纯之的工作问题，叶家的日子不好过。叶纯之一度被下放到农村，母亲靠给别人绣花赚钱维持生活，叶小钢和哥哥、姐姐常帮母亲揽活、送货。

　　但叶家的空气中几乎每天充溢着音乐之声——叶小钢“丁零哐当”弹钢琴，哥哥“呜呜咽咽”拉小提琴。其他时间，叶纯之把唱片放进老式留声机里，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与狼》、德沃夏克的《新世界》或《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就飘了出来。

　　叶家有丰富的藏书。小学毕业后，叶小钢大部分闲暇时光都窝在上海陕西南路的洋房里啃经典。有一次，叶小钢看到《说文解字》有一句“著于竹帛谓之书”，他跑去问父亲。“这是东汉时对‘书’的说明吗。”父亲说，“繁体字‘書’对书是最好的描绘，你看像吗？哈！”当时，简体字已大行其道，叶小钢对父亲教他的“書”字印象深刻。

　　“文革”时抄家，叶家大部分的书都没剩下。可笑亦可叹的是，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因为书名逃过一劫。

　　“上山下乡”运动贯穿了整个“文革”时期，叶小钢的大姐做了工人，二姐和哥哥做了农民。根据当时的政策，他可工可农。

　　1971年，初中毕业的叶小钢去了一年农场。在上海的崇明岛，他学会了插秧、割水稻。第二年，又去上海郊区一个偏远的造纸厂当钳工，一干就是六年。在工厂当学徒的头一年，他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鲁迅全集》。

　　“除了《两地书》之外，鲁迅的书我都很熟。”叶小钢很欣赏鲁迅的文笔和思想。有人评说，叶小钢的音乐是治愈系的，但他的文字却很辛辣。他刊诸报端的散文，确实透着鲁迅杂文的影子。他认为，音乐和文章是“两股道”。他文章落的名字经常是“叶小纲”。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叶小钢每天上午六点钟起来上班，下午六七点钟才回到家里，吃两口饭，赶紧练琴。“每天一睁眼，大概有十几个小时都不是自己的。我当时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脱离这个环境。对我影响最大的音乐家是贝多芬，他与命运抗争的英雄主义思想对十七八岁的我影响很深。”

　　叶小钢每天坚持练琴两个小时，星期天休息，他会加劲练八个小时。

　　“那时候是一周六天工作制，很辛苦。”叶小钢说，“我经常弹到楼下拿着竹竿捅天花板，前后左右的邻居拿石头砸我们家的玻璃。夏天，父母也会因为我弹琴，躲到阳台去。有一次，母亲问邻居：你看钢琴伴奏《红灯记》吗？邻居说，我看什么，我天天听人家隔壁弹。”

　　厂里工人都知道叶小钢会弹钢琴，对他比较照顾。但有一件事让他很痛苦。当时，年轻人要求思想进步，积极入团，但是叶小钢因为家庭原因一直不能如愿。

　　费了很多周折，叶小钢终于入了团，但还是有人投反对票。有人说他老不务正业，弹“封资修”的东西。

　　叶纯之直到“文革”结束前都没能回到他所钟爱的音乐工作中，但他始终没有放下音乐。叶小钢记得，父亲创作的《中提琴协奏曲》，“忧悒的中提琴破空而来，似清朴之人立于苍茫天地之间。就是这个作品，最终在我心灵中唤起了对音乐创作的好奇心。”

　　叶小钢锲而不舍地练琴，希望“考上文工团，改变人生”。总政、海政、空政、铁路、煤矿等文工团他都考过，业务没有问题，最后都卡在了政审上。

　　“你们今后的人生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家里是指不上的。”父亲常说的这句话叶小钢记忆犹新，“二十年后，我一个人赤手空拳跑到北京来打拼，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襄助。我早早意识到，命运改变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这一点我永远感激自己的父母。”

　　我的大学

　　从北京鲍家街43号到大洋彼岸

　　1977年底，恢复高考。那年中央音乐学院没有招钢琴专业，叶小钢可以选择的只有作曲系。“考钢琴系永远弹别人的作品，考作曲系也许一辈子别人就弹你的东西。”母亲的话坚定了他报考作曲专业的决心。

　　叶小钢花了两三天写了人生中第一个曲子，结果顺利通过了考试。本来计划录取10名学生的作曲专业，因为邓小平的批示，最终增加到36名。

　　叶小钢等四人从上海考区43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了位于北京西城鲍家街43号的中央音乐学院。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牌子非常响，每次探亲，哪个牌儿牌儿都能落下，就中央音乐学院这个校徽不能摘。戴着它到上海或杭州等地玩，那是很得意的。”人过中年的叶小钢回忆起这段光辉岁月时，眼睛里闪着青春的光芒。

