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术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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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学术发展简史

万献初 撰 （宋时磊纂集资料）

    在西方话语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术生态圈中，不少学者言必称国外学术之先进伟大，其实，中国传统学术广博精深，宏旨远奥，且具系统性和连续性，丝毫不亚于西方。
    国学，是指中国固有的全部学术，或称中国传统的学问，是成系统的、专门性的学问，是约定俗成的中国固有文化学术的总称。“学术”之“学”指学问，“术”指方法，中国传统学术有其系统的学问及其治学方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中历代智者创造、传承下来的有关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系统而完整的知识、文化和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涉及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中国传统学术几千年的发生、发展、传承、流变，形成了国学的学术发展史。
    中国传统学术分段向来有不同的观点，如梁启超有“四分法”和“八时代说”等，而吕思勉“七分法”谓：“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1]本章的论述取其前六段，即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汉）学。
    综观千年国学学术发展史，有其一以贯之的传统连续性，也有其各具特色的阶段性。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发展受到社会政治变迁的牵制、历史阶段性较为明显；二是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其他诸科；三是以实用为旨归，较少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四是兼收并蓄，源远流长。就阶段性特点而言，先秦为国学的元典时期，重在原创性；两汉魏晋南北朝为学术范式建立的时期，重在多向度的探求性；唐代海纳百川，是不同学术冲击融合的时代，重在汇通性；宋元明为国学呈现为道统心性的时期，重在义理探求；清代为国学的全面总结阶段，体现出深广精博性。

第一节  先秦诸子学

    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学术繁荣、学派竞出的时期。其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急剧的变革，导致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和学术思想的争鸣，形成“诸子锋起，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产生反映各学派思想的学术著作百数种，成就了国学的元典时代，也是国学学术发展史上成果最为辉煌的时代。

    一、诸子学术思想的萌芽期

    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其时洪荒漫漫，结绳记事，初民以生存为第一要务，学术无以立。及至夏商，政治制度渐次草创，人对自然、社会与自我有了初步的认识，学术思想得以萌芽。由于认识不足而敬畏自然力量，夏商两朝重鬼神不重人事，宗教观念极为浓厚，占卜、祭祀盛行，此时诞生了《连山》和《归藏》。至周武王伐无道而殷商覆灭，周公摄政，提出天命无常、敬天保民等思想，制礼作乐，确定了一系列行为规则来稳定社会秩序，封土建侯，中国封建制度由此建立。
    西周初年，《易经》成书。《易经》原只名《易》，后被尊崇为《易经》。其本经包括卦、卦名、卦辞、爻辞，易传包括“彖、象、系辞”各上下篇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七种十翼”，后来《易经》与《易传》合称《周易》。相传伏羲氏画卦，神农氏推演为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辞，孔子作《易传》，但不足采信。《易经》是对商周占筮术的总结，是以神秘化的方式对天人之事进行解释、预测。《易经》的核心是阴阳观念，阴阳二爻组合为八卦，八卦相配成六十四卦。《易经》内容包罗万象，体现了初步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商周时代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状况，提供了一套体系化的宇宙生成图式，对后世的学术和民族智慧的形成影响极深，是中华文明与学术较为独特的源头。
    反映诸子之前学术面貌的另一部书是《尚书》，原只称《书》，又称《书经》，相传经过孔子的编纂。一般认为今传《尚书》是可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与被疑的《古文尚书》的合编，共三十三篇，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历史事件及思想状况。其文体分“典、谟、训、诰、誓、命”等，文辞古奥而艰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洪范》篇首次提出“水、火、土、金、木”五行之说，对此后的学术影响深远。《尚书》的版本流传问题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公案，较著名的有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和明清以来的真伪之争。
    此外，《诗》、《礼》、《春秋》等先秦经典对诸子学术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种多样不同的影响，其中“三礼”之《仪礼》、《周礼》、《礼记》最为突出。
    老子（约前571-？），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人，曾任“周守藏室之史”。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问学于老子，后老子见周室衰而离周，至函谷关，关令尹喜强请著书，老子言道德五千余言而去，令尹将该书公诸于世，才得以流传，书名《老子》又名《道德经》。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竹简推算，《老子》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中前期。《老子》虽是即兴之作，但确是老子对天道人事长期思考的结晶。《老子》为语录式文体，言简意赅，旨意远奥，探讨了先秦诸子讨论的一些核心命题。老子将“道”视为最高的范畴，道取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成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将“有无、有名与无名、阴阳、动静”等观念与“道”结合起来，提取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道的内涵，体现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绝圣弃智”、“与天为徒”而一切皆任自然，倡导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理想。老子的学术思想宏阔而深邃，为先秦诸子提供了可相与发明、辩论的共同话语，对其后学者的思辨内容、思维方式乃至整个学术生态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果说老子是学术上的散户，那么孔子则是学术上的掌门人。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孔子四十余年坚持游学授徒、传布学说，开创儒家学派，为中国学术界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他授徒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些弟子及再传弟子将他的学说集编为《论语》，不断赓续其学说，或补充辩驳，或旁支分化，形成当时重要的学术力量，开创了学术繁荣的全新局面。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衰微，礼崩乐坏，邪说暴行泛滥。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诛杀少正卯，求学于老聃，周游列国，广传其学说，凄惶奔走，始终不懈，试图挽狂澜于既颓。孔子的学术观点记录在《论语》中，主要以“礼”、“仁”、“正名”等基本理念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孔子有复古的倾向，试图恢复周代之礼，甚至要上升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高度，从实质上说，孔子是要不遗余力地去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道德。为恢复秩序和谐的礼制，孔子力举“为仁”之说，“仁”字由“人、二”会意，处理好各种“二人”间的关系，社会就秩序井然而合周礼了。孔子主张为仁就要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行为上要“恭、宽、信、敏、惠”，要修养君子的品德，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论和践行论。孔子又极其看重“名”，强调“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说在他编订《春秋》时所用的“春秋笔法”中也有直接体现。孔子一生从事教育，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等教学理念，后世尊称其为“圣王先师”。孔子在治学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晚年退而修书，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对流传的“六经”做了细致的点校与整理工作。治学态度上，孔子崇平实而忌虚妄，不语怪力乱神，多闻阙疑，择善而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其态度，“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是其方法。
    与老子、孔子同处于发端期的学者还有一些，著名的如郑国的邓析，《列子》记载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主要研究刑名、论辩之术，提出“循名责实”、“按实定名”等观点，教民兴讼，开启了春秋末期的名辩风气。惜其著作散失殆尽，今传《邓析子》有《无厚》、《转辞》篇，多疑为后人伪作。再如鬻熊的《鬻子》、吕望的《六韬》、管仲的《管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等，也多疑为伪书，颇有争议，此不具言。

    二、诸子学术的派别与思想内容

    诸子学发端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则进入全盛时代。梁启超描述为“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2]后世将该时代称为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否真有“诸子百家”？实际上参与争鸣的并未有百家之多。分判诸子流派的文献记载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淮南·要略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而本于刘歆《七略·诸子略》的《汉书·艺文志》分析最为详备，明确列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这就是“九流十家”之说的来源。各家又列出流传到西汉的重要典籍，如儒家细列五十三家即五十三部著作，总计“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实际不止十家，如“兵书五十三家”、方技“三十六家”等，还不在十家之内。
    先秦诸子各家的学术思想指向不同的侧面而各具特点，实际上代表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利益，在当时各占一方的割据形式下，带有一定程度的地域文化色彩，相互之间不断争鸣、碰撞，如《汉书·艺文志》所说：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其中，以儒、道、法三家影响最大，墨、名二家次之，其余各家又次之。
    （一）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由孔子开创，然“儒家虽传于孔子，而不足以尽孔子”。[3]儒家的继承者多为孔子后人、门人及再传弟子，《韩非子·显学》谓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分化为不同的派别，各派从自己的角度推重、阐发孔子相关的言论，进一步丰富了孔子的学说。诸派中最能光大其学术之业者为孟子、荀子两派。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受学于孔子孙子思之门。曾游学于稷下学宫，至齐魏宣扬“仁政”，然身处以攻伐为贤的战国乱世，其学说显得迂阔而不得采用。《史记·孟子列传》谓其晚年退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主张“性善”和“良知”，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为善之四端，扩充之便可成为圣人君子。他将“心”作为“善”的载体，提出“尽心、养心、养浩然之气”的修养论。孟子政治上的贡献在于提出“王道”与“仁政”的社会理想，强调圣王要“制民之产”而使民有恒产恒心，要推恩普施仁政，扩充爱己之爱而推及于民，才能够“保民而王”。提出“民贵君轻”，反对战争，强调民生在国家政治机制中的主要地位。之思、孟子的思想后来发展为“思梦学派”，对后世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影响很大。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后避汉宣帝刘询讳又称孙卿，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史记》说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多次出入稷下学宫，游于秦赵而仕于楚，汲取众家学术之长而立论，其学说阳儒阴法，著名弟子有韩非和李斯。荀子持论与孟子相反，认为好利、疾恶为人之本性，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想改恶从善就要“积善以去恶”，要修生养性就须“虚一而静”，要学习要“师法”则“学不可以已”。荀子学说弥补了孔孟的一些不足，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官天地而役万物”，持朴素的唯物观。荀子同样重视礼制，发展孔子的“礼学”思想，主张隆礼的同时又须重法，援法入礼，适应当时社会需求。在名辩方面，荀子创立了一套正名论。胡适认为荀子的学说“是儒法过渡时代的学说”。[4]
    《汉书·艺文志》谓：儒家学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春秋战国战乱纷争的时代，其学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因而当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后，儒学终能大行于天下。
    （二）道家学派。道家由老子创立，后发展出很多分支，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就有关尹、庄周、杨朱、陈仲子、尹文、彭蒙、宋钘、田骈、慎到、列御寇、庚桑楚、子华子、河上公等，不少都是稷下学宫的知名学者。道家各派对黄帝和老子互有诋毁或尊崇，不像其他各家只尊崇一位先师。儒家多讲政治、礼制、道德、伦理，道家则更注重宇宙、养生、方技等问题。道家内部可以笼统分为有为、无为两大派，又可再分以管仲为代表的有为派、以庄子为代表的逍遥无为派、以杨朱为代表的无为纵欲派、以陈仲子为代表的无为遁世派等。秦以后，道家与其他家思想结合产生了养生派、长生派、五行派、方术派、丹符派等，并进一步产生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道家多个学者无著作传世，如杨朱持利己主义观点，与墨翟利他之言想对而传遍天下，《淮南子·氾论》谓其学在于“全性保真，不以物系形”。诸派中以庄子最著名。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今安徽亳州蒙城）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权势名利，保持独立人格。其思想后来深受帝王重视，唐开元建被诏号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也被尊为《南华真经》。庄子继承老子学说，但多言玄理，张扬个性，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与超脱。他将“道”作为最高的范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他提出齐物论，泯灭“是非、有无、生死”等区别，要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他提倡的人生最高就是逍遥无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政治上谴责诸侯、贵族造成的纷争，痛斥“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道家学术对后世影响至大，战国时还与名家、法家等结合而发展成为“黄老之学”，成为与儒家互补的经世之学，也是道教的思想源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道家之说能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吕思勉认为道家学说“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名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5]
    （三）墨家学派。开创者墨子（约前468-前376），姓墨名翟，鲁国人，出身平民，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位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而传其清庙之法，又学儒而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不满儒家礼乐之苛而弃周道用夏政。宣扬“兼爱、崇义、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任侠”等观点，主要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于自然、军事、器械等多有研究。墨子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广收生徒，亲从弟子常至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该学派不是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而有统一的领袖与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兼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功能。其学说代表小手工业者和平民阶层的利益，《墨子·天志上》“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是墨子思想的集中概括。墨氏之说从者如云，战国时期迅速发展成为显学，培养了一批学者、论辩术士、军事人才和能工巧匠。墨子死后，“墨分为三”，其学说务实际，贵力行，多刻苦，然“简而难遵”，受到孟子的抨击。西汉以后尊儒抑墨，墨学几成绝学，直到近现代才得以重新发现和重视。
    （四）法家学派。法家学派的学脉和师承关系不甚严密，直到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才形成系统的理论构架。之前主要体现在一些政治改革家的施政方针中，魏国的李悝奠定基础，秦国的商鞅主要讲“法”（法令），韩国的申不害主要讲“术”（权术），赵国的载慎主要讲“势”（权势），这类学说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产生了法治、权术等思想，为法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韩非 (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从学于荀子，当时韩国很弱而受邻国欺凌，他多次向韩王进强国之策而不被采纳，遂著《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后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极为赞赏。韩非出使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其法家学说为秦王所采纳，终成统一天下的霸业。同门李斯忌韩非之才，进谗加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学说吸收儒、道、墨诸家思想并加创制，斥责儒墨两家“文以乱法，武以犯禁”，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系统性法治理论，非儒学，远仁义，冷静而理智，精较利害，“循名责实，信赏必罚”，适应了战乱纷争的社会严刑峻法的需求，秦国用其思想，加快了统一天下的步伐，后来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五）名家学派。名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专门讨论名实关系、概念异同和离合等问题，代表人物是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桓团等人，彼此之间的学说差异较大。《庄子·天下篇》记载了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命题，与庄子辩论较多。公孙龙在《公孙龙子》里提出“白马非马”、“离坚白”、“二无一”、“物指”等命题，分析概念的规定性及其差别，但有混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嫌弃。名家学说具有浓厚的逻辑学色彩，其短处在于“及謷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即互相诘难而为屈折常言正理的诡辩之言，故后世不传其学。
    此外，阴阳家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世界，代表人物为邹衍；纵横家设第划谋，按政治需要来从事外交活动，代表人物为鬼谷子、苏秦、张仪等；农家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和研究农业生产，代表人物为许行等。此数家学说散布在先秦文献里，无专著传世。兵家研究军事理论并从事军事活动，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代表人物有孙武、司马穰苴、孙膑、吴起、尉缭、白起等，著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方技家研究医药及养生，代表人物有岐伯、俞拊、扁鹊、秦和等，其“八百六十八卷”著作今多亡佚，只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后分为《素问》、《灵枢》二书。
    战国晚期，不同学派相互攻讦，在争鸣中不断走向融合。秦相吕不韦组织食客编写《吕氏春秋》，成为杂家的代表著作，其书以“法天地”为准则，“兼儒墨，合名法”，试图构建宏大的体系来实现“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目标。《管子》则是另一部融合众家的文集，内容驳杂，堪称该时期的百科全书，有论者认为是稷下学宫的学术论文集。诸家学说相互碰撞并走向汇通，意味着百家争鸣时代的完结与学术统一的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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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

[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张采田《史微·内篇》卷三“原儒”，清宣统三年（1911)印本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2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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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古音系的研究

“近古音”主要是指宋以后的音。《切韵》问世以后影响很大，历代科举考试、审音正音都以之作标准，《切韵》亡而《广韵》存，《广韵》就是《切韵》音系的代表。《广韵》刊行后影响很大，关注人就多，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修改、增订、缩略《广韵》之作不断出现，形成一系列《广韵》系的后出韵书，这类继承中古音系传统的韵书直到清末还时有出现。

直接反映时音的韵书、韵图在近代数量也很大，它们记录了近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史，全面展示了中古音系向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演化的进程。近古音系或称近代音系，主要指元明清时期汉语实际的语音状况。它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音系，而是近代不同时段、地域多个不同的实际语音系统的统称。就近代音主要的代表性音系与中古音系比较，总体上是音系简化了。声母系统主要表现为，全浊声母清化而消失，知庄章三组声母合流，轻唇音声母非敷奉合流等，以十九母、二十母、二十一母为多见。韵母系统，入声韵消失，[－m]韵尾消失，主元音合并，四呼形成，从中古十六摄向《中原音韵》十九韵发展，韵母数量大大减少，一般都在五十个以内。声调系统，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打破中古声调类型的基本格局，重建了近现代汉语的声调类型。总之，近代汉语六百多年的语音发展，完全脱出《切韵》音系的千年藩篱，为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1、《广韵》后韵书的沿革

《集韵》是《广韵》的增修本，成书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丁度等奉诏依“务从该广”的原则为补《广韵》“繁略失当”而加以重修，书成赐名《集韵》，意谓“集大成之韵书”。《礼部韵略》是《集韵》成书之初，丁度等奉诏“刊定窄韵十三处”编成的缩略本，成为宋代科考的官家标准韵书。至南宋末二百多年间，《礼部韵略》不断增补修订和翻刻，新版印行则旧版废弃，尤以国子监统一刻印颁行的“监本”为多，然均已亡佚。今见者有绍兴年间毛晃父子所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1162）、淳熙年间《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淳祐年间江北平水人刘渊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把《广韵》206韵归并为107韵，即把传统的“同用”数韵归并为一韵。刘渊书后亡佚，元黄公绍作《韵会》时所分107韵正由此而来。金人平水书籍王文郁也撰有《平水韵略》（1227），将“拯、等”并于“迥”，为106韵，少刘渊一韵。后“诗韵”普遍用106韵，通称“平水韵”。从《切韵》到《唐韵》到《广韵》，再从《集韵》《礼部韵略》到“平水韵”，分韵有多有少，收字、训释逐渐增多，但整体语音系统并无多少改动。“诗韵”（平水韵）一直沿用到明清，都沿用106韵而不改。其后出现的《会文堂词韵》、《词林正韵》等“词韵”之书，虽然在韵类归并上与“平水韵”差距很大，也部分地反映了实际的语音变化，但词韵类韵书总体上与诗韵类一样，仍然只是对《广韵》韵类的改并，基本语音系统仍未变，仍然属于《切韵》音系的韵书。

近古沿袭中古《切韵》音系的韵书也有改变较大的，如金朝真定松水人韩道昭在《广韵》、《集韵》基础上编成的《五音集韵》，成书于金泰和八年（1208），收字、篇幅与《集韵》相当，但韩氏照顾当时北方语音的实际情况，将206韵合并为160韵。该书最大特点是把宋代等韵图所用的字母、等呼概念引入韵书，各韵之内用三十六字母次序来统率所收韵字并分列小韵，且标明每个小韵属四等中的哪一等，编排风格上大胆突破而具有一定的变革精神，影响了此后的等韵图和新式韵书的制作，如元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明兰茂《韵略易通》深受其影响。又如元黄公绍为“正千余年韵书之失”而编成《韵会》（1292），篇幅浩大，熊忠摘录其要编成《古今韵会举要》（1297），采用刘渊107韵，依《五音集韵》体例按七音清浊三十六字母列字，更重要的是在各韵之下又参照当时韵书《蒙古字韵》《七音韵》所反映的实际读音再分音类，在同一平面上显示“旧韵”与“今韵母”之间的分合情况，显示了中古音向近代音演化的诸多事实，如入声韵尾的消变，舌音、齿音声母的合并，韵母主元音的合并等。这类韵书的改革，为全面反映近古时音的新型韵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2、《中原音韵》音系及其相关韵书

近古音系最具代表性的韵书是元代周德清编撰的《中原音韵》，它在汉语语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前已出现过反映元代实际语音系统的《七音韵》、《蒙古字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等韵书，表现了声母、韵母、声调方面的诸多变化，已是《中原音韵》的前兆。

《中原音韵》成书于元代泰定元年（1324），主要据当时著名戏剧家关汉卿、郑光祖等人的作品，即根据当时北方地区的元曲用韵编写成的一部韵书，主要以通行于北方广大地区的“中原之音”为依据，编撰目的是“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为时人制作词曲提供音韵规范。其体例首先分十九韵部来列同音字表，不标声母和介音，不注反切和直音，也不释义。这种全新的韵字排列完全颠覆传统韵书的体例，既直接地展示当时北方话的声调系统，又适应元曲格律和用韵的实际需要，是当时实用性很强的通用韵书。其《韵谱》把收集到的5866个元曲常用韵脚字分类编成曲韵韵谱，依据当时北方通用语的语音系统把它们划分为十九个韵部，在每个韵部下依声调分成“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而入声字则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和去声之中；再在每个声调之下，又按照声母的不同，分别列出一组组同音字，并用圆圈隔开，其结构更像一个由同音字群组成的巨大字音表。十九个韵部按小韵作归纳分析，各部分别可得出一至四个韵母不等，总计有47个韵母，即《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有关《中原音韵》声韵调系统及其音值的研究有多家，这里采用的是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的结论与拟音：

一  东钟    uŋ    iuŋ                  二  江阳   aŋ     iaŋ   uaŋ

三  支思    ɿʅ                         四  齐微   ei      i     uei

五  鱼模    u     iu                   六  皆来   ai     iai    uai

七  真文    ən    iən   uən  iuən       八  寒山    an    ian   uan

九 桓欢    on                         十  先天         iɛn          iuɛn

十一  萧豪    au    iau   iɛu            十二  歌戈   o     io     uo

十三  家麻    a     ia    ua            十四  车遮         iɛ           iuɛ

十五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十六  尤侯    əu   iəu

十七  侵寻  əm    iəm                 十八  监咸    am   iam

十九  廉纤          iem

《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与《广韵》相比，明显简化了许多，《广韵》有206韵142个韵母，《中原音韵》只有19部47个韵母。大量简化主要有如下原因：1）入声韵全部派入相应的阴声韵中去了；2）《广韵》把声调不同而韵母相同的字分列为不同的韵，《中原音韵》的一个韵部就包括平、上、去声调不同的韵，韵目数大大减少；3）《广韵》是综合性读书音系，分韵数很多，《中原音韵》基本上是单一音系的实际读音，故韵类和韵母数都少得多；4）韵母的合流，汉语语音发展到元代，很多《广韵》有区别的韵母都合流了。

