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4字影响千年：追寻《三字经》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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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字影响千年：追寻《三字经》的渊源

文章作者：徐梓　来源：凤凰文化综合　2012-12-20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

   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贤并进，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刘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适笄珥。赵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虽未学，得翁意。临绝言，孝友悌。从母葬，亦其志。父汝铭，母汝视。汝有知，尚无畏。宋淳熙，岁丁未。月终辜，壬寅识。”(《晦庵集》卷93)

   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
    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摘自台湾《历史》月刊250期 作者: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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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何以影响至今

文章作者：苗得雨　来源：齐鲁晚报　2011-11-30


   六岁上私塾时,念的第一本启蒙读本是《三字经》。这是本世事百科,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到古今历史,三字一句,还求押韵,内容丰富,文字简洁。读时倒背如流,尽管不完全理解,却久久怀念,存得一本,时而翻翻。另几本启蒙读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常称的“三、百、千”。《千字文》也是世事百科,1280字,无重字,还押韵,文字也漂亮。《日用杂字》,是酌情读。而后便是“四书”、“五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上下),《诗经》、书经(《尚书》)、易经(《周易》)、《春秋》、《礼记》。
   六岁时读的书,何以多年还怀念?这《三字经》,实际上是一个久久的积累,非一代、一人所作。它最早的作者,是宋代王应麟；明、清陆续有人补充；1928年,民国时期的章炳麟(浙江人)重新修订。此人活到1936年。后来我们先后弄过几次新的《三字经》,却都没有传开与传下来,值得深思。
   凡历史的东西,时代烙印总会有,但这是本传诵知识的文学,准确、客观,还是它的基本特色。里边写到的有的事例,经不起推敲,如“如囊萤,如映雪”,萤火虫夜里在山野间飞,尾部发光,你若捉住,它就不发光了,也不可能放到瓶子里,让它照着读书；在雪的映照下读书,也有些不容易。多数事例是好的,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上边的“囊萤”、“映雪”,是“家虽贫,学不辍”,这精神也可嘉。
   似乎最不大好接受的,是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千字文》开头“天地玄黄”,好接受；《日用杂字》的开头“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也好接受,联系今天看,农业是基础,有农则稳,觉得那“最为先”的强调,很对。而这个“性本善”,我经久久思考,觉得还是对的。善,包括善良、纯洁、美好、友爱等意,我观察过我的娃娃和娃娃们的娃娃,真善美,与生俱来。还如常说的“一张白纸,可以写最好最美的文字”。人的一些毛病,是受到社会影响以后才有的。所以,抓教育,这件事,多么重要。此书讲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之后,入题就是讲教育。“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个“贵以专”的教育宗旨,现在看,又是多么对。“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母亲呢?前面已有“昔孟母”,这里就不再重复。“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都已是千古名言。
   讲自然知识方面,“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
   讲社会知识方面,“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孙的儿子为玄孙,再往下还有来孙、仍孙、云孙、耳孙等。
   要读的书,列入了从“训诂”到“四书五经”,“论语者,二十篇”,“孟子者,七篇止”,“作中庸,乃孔伋”,“作大学,乃曾子”,“诗书易,礼春秋”,然后还有其他“子”与“诸史”。
   历史方面,“自羲农,至黄帝”,一直讲到民国。“五霸强,七雄出”,“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几句就几个朝代。“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唯,朝于斯,昔于斯”。
   接着又列了一些古人肯用功致学的人,从“昔仲尼”(孔子),到一些贫苦普通人的事例。
   全书总的精神,是劝学,学而知,学而明,“犬守夜,鸡司晨(已是千古名句),苟不学,曷为人(何以为人)；蚕吐丝,蜂养蜜(也已是千古名言),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学以致用,要行动),上爱国,下益民。”至于“扬名声,显父母”,一个人有了好的名声,当父母的脸上也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没有什么不对。药家鑫年纪轻轻就那样作恶,与当父母的教养能没有关系?他父亲感到“现在还在受刑”,这不是一般的反思。
  “人遗子,金满盈,我教子,唯一经；勤有功,戏无益(胡闹腾没好处),戒之哉,宜勉力。”当念到这里,同学小伙伴们常加一句“师傅放学,吃饭去!”当然不能让老师听见。