　　入学没多久，叶小钢就和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并列为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那时大家是良性竞争，班里特别团结，都感觉肩负着时代的使命，特别意气风发。”叶小钢和同班的多数同学一样，每天从早上出早操到晚上就寝，几乎把时间百分之百投入在学业上。

　　“政治经济学考了98分，中国党史考了99.5分，错了一个小括号。”叶小钢对当年的成绩记得很清楚，“因为人太多了，竞争太厉害了，而且年龄比较大，唯恐自己落下，所以天天特别累。”年轻时的叶小钢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大二时，他的作品了获得齐尔品作曲比赛第一名，他看到了音乐人生的第一道曙光。“觉得努力没有白费，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折腾到现在。”

　　1981年，26岁的叶小钢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举行了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作品音乐会。演出曲目有周广仁弹奏的《岱雪》、夏小曹等演奏的《弦乐四重奏》，还有根据当时流行的“朦胧诗”写成的《这红色的雪》《果子熟了》等。

　　“叶小钢的每次音乐会，不仅有特别精湛的音乐，他本人也是永远风度翩翩，以高贵的气质示人，不像有些音乐家，不修边幅，他是内外兼修的典范。”张萍是北京回民中学高级音乐教师，叶小钢的老师杜鸣心的夫人。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他们夫妇出席了无数次叶小钢的音乐会。

　　1984年，叶小钢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次派出的青年艺术家代表，参加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地区艺术节及作曲家大会，并在当地首演了新作《西江月》。

　　29岁的中国内地青年叶小钢的现代风格引起国际同行的注意，为此Naxos专门为他出了唱片。香港同行因为他，引发了在香港举行的中国第一次作曲家大会，大陆、台湾、香港各派十名作曲家参加，两岸三地的艺术交流大幕随之开启。

　　在相对封闭的中国能写出这样的现代音乐，叶小钢把原因归结为对知识的渴求。英国作曲家格尔莱在中央音乐学院讲了一个月课，每节课都是浮光掠影，但带来了不少国际上流行的音乐流派和专业名词。每天课下查书、查资料，让叶小钢和同学们眼界大开。“那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现在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方便多了，但是我们后面出来的人才不多，培养体制固然有原因，社会整体上学习的氛围也大不如前了。”

　　1985年，叶小钢因患急性肝炎，被隔离在中央音乐学院前院一个偏远的小屋里。在那里，他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地平线》。

　　一年前的新西兰之旅给叶小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飞越太平洋时，他从万米高空俯视大海，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拦他的视线，无间断的伸展对他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的目光找寻一个落点。那不是任何实在的物体，而是水天的汇合处——地平线。

　　叶小钢收回视线，在小桌板上划下三个字——地平线。这次，他终于把自己的特殊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

　　《地平线》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新潮音乐的代表作。相对于传统的中国音乐，新潮音乐有许多迥异的特质，比如从外部世界的描摹转向内心世界的揭示，从群体情感的咏诵转向个体情感的吟唱，从共性写作转向个性写作等。

　　“当时北京音乐界的传统卫道士掌握着生杀大权，任何年轻人的新想法全都被扼杀在摇篮里，并且嘲笑年轻人不会以‘传统’手法作曲。于是，我写了这首马勒式浪漫的《地平线》来回敬,现在这首作品居然成了‘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在中国不断地上演，并被中国的指挥家带往外国演出。”在1994年8月专辑CD的小册子《多余的话》中，叶小钢写道。

　　“我看自己大学时代的照片，眼神特别清澈，表情特别单纯。尽管那时很清贫，但精神上相当愉悦，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最美的人生在召唤。那时天空特别蓝，洁白的云朵在天空飞驰，心中荡漾着要写的音乐，这当然是人生最灿烂的时光。”叶小钢对当时的生活有种诗意的深情。

　　1987年，留校任教四年的叶小钢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选择赴美留学。那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音乐家了。他不仅多次获得大奖，完成了电影《湘女潇潇》《情漫黄山》《死神、老人与少女》《望日莲》的音乐创作，还与日本艺术家合作为舞剧《浩浩荡荡，一衣带水》配乐。