对《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作过研究的有罗常培、赵荫棠、陆志韦、李新魁等，这里仍取杨耐思先生的21声母及其拟音：

唇  音：帮[p]   滂[p‘]   明[m]   非[f]   微[v]

舌  音：端[t]    透[t‘]   泥[n]    来[l]

齿  音：精[ts]   清[ts‘]   心

           章[tʃ]   昌[tʃ ‘]   生[ʃ ]   日[ʑ]

喉牙音：见[k]   溪 [k‘]   疑[ŋ]   晓[x]   影[Ø]

与中古“三十六字母”比，《中原音韵》全浊声母已全部清化，发音部位和方法有明显的合流、简化：“帮－帮并、滂－滂并、明－明、非－非敷奉、微－微、端－端定、透－透定、泥－泥娘、来－来、见－见群、溪－溪群、疑－疑、晓－晓匣喻、影－影喻、精－精从照、清－清从穿、心－心审邪床、章－照床知澄、昌－穿床彻澄禅、生－审床禅、日－日”。

《中原音韵》声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类已同近现代普通话。从《广韵》音系到《中原音韵），声调的变化是“平声分阴平阳平”、“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和“入声派入阳平、上声和去声”。“入派三声”的规律是全浊入声字变为阳平，次浊入声字变为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则全部变为上声，此时清声母入声字还未散入阴平、阳平和去声中去，故有别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入派四声”。

《中原音韵》行世后，影响很大，补订与改作之书时有出现，内容大同小异，音系变化无多。这类“《中原音韵》系韵书”多是曲韵书，主要有元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又名《北腔韵类》）、已亡佚的《中原雅音》（明章黼《韵学集成》多所引述）、明宁献王朱权所撰《琼林雅韵》、明陈铎撰《词林韵释》（又称《菉斐轩词林要韵》）、明王文璧《中州音韵》、明范善溱《中州全韵》以及清王鵕《中州全韵辑要》、清周昂《增订中州全韵》、清沈乘麐《曲韵骊珠》等，北曲类韵书基本与《中原音韵》同，南曲类韵书则以《中原音韵》为主而兼及南方音特点，主要是入声及个别声母的分立。

3、明清时代的其他韵书

明清相继出现了一批反映近代汉语各类语音状况的韵书，提供了许多口语语音的材料。近代音音系的研究可分“官话音系”和“方言音系”。官话音系也不是单一的，不但各时段的官话音韵文献所反映的官话音系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时段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音韵文献反映的官话语音也常有声韵调某方面的差异。近代汉语官话的发展受到各种不同环境的影响，其语音标准不大可能很严格和同一，致使历朝官话乃至同一朝代的官话往往是在大同之中存小异，有共同的演变大趋势，又有各呈异彩的小特色。有关近代音的音韵文献很多，其中方音文献尤为丰富，难以一一介绍，只就官话音系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作简略性介绍，以便上承《中原音韵》音系，下接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

明乐韶风等奉诏编撰的《洪武正韵》成书于洪武八年（1375），其《序》强调编撰宗旨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而“复恐拘于方言”，可见它追求通用规范的目标与《中原音韵》是相同的，推崇北方共同语的“中原雅音”，也就是明朝官家通用的规范语音，即明代初期的官话。《洪武正韵》分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平、上、去三声各为22韵，共得66韵；入声韵10部10韵，总共为76韵。这个分韵系统既是对毛氏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改并重编，也参照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声调上平声不分阴阳，声母上保留了全浊声母，这也有存古的意味。其声母根据书中反切可归纳为31类，对中古三十六字母有所归并，即“非敷”合一，“知照、彻穿、澄床、泥娘”相混等，这个声母系统与反映当时语音实际的《蒙古字韵》是基本相合的。应该说，《洪武正韵》基本上反映了明代初年通用的官话语音系统，同时也有参照和迁就传统韵书的成分，有它特定的研究价值。

明兰茂《韵略易通》编成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距《洪武正韵》六十年左右，反映的是当时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官话实际语音。《韵略易通》用一首《早梅诗》分声母为20类，据王力的拟音为：“东[t ]、风[f]、破[p‘]、早[ʦ]、梅[m]，向[x]、暖[n]、一[ø]、枝[tʂ]、开[k‘]，冰[p]、雪、无[v]、人[ʐ]、见[k]，春[tʂ‘]、从[ts‘]、天[t‘]、上[ʂ]、来[l]”。与《中原音韵》21声母比，只是将疑[ŋ]母字并入了零声母。《韵略易通》分20个韵部，与《中原音韵》的19韵比，只是把“鱼模”分为“居鱼、呼模”两部，反映了撮口呼[y]的成立。声调上平声字分阴阳，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明末，山东人毕拱辰改并《韵略易通》为《韵略汇通》，把20韵部归并为16韵部，反映了二百多年间的实际语音变化，即北方话收[－[m]尾的韵母消失而归并于收[－n]尾的韵母等。

明徐孝编《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刊行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全书四个部分中有韵书《合并字学集韵》、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简称《等韵图经》），韵书和韵图相配合，虽托名重订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实际内容却反映了当时顺天（北京）一带的语音实际。声调分“平（阴平）、上、去、如（阳平）”四声，入声已真正消失。韵母系统将十六摄合并为十三摄，韵尾收[－m]的“深、咸”两摄并入[－n]尾韵中，“梗、曾”并入“通摄”， “江”并入“宕摄”，又增“垒摄”和“拙摄”，这十三个韵部与现代曲艺的十三辙大体相同，且韵字的排列显示开齐合撮四呼已基本形成。声母19个，即变《韵略易通》“无（微）母[v]”入零声母，知照系和日母演变而来的[tʂ、tʂ‘、ʂ、ʐ]四母所拼的二、三等韵合流为一，则三等韵由齐齿呼变为开口呼，也就是当时卷舌声母已经不与[－i] 介音相拼了，见组和精组细音字合流（尖团合流）在《便览》中已经初露端倪。《等韵图经》及时地表现了明末北方话中声韵调系统所发生的较大变化，其音系与现代北京话音系十分接近。

清初直隶唐山人樊腾凤撰《五方元音》，约成书于顺治十一年（1656）之后，后年希尧增补并改名为《重校增补五方元音全书》，主要是增韵字和加注释。嘉庆间赵培梓又改编为《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赵荫棠在《等韵源流》中称该书为明末清初“一部可以作殿军的代表韵书”。该书实为删并兰茂《韵略易通》而成，声母20个承《韵略易通》“早梅时”，但认为《韵略易通》“母失次序”，故改回三十六字母依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有序排列：“梆[p]、匏[p‘]、木[m]、风[f]，斗[t ]、土[t‘]、鸟[n]、雷[l]，竹[tʂ]、虫[tʂ‘]、石[ʂ]、日[ʐ]，剪[ts]、鹊[ts‘]、丝、云[j]，金[k]、桥[k‘]、火[x]、蛙[w]”。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排列顺序基本上依此而来。为凑足20声母，樊氏把“早梅诗”中“无”母和“一”母中的部分零声母字归并为“蛙[w]”，把“一”母其它字立为“云[j]”，其实“云、蛙”都是零声母，实则只有19声母，与《等韵图经》的一致。又并《韵略易通》20韵为12韵“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大量归并前人韵部，始于“天”而终于“地”，人和动物在中间，受易学天地人三才观念的影响。为合“十二”元会之数，一个“地”韵就包含了《韵略易通》三个韵部，计有[ɿ、ʅ、i、uei、y]五个读音不同的韵母。不过，该书韵部的归并基本上还是语音发展演变实际情况的反映，清初马自援《等音》、林本裕《声位》等著作分十三韵，就与此十二韵很相近，《康熙字典》卷首所载《字母切韵要法》十二摄也与此大致相同。王力《汉语语音史》参照现代十三辙，将其分析为15个韵部，即“中东、江阳、支思、衣期、居鱼、姑苏、怀来、灰堆、人辰、言前、遥迢、梭波、麻沙、乜邪、由求”，这个韵部格局和现代北京话大体一致，此后的变化也就不大了。声调方面，《五方元音》韵书表面上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类，但从其韵书收字和韵图列字看，实际上入声韵尾已经消失而溶入相应的阴声韵中去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四声局面从此基本定型，一直沿用到现代普通话。

现代普通话声母系统不分尖团音，清乾隆年间的北方话中尖团音的对立在逐渐消除，见晓组细音齐撮两呼字的声母已不断腭化为［tɕ、tɕ‘、ɕ］，故成书于乾隆癸亥年（1743）无名氏所撰《圆音正考》考求正处于尖团合流的“团音”，正反映了这一音变现象。在约一百年前的《五方元音》里，十二韵中都存在见、精两系的洪、细音明显分组现象，正是两系细音字声母全面腭化为［tɕ、tɕ‘、ɕ］的前奏，比徐孝走得更远，为尖团音问题的研究保存了系统的早期资料。《五方元音》十九声母加上见、精两系细音字腭化声母［tɕ、tɕ‘、ɕ］，就是二十二声母，就形成了现代普通话声母的基本格局，此后也就变化无多了。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撰《李氏音鉴》，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全书用三十三段问答来表述作者的音韵观点，后列字音图表。其声母用“行香子”词来代表：“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欧鸟盘翾。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这三十三字的“松石字母”实际上有介音“粗、细”之分，如“满”粗“眠”细、“陶”粗“天”细等，故实际上只有二十二个声母：“博便[p]、盘飘[p‘]、满眠[m]、粉[f]，对蝶[t]、陶天[t‘]、嫩鸟[n]、峦涟[l]，中[tʂ]、春[tʂ‘]、水[ʂ]、然[ʐ]，醉[ts]、翠 [ts‘]、松、欧尧[ø]，个[k]、空[k‘]、红[x]，惊酒[tɕ]、溪清[tɕ‘]、翾仙[ɕ]”，二十一个声母加零声母，与今普通话声母完全相同了。至此，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系统就定型了，二百年来，没有变化。李汝珍少年在大兴（今北京市）长大，二十岁左右随其兄到地处今苏北的海州板浦定居，《音鉴》是为童蒙初学所撰的音学入门之书，强调反映时音和方音，故他在多处表明“此编悉以南北音并明”，他的“北”是18世纪中后期的北京音，“南”是当时海州板浦音中与北京音不同的部分，问答中常常是“南音”与“北音”对比的。《音鉴》卷六“字母五声图”是以声母分类为主列成的字表，韵的分类退居其次，分韵为二十二，收[－m]尾韵母全部归入[－n]尾韵母，剥除其中掺入的“南音”成分，就是当时的北京音韵母系统，已经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差别甚微了。声调分五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入声分出自然掺杂“南音”，剔除“南音”所得北京音的声调系统也明显是“入派四声”的，即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与今普通话相同，可能调值与今北京音还有些不同。总之，《李氏音鉴》记录和论及当时的北京音，声、韵、调系统已经具备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的框架和基本特点，是汉语中古音向近现代音演变的一个总结。

至此，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汉语语音的发展史也有了一个概貌性的系统展示。此后清人编的韵书还有很多，其中反映官话音系的内容往往大同小异，抄撮汇编之类的较多，偏于应用型的“便览”、“集成”之类的较常见，有建树和新见的不多，故不烦一一论及。反映近代官话音系的韵图也很多，但音系上有实质性变化的也不多见，等韵图的基本原理在介绍《韵镜》一系韵图时已经讨论过，故不再对明清韵图作进一步的介绍。需要更深入学习者，可阅读各类专门的音韵学著作和有份量的专题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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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      2）上古音的声类考求：考求上古音声类不能用韵文，因而比韵部考求更难。研究上古声类，要用历时音变和地域音异的眼光来看问题；要有精深的考古功力，发现并正确利用古文献中大量的异文、异读、谐声、声训等材料；要有较好的等韵学功底和审音能力，能发掘并论证材料中所含的古今声类演变规律；有很强的引证比较和归纳推理能力，能搜集并运用方音材料、译音材料乃至近现代所用的亲属语言材料来佐证所得出的结论。

明季陈第已注意唇音声母古今有异的问题，如《毛诗古音考》卷四：“匐音必，‘葡匐救之’《礼记》作‘扶服救之’。……畐古读必，故福、楅、幅、偪、葡之类悉从此音。”方以智《切韵声原》有“论古皆音和说”一篇，认为古人唇音不分轻重而可通转、古音舌头舌上互切也属音和。清初顾炎武《音学五书》多有轻唇注为重唇、舌上注为舌头以及章组、喻四、邪纽等注为舌头音的用例，如《唐韵正》“知古无轻唇”的考证既是。柴绍炳《柴氏古韵通》也明确认为古人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无所谓“类隔”或“交互”，而只有音和。之后，黄生在其《义府》、《字诂》中列举了很多轻唇古读重唇的例子，并提出“某与某一声之转”之说；熊士伯《等切元音》提出“娘母同泥说”；徐用锡、仇廷模、王霖苍等都引证或论述过轻唇重唇、舌头舌上等古声纽问题；李光地论舌头舌上音最为明确，如《音韵阐微·凡例》云“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再后有邹汉勋《五均论》列举“论照穿床审析为照穿神审甾初床所”、“论照之照属古读同端知本钱（晓徵）说”、“论泥娘日一声”、“论喻当并匣”、“论神本在禅顾陆诸人析出从影”、“论字纽犹韵类有古本音有流变”等数条上古声类讨论条目，惜原书已佚，条目仅存，内容未明。戴震《转语二十章》对古声纽亦多所涉及，分古声母为二十类，再求其音义的通转。钱大昕是清儒研究上古声类最用力且成果最为突出者，《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处引用详博的例证进行扎实的考据，得出“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等结论。近代章太炎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曾运乾提出“喻四古读如定、喻三古读如匣”说。黄侃总结诸家成果，拟上古声纽为十九声类，颇具系统性。今人王力、周祖漠、李方桂、李荣、裴学海、严学窘、李新魁等在上古声母研究上各有创获。总括古今学者的上古声母研究成果，主要的可归纳为下列数条：

古无轻唇音：明末清初以来的学者对此多所涉及，钱大昕在其“古无轻唇音”条中作了总结性的论证说：“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也就是说上古没有“非敷奉微”一组轻唇音声母，轻唇音后从古重唇音“帮滂並明”中分化出来的，他举证百十条以证实。

古无舌上音：钱大昕在“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中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是说上古没有舌上音“知、彻、澄”，它们是从古舌头音“端、透、定”三母中分化出来的。他引证多而实。

古无正齿音：钱大昕论及古无正齿音时说：“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是说中古三十六字母中的正齿音“照三、穿三、床三”（章组声母）上古也读舌头音“端、透、定”，可称“章组古归舌头音”或“照三归端”。该论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娘日归泥：清人熊士伯、邹汉勋曾提出古“娘日泥”三纽合一，但论证不够。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正式提出并充分论证“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认为“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是说中古的“娘、日”两母字上古都读“泥母”。他多用谐声、声训、异文等材料来详加论证，但研究者一般认为日母和泥母在上古是两个读音相近的声母，还不能将它们合为同一个音位。

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清人邹汉勋《五均论》曾将中古喻母整个合并于上古匣母，失之粗略。近人曾运乾在其《喻母古读考》一文中离析喻母，提出“喻三归匣、喻四归定”之说，认为：“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音匣母，喻母古隶舌音定母，部仵秩然，不相凌犯。”是说中古的喻母三等（喻三，亦称于母或云母）字在上古属匣母、中古的喻母四等（喻四，亦称以母）字上古属定母。举证多而所论确切。

照系二组归精组：邹汉勋《五均论》分正齿音“照穿床审”为“照二、照三”两组，把照二组合并于古“精清从心”，把照三组合并于古“端透定”。黄侃承用并发展邹氏的观点，在《音略》、《与友人论小学书》中申述古无照系二组声母，中古正齿音照系二组的“庄、初、崇、生”四母，在上古读齿头音“精、清、从、心”，即庄组（照二）与精组上古原是同一组声母而中古才一分为二。他主要用谐声字来证明，如“斩（庄母）－渐（精母） ；察（初母）－祭（精母）；霜（生母）－相（心母）”等。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黄侃先生在《与友人论小学书》中还提出“古群归溪”和“古邪归心”之说，即上古牙音有“见、溪”而无“群母”，齿头音有“心母”而无“邪母”。至此，他总结前人古声纽的研究成果，并对《广韵》的声类和韵类进行了综合考求，得出著名的古韵二十八部，称为“古本韵”。考定上古十九声纽为“古本纽”与“古本韵”相配合。其“古音十九纽”为：
        一喉音：影喻     晓      匣（为）   见   溪群    疑
        二舌音：端知照   透彻穿审  定澄（神）禅     泥娘日   来
        三齿音：精（庄）  清（初）  从床      心邪（疏）

四唇音：帮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写在“古音十九纽”旁边的小字，表明是“今声”，也就是从上古声纽中分化出来的中古声母，其中加括号的，表明是从中古“三十六字母”中再分出的声母。为补这类归纳法的不足，现代音韵学者又运用了演绎法：如果认为某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属同一个声类，就必须找出它们在中古之所以分化的不同条件；如果找不出，就只能认为这两个中古声纽在上古并非同一声类，而只是两个上古读音相近的声类，不能归并为一个音位。据此王力《汉语史稿》提出了上古三十二声母系统，并拟其读音：

    唇  音：帮非［p］ 滂敷［p‘］ 並奉［b］  明微［m］

    舌  音：端知［t］ 透彻［t‘］  定澄［d］  喻四［d ‘］ 泥娘［n］ 来［l］

            章［ȶ］   昌［ȶ ‘］   船［ȡ］   书［ɕ］   禅［ʑ］   日［ȵ］

    齿  音：精［ts］  清［ts‘］  从［dz］   心［s］   邪［z］

            庄［tʃ］  初［tʃ‘］  崇［dʒ］   生［ʃ］

    牙喉音：见［k］   溪［k‘］  群［g］   疑［ŋ ］

            影［Ø］   晓［x］   匣喻三［ɣ］

时至今日，各家对上古声母系统还没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王力的三十二声母系统虽多被采用，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此外，有人认为上古有诸如［kl］、［pl］、［sm］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存在，也有人不同意，也有待深入研究。

3）上古音声调的探求：明清以来，不少音韵学者涉足了上古声调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结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

“古无四声”说：宋代的吴棫在《韵补》中认为平上去入四声在上古可以“通转”，即四声之韵可以通押；程迥《古韵通式》认为上古“四声互用，切响通用”。通用则无界限，实质上就是上古无四声之分。明季陈第在《读诗拙言》中说“四声之辨，古人未有”。顾炎武《音论》说“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若依其“四声一贯”说，易得出上古无四声的结论，故多不取。

“古有四声”说：江永认为古有四声，不赞同“四声一贯”说，不承认声调可以随意通转，认为古代押韵不严才出现四声杂用现象。《古韵标准·例言》说“四声虽起于江左，案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戴震、钱大昕观点均似江永。江有诰、王念孙认为古有四声而不同于今四声，有些韵四声俱备，有些韵并不全备。江有诰《再寄王石臞书》谓：“至今反复紬绎，始知古人实有四声。”王念孙书云：“谓古人实有四声，特与后人不同，陆氏依当时之声误为分析，特撰《唐韵四声正》一书，与鄙见几如桴鼓相应，益不觉狂喜。顾氏四声一贯之说，念孙向不以为然。”

古四声不齐之说：段玉裁持“古无去声”说，他在《六书音均表》中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孔广森持“古无入声”说，认为除闭口韵外上古无入声，入声是由去声中的“短言之”演变而来的。作为口语中已无入声的山东人，他认为入声是后代南方的产物，其古韵分部只有阴声韵和阳声韵而无入声韵。黄侃持“古有平入二声”说，认为古无上去二声，《音略》谓“古无去声，段君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惟平入而已”；《声韵略说》谓“古声但有阴声、阳声、入声三类，阴阳声皆平也。其后入声少变而为去，平声少变而为上，故成四声（四声成就甚迟，晋宋间人诗尚去入通押）。近世段君始明古无去声……，《切韵》之后，去入始有严界”。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五声说”云：“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声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实则阳类自为一声，谓之平声，语不甚切），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自《三百篇》以至汉初，此五声者大抵自相通叶，罕有出入。”所说颇为新颖。

王力承段玉裁之说，主张上古声调有两种平声和入声，即长平和短平、长入和短入：长平到中古仍是平声，短平到中古则变成了上声；长入到中古变成了去声，短入到中古仍是入声。周祖谟《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继承和完善王念孙等古有四声之说，论述《诗经》中去声独用而不混的事实，证明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具备。此外，陆志韦认为上古有长去、短去两个去声，故有五声。李荣认为上古有二声三调。李新魁认为上古声调共五类，调值有三种。总之，上古音的声调是需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各家分歧颇大，难以定论。然从各家的意见中看出一些共同性的倾向：一是上古汉语有声调之分，与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大略相当，只是各家标名各不相同。二是上古调类可与中古四声相应，说明中古四声都有上古来源，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整体系统在规律性演变中，也有一些字会发生隶属关系上的不规则变化。三是调类变化有规律可寻，调值变化很大很快而难于考定，如上古平声与中古平声同属于平声调类而实际调值不同，这就像现代汉语不同方言的同一调类往往有不同的实际调值一样。