《千字文》的创作与流传——有关中国文学史的点滴断想 来源：光明日报 程水金 张宜斌
　　南朝梁代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曾经是家喻户晓的蒙学读本，而今却基本退于社会大众视野之外，个中原委，似乎值得思考。兹就理解所及，就教于方家，不敢以学术研究自诩云耳。
　　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今河南项城)人，世居姑孰(今商丘市谷熟集)，生年不详，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是梁朝武帝时代的文学名臣。《梁书》卷四十九《周兴嗣传》说：梁武帝将出生时居住过的秣陵县(今河南项城市秣陵镇)同夏里三桥旧宅改建成寺庙，名为光宅寺，使周兴嗣和另一文学名臣陆倕各自撰写碑文，而梁武帝以兴嗣所作为佳。此后，周兴嗣便成为梁武帝时代重要的文章写手，但凡国家有重大文事，梁武帝皆命周兴嗣撰具呈奏，诸如《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之类，一皆出自周兴嗣手笔。其中，《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就是这篇称为《千字文》的作品。
　　不过，当时撰写《千字文》的，非仅周兴嗣。《梁书》卷三十五《萧子范传》说，萧子范任大司马南平王(梁武帝异母弟，名萧伟，字文达)户曹属从事中郞时，曾撰《千字文》，因“其辞甚美”，南平王便命其记室蔡薳作注。又据《南史》卷五十七《沈众传》说，梁武帝制作了一篇《千文诗》，沈众为之注。但所谓梁武帝作《千文诗》，其实就是周兴嗣所撰《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周兴嗣传》明说：“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可知这些文章虽名属梁武帝，但真正的写手却是周兴嗣。虽然梁武帝“龙兴”之前，于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时，曾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学之士并游西邸，且号称“竟陵八友”，其诗文笔札想必也侍弄得不错。但“龙兴”之后，天下才士既为所用，当然就用不着亲操翰墨，躬行著作之劳了。而周兴嗣这篇《千字文》，既承梁武帝之命而作，当然也可以署属梁武帝。如此，则《沈众传》说“梁武帝制《千文诗》”，也没有错。只是沈众文运不佳，实指望借帝王之势而名垂千古，却不幸折戟沉沙，未能如愿。无论如何，说梁武帝之时至少有两个不同作者及两种不同文本的《千字文》，也是不错的，其文至五代修《唐书》时亦存于世，故《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顾炎武《日知录》谓“《千字文》元有二本”，大抵根据在此。
　　然而，何以肯定今所见《千字文》，就是周兴嗣那篇《次韵王羲之书千字》，而不是萧子范那篇同名之作？唐代李绰《尚书故实》的有关记载，不仅回答了这个疑问，且其所以传世之因由，也可借此得到合理解释。李氏说：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髪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吴兴永福寺，积年学书，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头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为退笔冢。
　　梁武帝为教儿子们学习书法，令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拓了一千个不相重复的字例，供其临摹之用。由于所用字例是东寻西找地个别挑选的，因而拓印之时，“每字片纸，杂碎无序”。于是梁武帝召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熬了一个通宵，将这些杂乱无章的千纸碎片，编排联缀成首尾完整、音韵铿锵的一篇好文章。由于用脑过度，周兴嗣竟然一夜之间“鬓髪皆白”。这就是《千字文》的编撰缘起及其写作经过。
　　然而，在头脑早已西化的当代人看来，周兴嗣既不是中国文学史上创“范儿”的著名文学家，《千字文》可以借其大名传之久远；且在当下文学观念的裁判之下，这篇《千字文》既无情节亦无形象，算不得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游戏之作。倘若是因了梁武帝的关系而流传千古，可是沈众的那篇《千字文注解》或《注解千字文》却照样没有流传下来。既非“文靠人传”，亦非“人靠文传”，《千字文》之所以传，必是另有原因。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文章书籍的传播，端赖于口诵与传抄。因此，中古以前的文章，大抵音韵天成，读来朗朗上口。诗歌与骈文因其句式整齐与韵脚绵密而便于流播，自不必说。即使是散行单句所谓“无韵之笔”，亦往往散文夹杂韵语，以期言语畅达唇吻调利而有利于口头传诵。否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免不了湮没乃至消亡的厄运。而文章书籍的手工抄写，不仅导致了汉字形体的历史演变与汉字书法的艺术发展，其最为直接的功绩，则是给那些粗制滥造的应时文字与不厌其烦的陈词滥调筑起了一道拦截大坝。人工抄写的辛劳，决定着它事先必经严格的比较与精心的选择；因而传抄流布的历史运作，在作者与受众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保证优胜劣汰的灵动机制。因此，宋元以后，之所以文章别集多如牛毛，末流文字汗牛充栋，而明清以降，更是登峰造极，初通文墨之士即有文集祸枣灾梨，则印刷术的便捷实在难辞其咎。据王国维考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就在晚唐五代之际。笔者以为，这是否韩愈柳宗元们变革文风的结果？不然的话，雕版印刷何以不早不迟，偏偏就在离他不远的时代而现身？记诵之难，传抄不便，自然要别想他法。而印刷流布过易，势必率尔操觚者多。此乃古今恒定不变的规律！