　　刚到美国的叶小钢揣着一万美元，踌躇满志。但是没过多久就用完了。学业之余，他用各种办法挣钱。他为台湾、香港、日本、美国、欧洲等地的作品配乐，以前在大陆不屑一顾的活他也接。和当时很多留学生一样，他也在餐馆打过工。少年时代六年的钳工经历培养了他坚韧的性格，刷盘子端菜对他来说不在话下。

　　叶小钢发现，这是个不错的买卖。当钳工一个月工资才36元人民币，在餐馆打一晚上工可以挣到一百美元。他盘算，这样就可以修更多的学分，或者买自己喜欢的汽车。

　　到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之夜，叶小钢开车扎进了大雪堆，怎么也开不出来。正在无望时，驶来几辆车，从车上下来一帮年轻人。大家二话不说，拿出自己车里的绳子帮他拉车，因为下雪打滑，有一个小伙子拿自己的大衣垫在他的车轮子下面。等到车拉出来，试了没有问题之后，那群年轻人没有留下名字就和他作别了。这让漂流他乡的叶小钢感受到了不设防的温暖。

　　留学期间，叶小钢为管弦乐队创作了《冬》。评论者说，这部作品表达了一个初来者在美国生活的文化困境。

　　“这首乐曲作于水牛城，一个一年差不多半年是冬天的纽约州北部的一个鬼地方，云层老是压得很低，仿佛你一生中倒霉的日子都会在这里发生。我喜欢黯淡的音色组合，这也许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叶小钢在唱片说明书上写道。

　　在人间

　　回到北京鲍家街43号

　　“美国床头的灯光柔和而温馨，但半夜砸醒自己的不再是大学时代放在床头那高高垒起的书，而是更沉重的种族、语言、经济和文化的差异。”1994年，叶小钢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继续任教于母校中央音乐学院。

　　“那十年我在国内基本没动窝，忙得不得了，直到十年后开始‘反打’，作品亮相美国舞台。”十年磨一剑——叶小钢说的十年是指1994年到2004年，这期间他的作品全面开花。除了在全国各地举办个人交响乐音乐会，还为影视剧《人约黄昏》《半生缘》《波涛汹涌》《芬妮的微笑》《天上的恋人》《洗澡》《花季雨季》《走出凯旋门》《玉观音》等配乐、写主题歌。

　　1996年，叶小钢创作的电影音乐《人约黄昏》获上海东方电视台颁发的“最佳电影音乐奖”。1998年，电影音乐《半生缘》获香港第十七届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就像父亲早年在香港凭借写影视歌曲获得巨大名声一样，叶小钢也通过影视音乐让大众熟知。

　　2005年，叶小钢获得了《时尚杂志》评选的“中国时尚先生”称号。“我之所以在中国还有一点名气，不是因为我写过多少古典音乐，而是因为我写了很多影视音乐。”叶小钢说。他认为，跟剧组拍外景，可以体验不同年代的不同人生。

　　改革开放让叶小钢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也让叶纯之焕发了第二次青春。1977年，他重新回到音乐工作中，为《彼岸》《灰姑娘》等十余部话剧作曲。1979年，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创作了包括舞剧、协奏曲等几乎所有题材的音乐作品，并为老友李翰祥执导的影片《垂帘听政》配乐。而他写的《音乐美学导论》，成为国内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

　　由于工作繁忙，叶小钢与生活在上海的父亲见面不多，但是父子间书信往来很勤。1984年，第四期《人民音乐》发表了叶纯之的《给叶小钢的一封信》，信中称呼的是叶小钢的小名小毛。那是写在叶小钢演出《西江月》和《地平线》之后，父亲叮嘱他：“人生最难的是两件事：处于逆境而不灰心丧气，丧失自信；稍见顺利而不腾云驾雾，飘飘欲仙。前一点我能做到，后一点你要经常提醒自己。”

　　大学同班同学、作曲家、小说家刘索拉说：“叶小钢的作品，各种风格里有一种风格，就是‘大旋律’，是老百姓能听的。有一次，他在美国组织一个节，有一个作品，人家没说是叶小钢写的，但我们一听就知道。他上学时风格就特别明显，没人有这种声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上海的音乐家，他为电视剧《上海沧桑》创作的主题曲和主题音乐，就是风格鲜明的大旋律，让你一听就十二分认同的上海的味道。”

　　2002年开始，叶小钢与国内音乐界的许多朋友一起，创建北京现代音乐节。“外国有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有，不光要有，我们还要引领外国，比外国人做得好。”叶小钢说。