3、上古音知识的运用

汉字是记录汉语词的，语言中的词是音、义结合体，义是词的内容，音是义的表现形式，欲求词的意义，必先知其读音，“义存乎声”是汉语词义的基本特征。词义古今的变迁，给后人阅读古文献带来许多困难，认字、知音、明义是读懂古书的基础，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清儒善于将古音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文字训诂，才取得了乾嘉之学“因声求义”的巨大成就。段玉裁先著《六书音均表》，之后才可能有《说文解字注》的高度；王念孙正是因为精通古音，才有《广雅疏证》的博大与精深。戴震撰《转语二十章》，是要“各从其声，以原其义”，主要方法是“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其方法启迪后人甚多。上古音知识应用范围很广，“因声求义”是其中最为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因声求义”的训诂，主要有辩明字用的“明假借”和推求语源的“声训”。运用上古音研究成果来认识和辨析汉语音变构词的“破读”，也是常见的音义探求方法。

“因声求义”必涉及“古音通转”，前人对此争议颇多。从戴震、孔广森的“阴阳对转”到章太炎的“成均图”，从戴震《转语二十章》、程瑶田《果臝转语记》到章太炎的《文始》，理论、方法和实践都有相当的分量。太炎“成均图”对韵转条例的解释过于疏略，遭后人误解及批评。为便利应用起见，今引述邹晓丽据太炎“成均图”结合王力上古三十韵部制作的韵转表及其解释条例，适当加以缩略：

对转、旁转、通转、旁对转规律表

甲 类 ø、k、ŋ	之ə 职ək 蒸əŋ	支e 锡ek 耕eŋ	鱼a 铎ak 阳aŋ	侯ɔ 屋ɔk 东ɔŋ	宵o 药ok	幽u 觉uk 冬uŋ	阴声韵ø 入声韵k 阳声韵ŋ
乙 类 i、t、n	微əi 物ət 文ən	脂e 质et 真en	歌a 月at 元an				阴声韵i 入声韵t 阳声韵n
丙 类 p、m	缉əp 侵əm		盍ap 谈am				入声韵p 阳声韵m

使用说明：1）同韵部者为叠韵；2）同类同直行者为对转：主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也相同。即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之间的对应转换，如“之、职、蒸”相互对转、“歌、月、元”相互对转、“盍、谈”对转等；3）同类同横行者为旁转：韵尾相同，主元音相近。即相邻韵部的旁近通转，如“侯、幽”旁转、“职、屋”旁转、“耕、阳”旁转等；4）非同类同直行者为通转：主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不同。即非同类但主元音相同的韵部之间的变通转换，如“鱼、歌”通转，“阳、元”通转、“铎、元”通转、“阳、月”通转等；5）旁转而后对转者为旁对转：先旁转再对转。此类较少，尽量少用。如“幽、屋”旁对转、“侯、觉”旁对转、“微、元”旁对转、“月、真”旁对转等。

1）运用上古音知识来识别通假字：通假又叫通借，习惯称为“假借”，但与六书中本无其字的假借不同，是字用层面的同音借用，指上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不用本字而借用一个音同或音近字来代替本字的现象。通假现象在上古文献中很普遍，《经义述闻·经文假借》录有257条之多。辨明通假须从上古读音入手。如“归”字的本义是女子出嫁，而《诗·邶风·静女》“自牧归荑”、《论语·阳货》“归孔子豚”中的“归”都是赠送义，“归荑”是赠送嫩草芽，“归豚”是赠送小猪，借“归”代替音近字“馈”，“归”上古韵属微部，“馈”属物部，“微—物”两部阴入对转，两字声母属牙音见母、群母，属发音部位相同的双声，声、韵都相近，故可近音借用。通假的类型较多，有同音通假：如《诗·豳风·东山》“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通“事”，此处当“从事”讲，二字上古同属崇母之部；有双声通假：如《列子·汤问》“汝之不惠”，“惠”通“慧”，惠、慧上古同属匣母，韵部质、月旁转；有叠韵通假：如《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拂”通“弼”，辅佐义，拂、弼上古同属物韵，声母滂、並旁纽双声；有些通假字很难直接看出所借本字之所在，需要寻找相关线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论证。如《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雉”字从矢从隹，由杀伤之义转指“野鸡”，如何变成表示城墙面积的量词？注疏谓一雉之墙的面积为长三丈高三丈，与“野鸡”无关。查《周礼·地官·封人》“设其楅，置其絼”郑玄注引郑司农曰：“絼，著牛鼻绳，所以牵牛者，今时谓之雉，与古者名同”，陆德明释文：“絼，本又作纼，持忍反。”《说文·糸部》“纼，牛系也，从糸引声，读若矤”。可知“絼、纼”是异体字，“雉”借作“絼”，即借作“纼”，“纼”由系牛鼻子的长绳子转用作丈量工具，有“丈量”之义，再引申作长度、面积单位，就很自然了。“纼”古读定母真韵，“雉”读定母脂韵，脂、真阴阳对转，音义都相通。辨别古音通假，除运用上古音知识确定音同、音近外，还须重视文意的准确性，考虑上下文的语义关系，力戒穿凿附会，要有文献佐证，防止主观臆断。

2）运用上古音知识来推求同源词：汉语词汇的积累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合成阶段，“上古音”主要处于周秦时代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期。因此，利用上古音知识来分析汉语词汇的派生关系，从而推求词源并系联同源词族，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黄侃称推求语源为“推因”，认为《说文》训释多为推因 ，如七篇上“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则“暑”是“黍”的源词，音近而义通，因音而求其得义之原。《论语》“政者，正也”、《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等上古文献的“声训”就已经在做推求语源的工作，汉末刘熙撰《释名》，企图运用普遍推求语源的方法来解释字义，如《释名·释山》“山顶曰冢，冢，肿也，言肿起也”等，影响深远。词的产生远早于用来记录词的文字，也就是说词的音义关系确定总是早于字形的出现，因此同源词的认定是以音同音近、义同义近为条件的，一般来说是不拘字形的，如“空、孔、洞”的字形无关而音义同源，是同源词。清代古音学家的谐声字系统研究得出了“同谐声必同韵部”的结论，说明古代造形声字时字形与语音有紧密的关系。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构成同源词的形声字往往都是由一个表示语源义的声符加上义类区别性形符构成的，这类声符就有源词所指称的语义或隐性语义，这类同源的形声字必然是形声兼会意的，如从“小、少”得声的形声字“沙、纱、秒、眇、渺、肖、稍”等都有小义，是音近义通的同源词。通假字有时也可能是同源词，但有些通假字很难考得其语源来历，如“女、汝、尔、而、若、乃、戎”7个主要的第二人称代词，上古音依声母可分二组：1）女（泥母鱼部）、乃（泥母之部）；2）汝（日母鱼部）、尔（日母支部）、若（日母铎部）、而（日母之部）、戎（日母东部）。声母一组为泥另一组为日，娘日归泥，古实双声；韵部上鱼、铎对转，鱼、之、支旁转，说明这7个字非双声即叠韵，上古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都借来表示第二人称，但找不到各自发展成为人称代词的词义来源，可能是代词意义较虚，且相对后出，只是借同音字来代替罢了，故只能把看成“通假”而不能看成“同源通假”。又如古汉语有“谁、孰、何、胡、奚、曷、安、恶、焉”九个疑问代词，依上古声母可分三组：1）谁（禅母微部）、孰（禅母物部）；2）何（匣母歌部）、曷（匣母月部）、胡（匣母鱼部）、奚（匣母支部）；3）安（影母元部）、恶（影母鱼部）、焉（影母元部）。三组声母各自相同，影、匣旁纽双声；韵部上微、物对转，歌、月对转，鱼、支旁转，鱼、元旁转，上古读音都相同或相近，情形与上例第二人称代词相同。再如古汉语有“不、弗、勿、毋、无、亡、未、莫、微、靡、否、非、匪”12个主要的否定副词，依上古声母可分二组：1）不（帮母之部）、否（帮母之部）、非（帮母微部）、匪（帮母微部）、弗（帮母物部）；2）无（明母鱼部）、毋（明母鱼部）、莫（明母铎部）、亡（明母阳部）、微（明母微部）、勿（明母物部）、未（明母物部）、靡（明母歌部）。一组声母为帮另一组为明，属发音部位相同的旁纽双声；韵部上之、微旁转，之、歌旁转，鱼、铎、阳对转，微、物对转，上古读音都相同或相近，情形与上两类相同，都不是“同源通假”。为了解决传统语言学“假借”与“同源”交叉的易混情况，可以把通假字分为“同源通用字”和“同音借用字”两类。同源通用字：即同源分化出来的新字与原字混用，也就是同源词共用同一个字形，音同而义相关联，既是假借字又是同源字的应归入同源通用字中；同音借用字：是同音词共用一个字形，音同而义不通，只是音同而词义来源不同的应归入同音借用字中。

    3）运用上古音知识来识别古代汉语的音变构词法
汉语的“音变构词”，是通过改变同一个汉字音节中一个或几个语音要素（声、韵、调）来构造音义相关的新词。上古后期至中古前期，音变构词是汉语常用的构词法。周秦以来的上古音时期是音变构词最为突出的时期。如《诗·周颂·载芟》“其耕泽泽”郑玄笺“则泽泽然解散于是”，陆德明释文“解散，音蟹”，“解”作动词《广韵》读见母、蟹韵、上声，作形容词破读为匣母、蟹韵、上声，即“松懈”义，这是“清－浊”声母转换的变声构词。《仪礼·大射》“卒错获者适右个”，陆德明释文“右个：刘音幹”，“个”作量词同“個、箇”时读见母、箇韵、去声，作“箭靶伸出部分”时“音幹”读见母、翰韵、去声，这是“箇－翰”韵母转换的变韵构词。《左传·宣公三年》“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陆德明释文“从晋：如字，又才用反”，“从”的“服从、听从”义“如字”读平声，“跟随”义破读去声，这是“平－去”声调转换的变调构词。上古的这种单字音变构词法，虽然在中古以后逐渐被双音合成构词法所取代，但还是有少数留存到现代汉语之中了，如“长：长短－生长”、“为：为人－为了”、“行：行列－行动”、“藏：隐藏－宝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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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

上古音研究即“古音学”，主要是研究汉代以前的语音系统。前人多缺乏“历史音变”意识，以致从六朝的徐邈、沈重到宋代的朱熹都不知《诗经》今读不合韵是古今音变，而临时改读以“叶韵”，受到严厉的批评。不过，汉代人已有了“古音”意识，如《诗·豳风·东山》“烝在栗薪”郑玄笺“古者声栗、裂同也”。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中有“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的话，已意识到语言的时代和地域差异。陆法言《切韵序》要“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看到了实际存在着的方音差异和古今音变。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声音语言，本随世转”，略有所悟。明陈第《读诗拙言》说“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又在《毛诗古音考序》中宣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对语音的历时变化和地域差异有了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清代的音韵学家对古今音变的认识更为自觉、深刻和系统，顾炎武、潘耒、江永、戴震都有很精到的论述。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古音声不同今”，说“今音不同唐音，即唐音不同古音之征也”，又为古音进行时代分类：“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上古音研究没有韵书和韵图可资参考，困难要比研究中古音大得多，但经过明、清和现代许多音韵学家的不断努力，古音学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清代学者的“古音学”研究，无论是材料、方法、理论还是研究成果，都是极有贡献的。

1、研究上古音的材料和方法

上古无韵书、韵图，反切极少见，研究上古音就只能从文字记录的原始语言材料中去整理归纳。清许翰《攀古小庐文·求古韵八例》列求古音的八种材料：谐声、重文、异文、音读（读如、读若等）、音训（声训）、叠韵、方言、韵语。其中最主要的是上古的韵文和古谐声字系统，其余经传注笺、音义书和字书中的异文、重文、声训、读若、联绵字、古直音和古反切等，可用来考证上古读音，但没有古韵文和古谐声字那样数量多且具有系统性。

古音学上的“韵文、韵语”通指押韵的诗歌和散文。上古诗文多直接反映当时口语，把一定时期和地域一定数量的韵文集中起来，对其韵脚字进行定量的穷尽性系联研究，得出的结果就相当于中古的一部韵书，可借以研究上古的语音系统。《诗经》305篇经过孔子整理，能反映当时通用语“雅言”的语音实际，于是考察《诗经》用韵情况就成为归纳和研究上古韵分部的最主要手段，《楚辞》虽产于南方，但与《诗经》韵读系统有很强的统一性。

系联上古韵文的韵脚字来区分韵类，用的是“丝联绳引法”：按统一的条例来确定每一篇诗文的押韵格式，再按定下的“韵例”找出所有的韵脚字，然后对这些韵脚字进行系联分类，把相押韵的字归为一类就是一个上古韵部。如《诗·邶风·泉水》一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王风·君子于役》一章：“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卫风·氓》一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三者“淇、思、姬、谋”、“期、哉、埘、来、思”、“蚩、丝、丝、谋、淇、丘、期、媒、期”各相押韵，通过“淇、思、谋、期”又可把这三章的韵脚字都系联起来，如此类推，再系联《诗经》其它的同类韵脚字，就形成一个古韵部“之部”。按这种方式辗转递联，就可以归纳出《诗经》的所有韵部。《楚辞》、《周易》、《左传》、《荀子》等其它上古韵文的韵部系联也大致如此。

古汉字由谐声偏旁形成谐声音读系统，谐声时代（商至周前期）早于《诗经》用韵（东周），运用汉字谐声材料来推究上古语音系统的方法就是“谐声推演法”。“谐声字”指同声符的形声字，“六书”讲形声字分“形符”和“声符”两部分，造字之初形符表义类声符表读音，声符相同的字读音必然是相同或相近的。段玉裁经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理论，将上古的谐声字汇聚起来编成《古十七部谐声表》，谓“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知道某个声符在上古归属某韵部，就可类推同声符的一系列字都属于该韵部。对不同系列的谐声字作分类研究，就构成了谐声系统。如上引《诗》中“谋、媒”都从“某”得声，“淇、期”都从“其”得声，“某、其”上古属之部，可推知凡“从某、从其”的字古韵都属之部。把韵脚字系联与谐声字系联结合起来考察，就《诗经》的“之”部而言，上引韵字所含“丘、某、其、之”等声符（主谐字）又各有其谐声字组，包括直接谐声字和间接谐声字，有的字既是上一级声符所生成的谐声字（被谐字），又兼作声符生成下一级谐声字，如：“之→寺→時→塒”：丘→邱、蚯、坵等；某→谋、媒、煤、腜、禖、䤂等；其→淇、期、欺、旗、萁、祺、鲯、骐、蜞等；之→芝、志、蚩、寺、诗、持、侍、待、时、埘、榯、鰣等。把《诗经》之部韵字系联起来观察，就形成一个之韵部的主谐字群，有“之、丝、兹、甾、才、采、台、𦣞、㠯、巸、里、思、宰、而、𠩺、市、事、史、司、辞、疑、止、已”等。段玉裁搜罗考辨上古韵文与字书，依其古韵十七部分1521声首（主谐字）为17类，列古“之部”为第一部118个主谐字。经明清古音学家的研究，证明谐声系统与《诗经》韵读系统基本吻合。可以推想，把每个主谐字的谐声字组收集起来，再按主谐字群分类，就成为严密的谐声系统。得来的谐声系统与韵字系联的结果互为印证，就基本上可解决上古韵部划分的问题。上古留存的韵文不多，入韵字总是有限的，谐声系统的研究扩大了古音研究的视野和材料范围，韵文联不起来的字，可依谐声偏旁来确定它的韵部归属，可见谐声系统分析是一种以简驭繁的科学的古韵部分析方法。“同谐声者必同部”是段玉裁归纳出来的理论，但“谐声推演法”并不自段玉裁始。宋徐蕆、明赵宦光、清初柴绍炳、顾炎武、潘咸等都实践过，乾隆初年万光泰的《古音表考正》分古韵十九部，每部之下先详列谐声偏旁字，再以经籍韵文来证明，前承顾炎武，后接段玉裁，成就突出。

韵脚字系联、谐声系统分析，是研究上古音最常用的重要方法。经传异文、重文的读音比较，读若、读为和声训材料的利用，古注音切的利用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方法。尤其是研究上古声母系统，韵脚字就用不上了，谐声字系统就显得更为重要，如中古读重唇音的“旁、榜、膀”与读轻唇音的“方、芳、放”上古都由“方”得声，说明上古重唇、轻唇同属一类，即“古无轻唇”。异文、重文、声训等在上古声类研究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

2、上古音的声、韵、调系统

1）上古韵部的考求：上古音的研究是从韵部研究开始的，系统研究上古韵部的人首推南宋的吴棫，著有《毛诗补音》、《韵补》等。《韵补》提出古韵通转之说，分为古韵九部，有开创之功。但他缺乏历史音变观，取《诗经》至宋苏轼等人的作品五十余种，庞杂而缺乏时代性和准确性，又缺乏音理分析，其上古韵部只是中古韵的简单合并或通转，错误很多，如“四真”部合《广韵》收三种阳声韵尾的15个韵，违反语音体系本身规律。吴棫之后，有程迥《音式》和郑庠《古音辨》，均亡佚。戴震《声韵考》说“郑庠作《古音辨》，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虽比吴还宽，但入声韵的编配较严，六部实际上按[－i]、[－u]、[－m]、[－n]、[－ŋ]和无韵尾六种类型来分，体系性较强，顾炎武正是在这六部基础上再细分的。不过郑庠也缺乏古今音变观念，只是中古韵的简单合并，未能反映上古音的实际情况。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虽无系统性的韵部总结，但其详博引证和严谨考据为后来者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他全面清算“叶音”说的谬误，有正确的历史语音观，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有清一代是上古音研究的全盛期，古韵分部成就尤为突出，考据之精、审音之细都是前所未见的。清代古韵学的奠基人顾炎武，用三十年功夫写成古音学巨著《音学五书》，对古音诸方面的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以陈第的理论为依据，提倡“古本音”，批驳“叶音”说，扎实的分析、考证上古韵文等材料，在郑庠的基础上划分古韵为十部。其最重要的贡献有二：一是“离析《唐韵》”，他发现由于语音变化，上古音中不同韵部的字在中古韵书中合流为一韵了，于是把《唐韵》（《广韵》）中同一韵的字，按上古押韵和谐声系统的实际离析开来，划归不同的上古韵部，如中古“支”韵字分归上古“支、歌”二部等。这种离析与重组完全合乎“相同的读音可以有不同的历史来源，不同的读音可以有相同的演变结果”的历史音变原理。二是“入声韵配阴声韵”，中古韵书、韵图中入声韵是只配阳声韵，顾氏从古韵文入声与阴声相押韵的实际出发，除收[－m]韵尾的9个阳声韵配有入声韵外，其它入声韵都配阴声韵。这种创举为后来的阴、阳、入三分以及“阴阳对转”理论的形成开拓了新的思路。顾炎武古韵分部取材丰富，考证严密，方法科学，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不足处是分部还较粗略，过于偏重考据等，江永评他“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

清代前期，继顾炎武之后有成就的古音学家较多，如邵长衡、李因笃、李光地、潘咸等，成就最大为康乾隆之交的万光泰。万光泰，浙江秀水人，著音韵学著作多种而多未刊布。早期著作《古韵原本》在顾炎武十部基础上分十三部，其中从“支部”分出“之部”是了不起的创举。后来《古音表考正》将十三部修订为十九部（类），且用《广韵》韵目命名，其中“谆类”即今“文部”，“废类”即王念孙、江有诰的“祭部”，“未类”即章太炎的“队部”，其“群经谐声”中古韵十九部编排完全以《说文》谐声偏旁字的系统分类为依据。万氏贡献突出：支、脂、之三部划分比段玉裁早半个世纪；鱼、侯、幽、宵的分出和真、文、元三分与段玉裁一致；至、废的独立走在王念孙、江有诰之前；未部分立解决了与物部阴入相承的问题；入声韵与各自的阴声韵相配很吻合，与后来王念孙、江有诰所配基本一致。

江永字慎修，著有《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和《古韵标准》。江永既精通古韵学又精通等韵学，还重视方音材料的利用，这就使他的古韵研究更为深入、精细且合乎音理，成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韵标准》从审音角度对顾氏古韵十部加以修正，所分十三部（入声分八部相配）比顾氏十部精密得多，如“真、元”分立就考虑了韵母“侈弇”的因素，以等韵学审辩音理的方法分析韵母的侈音“口侈而声大”，弇音“口敛而声细”，实际上就是指韵母中开口度大的低元音与开口度小的高元音之别。江永入声的分配比顾氏更有条理，提出“数韵共一入”之说，认为阴声韵、阳声韵可配同一入声韵，推进了阴、阳、入三声韵配合关系的研究，为戴震等人的“阴阳对转”理论的成熟作了关键性的铺垫。

段玉裁字若膺，师从戴震，是《说文》研究大家，他的古音学力作《六书音均表》附在《说文解字注》之后。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很多音韵学、文字学的精辟见解，在古音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强调“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提出“古本韵”与“古合韵”的概念，使韵字归部有了更正确而便于操作的理论依据；承江永而提出“异平同入”的入声划配新思路；《古十七部谐声表》把谐声系统与古韵文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古韵分部研究，使谐声推演法在古韵部划分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段氏分古韵为六大类十七部，注意按相邻韵部的内在关系疏密来排列次序。段氏古韵分部的主要贡献：1）真、谆分立；2）尤、侯分立；3）支、脂、之分立等。王力《清代古音学》评述道：“清代古韵之学到段玉裁已经登峰造极，后人只在韵部分合之间有所不同（主要是入声独立），而于韵类的畛域则未能超出段玉裁的范围。所以段玉裁在古韵学上功居第一。”