　　周兴嗣及其《千字文》所以千古流芳，正在他与它有意无意之间顺应了口诵与传抄这个灵动的汰选机制。
　　据李绰所叙，这篇《千字文》是梁武帝教其诸子学习书法，命殷铁石从王右军的书法作品中选拓而由周兴嗣次韵编缀而成。因此，《千字文》的产生与书法临摹密切相关，在尚未结胎成形之前就已经先天地与手工传抄的流布方式相适应相契合，这就注定了它有着传播与流布的巨大潜能。萧子范的《千字文》虽然“其辞甚美”，又得蔡薳详加注释，反不得其传，个中奥秘，明眼人一看便知。而无独有偶，王右军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也酷爱书法，又将这篇《千字文》抄写了八百本，分散给人间各大寺庙收藏。智永禅师与他的兄弟智匠禅师都是陈隋之际的文化名僧，而智永禅师更是当时著名书法家，他本人学书十分勤奋，仅毛笔就写秃了几十石，又得着他祖上王羲之的荫庇，因而他居住吴兴永福寺时，求墨宝者接踵而来，以致门槛都被踏破，只好用铁皮包裹门槛，所以有“铁门限”之称。以智永禅师书法世家的门第与声望，不遗余力地向各大寺庙抄写推介周兴嗣的《千字文》，而南北朝以至隋唐之际，正是中土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无不濡染寝馈其间，无疑为《千字文》的广泛传播与普遍接受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据清末杨守敬光绪七年(1881年)作于东京使馆的《永师二体千字文真迹跋尾》所言，早在唐初，永师抄写的《千字文》真迹就已经流传到了日本。由此可见，不仅萧子范的《千字文》没有这种幸运，沈众的《注解千字文》虽然亦与王羲之的书法攀着关系，也仍然没有这种幸运。
　　如果说，王羲之精妙绝伦的书法，与智永禅师的无偿派送，致使周兴嗣的《千字文》能够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幸免于沉沦与消亡，从而顺利地突破了书籍文章流传的历史瓶颈；那么，《千字文》本身令人拍案叫绝的技术难度最大限度地满足着娱宾文学的鉴赏期待，其渊懿典雅的文本内容也无可挑剔地适宜于童蒙教育的课业要求；因此，由上流文士的娱宾文学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社会大众的蒙学读本，其得天独厚的文本优势，正是《千字文》僮习户诵流传千古的真正原因。
　　《千字文》四字一句，二句一韵。全文二百五十句，仅换八个韵。《千字文》大量运用平声韵，而且阳唐韵居多，这是开口度较大的洪声韵脚，读起来嘹亮而绵长，因而音调婉转而悠扬。接下来平仄互转，其间三个节段用仄声韵，两段去声，一节入声。去声韵发音促而响，入声韵发音塞而急，将去声韵与入声韵分别与平声韵杂厕为用，势必造成嘹亮与清越互变，悠扬与铿锵间作的音律之美。而去声敬诤劲径与平声庚耕清青之字，实为同韵而有平去之别；且平声萧宵与去声啸笑，亦为平去之别的同韵之字。两者夹杂于平声之间前后呼应，形成回旋往复的交响效果。而全篇用韵，尤为精致：以平声阳唐韵开头，则窾坎镗鞳，有如洪钟巨响，金声之也。以去声啸笑韵收尾，则咽恶叱咤，是为戛击鸣球，玉振之也。金声玉振，始终条理，周兴嗣可谓匠心独运！
　　周兴嗣处身于魏晋以来娱宾文学由崛起以向全盛挺进的历史转折时期，可谓得其风气，预其时流，堪称时代的弄潮儿。以其娴熟的声律技巧，以及通晓天文地理，博识前言往行的腹笥储备，将互不关联而散乱无序的既定文字，编织成一篇文采绚丽内容渊雅的锦绣篇章。戴着镣铐的舞蹈，竟然如此出神入化，实在古今独步！
　　周兴嗣的《千字文》为蒙学教本，在中国人的道德教化方面，断不能与六经相提并论，甚至与《孝经》亦不能相抗。宋太宗曾亲赐草书《千字文》于秘阁大臣，但认为“有资于教化”则“莫《孝经》若也”。因此，要刻入石碑，则太宗皇帝准以《孝经》而不允以《千文》，即是其例(见《宋史·李至传》)。然而，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为后世作家创立写作范式，并为未来社会提供富有表现力的日常语汇。而《千字文》一经问世，便引来众多好事者模拟与仿作，并以各体文字竞相传抄。其见载于隋唐以来的国史家乘及公私书目者，不胜枚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字文》作为童蒙识文习字与修身成人的必修日课，其中成语故实逐渐转化为人们日常习用的口头语汇。《旧唐书》载：阎立本为初唐著名画师，曾官至右丞相，并与左丞相姜恪对掌枢密。而姜恪历任将军，立功塞外。阎立本唯善绘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成语为二人作评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至宋元以后，因《千字文》人人诵习，烂熟于心，类书或书目的编写采《千字文》作为标目，甚至明清以来官署号舍以《千字文》字句为序编号题名，其例又不胜其夥。武汉大学珞珈山樱顶学生公寓十六间老斋舍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顺序题名，是其遗法也。
　　为后世作家创立写作范式，给社会大众提供语言词汇，周兴嗣《千字文》在中国文化史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与贡献如此巨大，也算得上是永垂不朽了！但现行各种《中国文学史》讲六朝文学，从来不提周兴嗣及其《千字文》，也从来不涉及娱宾文学这一中国文学史中既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学现象。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到劳思光对胡适与冯友兰两本《中国哲学史》的评价：“胡氏《中国哲学史》没有哲学；冯氏《中国哲学史》虽然有哲学，但不是中国哲学。”西学东渐之初，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也无可厚非。但是，“大江歌罢掉头东，遂密群科济世穷”，时至今日，则何谓“文学”，何谓“中国文学”，是否也有思考的必要呢？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