　　2010年，叶小钢开始有计划地向社会推广国内外优秀音乐作品的演出和交流活动，并发起“青年作曲家发展计划”、“送校歌计划”、中国美育论坛等项目。他说：“音乐还是要面向大众才有生命力，不能局限在学术圈子里。”2010年两会期间，叶小钢提出倡议：“我们要号召广大作曲家和有识之士，为全国、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写一万首校歌，让每一个贫困偏远地区的孩子都能够唱上自己的校歌。”

　　叶小钢发动他的学生为校歌谱曲，并亲自率领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来到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二中，实施“送校歌计划”。

　　“学习艺术对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难出诺贝尔奖得主，而美国一个学校就有2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我觉得我们太注重理性思维的培养，忽视了对孩子想象力的培养。”叶小钢感慨道

　　2013年9月，在叶小钢58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迎来了一个最好的礼物。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音乐厅为他举办个人交响乐作品音乐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美国主流交响乐团专门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办专场音乐会。

　　叶小钢少年时就有一个梦想，“在伊斯曼音乐学院时，有一回去纽约，在林肯艺术中心前留影，当时我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我能来这里开场个人音乐会……20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小小的憧憬居然变成了现实。”

　　如今，叶小钢公务繁忙，但他总会找出时间进行音乐创作，或者整理旧作。“能不能有大成就，关键看人生最后十年。”60岁的叶小钢丝毫不敢懈怠。

　　“叶老师没事就写两笔，我们搞创作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你的思路一旦被打断，就会很难受。但是，他很神奇，他的思路似乎可以随时被打断，他用很多零散时间写就的音乐，听上去一点没有不连贯的感觉。”邹航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师，他1994年开始师从叶小钢。

　　“叶老师是以启发性为主的教学，他给学生改的谱子上全是圈、线、箭头，他会给你指引一种方向，而不会做具体的修改，这样作品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存在，学生适应了他的这种方法，就不会觉得拘束。”邹航说。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的谱子已经演出过很多次，他也会做一些调整。他总是力争把谱子在排版时调到完美。”邹航说。

　　叶小钢时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晨上班依旧精神焕发。有时，在午夜时分，叶小钢和邹航师徒二人在QQ或者微博上发现对方还在线，聊上几句话，然后各自埋头干活。

　　张艺是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音乐总监、首席指挥，他大学毕业留校时正赶上叶小钢从美国回来。当时，叶小钢是中国当代音乐的领军人物，组建了中央音乐学院新音乐团——国内第一个专门演奏现代音乐的乐团。

　　“叶小钢是天才作曲家，有一颗童心，很真诚，有什么说什么，不拐弯抹角，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接受不了，不过后来证明结果都是好的。在搞音乐节的困难时期，有时为了5万元的赞助，我们在人家那里一坐一上午。有时我们到设计师的家里熬夜一起设计海报，选曲目。很艰辛，但都挺过来了。”张艺说。

　　刘力记得，当他还是本科生时，叶小钢有一次一堂课讲了二十本谱子，把学生都镇住了。“一般来说，研究一本谱子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叶老师平时下了多少工夫，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叶小钢平时很忙，他会利用开车时听车载音响，里面总是放上一两张碟，听得烂熟于心，然后再换两张。“普通人开车听可能会出问题，他不会，因为他已经熟悉那种轰鸣感了。”刘力透露，叶老师一般不会听流行歌，除非有特别好的，我们推荐给他听一下也就完了。他专注在分量很重的音乐上，包括各种歌剧选段。旋律他听一遍大概就记住了，他听的应该是一种状态、气质、思想。

　　“我有三个精神来源：中国古典音乐、德国古典音乐和美国当代音乐技术。瓦格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资源，主要是他的强者意识。但我没有怎么受德国现代音乐的影响，德国当代乐派能耐心听下去的不多。美国是一个比较讲究传统意义美感的国家，我也比较喜欢传统意义美感的艺术作品。”叶小钢说。

　　当年，在美国罗彻斯特的冬天，叶小钢常呆坐于院中，老树的叶子掉光了，枝干抖索地伸向冰冷的夜空。望一眼寒星，他觉得那是一撮最美丽的精灵在深不可测的苍穹里跳舞。他想，总有一天会拽这群仙人进五线谱里做升降号。

　　如今，在由五线谱构成的天空中，叶小钢希望他的音乐既能浓墨重彩，也可声色微现；能流丽酣畅，也可清扬婉兮；大作品做到黄钟大吕，搏激励志，小作品可以尺幅兴波，微雨湿花，浮现淋漓丹青的美感与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