戴震字东原，师承江永，虽为段玉裁的老师，但其古音学研究成果比段玉裁发布迟，有《声韵考》、《声类表》、《转语二十章》等。《声类表》分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 每类按阳、阴、入声韵的顺序排列。其主要贡献有：舒声十六部在江永十三部基础上，采用段玉裁支、脂、之三分，再把祭、泰、夬、废四韵从江氏去声第二部和段氏十五部中独立出来为霭部；入声韵独立为专门的九部与阴声七部、阳声九部相配，即把“数韵共一入”、“异平同入”之说发展为阴阳入三分相配，产生了质的飞跃。他选二十五个影纽字（近于零声母）作古韵部的代表字，进行了最早的展示音值的尝试，是明音理的突出表现，被视为“审音派”的代表。他确立阴阳入三类韵相配的关系，揭示语音内在的系统性，由此生出“阴阳对转”理论，为古音研究的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其《转语二十章》就是这方面的实践，虽只存序而正文亡，但基本理论和方法仍在，对其学生王念孙、段玉裁等的“因声求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孔广森是戴震的受业弟子，所著《诗声类》分古韵十八部，阴、阳声韵各九部，依次相配以利于解释“阴阳对转”理论。孔氏十八部只在段氏基础上多分出一个“冬部”。他的主要成绩是继承和发展戴震阴阳入“相配互转”之说，首次明确提出“对转”术语，促进“阴阳对转”理论的完善和具应用，一直为后来的音韵训诂学家所推崇。

此后，贡献较大的古韵学家有王念孙和江有诰，都分古韵为二十一部。王念孙比段氏十七部多出“至、祭、缉、盍”四部，晚年又接受孔广森东冬分立而增为二十二部。江有诰字晋三，所撰《诗经韵读》等合称《音学十书》，“自奋于穷乡孤学”的他未见过段、戴、王的著述，在江永分部基础上分古韵为二十部，后东冬分立而为二十一部。他与段、戴、孔、王多不谋而合，对之前五家有核实与补正之功。后来，其友夏炘撰《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作总结，江有诰二十一部加王念孙至（质）部，即为：之、幽、宵、侯、鱼、歌、支、脂、至（质）、祭、元、文、真、耕、阳、东、中（冬）、蒸、侵、谈、葉、缉，共二十二部。清后期的程瑶田、严可均、张成孙、朱骏声等再有研究，而创获无多，不烦备举。

清末民初，古音学研究又大大推进一步。章太炎《小学略说》、《二十三部音准》等文章，在夏炘二十二部基础上独立出队部为二十三部，按“阳、入、阴”三分相配通转的次序做成《成均图》，用圆周图形形象地图示韵部之间的对转、旁转、旁对转等关系，发展了古音通转学说。他用时音的零声母字来标示古韵部的音值，比戴震又向科学化更靠近一步。黄侃《音略》、《声韵通例》等从《广韵》出发来考求古音，有“古本纽、古本韵”等提法，综合各家择善而从，集清代古韵研究之大成，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殿军”。黄侃分古韵为二十八类（部），以其师章氏二十三部为基础，又依戴震将锡、铎、屋、沃、德五个入声韵部独立，构成阴阳入三分相配格局，改太炎去声“至、队、泰”为入声“屑、没、曷”。不足处是取消幽部入声，但晚年从“添、帖”部中分出 “谈、盍”两部，实分古韵为三十部。

王力《汉语史稿》，在黄侃二十八部的基础上增“微、觉”减“冬”而为二十九部，后又在《古代汉语》中增“冬”为三十部。至此，上古韵部的划分基本上定型，成为较完整的上古韵部系统。按阴、入、阳相配关系分为十一类并加上拟音，排列如下：

              阴声韵      入声韵      阳声韵

    第一类    之部[ə]     职部[ək]     蒸部[əŋ]

    第二类    幽部     觉部[uk]     冬部[uŋ]

    第三类    宵部[o]     药部[ok]

    第四类    侯部[ɔ]     屋部[ɔk]      东部[ɔŋ]

    第五类    鱼部[a]     铎部ak]      阳部[aŋ]

    第六类    支部[e]     锡部[ek]      耕部[eŋ]

    第七类    脂部[ei]     质部[et]      真部[en]

    第八类    微部[əi]     物部[ət]      文部[ən]

    第九类    歌部[ai]     月部[ap]     元部[am]

    第十类                缉部[əp]     侵部[əm]

    十一类                盍部[ap]     谈部[am]

上古韵部不等于韵母，加上开合、等第等介音因素，一韵部可能含几个韵母。上古韵部的舒声韵字是不分平、上、去而共居一部之内，入声韵与阴声韵、阳声韵配成主要元音相同的类，且主要元音相近的韵部依次排列，利于展示上古汉语语音的系统性，也利于解释古代汉语的语音转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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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

上古音研究即“古音学”，主要是研究汉代以前的语音系统。前人多缺乏“历史音变”意识，以致从六朝的徐邈、沈重到宋代的朱熹都不知《诗经》今读不合韵是古今音变，而临时改读以“叶韵”，受到严厉的批评。不过，汉代人已有了“古音”意识，如《诗·豳风·东山》“烝在栗薪”郑玄笺“古者声栗、裂同也”。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中有“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的话，已意识到语言的时代和地域差异。陆法言《切韵序》要“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看到了实际存在着的方音差异和古今音变。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声音语言，本随世转”，略有所悟。明陈第《读诗拙言》说“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又在《毛诗古音考序》中宣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对语音的历时变化和地域差异有了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清代的音韵学家对古今音变的认识更为自觉、深刻和系统，顾炎武、潘耒、江永、戴震都有很精到的论述。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古音声不同今”，说“今音不同唐音，即唐音不同古音之征也”，又为古音进行时代分类：“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上古音研究没有韵书和韵图可资参考，困难要比研究中古音大得多，但经过明、清和现代许多音韵学家的不断努力，古音学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清代学者的“古音学”研究，无论是材料、方法、理论还是研究成果，都是极有贡献的。

1、研究上古音的材料和方法

上古无韵书、韵图，反切极少见，研究上古音就只能从文字记录的原始语言材料中去整理归纳。清许翰《攀古小庐文·求古韵八例》列求古音的八种材料：谐声、重文、异文、音读（读如、读若等）、音训（声训）、叠韵、方言、韵语。其中最主要的是上古的韵文和古谐声字系统，其余经传注笺、音义书和字书中的异文、重文、声训、读若、联绵字、古直音和古反切等，可用来考证上古读音，但没有古韵文和古谐声字那样数量多且具有系统性。

古音学上的“韵文、韵语”通指押韵的诗歌和散文。上古诗文多直接反映当时口语，把一定时期和地域一定数量的韵文集中起来，对其韵脚字进行定量的穷尽性系联研究，得出的结果就相当于中古的一部韵书，可借以研究上古的语音系统。《诗经》305篇经过孔子整理，能反映当时通用语“雅言”的语音实际，于是考察《诗经》用韵情况就成为归纳和研究上古韵分部的最主要手段，《楚辞》虽产于南方，但与《诗经》韵读系统有很强的统一性。

系联上古韵文的韵脚字来区分韵类，用的是“丝联绳引法”：按统一的条例来确定每一篇诗文的押韵格式，再按定下的“韵例”找出所有的韵脚字，然后对这些韵脚字进行系联分类，把相押韵的字归为一类就是一个上古韵部。如《诗·邶风·泉水》一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王风·君子于役》一章：“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卫风·氓》一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三者“淇、思、姬、谋”、“期、哉、埘、来、思”、“蚩、丝、丝、谋、淇、丘、期、媒、期”各相押韵，通过“淇、思、谋、期”又可把这三章的韵脚字都系联起来，如此类推，再系联《诗经》其它的同类韵脚字，就形成一个古韵部“之部”。按这种方式辗转递联，就可以归纳出《诗经》的所有韵部。《楚辞》、《周易》、《左传》、《荀子》等其它上古韵文的韵部系联也大致如此。

古汉字由谐声偏旁形成谐声音读系统，谐声时代（商至周前期）早于《诗经》用韵（东周），运用汉字谐声材料来推究上古语音系统的方法就是“谐声推演法”。“谐声字”指同声符的形声字，“六书”讲形声字分“形符”和“声符”两部分，造字之初形符表义类声符表读音，声符相同的字读音必然是相同或相近的。段玉裁经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理论，将上古的谐声字汇聚起来编成《古十七部谐声表》，谓“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知道某个声符在上古归属某韵部，就可类推同声符的一系列字都属于该韵部。对不同系列的谐声字作分类研究，就构成了谐声系统。如上引《诗》中“谋、媒”都从“某”得声，“淇、期”都从“其”得声，“某、其”上古属之部，可推知凡“从某、从其”的字古韵都属之部。把韵脚字系联与谐声字系联结合起来考察，就《诗经》的“之”部而言，上引韵字所含“丘、某、其、之”等声符（主谐字）又各有其谐声字组，包括直接谐声字和间接谐声字，有的字既是上一级声符所生成的谐声字（被谐字），又兼作声符生成下一级谐声字，如：“之→寺→時→塒”：丘→邱、蚯、坵等；某→谋、媒、煤、腜、禖、䤂等；其→淇、期、欺、旗、萁、祺、鲯、骐、蜞等；之→芝、志、蚩、寺、诗、持、侍、待、时、埘、榯、鰣等。把《诗经》之部韵字系联起来观察，就形成一个之韵部的主谐字群，有“之、丝、兹、甾、才、采、台、𦣞、㠯、巸、里、思、宰、而、𠩺、市、事、史、司、辞、疑、止、已”等。段玉裁搜罗考辨上古韵文与字书，依其古韵十七部分1521声首（主谐字）为17类，列古“之部”为第一部118个主谐字。经明清古音学家的研究，证明谐声系统与《诗经》韵读系统基本吻合。可以推想，把每个主谐字的谐声字组收集起来，再按主谐字群分类，就成为严密的谐声系统。得来的谐声系统与韵字系联的结果互为印证，就基本上可解决上古韵部划分的问题。上古留存的韵文不多，入韵字总是有限的，谐声系统的研究扩大了古音研究的视野和材料范围，韵文联不起来的字，可依谐声偏旁来确定它的韵部归属，可见谐声系统分析是一种以简驭繁的科学的古韵部分析方法。“同谐声者必同部”是段玉裁归纳出来的理论，但“谐声推演法”并不自段玉裁始。宋徐蕆、明赵宦光、清初柴绍炳、顾炎武、潘咸等都实践过，乾隆初年万光泰的《古音表考正》分古韵十九部，每部之下先详列谐声偏旁字，再以经籍韵文来证明，前承顾炎武，后接段玉裁，成就突出。

韵脚字系联、谐声系统分析，是研究上古音最常用的重要方法。经传异文、重文的读音比较，读若、读为和声训材料的利用，古注音切的利用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方法。尤其是研究上古声母系统，韵脚字就用不上了，谐声字系统就显得更为重要，如中古读重唇音的“旁、榜、膀”与读轻唇音的“方、芳、放”上古都由“方”得声，说明上古重唇、轻唇同属一类，即“古无轻唇”。异文、重文、声训等在上古声类研究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

2、上古音的声、韵、调系统

1）上古韵部的考求：上古音的研究是从韵部研究开始的，系统研究上古韵部的人首推南宋的吴棫，著有《毛诗补音》、《韵补》等。《韵补》提出古韵通转之说，分为古韵九部，有开创之功。但他缺乏历史音变观，取《诗经》至宋苏轼等人的作品五十余种，庞杂而缺乏时代性和准确性，又缺乏音理分析，其上古韵部只是中古韵的简单合并或通转，错误很多，如“四真”部合《广韵》收三种阳声韵尾的15个韵，违反语音体系本身规律。吴棫之后，有程迥《音式》和郑庠《古音辨》，均亡佚。戴震《声韵考》说“郑庠作《古音辨》，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虽比吴还宽，但入声韵的编配较严，六部实际上按[－i]、[－u]、[－m]、[－n]、[－ŋ]和无韵尾六种类型来分，体系性较强，顾炎武正是在这六部基础上再细分的。不过郑庠也缺乏古今音变观念，只是中古韵的简单合并，未能反映上古音的实际情况。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虽无系统性的韵部总结，但其详博引证和严谨考据为后来者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他全面清算“叶音”说的谬误，有正确的历史语音观，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有清一代是上古音研究的全盛期，古韵分部成就尤为突出，考据之精、审音之细都是前所未见的。清代古韵学的奠基人顾炎武，用三十年功夫写成古音学巨著《音学五书》，对古音诸方面的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以陈第的理论为依据，提倡“古本音”，批驳“叶音”说，扎实的分析、考证上古韵文等材料，在郑庠的基础上划分古韵为十部。其最重要的贡献有二：一是“离析《唐韵》”，他发现由于语音变化，上古音中不同韵部的字在中古韵书中合流为一韵了，于是把《唐韵》（《广韵》）中同一韵的字，按上古押韵和谐声系统的实际离析开来，划归不同的上古韵部，如中古“支”韵字分归上古“支、歌”二部等。这种离析与重组完全合乎“相同的读音可以有不同的历史来源，不同的读音可以有相同的演变结果”的历史音变原理。二是“入声韵配阴声韵”，中古韵书、韵图中入声韵是只配阳声韵，顾氏从古韵文入声与阴声相押韵的实际出发，除收[－m]韵尾的9个阳声韵配有入声韵外，其它入声韵都配阴声韵。这种创举为后来的阴、阳、入三分以及“阴阳对转”理论的形成开拓了新的思路。顾炎武古韵分部取材丰富，考证严密，方法科学，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不足处是分部还较粗略，过于偏重考据等，江永评他“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

清代前期，继顾炎武之后有成就的古音学家较多，如邵长衡、李因笃、李光地、潘咸等，成就最大为康乾隆之交的万光泰。万光泰，浙江秀水人，著音韵学著作多种而多未刊布。早期著作《古韵原本》在顾炎武十部基础上分十三部，其中从“支部”分出“之部”是了不起的创举。后来《古音表考正》将十三部修订为十九部（类），且用《广韵》韵目命名，其中“谆类”即今“文部”，“废类”即王念孙、江有诰的“祭部”，“未类”即章太炎的“队部”，其“群经谐声”中古韵十九部编排完全以《说文》谐声偏旁字的系统分类为依据。万氏贡献突出：支、脂、之三部划分比段玉裁早半个世纪；鱼、侯、幽、宵的分出和真、文、元三分与段玉裁一致；至、废的独立走在王念孙、江有诰之前；未部分立解决了与物部阴入相承的问题；入声韵与各自的阴声韵相配很吻合，与后来王念孙、江有诰所配基本一致。

江永字慎修，著有《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和《古韵标准》。江永既精通古韵学又精通等韵学，还重视方音材料的利用，这就使他的古韵研究更为深入、精细且合乎音理，成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韵标准》从审音角度对顾氏古韵十部加以修正，所分十三部（入声分八部相配）比顾氏十部精密得多，如“真、元”分立就考虑了韵母“侈弇”的因素，以等韵学审辩音理的方法分析韵母的侈音“口侈而声大”，弇音“口敛而声细”，实际上就是指韵母中开口度大的低元音与开口度小的高元音之别。江永入声的分配比顾氏更有条理，提出“数韵共一入”之说，认为阴声韵、阳声韵可配同一入声韵，推进了阴、阳、入三声韵配合关系的研究，为戴震等人的“阴阳对转”理论的成熟作了关键性的铺垫。

段玉裁字若膺，师从戴震，是《说文》研究大家，他的古音学力作《六书音均表》附在《说文解字注》之后。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很多音韵学、文字学的精辟见解，在古音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强调“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提出“古本韵”与“古合韵”的概念，使韵字归部有了更正确而便于操作的理论依据；承江永而提出“异平同入”的入声划配新思路；《古十七部谐声表》把谐声系统与古韵文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古韵分部研究，使谐声推演法在古韵部划分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段氏分古韵为六大类十七部，注意按相邻韵部的内在关系疏密来排列次序。段氏古韵分部的主要贡献：1）真、谆分立；2）尤、侯分立；3）支、脂、之分立等。王力《清代古音学》评述道：“清代古韵之学到段玉裁已经登峰造极，后人只在韵部分合之间有所不同（主要是入声独立），而于韵类的畛域则未能超出段玉裁的范围。所以段玉裁在古韵学上功居第一。”

戴震字东原，师承江永，虽为段玉裁的老师，但其古音学研究成果比段玉裁发布迟，有《声韵考》、《声类表》、《转语二十章》等。《声类表》分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 每类按阳、阴、入声韵的顺序排列。其主要贡献有：舒声十六部在江永十三部基础上，采用段玉裁支、脂、之三分，再把祭、泰、夬、废四韵从江氏去声第二部和段氏十五部中独立出来为霭部；入声韵独立为专门的九部与阴声七部、阳声九部相配，即把“数韵共一入”、“异平同入”之说发展为阴阳入三分相配，产生了质的飞跃。他选二十五个影纽字（近于零声母）作古韵部的代表字，进行了最早的展示音值的尝试，是明音理的突出表现，被视为“审音派”的代表。他确立阴阳入三类韵相配的关系，揭示语音内在的系统性，由此生出“阴阳对转”理论，为古音研究的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其《转语二十章》就是这方面的实践，虽只存序而正文亡，但基本理论和方法仍在，对其学生王念孙、段玉裁等的“因声求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孔广森是戴震的受业弟子，所著《诗声类》分古韵十八部，阴、阳声韵各九部，依次相配以利于解释“阴阳对转”理论。孔氏十八部只在段氏基础上多分出一个“冬部”。他的主要成绩是继承和发展戴震阴阳入“相配互转”之说，首次明确提出“对转”术语，促进“阴阳对转”理论的完善和具应用，一直为后来的音韵训诂学家所推崇。

此后，贡献较大的古韵学家有王念孙和江有诰，都分古韵为二十一部。王念孙比段氏十七部多出“至、祭、缉、盍”四部，晚年又接受孔广森东冬分立而增为二十二部。江有诰字晋三，所撰《诗经韵读》等合称《音学十书》，“自奋于穷乡孤学”的他未见过段、戴、王的著述，在江永分部基础上分古韵为二十部，后东冬分立而为二十一部。他与段、戴、孔、王多不谋而合，对之前五家有核实与补正之功。后来，其友夏炘撰《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作总结，江有诰二十一部加王念孙至（质）部，即为：之、幽、宵、侯、鱼、歌、支、脂、至（质）、祭、元、文、真、耕、阳、东、中（冬）、蒸、侵、谈、葉、缉，共二十二部。清后期的程瑶田、严可均、张成孙、朱骏声等再有研究，而创获无多，不烦备举。

清末民初，古音学研究又大大推进一步。章太炎《小学略说》、《二十三部音准》等文章，在夏炘二十二部基础上独立出队部为二十三部，按“阳、入、阴”三分相配通转的次序做成《成均图》，用圆周图形形象地图示韵部之间的对转、旁转、旁对转等关系，发展了古音通转学说。他用时音的零声母字来标示古韵部的音值，比戴震又向科学化更靠近一步。黄侃《音略》、《声韵通例》等从《广韵》出发来考求古音，有“古本纽、古本韵”等提法，综合各家择善而从，集清代古韵研究之大成，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殿军”。黄侃分古韵为二十八类（部），以其师章氏二十三部为基础，又依戴震将锡、铎、屋、沃、德五个入声韵部独立，构成阴阳入三分相配格局，改太炎去声“至、队、泰”为入声“屑、没、曷”。不足处是取消幽部入声，但晚年从“添、帖”部中分出 “谈、盍”两部，实分古韵为三十部。

王力《汉语史稿》，在黄侃二十八部的基础上增“微、觉”减“冬”而为二十九部，后又在《古代汉语》中增“冬”为三十部。至此，上古韵部的划分基本上定型，成为较完整的上古韵部系统。按阴、入、阳相配关系分为十一类并加上拟音，排列如下：

              阴声韵      入声韵      阳声韵

    第一类    之部[ə]     职部[ək]     蒸部[əŋ]

    第二类    幽部     觉部[uk]     冬部[uŋ]

    第三类    宵部[o]     药部[ok]

    第四类    侯部[ɔ]     屋部[ɔk]      东部[ɔŋ]

    第五类    鱼部[a]     铎部ak]      阳部[aŋ]

    第六类    支部[e]     锡部[ek]      耕部[eŋ]

    第七类    脂部[ei]     质部[et]      真部[en]

    第八类    微部[əi]     物部[ət]      文部[ən]

    第九类    歌部[ai]     月部[ap]     元部[am]

    第十类                缉部[əp]     侵部[əm]

    十一类                盍部[ap]     谈部[am]

上古韵部不等于韵母，加上开合、等第等介音因素，一韵部可能含几个韵母。上古韵部的舒声韵字是不分平、上、去而共居一部之内，入声韵与阴声韵、阳声韵配成主要元音相同的类，且主要元音相近的韵部依次排列，利于展示上古汉语语音的系统性，也利于解释古代汉语的语音转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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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韵》与中古音系的研究

