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家王人驹：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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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家王人驹：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课堂

作者：傅国涌 来源: 今晚报

王人驹是谁？即使在其家乡温州，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生于1901年，殁于1951年，没有显赫功业，也无皇皇大作，并不是什么时代浪尖上的人物，但他有生之年大部分时光，都耗费在教育领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抱持低调的理想主义，温和、节制、持续地为国族、为乡邦的教育尽力。他并无反对高调的理想主义之举，只是他的行事为人都与那种激烈、猛进的气质无关。他从小接受新式教育，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正是“五四”思潮激荡之际。初出校门就做小学校长，1926年再入上海大夏大学。在以后的岁月，他先后担任浙江永嘉县教育局长、海宁县教育局长、浙江省第十学区专职教育辅导员等职，还曾参加西北考察团，深入宁夏各地考察教育情况，写出《宁夏初等教育调查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教育有了许多系统的思考，后有专著《地方教育辅导经验谈》问世。 中国每逢乱世，都不缺那种指向天下的鸿鹄之志，不管是陈涉吴广这样的种田汉子，还是黄巢洪秀全这样的不第秀才，都是如此。似乎缺的是一心想改善社会生活、提升文明水准的人，这些人即使出现了，当时造福乡里，事后也容易被淡忘。一部民国史，事实上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这条道路，不幸的是他们的理想模式、行为模式几乎都被遗忘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作为文明的原动力，这个观念在晚清就已浮现。王人驹对于教育的看重，不仅在于他选择了这个职业，更重要的是他将此看作社会建设、乡村建设的中心，如果说中国乡村的问题是贫、愚、弱、私，那么就从教育入手，以一所小学为中心，引导社会建设，以提升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当时浙江省提出的标准，中心小学不仅要作为“改造社会的中心”，还带有“改造学区内小学教育”的责任。他不仅关心增进农村生活的几种建设，包括生产事业、公共娱乐、卫生事业、图书馆教育等，也关心乡村的地方自治，在学校课程设置上也注意乡土教育，尤其强调中心小学的作用。他为当时永嘉县立第二小学拟订的计划目标中就明确提出：为改良农村组织的训导者、为增进农村生活的领导者。抗日战争之后，他回到当地担任永昌小学校长，就希望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他无论是办暑期进修讲习会，还是办农村流动图书馆，都有这个意图在内。 这可以称之为教育中心观，就是将教育放在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特别是在乡村，要以教育来引领整个社会建设。同时，他信奉“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观，在永昌小学校歌中，他说得很明白：“我们在这里勤学勤做，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他受到陈鹤琴、陶行知等人的影响。他也守护教育独立观，虽然他多年出任地方教育行政官员，却认为教育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他在永昌小学校长任内，高小国语教材用叶圣陶编的《少年语文读本》，而将规定的“国定本”作为“副课本”。 王人驹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里，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低调理想主义者，他们有着相似的主张。与永嘉相距不远的乐清有一个王亦文，1928年前就写出了《教育中心——中国新农村之建设》，认为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不是空言可以成功，也非一时可以做到，一定要有一种中心的方法和继续不断的努力，而教育就是他找到的中心的方法。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不仅如此主张，一度还在其家乡实践。 这些低调理想主义者的思考和实践，无疑是一种真正可靠的社会建设力。他们留下的遗产和他们的人格都值得珍惜。当年永昌小学的学生张中强一辈子都记得，一次他歪撑着雨伞在走路，校长王人驹走到身旁，轻轻地对他说：“你走路要端正，撑雨伞也要端正。凡事行为都要端端正正。”端正，是王人驹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端正，就是这个不算太高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有点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