中古音系的研究即“今音学”，主要研究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语音系统。《切韵》是其最早的代表韵书，其成书后不断被修订，形成《切韵》系韵书。《切韵》原本后来亡佚了，传统音韵学上所说的“切韵”，常指的是《广韵》，实际上《广韵》才是今存最完整的《切韵》系韵书的代表，研究中古音系是以《广韵》为主要对象的。《广韵》代表的是中古“《切韵》音系”，也称“《切韵》－《广韵》音系”，或称“《广韵》音系”。

中古韵书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汉代注重读经、解经，“小学”盛行，产生了《尔雅》、《说文》、《方言》、《释名》等以释义为主的小学著作。汉字的形、音、义密不可分，上古汉语的语音在汉代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需要有语音研究方面的专书来指导读经和注经解经。佛经自汉代起就逐渐在我国传播，受佛典梵文的启发，汉语的反切注音法得以完善并广泛运用到注经和读经中去，大量的反切素材为韵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语音材料。六朝时期战争频仍，北方士族多南移，打破了先秦“雅言”的相对规范性和统一性，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形容其时“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

韵书导源于音义书，韵书的主要任务是标明汉字的音韵地位，建立规范性的读音系统；音义书的主要任务则是解决前代文献语言的读音所涉及的语义问题。音义书随文注音以明义，采用反切、直音等为经史文献作系统音注，保留了历代各类语音资料。《隋书·经籍志》等书目所载汉魏六朝的“音义”著作十分丰富，后因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集其大成而相继亡佚。把分散在音义书中的音注纂集起来，按字音编排就是韵书。最早的韵书是三国魏人李登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的《韵集》（均已亡佚）。此后文学创作特别追求词藻和声律的形式之美，齐梁时周颙、沈约等人受梵文“声明论”的启发和影响，创“四声八病”说，强调用声调来调节诗句的抑扬顿挫，出现“永明体”、“齐梁体”等。“四声”的发现促进了诗歌韵律和韵书的发展。仅《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韵书就有周研《声韵》、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沈约《四声谱》等数十种，其余还有周顒《四声切韵》、杜台卿《韵略》等多种。一时间韵书既多且杂，急需建立一个既折衷南北又沟通古今的音读标准。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长期的分裂与战乱，国家统一了，口语、书面语、诗歌用韵都需要有统一的规范。于是，《切韵》就应运而生了。

《切韵》成书于隋仁寿元年(601)，隋陆法言编撰。其《序》载，隋文帝开皇初年（581-582），陆法言的父亲陆爽有文名，其时的八位著名学者刘臻等来陆家论及音韵，认为当时韵书各守南北方音，当编一部语音规范的韵书作为全国的标准，故“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对已有韵书“捃选精切，除消疏缓”，确定编写体例，论定疑难问题。其中代表南、北方音的萧该和颜之推二人“多所决定”，魏彦渊授意后辈陆法言记录所定纲纪。二十年后，陆法言“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成为继承和发展前代韵书的集大成之作。一般认为，《切韵》系统地反映了隋代至唐初时期汉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是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代表。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历来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一时一地之音，即“同质论”；有的认为是一个包含古今音和南北方音的复杂语音集合体，即“异质论”。我们赞同后者，认为《切韵》反映的是隋唐时期具有综合性质的读书音系统，主要以当时洛阳和金陵士子的语音为基础，既保存了一定的古音成分，又吸收了南北方音的一些语音成分，是中古汉语语音的通用音系，是其时诗文用韵和审音辨韵的规范标准。《切韵》音系是汉语音韵学史上沟通古今、承先启后的重要桥梁，对汉语语音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切韵》是在当时学者名流商定体例的基础上编成的，有相当高的质量和权威性，能满足统一和规范读音的普遍要求，故《切韵》出则盛行，此前韵书都相继亡佚。

到唐代，《切韵》地位更高，成为科举考试和审音辨韵的典范韵书。由于《切韵》收字不够全，释义不够详细，后人不断增补修订，其原本也就逐渐失传了。近数十年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切韵》唐写本和五代刻本残卷多达三十余种，集中收入周祖谟所编《唐五代韵书集成》（1983）。最完整的《切韵》增订本是唐代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成书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今有三种唐写本传世：一是发现于敦煌石窟的唐写本残卷，习惯上称为“王一”，另两种是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项元汴跋本和宋濂跋本，称“王二”和“王三”。三本以“王三”残缺最少，最接近《切韵》原貌，学者研究王韵一般都是指“王三”。唐王朝把《切韵》定为科举考试用韵的标准韵书，提高了《切韵》的身价，为它增字加注的人很多，或依《切韵》旧名，或称为《广切韵》。唐增修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孙愐等人的《唐韵》（751），它给《切韵》增注改错，并没有改动其编撰体例。今存《唐韵》残本只有去声、入声卷和序，从多家研究结果看，《切韵》原书193韵，而《唐韵》206韵，多分出13韵。但只是分韵宽严的不同，整体音系上仍然是相承的，无多大差别。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陈彭年等奉诏校订《切韵》，次年（1008）书成，定名《广韵》，即增广《切韵》、《唐韵》而成的官修韵书。《广韵》距《切韵》成书400多年，口语实际读音已发生较大变化，作为继承性的韵书，《广韵》在体例和音系上并未作多少改变，承《唐韵》之旧分206韵，改动多在增字、加训上。《切韵》原收12158字。《唐韵》增加3500字，《广韵》共收26194字，注释有191692字，反切用字也略有改动。总体看来，《广韵》是《切韵》的补充和扩大，在查检字音字义的辞书功能上比《切韵》大有加强，而语音系统则是一致的。北宋已有活字印刷，《广韵》问世就大量流行，致使《切韵》、《唐韵》渐失传。《广韵》音系就是代表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切韵》音系，《广韵》是该系韵书最完整、流行最广的典型代表，故研究《广韵》实质上就是研究《切韵》，研究中古音需要从《广韵》入手。

1、《广韵》的编排、注释体例及其结构

《广韵》的版本流传情况较为复杂，清代以来校刻善本甚众，以张氏泽存堂本最为流行，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影印的《宋本广韵》即此本，周祖谟《广韵校本》在此基础上参考各本及新发现的《切韵》《唐韵》残卷精校而成，1937年成书，中华书局1960年印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台湾学者余迺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在周氏校本基础上做了新的校注，收集资料多而全，索引便利，便于参考。。

作为“韵书”的《切韵》、《广韵》，主要为指导诗文用韵而分韵编排。《广韵》体例承《切韵》，首先以四声为纲排列韵字，平声总字数多而分为上、下两卷，上、去、入声各为一卷，共五卷。每一声调内各分为若干韵，同韵字类聚在一起。这样，《广韵》平声上卷有28韵，平声下卷有29韵，则平声共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全书共206韵。读音相近的韵排列在一起形成“相邻韵”，如平声“东、冬、钟、江”相邻，是因韵尾相同而主要元音相近。各韵选一字作代表来标目，就有206个“韵目”（大韵目），韵目下列它所统领的同韵字。同韵字的声、韵母不一定都相同，一韵中或有一个韵母，或有两三个韵母，因介音的不同所致。每韵收字又按声母或介音的不同分列，凡声、韵母全同的字归为一个同音字组，用小圆圈开，唐人称为“小韵”或“纽”，以每组第一字为某“小韵”（纽）的“小韵目”（或纽目），如“一东”韵的“同、仝、童……”一组同音字叫“同小韵”或“同纽”，《广韵》共有3890个小韵，每小韵首字的注文末尾标这一组同音字的字数，如“东”韵“同小韵”标“四十五”即有45个同音字。

《广韵》注释体例是每字下用双行小字注释其音义，依次是：先释本字的意义，再注音，再标同音字数。小韵首字以外的同音字因与首字读音相同，一般只释义而不再注音，但有两读或多读的则在该字的释义后加上又音，如平声东韵的“东小韵”下有“涷：……又都贡切”，这种“又音”一般都会在相应的字头下重出，称为“又音互见”，如“涷”在去声送韵“涷小韵”有“涷：……又音东”。《广韵》主要用反切注音，也注少数直音，找不到同音字就用同音不同调的字作注音字，称为“纽四声法”，如“拯：……音蒸上声”等。除条目单字外，注文中遇到难认或有异读的字也有时另加注音的，如“翰”韵“汉小韵”下“䍐”字注“抱䍐县”又注“抱音扶”。除注音释义外，也偶有字形处理的注释，如异体字一般注“上同、亦同、并上同”等以便参见上出正字；古文、俗字在其右上角标“古文、俗”以提示。

早期等韵图如《韵镜》、《七音略》，已注意分析《切韵》（《广韵》）四声相配的关系，《广韵》的排列很好地展示了四声相承、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的关系。今存《广韵》的目录中，韵目下注有“独用、某同用”的字样，“同用”是说相邻韵可以通押，“独用”韵则不与它韵通押。这正是《切韵序》“欲广文路”而放宽用韵尺度的体现。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载此事国初许敬宗等“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即《切韵》分韵过细而不便于实际押韵的使用，成书后不久的唐初就采用“同用独用例”来调节审音辨韵求细与实际用韵忌窄的矛盾。清戴震对《广韵》详加考证，调整某些零乱的韵目次第和不尽合理的同用独用例进，在其《声韵考》卷二中列出《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清晰而又准确地展现了《广韵》二百0六韵之间四声相承和同用独用的关系，得到音韵学界的普遍认可：如“一东独用、一董独用、一送独用、一屋独用；二冬钟同用、“潼、𪁒”附肿韵、二宋用同用、二沃烛同用”等，便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切韵》本只有193韵，《王韵》将严韵的上、去声“俨、酽”独立，成为195韵，《广韵》则增至206韵。《广韵》音系显示出很强的系统性，206韵四声相配很整齐，前人就用四声相配的方法来整理“韵部”，不计声调而把韵腹和韵尾相同的韵归为61部。《广韵》收鼻音韵尾的阳声韵都有收塞音韵尾的入声韵与之对应，阳声韵的“平、上、去”三声与入声韵的“入声”正好形成四声相配的格局，无入声的阴声韵如“微、尾、未”等就是“平、上、去”三声相配为一韵部，而“祭、泰、夬、废”是四个独立的去声韵，无平、上声韵相配。各韵部用平声韵目来作“部目”的代称，叫做“举平以赅上去（入）”。一般以戴震考定的四声相配表来划定《广韵》的61韵部，四声相配而标“O”的零位，表示本有此韵但因字少而《广韵》未专立韵目，所属字附寄在相邻韵中，即“寄韵”。四处寄韵是：1）“冬”韵上声有“潼、𪁒”二小韵，寄在相邻的上声“肿”韵中；2）“臻”韵上声有“𧤛、龀”二小韵，寄在相邻的上声“隐”韵中；3）“臻”韵去声仅有“龀”一字的又音，不能自己作自己的反切下字，借用相邻的去声“焮”韵的“靳”作反切下字，戴震考证它寄在“焮”韵中；4）“痕”韵入声有“麧”小韵领5个同音字，寄在相邻的入声“没”韵中。《广韵》自身有“潼：此是冬字上声”这样对寄韵的过交代，未交代的由后人考定。寄韵的做法是《切韵》就有的，如《广韵》上声“俨”韵只有12字，去声“酽”韵只有7字，《切韵》未立这两个韵目，寄“俨”韵字于上声“琰”韵，寄“酽”韵字于去声“艳”韵，《王韵》把它们独立出来了，《广韵》承用《王韵》，这也就是《广韵》比《切韵》分韵多的原因之一。

“开合口分韵”是《广韵》韵数多于《切韵》的另一原因，是把韵腹和韵尾完全相同的开口呼与合口呼分立为两个独立的韵。本来分韵只看韵腹、韵尾和声调的同异，不必管韵头，开口、合口只是韵头的差别，不应分韵。但《切韵》就已分“灰”与“咍”、“欣”与“文”，“咍、欣”是开口，“灰、文”是合口，已开“开合口分韵”的先例。《广韵》走得更远，如《切韵》“真轸震质”四韵，《广韵》分开口“真轸震质”与合口“谆准稕术”八韵；《切韵》“寒旱翰曷”四韵，《广韵》分开口“寒旱翰曷”与合口“桓缓换末”八韵；《切韵》“歌哿箇”三韵，《广韵》分开口“歌哿箇”与合口“戈果过”六韵。即把“真、寒、歌”3部11韵一分为二，多出11韵来，加上前述“俨、酽”2韵的分立，206韵对193韵，《广韵》比《切韵》多了13韵。寄韵的独立和开合口分韵都只是分韵疏密的不同，实际的语音系统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说《广韵》是对《切韵》的忠实传承，《广韵》音系就是《切韵》音系。

2、《广韵》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

等韵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等韵图，“等”是等韵学中最基本的内容，是传统音韵学者从审音的角度对介音和主要元音所分的类，用“等”的概念来区分汉语的声类和韵类就叫做“等韵”，用等韵的学理来分析古代汉语语音并制成的图表就叫做“等韵图”，也简称“韵图”。最初的等韵图，是等韵学研究者取三十六字母与《广韵》206韵轮流相拼所作成的图表。今所知最早的等韵图是刊刻于宋代的《韵镜》和《七音略》。《韵镜》的作者与制作年代已无考，但它的制作体例和内容显示已不是草创之物，而是相当成熟的等韵图了，此前可能还出现过其它的韵图。今见《韵镜》是张麟之于高宗绍兴辛巳年（1161）刊行的，他在《序》中说是“得友人授《指微韵镜》一编”而予刊行。张刻《韵镜》于南宋时传入日本，国内反失传，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才得到永禄本《韵镜》带回国内。此外还有一种流入日本的刻本后来也回到国内，即宽永本《韵镜》。《七音略》的编者是宋人郑樵，刊行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前后，其序说“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今作谐声图，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内外转图，所以明胡僧立韵得经纬之全”。胡僧的《七音韵鉴》可能是《韵镜》的前身，《韵镜》作者也可能是僧人。一般认为，《韵镜》的原型是从晚唐流传下来的，经宋初僧侣增订加工而最后定型。《韵镜》中，宋人用三十六字母在韵图原型上对《广韵》音系作系统展示，体现了宋人对《广韵》音系的认识。经研究，《韵镜》、《七音略》表现出来的语音体系与《广韵》相合，韵图排列的206韵与《广韵》完全是一致。韵图总的编排原则是：开合不同则分图，洪细有别则列等。每图中，横排的是声母，竖排的是声调、韵和韵母，纵横交叉的坐标点上是音节代表字。韵图的等主要区分韵的开合、洪细，实际上是区分了介音，也就是把“韵”进一步区分为“韵母”的类，为研究《广韵》的音系（音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个自觉地利用反切用字来考求《广韵》声韵系统的，是清末的陈澧，其书虽名《切韵考》，实际上研究的是《广韵》。他研究《广韵》反切和音系的基本理论原则是：反切上字与所切之字双声，反切下字与所切之字叠韵；两个反切的上字同类下字必不同类，下字同类上字必不同类，也就是系联双声叠韵的反切上下字，即“反切系联法”。系联法主要包括正例、变例两种。正例用直接系联的“同用、互用、递用”，同用者如“东，德红切”、“公，古红切”，同用“红”作切下字，则被切字“东、公”同韵类；互用者如“公，古红切”、“红， 户公切”，“红、公” 二字互作切下字，则二字同韵类；递用者如“东，德红切”、“红，户公切”，“东”用“红”作切下字，“红”用“公”作切下字，则“东、红、公”三字同韵类。变例是间接系联法，通过“又切”即《广韵》的“又音互见”来系联。《广韵》共3875个小韵（同音字组），每小韵用一个反切，共有3875个不同音的反切。归并同形的切语用字，得反切上字452个，反切下字1232个。陈澧用“反切系联法”考求《广韵》的这些反切，从452个反切上字中考出40声类，与三十六字母相比，照穿床审喻五纽中各多出一类，微纽未从明纽分出而少一类，故成40类；从1232个反切下字中归纳出311个韵类。

近现代学者在陈澧的基础上，结合韵图的列字，辅以相关的方法，对其系联结果进行复核和补正。声类上，黄侃、钱玄同得41声类；白涤洲、高本汉、黄淬伯都是47声类；曾运乾、陆志韦、周祖谟分出51声类；李荣又主张“俟”类独立，实为52声类。综合诸家成果，如能分则分，就应分为52声类。但照顾到反切上字与下字的配合关系，当依唐作藩《音韵学教程》所采用的51声类：1博类2方类（帮）、3普4芳（滂）、5蒲6符（並）、7莫8武（明）； 9都（端）、10他（透）、11徒（定）、12奴13女（泥）；14陟（知）、15丑（彻）、16直（澄）；17作18子（精）、19仓20七（清）、21昨22疾（从）、23苏24息（心）、25徐（邪）；26侧（庄，照二）、27初（初，穿二）、28士（崇，床二）、 29所（生，审二）； 30之（章，照三）、31昌（昌，穿三）、32食（船，床三）、33式（书，审三）、34时（禅）；35古36居（见）、37苦38去（溪）、39渠（群）、40五41鱼（疑）； 42乌43於（影）、44呼45许（晓）、46胡（喻三，匣）、48以（喻、喻四）；49卢50力（来）、51而（日）。“声类”是据反切上字系联出来的实际类别，不等于声母。由于声类是反切上字的分类，这种分类与反切下字的“等”有关系，为了使切语拼读谐和，不同的反切下字要求不同的反切上字与之相拼，即同一声母可能有两套反切上字，一切洪音一切细音，也就是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同介音的洪细，赵元任称之为“介音和谐”。既然是同一个声母的两类反切上字，彼此就不形成对立，而是互补的。这样就可以把互补的两个声类合并为一，最后就得出《广韵》51声类实为35声母。加上现代音韵学者的拟音，可排列如下：

唇  音：帮非［p］、滂敷［p‘］、并奉［b］、明微［m］

      舌头音：端［t］、透［t‘］、定［d］、泥娘［n］
      舌上音：知［ȶ］、彻［ȶ ‘］、澄［ȡ］
      齿头音：精［ts］、清［ts‘］、从［dz］、心［s］、邪［z］
      正齿音：庄［tʃ］、初［tʃ‘］、崇［dʒ］、生［ʃ］
             章［tɕ］、昌［tɕ‘］、船［dʑ］、书［ɕ］、禅［ʑ］
      牙 音：见［k］、溪［k‘］、群［g］、疑［ŋ］
      喉 音：影［Ø］、晓［x］、匣于［ɣ］、喻［j］
      半舌音：来［l］

  半齿音：日［ȵʑ］

与唐末宋初的三十六字母比较：轻唇音4母还未独立，娘母未从泥母中分出，齿音庄初崇生还未与章昌船书合流，喻三（于类）还在匣母中未分出。

近现代学者在陈澧311韵类基础上，增加旁证材料，运用新方法，进行更细致的系联研究。黄侃分335类，白涤洲和高本汉都分290类，周祖谟分为324类。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在白、高基础上增加三类为293类（平83、上76、去83、入51）。韵类是反切下字的归类，同韵类的字韵母、声调都相同，即韵类要区别声调而韵母不区别声调，韵母只要辨析有音质音位区别的舒声、促声就行了，韵类不等于韵母。《广韵》293个韵类按照“舒、促”辨韵母，把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的韵类依平、上、去三声相承归为一个韵母，把与之相承而韵尾有别的入声韵类独立为另一个韵母，则293韵类可归为142个韵母：舒声韵类91个韵母（阴声韵母40个，阳声韵母51个）；促声韵类51个韵母。“韵、呼、等”不同就是韵母不同，《广韵》142个韵母以十六摄统领用“韵、呼、等”区分为：通摄：1 东合一、2东合三、3屋合一、4屋合三、5冬合一、6沃合一、7钟合三、8烛台三。江摄： 9 江开二、10觉开二。止摄：11 支开三、12支合三、13脂开三、14脂合三、15之开三、16微开三、17微合三。遇摄：18鱼开三、19虞会三、20模合一。蟹摄：21齐开四、22齐合四、23祭开三、24祭合三、25泰开一、26泰合一、27佳开二、28佳合二、29皆开二、30皆合二、31夬开二、32夬合二、33灰合一、34咍开一、35废开三、36废合三。臻摄：37真开三、38真合三、39质开三、40质合三、41谆合三、42术合三、43臻开三、44栉开三、45文合三、46物合三、47欣开三、48迄开三、49魂合一、50没合一、51痕开一、52没开一。山摄：53元开三、54元合三、55月开三、56月合三、57寒开一、58曷开一、59桓合一、60末合一、61删开二、62删合二、63鎋开二、64鎋合二、65山开二、66山合二、67黠开二、68黠合二、69先开四、70先合四、71屑开四、72屑合四、73仙开三、74仙合三、75薛开三、76薛合三。效摄：77萧开四、78宵开三、79肴开二、80豪开一。果摄：81歌开一、82戈合一、83戈开三、84戈合三。假摄：85麻开二、86麻开三、87麻合二。宕摄：88阳开三、89阳合三、90药开三、91药合三、92唐开一、93唐合一、94铎开一、95铎合一。梗摄：96庚开二、97庚开三、98庚合二、99庚合三、100陌开二、101陌开三、102陌合二、103耕开二、104 耕合二、105麦开二、106麦合二、107清开三、108清合三、109昔开三、110昔合三、111青开四、112青合四、113锡开四、114锡合四。曾摄：115蒸开三、116职开三、117职合三、118登开一、119登合一、120德开一、121德合一。流摄：122尤开三、123侯开一、124幽开三。深摄：125侵开三、126缉开三。咸摄：127覃开一、128合开一、129谈开一、130盍开一、131盐开三、132叶开三、133添开四、134帖开四、135 咸开二、136洽开二、137衔开二、138狎开二、139严开三、140业开三、141凡合三、142乏合三。

    声调上，《广韵》严格按“平上去入”四声调分卷列字，是中古“四声”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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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国学讲义之八——音韵学（一）作者：万献初

音韵学

音韵学又称声韵学，是研究汉字的历史读音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音节结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的科学。通过分析汉字的读音，归纳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然后进行历史比较，从而探究汉语语音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汉语音韵学属于历时语音学范畴。

音韵学又是传统“小学”即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汉字用来记录汉语词，词的产生远早于记录它的字形，词是音与义的结合体，则文字首先是语音的载体，不弄清语音和文字的关系，也就很难去推求字义。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音韵学是传统小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音韵学有传统音韵学与现代音韵学之分。传统音韵学研究主要用功于音类的归并，以声、韵、调类别的详尽划分来显现汉语各个时段的语音系统。现代音韵学研究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工具（音标）和方法，使汉语音韵学走上现代科学化的道路。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研究，从汉语语音发展史着眼，一般分汉语音韵学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和现代音四个阶段。而传统音韵学主要有三个分支，即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

古音学，研究上古（西周－东汉）时期的语音系统，主要以先秦两汉有韵诗文和汉字的谐声系统为研究对象和材料，通过与中古《切韵》音系的比较来归纳和展示周秦汉古音的韵部系统和声类特点。对古音材料的考证是古音学研究的基本功，古音学的结论对上古汉语的文字、训诂和文献阅读等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今音学，研究中古时期主要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语音系统。它以《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等“《切韵》系韵书”为主要对象，分析、归纳出中古时期的声韵调系统，探讨其演变规律。“今音”对应“古音”，“古音”实际上指上古音，“今音”指中古音。“今音学”本指“《切韵》学”，《切韵》亡佚已久，《广韵》是流传下来最完整的早期《切韵》系韵书，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切韵》的音系，成为中古音系的代表韵书，故研究中古音系一般都从《广韵》入手。《切韵》、《唐韵》等多种唐写本残卷陆续被发现后，中古音系研究的材料更为丰富，领域更为扩大。

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作为对象来研究汉语语音系统，材料包括各时期不同内容的韵图。等韵图主要运用“等、呼、摄”等概念对字音进行审辨，整体而直观地显示语音组合面貌，略相当于音节表。早期韵图主要用来分析韵书中的反切，分等列图展示其声、韵、调配合关系，如《韵镜》、《七音略》就是用图表来反映《广韵》语音系统的。后来，明清等韵图经改造而不断扩大范围，被用来分析和描写近代汉语（包括方音）的多种语音系统。清代的古音学家还利用韵图来分析上古音系统。等韵学有精细的审音方法，有成套的术语（包括很多“门法”术语），有较好的系统观念和音理知识，这些对音韵学各门类的研究都很有作用。从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等方面看，等韵学是传统的汉语语音学，或可以看成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和音系学，是音韵学基础中的基础。

汉语的现代音韵学，是在继承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汉语音韵学的理论建设和科学化进程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五四”以后，西方先进的语音学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现代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者一方面总结和继承传统音韵学的丰厚成果，另一方面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和、厘清一些前人说不清楚的语音现象、概念、术语，建立起汉语音韵学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之成了一门独立而又系统的学科。随着汉语现代音韵学的发展，在传统音韵学“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三分的基础上，又增加“北音学”（或称近古音、近代音）一支，研究宋末元初至清末的近代音韵，一般认为有官话系统与方言系统之分。方言系统的分支太多，存而不论。官话系统首先以元初产生的《中原音韵》一系韵书为研究对象，其次是明清各时段具有代表性的官话音系韵书，主要反映近代北方地区实际通行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化体系。此类研究对于了解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是汉语音韵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建立在反切注音法的广泛运用基础上，“反切”是汉语的一种传统注音方法，它是用两个汉字拼注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被注音的字叫“被切字”，用来注音的前一字叫“反切上字”，后一字叫“反切下字”，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然后拼合出被切字的读音。如“都，当孤切”，则是“当d＋孤ū＝都dū”。在反切广泛应用之前，汉字采用过读若、譬况、直音等方法来注音，都有缺陷。在早期汉语“双声、叠韵”基础上，借鉴佛经传入与翻译中梵文的拼音原理，来改进汉字的注音方法，就促进了反切注音法的产生和完善。今传最早的是东汉末年服虔、应劭用于《汉书音义》中的反切，魏晋以后反切注音法普遍使用，于是有了对反切所注音读的韵、调等字音要素的系统分析，各种韵书才可能相继问世，而韵书的不断产生，正是汉语音韵学形成的基础。隋代陆法言编成重要的韵书《切韵》，经历代修订，成为《广韵》。《广韵》集传统反切之大成，是完整而又系统的汉语音韵研究资料。一般说来，汉语音韵学的学习重点应在今音学，必须把《广韵》的结构及其音系完全弄明白，然后才可能依据它来上考古音，下连近现代音，旁及等韵，因而它是音韵学的基础，是音韵学课程学习的关键所在。

一、音韵学的基本概念与术语

1、声母方面的术语

传统音韵学上，声母又称“声、纽、声纽、音纽”，或称“体语、体文、字母”等。梁顾野王《玉篇》卷末附《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已提及“纽”的概念：“夫欲反字，先须纽弄为初。”纽即枢纽，古人认为声母居字音之首，是一个字音的枢纽部分，所以称“纽”。

字母，声母又称“字母”，古人没有音标而用一个汉字代表一个声母，称为字母。一个字母统摄声母相同的一类字，如以[p]开头的字有“帮博北布补边”等，选“帮”为这些字所读声母的代表字（母），称为“帮母”。今知最早的字母产生于唐末，僧人从梵文中引进“字母”概念来专指汉语声母的代表字。又受到梵文字母“悉昙”中“体文”（即辅音）的启发，参照藏文字母体系创制表示汉语声母系统的字母。敦煌发现的唐末僧人守温论音书的《守温残卷》提出三十字母为：“唇音，不芳并明；舌音，端透定泥是舌头音，知彻澄日是舌上音；牙音，见溪群来疑等字是也；齿音，精清从是齿头音，审穿禅照是正齿音；喉音，心邪晓是喉中音清，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宋代据当时语音实际将守温字母补充整理为“三十六字母”，沈括《梦溪笔谈》载其名称并附例字，与《韵镜·序》所载大体一致。古人按“唇、舌、齿、牙、喉、半舌、半齿”的发音部位以及“全清、次清、全浊、次浊”的发音方法，对声母进行定位。现代音韵学家参考对音、译音材料和现代汉语方音，运用历史比较法作系统研究，大体上把这36字母所代表的唐宋之间的音值拟测出来，列表为：

清浊 五   音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清	浊
唇音	重唇	帮 p	滂 p‘	並 b	明 m
	轻唇	非pf	敷pf ‘	奉 bv	微 ɱ
舌音	舌头	端 t	透 t ‘	定 d	泥 n
	舌上	知 ȶ	彻 ȶ ‘	澄 ȡ	娘 ȵ
齿音	齿头	精ts	清 ts‘	从 dz		心 s	邪 z
	正齿	照 tɕ	穿 tɕ ‘	床 dʑ		审ɕ	禅 ʑ
牙    音		见 k	溪 k ‘	群 ɡ	疑 ŋ
喉    音		影 Ø			喻 j	晓x	匣ɣ
半舌 音					来 l
半齿 音					日 ȵʑ

三十六字母完整地归纳并展示了唐末宋初汉语的声母系统，应用价值、方法论价值都很大，在传统音韵学中勘称了不起的贡献。三十六字母还可按照发音部位的大类分“系”，系下再分“组”，如“帮系”就是指“帮滂并明”（帮组）和“非敷奉微”（非组）两组唇音声母，而“见系”只有“见溪群疑”四母，余可类推。此外，与声母有关的概念还有声类。“声类”，指的是反切上字的分类，它和声母的含义是不完全一致的，后文相关章节将展开讨论。

五音、七音、九音，是从声母发音部位来分类的旧名称。“五音”指“唇、舌、齿、牙、喉”五个发音部位；加上“半舌、半齿”就是 “七音”；再将唇音分为重、轻唇音，舌音分为舌头、舌上音，将齿音分为齿头、正齿音，将半舌音、半齿音合称为舌齿音或半舌半齿音，就是“九音”。古人缺乏科学的语音学理论，声母发音部位很难得到准确的表述与解释，“五音、七音、九音”之说难免含混不清，甚至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和音乐中的音阶名“宫、商、角、徵、羽”来比附。我们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来观察和分析，不难把握其实际含义。唇音，是双唇或唇齿发出的音，又分重唇、轻唇音，重唇音是双唇发出的塞音和鼻音，轻唇音是唇齿发出的塞擦音（擦音）和鼻音。舌音，分为舌头、舌上音，舌头音是舌尖中部抵住齿龈发出的塞音或鼻音；舌上音是舌面前抵住硬颚发出的塞音或鼻音。齿音，分为齿头、正齿音，齿头音是舌尖前抵住门齿发出的塞擦音或擦音；正齿音是舌面前抵住硬颚发出的塞擦音或擦音。牙音就是舌根音，是舌面后（舌根）与软腭接触发出的音。喉音，有深喉和浅喉的分别，深喉音是“影、喻”两母，影母是清塞音，喻母是次浊半元音，是真正的喉音；浅喉指“晓、匣”两母，晓母是舌根（舌面后）清擦音，匣母是与晓母发音部位相同的浊擦音。半舌音，即今舌尖边音，舌两边略上翘而舌面微凹，舌尖与上颚松弛接触，古人感到仿佛只用了舌头的一半，故称半舌音。半齿音指“日”母，分歧较大而难定，黄侃认为半是鼻音半是舌齿间音，王力认为半是鼻音半是齿音，故拟为鼻塞擦音。

清浊，传统音韵学“清、浊”概念主要是从声母的发音方法来分辨的，区别主要在于声带的颤动与否，发音时声带颤动的是浊音，不颤动的是清音。三十六字母的清浊主要据《韵镜》来分析，一般分“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四类，罗常培参酌各家异名考定：全清指发音时声带不颤动又不送气的清声母，如见、端、帮等；次清，指发音时声带不颤动但送气的清声母，如溪、透、彻等；全浊，指发音时声带颤动而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如群、定、从、邪等；次浊，指声带颤动的鼻音、边音和半元音，如泥、娘、喻、来、日等。“次清”即“第二个清”。《韵镜》用“清浊”指不完全的浊，后人仿照次清改称“次浊”。

2、韵方面的术语

有关“韵”的概念主要有“韵母、韵、韵目、韵类、韵部、韵摄”和“等、呼”。它们与韵头、韵腹、韵尾的关系各不相同，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韵母，是构成汉语音节的独立语音要素，一般由韵头（介音）、韵腹（主要元音）、韵尾三个部分组成，韵母不区别声调，但包括韵头，韵头、韵腹和韵尾都相同而声调不同的字也同属于一个韵母，“韵母”是现代语音学的概念，传统音韵学中不直接讲“韵母”，而只讲“韵”。

韵，首先受到注意的是诗文韵脚中的同韵字，刘勰《文心雕龙》“同音相应谓之韵”是较早论述韵脚协和的，“韵”只是包括韵腹、韵尾而不管韵头，但要区别声调，声调不同的字即使是韵母相同也要分属于不同的韵。

韵目，是古代韵书中韵的标目，是韵的代表字的名称，韵腹、韵尾、声调都相同的两个字是同韵字，两字的韵相同又叫“叠韵”，把相互叠韵的很多字串联在一起就形成一个“韵”，古代汉语标音没有音素符号和声调符号，韵书就从各个“韵”的同韵字中选出一个作为该韵的代表字，这就是“韵目”，如《广韵》中的“东、董、送、屋”等就是《广韵》206韵的标目，韵目所标示的内容实际上就是韵的内容。

韵类，在传统音韵学研究中，“声类”是反切上字的分类，“韵类”就是反切下字的分类，韵书中各韵的同韵字下都列了多个反切下字来代表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这些反切下字表示了每一个韵里的不同韵母，如《广韵》东韵下的反切下字就分成“红东公”和“弓戎中融宫终”两类，有韵头上的区别，韵类要区别声调，比“韵母”的区别更细一些，“韵类”是关于韵的最小的概念，《广韵》把同韵字再分成若干个“小韵”（同音字组），小韵之间的差别或声母不同，或韵头不同，或声母和韵头都不同，韵相同而韵头不同，实际上是区别了韵类，也就是区别了不同的韵母。

韵部，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而声调不同的归为同一个韵部，“韵部”是比“韵母、韵”更大的概念，《广韵》“东董送屋”四声相承的四个韵归为“东部”。研究上古音要分析《诗经》的古韵分部（王力分三十部），每一韵部都包含韵腹和韵尾相同的字。《广韵》206韵是“韵”不是“韵部”，四声相承组成61部才是“韵部”，上古韵30部才是“韵部”，“韵”需要韵腹、韵尾、声调都相同，“韵部”只管韵腹、韵尾相同而不管声调。

韵摄，宋元等韵图把韵尾相同、韵腹相近的韵归并为一大类，称为韵摄，《广韵》206韵归并为“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16摄，“摄”是总摄韵尾之意，音理上同韵摄的各韵主要元音应相近，音节结构有共同之处，尤其是有辅音韵尾时韵尾应相同。

等呼，是就韵头（介音）来区分韵母的术语。“呼”辨韵头的开合，“等”辨韵母的洪细。“呼”的本义是“发音”或“念”，是个动词，传统音韵学家将它用作指称韵头区别的概念，把韵头不同的韵母分为“开口、合口”两大类，明代以前只有开、合两呼。清江永《音学辨微》云：“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聚也。”是说开、合口不同实际上是韵母圆唇与不圆唇的区别，凡韵头或主元音有的为“合口呼”，余者为“开口呼”。

“等”是一种大约出现于唐代的分析汉语语音的特殊方法，是韵图用来表示韵母区别的最重要方法，故韵图又叫“等韵图”。《韵镜》、《七音略》把《广韵》的“韵”分成“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四个等次，依次放在“韵”下的四个格子中。清江永《音学辨微》描述四等之区别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换用现代语音学术语，所谓“洪、细”是指韵母中元音开口度大小和舌位的前后：元音开口度大、舌位较后的是“洪音”，开口度小、舌位较前的是“细音”。一、二等开口度大，舌位较后；三、四开口度小，舌位较前，四等开口度更小，舌位更前。从一等到四等，主要元音的开口度逐渐变小，舌位逐渐前移。王力《汉语史稿》据现代方言等材料对《韵镜》第二十五图的“豪肴宵萧”进行古音拟测：拟一等“豪”韵的韵母为[ɑu]，二等“肴”韵为[au]，三等“宵”韵为[iɛu]，四等“萧”韵为[ieu]，认定一等韵舌位靠后开口度最大，二等韵舌位较前开口度次大，三、四等韵舌位靠前开口度较小，“洪音”一二等无介音，“细音”三四等有介音。中古韵母系统发展到近代，“等”的差别逐渐消失，“呼”的细类也合为大类，中古“两呼四等”8个区别演变为“四呼”4个区别，中古合口细音[iu－]介音固化为近代[y－]介音。一般说来，中古“两呼四等”演变为近现代“四呼”大致是：中古开口一二等变为现代开口呼，中古合口一二等变为现代合口呼，中古开口三四等变为现代齐齿呼，中古合口三四等变为现代撮口呼。明代梅膺祚《字汇》后附《韵法直图》所分“十呼”中已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呼名称，清初潘耒《类音》卷二从音理上分析四呼的发音部位和唇形：“凡音皆自内而外。初发于喉，平舌舒唇，谓之开口；举舌对齿，声在舌腭之间，谓之齐齿；敛唇而蓄之，声满颐辅之间，谓之合口；蹙唇而成声，谓之撮口。”

韵尾及“阴阳对转”理论，传统音韵学分析古音韵尾所用的概念是“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阴声韵指没有韵尾或以元音收尾的韵，如《广韵》中的“支、鱼、佳、灰”等；阳声韵指收鼻音韵尾[-m、-n、-ŋ]的韵，如《广韵》“东、钟、真、山、侵、咸”等；入声韵指收塞音韵尾[-p、-t、-k]的韵，如《广韵》“屋、铎、质、物”等。今普通话已没有入声韵和[-m]尾阳声韵了，但很多南方方言中还保留入声韵，粤语保留[-m]尾阳声韵。在古音体系中，阴、阳、入声韵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整齐地相配的，如支（阴[e]）—耕（阳[eŋ]）—锡（入[ek]），主要元音都是[e]而韵尾不同。清古音学家戴震《声类表》按韵尾分古韵为三类，提出“阴、阳”韵相应而可对转，其弟子孔广森进一步完善其古韵“阴阳对转”理论。如《切韵》“能”字有“奴来切”（阴）和“奴登切”（阳）两读，又否定词“无”属阴声鱼韵而“亡”属阳声阳韵，“鱼－阳”正是无尾韵与[-ŋ]尾韵的阴阳对转。广义“阴阳对转”指韵腹相同的阴、阳、入声韵相互转化，如“等、特”以“寺”作声符，上古“寺”韵母[iә]属阴声韵，“等”韵母[әŋ]属阳声韵，特”韵母[әk]属入声韵，主元音都是[ә]，韵尾变换派生出音义同源的新词新字来，正是典型的阴、阳、入对转。

3、声调方面的概念

用声调的音高作为非音质音位来区别词义，是汉藏语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汉语是典型的有声调语言，声调是构成汉字音节不可缺少的语音要素。

声调，是指音节中语音高低不同的变化，具体指字音中主要元音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即在音节中能够区别词和语法功能的音高。声调又简称“调”，传统音韵学上又称为“声”，如中古“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就称为“四声”。

调类，是有声调语言或方言的声调分类。如古代汉语声调分平、上、去、入四个调类，现代汉语声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平、上、去”是按字音的高低升降分类，“阴、阳”是据声母的清浊分类，阴声调原属于清声母字，阳声调原属于浊声母字。

调值，是声调的实际读音，即声音高低升降长短的具体值。如现代汉语“阴平”调的调值是55，“上声”是214等。同一种语言或者方言中，调类相同的调值也相同；几种不同方言的调类可以相同，但其调值未必相同。现代汉语的调类、调值都很清楚，可准确描写和记录。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个调类的具体调值是什么，古人没有留下确切的解释。唐释处忠《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较形象地描述了四声在听感上的发音状态。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说：“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也是从感觉上描写声调状态。中古四声的调值，到现在还没办法弄明白。至于上古汉语有无声调分类，分为几类，至今尚无定论，其调值就更无可论了。

平仄，是基于诗词格律的需要从音高升降变化角度对汉语声调的再分类：“平声”字音平直，不升不降不急促，指中古的平声；“仄声”即“侧声”，字音不平，或升或降或短促，指中古上、去、入三声。中古的平声是“平声”，中古的上、去、入三声是“仄声”，今天区分平仄，需要搞清楚中古四声与现代普通话四声的关系：其演变关系可以归纳为“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四）声”。普通话阴平、阳平字绝大部分从古平声分化而来，属“平声”。普通话上声、去声字属“仄声”，尽管部分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如“巨、动、下、罪”变为普通话的去声，古入声字大部分派入普通话的上声和去声中去了，但古上声、古去声、古入产都是“仄声”。中古入声调类在现代普通话中已经消失，入声字混到普通话的四声中去了，今阴平、阳平字中包含一小部分古入声派过来的字，应属“仄声”，要注意挑出来。

舒促是“舒声”和“促声”的合称，实质上是从韵尾的角度对声调的再分类。“舒声”指中古“平、上、去”三声，其阴声韵、阳声韵所含的主要元音和韵尾读起来感觉要舒缓一些，故称“舒”。“促声”就是入声，其塞音韵尾[-p、-t、-k]在发音时只有成阻、持阻而没有除阻过程，故塞音韵尾又称唯闭音尾，唯闭音的读音不能延长，使整个音节读起来显得很短促，故称“促”。舒声和促声既有音长的不同，也还应有音高的区别，但促声和舒声的不同表现为塞音韵尾的有无，说到底还是音节结构上有音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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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献初

  
    所谓“文字学”，是指“汉语文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形体构造以及字形与字音、字义之间关系的学科。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汉语的“文字”古本称“名”，《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又称“书”，《韩非子·五蠹》“古之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厶-公）。后称“文”称“字”，《左传·宣公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战国秦吕不韦聚门客著《吕氏春秋》而悬咸阳之市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到秦始皇时《琅琊刻石》中的“同书文字”才“文字”连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谓“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浸多也”。《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是用线条笔画交错描摹物象的单独形状，是独体的；《说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房子（宀）内有婴儿（子），本义是生孩子，“字”是由两个以上的“文”合并孳生出来的，是合体的。故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归纳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汉语文字学古称“小学”，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六书”是汉字的六种构型、应用方法，用以代指文字，小孩在初入学阶段必先学习文字，故后人连带把研究文字的学问称为“小学”，研究文字必须形、音、义兼顾，故又将“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学问统称为“小学”。民国初年，章太炎及其弟子钱玄同等重视学科形态的建设，把小学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独立出来，并改称“小学”为“语言文字之学”或“文字学”。后因“音韵学、训诂学”各自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兰1949年撰《中国文字学》，明确地把“文字学”独立为研究汉字形体的学科。
    研究汉字的构造及其形音义关系，当以古文字为主要对象。“古文字”主要指先秦以前的汉字，秦统一后的小篆字系的线条化还保存着汉字的造字意图（笔意），也属于古文字，秦及汉初的简牍、帛书所用的隶书也还保留较多篆书的特点，也可归入古文字的范围。因此，文字学（汉语文字学）实际上是“古文字学”，研究的是隶书成熟以前的汉字。广义的“古文字学”既研究古文字本身，又研究各种古文字资料。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研究各种古文字资料，以出土、遗存器物上的文字为主，如陶文、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帛、碑刻等。则可把传世文献所载汉字的研究称为“文献文字学”或“传统文字学”，往往以《说文解字》的研究文主体，或称为“《说文》学”。

    一、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1、八卦说。《周易·系辞》：“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是一套用来占卜吉凶的象征性符号，基本符号是：“    乾（天）、   坤（地）、   震（雷）、   艮（山）、   离（火）、   坎（水）、   兑（泽）、   巽（风）”。八卦显示了符号的象征意义在古代得到了广泛应用。从汉代开始，有人认为八卦是早期文字现象，《易·系辞》有此隐含，许慎《说文解字·叙》“于是始作八卦，以垂宪象”也略含此意。郑樵《通志·六书略》：“文字便從不便衡。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從。故   從而后成‘水’，  必從而后成‘火’，  必從而后成‘川’。”罗君惕《说文解字探原》（1973）“六书说”认为：“八卦的阳爻作─，即演化为‘一’字，两个阳爻作═，即演化为‘二’字，乾卦作≡，即演化为‘三’字，坎卦作  ，即演化为（水）字。”刘师培《小学发微》（《国粹学报》乙巳七期）说：“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注意到八卦用象征手法来描述人所认识的事物，已有符号刻画的意味。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史前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陶器上就有了表示数字和事物线条的刻画符号，且存在一些规律，说明在文字产生之前确有一个把图画抽象化、符号化的表意阶段，后来逐步演进，才形成后世的文字。
    2、结绳记事说。《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作《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胠箧》：“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许慎《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可见古时先民确有过结绳记事的阶段，但不好认定结绳对汉字起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3、仓颉造字说。《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厶），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淮南子·修务训》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书”即文字，故《世本》作“仓颉作文字”。可见“仓颉造字”在汉代前后一度成为共识。然而，文字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其发生、发展的初始阶段只可能是渐进的、积累的、缓慢的，不可能由一个人一次性造出来，仓颉只是汉字成熟后进行系统整理时期的一个代表，所以《苟子·解弊》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是说仓颉专一于文字的整理和规范，成为集体智慧的代表者。也有人认为“仓颉”谐音“创契”，并无此人，是后人对“创造书契”的古代史官的追称。

    二、汉字形成及其形体演变的阶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图画是文字的前驱，图画可以记事，但只有当图画用于记录语言或构成语言的单词时才是文字（图画文字）。文字由图画发展演变而成，是普世性的通则，如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楔形字等，其原始形式与初期汉字一样，是图画性的。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2001）提出“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认为汉字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图画阶段，形成了汉字表意的“象形”意识。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绘画中单独的鱼、羊、草木等，还只是图画。五六千年前的贺兰山岩画狩猎图、连云港岩画等，主要是按照自然形态的生活样态进行描绘的，也不能看做文字。距今四千五百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出土了四个涂红陶符，有人认为是图画记事，有人认为是早期汉字，如认为象钺形的与“戉”字极为相近、象斧形的与族名徽号所从的“斤”极为相近。先民氏族有自己的“图腾”，被视为本族的象征和保护神，在器物或人身上刻画图腾以为族名或徽号，指号呼名，在语言与实物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这些图腾徽号就有了形音义，具备文字的基本要素，成为徽号文字（图形文字），如“虎、能（熊）”等象形字的甲骨文、金文就与徽号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二是意合阶段（指事、会意），从现实物象中抽取一些特征来进行刻画，用概括性的线条来描述，意合的意味很浓。描绘的图象多了，就有了抽象的“上下、左右、高低、前后”等空间感，就可用指事的方法来示意。三是形声阶段，声音是语言最早的交际工具，音与义约定俗成，就成为最初的固定话语。话语中词汇的音与义有图像化的结合形式，出于记声的需要，字形就有了半表义类半表读音的组合体，就出现了形声字，“形声”是汉字体系中较后出的最能产的构形方法。
    图画、意合、形声，汉字的形体构造方式得以完备，汉字体系得以完成。汉字形成之后，其字体系统在应用中不断发生形体上的历时性演变，才逐渐稳定下来，成为汉民族语言交际的符号系统。汉字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两大阶段：甲骨文至小篆属古文字范畴，为“笔意”阶段，一笔一画都含有构字意图；隶书到楷书则属于今文字范畴，为“笔势”阶段，强调笔画的规范走势而失去表意蕴含。

    1、古文字阶段
    殷商甲骨卜辞所用的甲骨文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熟的汉字系统，一般认为，由商代后期至秦代（约前14世纪—前3世纪）为古文字阶段，唐兰按照时代先后和字形特点，分古文字阶段的文字为四类：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
    殷商文字，主要有殷商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文字。甲骨文也叫契文，多契刻在龟甲兽骨上，也叫龟甲文字，其内容以占卜为主，也称甲骨卜辞，多出土于安阳殷墟，故又称叫殷墟文字。自1899年甲骨文被学者发现至今，已发掘出十多万片，已释读的字形有两千多个。甲骨文的特点：在甲骨上刻画，注重形象可感性，象形字、会意字居多，笔画较细且方笔居多，笔画的多少、正反、向背还未能完全统一，形体多变，繁简不一，还带有较浓的图象意味。尽管如此，甲骨文总体上用笔讲究、章法统一、结字整齐，已具备较好的实用价值和交际功能，是成熟的文字形态。商代青铜器文字，一般通称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彝文、吉金文等，主要刻铸在钟鼎彝器之上，内容多记载商周时期的铭文、诏令、颂词、勋功等。铭文长短不一，少者几个字，多者几十个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长达479个字。北宋时就已开始钟鼎文字的收集著录，至今已发现的青铜器文字有四千多个字，释读出来的一千多个。与甲骨文比较，金文明显趋于成熟：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相近，但形声字明显增多，异体字相对较少，即规范性增强。金文铸模而成，笔画粗而较圆润，多呈块面状。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铸模工艺不断提高，金文渐趋线条化。
    西周春秋文字，是殷商文字的继承和发展。该时期主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还有部分甲骨文和盟书文字。西周文字上承殷商下启春秋，春秋文字在西周金文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块面笔画的线条化、诘诎笔画的平直化，春秋后期诸国文字开始出现长条化、整齐化的趋势，形体构造大体相似，不同地域出现了不同的书写风格。江淮流域诸国文字呈现出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如在字形上加鸟虫形文饰的“鸟虫书”颇引人注目，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指的就是鸟虫书。
    六国文字，战国七雄除秦以外为“六国”，六国文字与春秋文字相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说文解字·叙》描述道：“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最突出的是俗体流行，出现了很多简体字，书写的随意性较大，不同侯国、地区有不同的异体，一国、一地乃至一人所书也会有不同的写法。虽然各行其是，六国文字之间还是相互影响的，并非每一个字在各国都有不同形体，这就使六国文字虽然异体繁多而仍能认读。据研究，《说文》所引“古文”多为六国文字。
    秦系文字，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其资料大体包括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两大类。文物资料主要有石刻文字、金文、玺印、陶文、漆器与简帛文字等，其中石鼓文、诅楚文和秦刻石最著名。传世文献文字主要是《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小篆字系。秦系文字有“籀文”，也称籀书或大篆，因载于《史籀篇》而得名。籀文刻在石头或青铜器上，隋末于陕西凤翔县西南发现十几块形如石鼓的刻石，被称为“石鼓文”，石鼓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文人都对石鼓文很感兴趣，不断有拓片留存，唐代韩愈《石鼓歌》说它“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石鼓文久经风化，今已很难辨认，从早期拓片看，刻有十首四言诗，今能认清的约有三百多字。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又发现了一些与石鼓文相似的文字，认定是秦统一以前的大篆，其字体与《说文解字》列出的“籀文”很相近。学界认为籀文与石鼓文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文字。籀文（大篆）比甲骨文、金文繁难，也比小篆繁杂。一般认为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而开小篆之先河，是大篆向小篆演变的过渡性字体。现代出土于陕西的《秦公簋》上刻有铭文121字，是比石鼓文更好的大篆标本，其字形大方雅正，兼备甲骨文、金文的方正与圆转之美，起笔止笔均为藏锋，圆融遒劲，匀称有度，反映了小篆之前文字的真实形态。
    小篆，是在大篆和六国文字基础上，经过秦代“书同文”后通行的规范字系。《说文解字·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省”是省并繁复的笔画，即大篆的简化；“改”是以通用字替代各种异体字。李斯编成《仓颉篇》作为文字的统一标准加以推广，就形成了小篆。对比看来，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最早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文字系统，它逐渐摒弃早期汉字的图像化和随意性，开始向符号化和规定性迈进。《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是秦代教育学童的字书，共55章3300字，汉初合编总称为《仓颉篇》。小篆经官方统一并通行全国，是一次自觉的文字全面规范化行动，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小篆规范化的成果，后来集中反映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文解字》是汉字传世文献的代表，它以小篆为基准，兼收古文、籀文，正文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全书共14篇，分析并建立540部首，同偏旁的字列为一部，同条共贯，据形系联，系统而有理据。字形解说中，兼顾字的形、音、义，“博采通人”，保存了大量的古音、古义以及前人的说解，提供了丰富的汉字构形理据的历史线索。许慎还界定“六书”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用作分析字形结构的理论依据，建立起汉字研究的系统方法。在汉字发展史上，《说文解字》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既是认字的入门书，又是研究汉字的基础，是认识先秦古文字的阶梯，又是研究秦后隶书、楷书发展的必然途径。《说文解字》的出现，标志着汉字系统的完善和中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
    2、今文字阶段
“今文字”是指隶楷文字阶段，从汉代延续到现代。两汉主要通行隶书，草书只是当时的辅助性字体。约于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中演变出一种较为简易便捷的俗体。东汉晚期，在草书和隶书便用俗体基础上发展形成了行书。约在汉魏之交时，又在行书基础上形成了楷书。经魏晋二百多年的沉淀，方正典雅的楷书最终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字体，至今犹然。
    隶书，又称“佐书、八分、分隶”。秦孝公后，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小篆笔划繁多而园转，写起来很不方便，官吏们在忙于书写时就把一些圆笔画写成直笔画，逐渐推进隶化的过程。《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隶书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两个阶段，经过秦汉两朝漫长的实践，才形成了成熟规范的隶书。与篆书相比，隶书有五点主要变化：（1）象形意味减弱而符号化倾向显著；（2）偏旁的合并、分化、变形，如“奉、秦、奏”等字上半部在小篆中为含义不同的笔画而到隶书就合而为一了，“灸、烈、尉”下部在小篆中都从“火”而隶书分作“火、灬、小”三形，“阜邑、人、犬”变为“阝、亻、犭”等。（3）结构简化、笔画减少，隶化时将部分笔画省去，如“屈”字小篆作“𡲶”，隶化后把上部“尾”中的“毛”去掉；“香”字小篆上部作“黍”下部为“舌”，隶书简省了很多笔；“靁、曐”省为“雷、星”等；（4）笔画形状的改变，改曲为直、改圆为方、改连为断等，去掉篆体尚存的绘画意味，用点、横、竖、撇、捺代替小篆的曲线型笔画，形成了汉字便于书写的笔画体系；（5）以“横画蚕头燕尾”为特征的八分体形成，张怀瓘《书断》说“八分”笔形“若八字分散”。
    草书，约与隶书同时兴起，最初只是隶书的草率写法，《说文解字·叙》谓“汉兴，有艸书”，庾肩吾《书品论》谓“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草书分章草、今草和狂草。汉魏通行章草，是“章程书”的简称，保留隶书笔势而有明显的波势挑法，每字内笔画相连，字间笔画则不相连。晋代以后，楷书、行书出现，书法家利用两者的笔法改造章草而成今草，取消章草所保留的隶书“波折之势”，字间笔势多相牵连。狂草是今草的简化，随意增减笔画，笔势连绵回绕，颇难辨认，狂草是写意性的书法艺术，不是交际用的字体。
    楷书，唐以前称“正书、真书”或“今隶”。宋代《宣和书谱》谓“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晋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等，已改变隶书波挑之势为点、横、撇、捺、勾等规范笔画，除捺笔较重外，笔画明显没有隶书蚕头雁尾的风格，形成结体方正、笔画平直的字体。唐朝以后称此书体为楷书，成为常用字体。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书写方式，它保留楷书的字体结构，特点是笔画连绵、书写快速，虽有连笔而不失原形，书写便捷而易于辨认，写得规整一些就接近楷书而称“行楷”，写得放纵一些就靠近草书而称“行草”。行书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字体，它与其它书体主要不是字形结构上的差异，而是书写方法方面的差异。

    三、汉字字形结构的分析方法
    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很早就见诸传世文献，如《左传》有“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蟲为蠱”，《韩非子》有“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等，较为零散。系统的汉字结构分析，是“六书”理论的形成。
    所谓“六书”，是指六种按不同构形体式来书写汉字的方法，也就是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六种基本规则。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地官·保氏》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则周代已用“六书”分析法来教贵族子弟识字。“六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刘歆再传弟子郑众注《周礼》则说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且逐一进行理论阐释并应用于字形说解之中。传统的“六书说”，一般都取班固所列的次序和许慎的名称及其解释。
    虽然班固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但后世文字研究者多数认为六书不完全是六种造字法（字形结构法则），需要区别对待和解释。明杨慎《六书索隐》说：“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清戴震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四体二用说”，其《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云：“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于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书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其弟子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申述：“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也。”谓前四书是造字法的本体，转注、假借二书不直接造字而是调节性的用字法。
    六书不是同一平面的概念，对六书的解释历来多有不同且不够严密，六书理论的应用也存在问题，尤其是转注的应用分歧尤多。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字学家试图突破六书理论框架，提出新的汉字结构分析方法。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首次提出“三书说”，把汉字结构分成“象形、象意、象声”三类。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文字章》（1956）提出新“三书说”，定为“象形、假借、形声”。之后，刘又辛发展陈氏观点，把汉字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形意字阶段（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字阶段、形声字阶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98）在前人基础上构建自己的三书体系：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这些探索，使得汉字结构分析的方法更为丰富而且渐浓趋严密。
    下面以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和应用为主线，介绍传统“六书”理论的内容和用法。
    1、象形，描画形状来表示物体。《说文解字·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即弯曲，随着实物的形状曲线描出它的轮廓以成字，就是象形。《说文》“马，怒也，武也。象马头、鬃、尾、四足之形”，即画出马头、鬃、尾、四足之形。独体象形：
    3、会意，合并两个以上事类来表示新的意义。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会意字由两个以上象形（指事）字合并而成。《说文解字·叙》：“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会合“止、戈”即为“武”，儒家认为武是用于制止战争的；会合“人、言”即为“信”，人说话要讲诚信。这类会意很多，“采”是爪在木上摘果或叶，“休”训“止息也，从人依木”，“章”训“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祭”由“肉、又、示”组合表示以手持肉献祭等。还有字符重叠而成的同体会意，如“晶”训“精光也，从三日”，“从”训“相听也，从二人”，二人相随是“从”，二人并排是“比”，二人相背是“北”（后加肉作“背”），一人头向上另一人头向下是“化”。双木为“林”，三木为“森”；一草为“屮”,二草为“艸”，三草为“卉”，四草为“茻（莽）”。
    4、形声，《说文解字·叙》：“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事类作为形符名称，取相近（譬）的读音为声符，合成形声字，“江、河”属水类，就以“水”为形符以“工、可”为声符合成。郑樵《通志·六书》：“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是说象形是汉字最根本的造字法（字根），抽象的事理不便象形就用指事，更复杂些的就用会意。象形、指事、会意局限于图象，只能表达最基本的字义，更多更深更细致更复杂的意义需要更为优化的造字法。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词，词义是交际的内容，语音是交际的形式，故词是音义的结合体，口语词很早很早就产生了，记录词的文字很晚很晚才出现，如果字形既表示词的义类又表示词的读音，就是最优化的，形声字的形符表义声符表音，所以是“无不谐矣”的最佳造字法。形声造字法最能产，《说文解字》9353字中有形声字7697个，占80%以上，之后历代所造新字也都是形声字。《说文》分析形声字一般是“从某，某声”，如“妹，女弟也，从女，未声”。
    形声字的结构灵活多样，主要有：左形右声如“江、柏、语、锤”、左声右形“鸠、期、攻、放”、上形下声“草、字、空、景”、上声下形“婆、忘、贡、架”、内形外声“闻、哀、衔、辩”、外形内声“圆、阁、衷、匾”等。为求方块字的匀称美观，隶书楷书形成一些结构特殊的形声字：《说文》“颖，禾末也，从禾顷声”，形符在左下；“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声”，声符在右上；“寶，珍也，从宀从玉从貝，缶声”，声符在右中。还有“省形”和“省声”，就是在组字时把形符、声符的一部分省掉了，如《说文》“考，老也。从老省，丂声”，是说以“老”为形符而省去其下半部分；“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省了声符“役”左部分。为了字形美观，声符、形符在隶书楷书中有些会变形，如：“心”在左作“忄”（情、惕），在下作“心”（想、念），在半包围中作“�^”（慕、恭）等。形声字最能产，如：“父—甫—尃—溥—薄—礡”，前者作后者的声符，递转产生了五代形声字。一般说来，形声字形符表义类声符表读音，实际上声符与其所构的形声字多是音义同源的，即声符兼表义。如“甫、尃、溥、薄、礡”都含“铺开”义，由“小、少、肖”作声符的都含“小”义，以“叚”作声符的多含“红色”义，以“工”作声符的多含“人工”义等。
    5、转注，《说文解字·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什么是转注，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主要有：形转说，唐裴务齐《切韵序》“考字左回，老字右回”，是说字形稍变而义训相同；音转说，宋张有《复古篇》“转注者，展转其声，注释它字之用也”，是说由声音相近转化它形而意义互通；义转说，明赵宦光《说文长笺》“转注者，声义共同也，取其字就其声，注以它字，而义始显”，清戴震《答江慎修论小学书》“转注犹曰互训，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主要是说义上的通转带及音形相近变化。各家解释多所不同。《说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古字形是长发白胡子佝偻背的老者拄着拐杖之形，只是“老”的拐杖向内而“考”的拐杖外而已，本是同一词的派生分化，生者称老而死者称考，由字义的增加导致字形的分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字法，而是用字法。除许慎举例的“考-老”外，各家列举的转注字都未能得到大家的公认。
    6、假借，《说文解字·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是说语言中有这个词而不能依义造出字来，就借已有的同音（音近）字来表达此词义，即把已有的表意字借作音标来使用。许慎的定义很好，但所举例子“令、长”不确。以人称代词为例，第一人称代词有音有义不好造字，就借同音的“我”代替，“我”字从“戈”本是兵器刑具类字；第二人称代词，借同音的“女”代替，“女”本的女人形；自己借“自”代替，“自”本是鼻子的象形字。这类借形表词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借后就固定了，“久假不归”，这就需要用字上的调整：“我”本字的刑具义就消失不再用；“女”的女人义常用而迫使第二人称代词转借使用率极低的河流名“汝”；“自”的鼻子义只好加声符而造后出字“鼻”。再如方位词抽象而难依义构形，东方借袋子形的“東”，南方借悬钟形的“南”，西方借鸟在巢上宿的“西”而本字另造形声字“栖（棲）”，北方借二人相背的“北”而本字加形符成“背”。还有一类“假借”是“本有其字”的假借，也称为“通假”，如：酒杯形的“爵”同音借用作麻雀的“雀”，虫子的“蚤”借作日出草上的“早”等，本来各自依自己的词义构造了各自的字形，使用中因同音而借用，一度形成上古字用的混乱局面。本无其字的“假借”与本有其子字的“通假”，都没有造新字，都是调整字用的用字法。
    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汉字是具有表意性质的文字体系，回应前述汉字构造的“图画、意合、形声”三阶段，综合看其“造字、用字”的发展，大体也可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象形阶段，也就是纯表意阶段，象形、指事、会意约属于此阶段，以一个字形描写一个词义，形象而明晰，区别率高。但这类形象的造字法表达率不够高，《说文》这三类字只有1600多个，远不够用。社会交际的需要不断产生新词新义，很多抽象的、虚化的词义无法用形象描画的方法造出字来，需要另寻表达方式，于是就产生了假借用字法，这就是汉字借音表义的假借阶段。假借实际上是借已有字形作音标来表示同音词，一个字形表示多个词，如“丁”表示“木钉、天干名、人口、伐木声”等，这就大大提高已有汉字的表达率，以少量的字形表示大量的词义。然矫枉过正，假借法一度泛用，不但本无其字用假借，本有其字也随意通假，汉字系统的表达率是大大提高了，但区别率却大大降低，一字形兼表词义过多，难于准确理解。为了解决表达律与区别率的矛盾，汉字进入形声阶段。形声阶段是汉字表意兼表音的阶段，形符表义类（绘形表意），声符表读音（借作音标），兼顾了汉字的表达率和区别率。无所不可以形声，故形声成为最能产的造字法，形声字占汉字总量的80%以上，而且越来越稳定。世界上的几种古老文字，如苏美尔楔形字、古埃及圣书字等，都起于象形，但都没有沿用下来，汉字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而无断裂，应该说与汉字找到了形声这种优化而能产的造字法不无关系。
    就汉字的学习和应用而言，应从《说文解字》入手，《说文》的540部首实际上是汉字系统中的字根，也就是基本的构字部件，熟稔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字根，就可以成系统地掌握由它们构成的大量形声字。历代研究《说文》的著述很多，以清代“四大家”最有成就，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尤其要细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慎时在东汉，博采前人所传而编成《说文》，所得甚多，贡献巨大，但也有他的局限性，因此要结合出土文字的研究和学习，使对字形的说解更为科学更为准确。以《说文》的学习为基础，再去认读和考释甲骨文、金文、大篆以及简帛文字，也是学习古文字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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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六：清代朴学

万献初 撰 （宋时磊纂集资料）

    有清一代，是国学全面总结的阶段，三百年学术精博而又深广，分量重而价值高。
    清代学术汲取晚明学术游谈心性、空疏误国的惨痛教训，以求真务实的考据之学为主导，考据、义理、辞章相结合，形成质朴实在的学风，因而清代学术被称为“朴学”或“实学”。汉代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重诂训的实证学风在清代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故清代学术又被称为“汉学”。梁启超认为：该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1]
    1644年，清兵入关，中原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权更迭，进入了异族统治汉族的时代。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与牵制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推行汉化政策，沿袭明制，开科取士，重用博儒，网罗天下人才，开馆修明史，校理历代典籍，编纂《四库全书》，使民族矛盾渐趋缓和，满清政权逐步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另一方面，严格控制社会舆论，禁锢自由思想，大兴文字狱，杜绝一切对满清统治不利的思想和言行，最大限度地限制汉族知识分子的主观思考。社会环境的变换，促使传统学术在清代发生重大转向，众多学者只能埋头整理、发掘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考据之风大炽，成为清代国学的主流。
    清代国学的形态，以经学考据为中心，考据之风渐次衍及众多学科。经学方面，又以汉学为主、宋学为次，以古文经为主、今文经为辅。顺治、康熙两朝是清代国学初兴时期，也是学术范式的创制时期，“清初三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开风气之先。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遍行，虽在不同地域和师承的基础上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支派，但总体精神相似，形成了声势浩大、成果辉煌的“乾嘉学派”，标志着国学的鼎盛期。道光朝以后，清代国学发展到了第三期，其特征为今文经学的兴起，融合外来新学，以及出土文献的研究。同时，清代后期也是国学走向衰落的时期。
                                       
    一、清初学风的转变与朴学范式的建立
    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纠正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性的偏颇，形成晚明长于思辨的学术形态。但随着王学的广泛传播及其末流分化，心学的缺点也完全暴露无遗。人们终日谈论良知、道德，“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导致随意的穿凿附会，浅薄的“帖括”之学泛滥，且参杂禅学，使学风日趋空疏浮泛，以致满路酒色财气，浮颓淫逸，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晚明的杨慎、李贽等人对理学的积弊进行猛烈抨击，并开始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进入清代后，学风为之一变，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努力下，力矫晚明颓风，弃空谈而倡实学。颜元、李塨明确标帜“实学”，倡导“实文、实行、实体、实用”,被后人称为“颜李学派”。清初学者的学风崇尚朴素，不注重文采，是名副其实的“朴学”，并逐渐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皮锡瑞描绘清初学术流变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2]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人，人称亭林先生，被尊为清代朴学的“不祧祖先”。顾炎武早期从事反清斗争，建树无多。后来专心学术，对心性之学“清谈害实”导致明亡有切肤之痛，强调“通经致用”，力求考察经文的本义以用之，反对向内的主观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学问，一生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为人为学方法，著述极丰，传世之作有五十余种。主要著作有《日知录》三十二卷，考订精详，内容宏博，分科研究，贯通古今，是其得意之作，也是考据学的典范之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规模宏大，精审渊博，为掌故学、地理学者开启先路。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彻底否定叶音说，分古韵为十部，上承明代陈第，下接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朱骏声等，强调“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其古音学在材料、方法、理论、成果上的建树对乾嘉之学的兴盛影响巨大。其它如《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等，利用文字来校正古籍，所得良多。顾炎武在为学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对清代朴学范式的建立可谓有开启山林之功。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治史学，最重视史料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考证，注重学术史的梳理。史料纂集有《明文海》482卷，《明史案》244卷。学术史著作有《明儒学案》及初步整理了《宋元学案》。所著《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尚书古文疏证》等经学类著作，对胡渭、阎若璩等人多有启发。政论方面，其《明夷待访录》主张“无君”，掀起思想解放之波澜，堪称人权宣言第一人。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王夫之为学尤重考据，著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周易稗疏》、《老子衍》、《庄子通》等，不泥前人成说，多有新解。同时又注重义理，多有思想上的创建，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其著作多收集在曾国藩兄弟刊刻的《船山遗书》中。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了《船山全书》。
    继清初三大家之后兴起的，是清代前期对古书的疑古辨伪之风，代表人物为阎若璩、胡渭、姚际恒等人。阎若璩（1636-1704）用其毕生精力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在兼采前人之说的基础上，从来源、篇数、经文内容、语言风格、文化基础等方面对《尚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证明东晋梅赜所出《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的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国传都是东晋人所作的伪书，虽然毛奇龄撰有《古文尚书冤词》与他抗辩，但定案难翻。早在宋代，吴棫、朱熹等就有疑古意识，然未能展开证伪。阎若璩则在《潜丘札记》卷六中认为：“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他以锐利的目光发现问题，以内证为主来系统论证，确有超越前人之处。这种不迷信经典、务求考实的精神，正合了清初避浮趋实的朴学考证风气，阎若璩因此在清代学术中地位甚高，影响至大，以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考证之学，未知或先”。然近来也有人撰文指出其不实之处。
    胡渭（1633-1714）在辨伪学上与阎若璩齐名，撰《易图明辨》将“河图”、“洛书”与《周易》剥离开来，认为《易图》为陈抟的附会之作，辗转传于邵雍而大肆发挥，被朱熹等理学家尊为《易》学圭臬，其实都是枉伪之说。又撰《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攻驳宋儒谬论。又撰《禹贡锥指》，广搜博采方志舆图来阐释《尚书·禹贡》，明九州分域、山水脉络之沿革，强调治水的重要性，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
    姚际恒（1647-1715）历十四年撰成《九经通论》，诸经皆有论说，证《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不谋而合，又著《庸言录》杂论史学、理学与诸子书，末附《古今伪书考》，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计六十九种，真伪错杂者十多种，又指《周易》十翼为伪书。还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其治学注重多方考证，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见，为清初疑古最勇者，故或批评其好为异论太过。
    此外，毛奇龄著《四书改错》、《周礼问》、《河图原舛篇》，俞汝言撰《春秋四传纠正》等。一大批考证辨伪著作形成一时风气，也形成了清初考证之学的基本方法，声势浩大的疑古精神撼动了经学不可动摇的神圣性，大大拓宽了清代学人的学术视野。
    清初学术名家众多，如万斯大（1633-1683）著《学礼质疑》二卷、《学礼偶笺》三卷、《仪礼商》二卷、《周官辨非》一卷、《学春秋随笔》十卷，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多被后人称道。惠栋（1697-1758）学承顾炎武，一生以复兴汉儒《易》学为己任，后成为乾嘉考据学派中吴派的代表人物。再如全祖望（(1705-1755)）著述丰富且扎实，上承黄宗羲、万斯大，下启邵晋涵、章学诚，在史学、经学、学术史诸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成为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又如杭世骏（1695-1773）精通史学，著述达百数卷之多，等等，不遑俱列。
    汪中在《国朝六儒颂》中评价清初学术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评价是很高的。

    二、乾嘉学派的学术特点与成就
    从康熙到雍正、乾隆朝，清代朴学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到乾隆、嘉庆时期各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一般称为“乾嘉学派”。
    雍正、乾隆时期，满清的统治日趋稳定，朝廷对汉族文人渐次采取严酷的思想禁锢政策，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甚至在诗文奏章中有一言疏失，也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于是，只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考字疏文，借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考据，广收旧籍，编纂《四库全书》，以吸引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考据之学，影响了很多知识分子毕生致力于考据之学。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主动学习汉族文化，大兴编书之风，组织了大规模的典籍整理、编纂与修书活动。经学方面，有《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等。史学方面，有《清世祖实录》、《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钦定八旗通志》、《御批通鉴辑览》，多次开《明史》馆编纂前代历史，于乾隆四年刊刻成《明史》336卷。类书方面，编有《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古今图书集成》等。小学方面，为实现不同语言的沟通而编《清文鉴》、《清文合蒙古文鉴》，又编成鸿篇巨著的《康熙字典》和韵书《音韵阐微》，便利查询使用。文学方面，编有《全唐诗》、《全金诗》、《历代赋汇》、《历代诗余》。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乾隆朝官方修辑的《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分法分类，收录书籍3461种79309卷，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这些书籍的修撰耗资巨大，参与人员众多，如《四库全书》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很多都是著名学者。客观地讲，清代声势浩大的修书事业与学者以及学术发展保持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文化建设举措。
    “乾嘉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一般认为，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都是重视儒家经典研究的大学者。其中，顾炎武是公认的开清代考据学先河者，是乾嘉学派最重要最直接的奠基人，只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们更多沉溺于故纸堆中，潜心汉学，脱离实际，有违顾炎武治学的“经世致用”之本意而已
    乾嘉学派的学风大体一致，基本要点是：立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援引证据以古为尚。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文体贵朴实简洁，词旨务笃实温厚。乾嘉学人反对宋明理学空论无物的弊病，务求实证，着意从古书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以解决难题为荣。“考据”虽然是各时代都用的治学方法，但乾嘉学派则是专业从事考据，把其时的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以致“考据”就等同于“学问”。乾嘉学派中有很多严肃的学者，继承和发展顾炎武求实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实证，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这种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上的严谨踏实，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可以说，在思想发展史上，乾嘉学派的建树并不大，但在学术研究上，尤其是在考据方法和成果上，他们是有很高的造诣和重大贡献的。
   根据地域、治学方法、治学旨归等方面的不同，乾嘉学派又分为不同的支派，主要的有惠氏父子开创的吴派、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由黄宗羲开启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以及由戴学发展出来的以高邮二王、汪中、阮元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其中又以吴派和皖派最著名。各派治学虽各不相同，且互有争议，但都重汉学、考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推动了对前代文化的全面整理与保护。
    吴派起源于惠氏家学，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三代传经，均治《易》学，至惠栋尤光大之。惠栋著《易汉学》、《易例》﹑《周易述》等，驳诘宋人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说，为吴派经学奠定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吴派名家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顾广圻、贾田祖、江藩等人。吴派学术主张博通，因文字音训以求经义，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建树颇多。但固守汉儒《易》说，“唯汉是信”而不复甄别，不免引来“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该派治学“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梁启超直指吴派的功过曰：“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3]
    皖派的奠基者为黄生和江永，戴震为集大成者。因其主要成员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洪榜、凌廷堪都是徽州人，故被称为皖派。皖派学术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尤其是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江永（1681-1762）为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皖派经学创始人。江永一生蛰居乡里，著作多至39种凡260余卷，如《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数学补论》、《金水三星发微》、《律吕阐微》等，而音韵学著作《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最有建树，其音韵学上承顾炎武下接戴震、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三部，创“数韵共一入”之说，精熟等韵，详辨韵之弇侈，与其弟子戴震为“审音派”代表人物。
    戴震（1724-1777）字东源，徽州休宁县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后赐同进士出身，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二十岁师从江永，从此学问大进，三十三岁之前就有撰著十多种。三十八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于音韵、文字、历算、地理等无不精通，进而阐明义理，批判程朱理学，求真务实，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影响深远，被梁启超等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戴震一生著述极丰，先后撰成《筹算》、《勾股割圆记》、《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及《考工记图注》、《原善》、《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诗经补注》、《声类表》、《声韵考》、《方言疏证》及《孟子字义疏证》等，还先后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其治学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览，务为专精。在文字、音韵、训诂及地理、数学等方面，都以断制精审著称，成就超越前修。戴震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突出，音韵学上为“审音派”代表，分古韵为二十五部，提出“阴阳入”三分且相配相转的理论，强调“故训音声恒相因”、“因声而知义”等主张，并撰《转语二十章》，主张寓义理于考证、从训诂中去求义理，对音韵学、训诂学的发展贡献巨大而影响极为深广。戴氏为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注重实事求是，不盲目信古泥古，强调言必有征，在考释名物、典章、制度方面最见皖派功底。戴震为学“淹博而不泛滥”，对皖派学术的学风有很好的影响。皖派形成的朴学特点是：通过文字、音韵的贯通来考订古书词句的内容和涵义，即以小学（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重要途径。戴震之后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匡衷、胡承珙、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都是学风严谨、小学功底扎实、考据成果斐然的大学者。其中，戴震的受业弟子段玉裁、王念孙为乾嘉小学的突出代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广雅疏证》成为“因声求义”的典范著作，也是乾嘉之学的巅峰之作。乾嘉小学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故训，故训明然后经义明。正是因为有了顾炎武以来古音学的先进研究方法和厚重成果，文字、训诂之学才在段王手中得以飞跃性的发展，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才在“因声求义”中得以彻底解决，乾嘉学派的成果才可能如此丰硕且遍布各个学科领域。章太炎在其《检论·清儒》中评论道： “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介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活跃于扬州一带的扬州学派从皖派戴学拓展而来，其代表人物中，王念孙是戴震弟子，任大椿与戴震同事，焦循一生推崇戴学。纵观乾嘉学术，皖派最精，吴派最专，而扬州之学最为淹通。该派继承和发展戴学特点，尤重创建，如黄承吉治文字学，焦循治《易》学，均自创新例而不袭古人。淹通方面，高邮二王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及汇纂资料，汪中辨明学术源流，都能融会贯通，吸取各派之长而形成自己的独有风格。学术领域上，不仅研究经学，也研究史学、诸子、历算、词曲、谣谚等，在训诂、校勘、编书、刻书以及哲学、教育、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较多的贡献。
    浙东学派是以今绍兴、宁波、台州一带为中心而形成的学者群，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为代表人物，将史料研究和通经致用结合起来，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贯通文史，在史学理论、明代史、学术史、地方志编纂与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
    总体看来，乾嘉学派在百余年间汇聚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治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中心，治学方法以考据为主，学风朴实，成果丰硕，全面而系统地整理、研究、保存传统典籍，对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特殊的政治因素影响，乾嘉学者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有复古、佞古倾向的，考据、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有机械、烦琐之嫌，有一定的抑制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嘉庆朝以后，清廷面临内忧外患，学术思想上的高压统治不得不放缓，学者们也逐渐放弃沉醉经典而不问世事的态度，乾嘉学派也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三、晚清学术的变迁与成绩
    嘉庆之后，清代学术形态逐渐发生转移，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开始分化，“反汉学运动”开始兴起。这场19世纪初的运动“导致学界分裂，江南考据学派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最终在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带来的双重打击下衰落了”。[4]
    “反汉学运动”是指清代后期宋学派、今文经学派、汉宋折中派的兴起。清代前期，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等人皆治宋学，但因朴学诸大师大张汉帜，致使宋学影响日见衰微，难成气候。随着朴学的日益深入发展，乾嘉之后，汉学只从文字求经义、任意删改经文、不注重文章的义理精神等弊病日渐暴露出来，这就给注重探求义理的宋学以复兴的机会。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崇尚宋学，创立古文义法，后被称为“桐城派”，曾试图与汉学分庭抗礼，然终是不敌乾嘉之学。咸丰以后，桐城派古文受到权臣曾国藩的推重，形成对晚清学术的较大影响。恽敬、陆继辂、张惠言、李兆洛等人承方苞“义法”之说，崇尚魏晋古文，世称“阳湖派”。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尊汉抑宋，引起姚门弟子方东树的不满，因作《汉学商兑》以回应，力陈汉学之弊，将“汉宋之争”推向了白热化。论争之后，学人逐渐趋向兼采汉宋之学的态度，如阮元就曾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所著《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就在阐发义理上颇为精到。此外，有邵懿辰的《礼经通论》、陈澧的《汉儒通义》和《东塾读书记》、夏忻的《檀弓辩证》和《述朱质疑》等，都是兼采汉宋之学的代表作。
    清代“今文经学派”源自乾隆嘉庆年间庄存与、庄述祖叔侄创立的常州学派，庄绶甲、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大张其学。该派以公羊之学经世，庄存与著有《春秋要旨》和《春秋正辞》，刘逢禄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和《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陈立著有《公羊义疏》，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作。刘逢禄之后，邵懿辰、戴望、王闿运、廖平、崔适、皮锡瑞等人沿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方向继续前进，产出了一批成果，对学界影响较大。鸦片战争之后，龚自珍、魏源等人用《公羊》三统三世之说议论时政，并将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拓展到五经研究之中，开辟了公羊学从经学向政治话语转进的新路径，推动了晚清的社会改革。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所著《新学伪经考》对经书真伪提出质疑，引起学界的震动，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思想解放，开启其后“疑古史学派”的先序。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经文经学精神引入政治实践，促成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力地推动了晚清政治变革的进程。
    晚清时期，朴学虽受到反汉学运动的冲击，但其积淀仍旧深厚，后继者不乏其人，出现了俞樾、孙诒让、章炳麟等大师级的殿军人物。俞樾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功力厚重，考证精详。孙诒让撰《古籒拾遗》，开辟利用钟鼎文字来研究小学的新路，又撰《墨子间诂》而彰显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底。章炳麟著《国故论衡》、《文始》、《新方言》，阐发的见解多为乾嘉诸大师所未发明者，在小学研究中引入西方系统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撰《论语言文字之学》以界定学科内涵，使传统小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语言文字学”。章炳麟继承发展乾嘉至俞樾的古文经学研究，力举恢复先秦经文的本来面貌，著《春秋左传读》、《驳箴膏盲评》、《今古文辨义》等与今文经学派的刘逢禄、廖平等辩论，捍卫汉学的正统地位。章炳麟在国内外多次开馆讲国学，要用文字、历史来激发国人爱国保种之心，宣扬反清革命的思想，其弟子吴承仕、黄侃等人在经学、小学领域内亦有相当高的成就。
    清代末年，殷墟卜辞、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大量出现，为国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成果迭出，清代朴学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四、清代朴学各领域的巨大成就
    清代是一个对前代学术进行系统整理和大总结的时代，梁启超谓：“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5]清代多数学者在治学态度上讲求实事求是，不盲目信古、泥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学方法，并将这种治学方法运用到经学及其他各个学科。清代朴学得到全面发展：经学、史学的成果最为丰厚；且在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辨伪、典章制度、金石、天算舆地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传统经学是清代学术的主导，各种经书在清代都有众多质量高的整理注疏本，上文多有言及，不遑备列。梁启超谓：“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则有惠栋之《周易述》，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其在《周官》，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其在《仪礼》，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珙之《仪礼正义》。其在《左传》，有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正义》。其在《公羊传》，有孔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其在《论语》，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其在《孝经》，有皮锡瑞之《孝经郑注疏》。其在《尔雅》，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之《尔雅义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义》。”[6]所列都是清代经学之力作。而阮元等纂集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和《清经解》、余萧客编集的《古经解钩沉》等，则是经学研究成果荟萃之作，极便于参用。
    欲通经学必先治小学，清代学者极为重视小学的研究。文字学方面，对《说文解字》的研究用力最多，著述有百十种之多，其最有成就者为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代对《尔雅》、《释名》、《方言》、《广雅》等字书都有很好的注疏。《康熙字典》、《音韵阐微》、《经籍纂诂》的出现，代表着清代文字、音韵、训诂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钟鼎、器皿、玉玺、货币、碑文等出土器物日益增多，对上面大量的古文字进行研究，被称为“金石学”，清代金石学形成存目、跋尾、录文、摹图、摹字、义例、分地、分代、通纂、综论等一整套系统的研究体例和方法，多以金石证经史，形成重要著作数百种。清代金石学大家有顾炎武、黄宗羲、钱大昕、朱彝尊、阮元、孙星衍、邢澍、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等，马衡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对清代金石学研究有较全面的总结，成绩非常可观。19世纪末，甲骨文在安阳出土，古文字有了新的研究领域，刘鹗《铁云藏龟》，孙诒让《契文举例》，罗振玉《贞卜文字》与《殷墟书契》四种，王国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等，在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明古音，不可以读古书，音韵学研究尤其是古音学研究在清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顾炎武撰《音学五书》，离析唐韵，入声配阴声，分古韵为10部，开创了科学的古韵研究方法。其后江永《古韵标准》，戴震《声韵考》及《声类表》，段玉裁《六书音韵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孔广森《诗声类》，王念孙《诗经群经楚辞韵谱》，江有诰《音学十书》，章炳麟的《国故论衡》等，研究愈来愈精密。清代音韵学研究逐步完善了上古韵部体系，并建立了阴阳入相配及对转的理论。在声母方面提出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日归泥等重要结论。古音学的成果用于“因声求义”的实践，产生出一大批具有突破性价值的考据成果。
    清代官私藏书之风均很盛行，出现了常熟瞿绍基、聊城杨以增、吴兴陆心源、杭州丁丙、苏州黄丕烈等私人藏书大家，以江浙地区最为集中。他们为考证、校雠、收藏、鉴赏、贩卖书籍等目的而从事藏书工作，精心而用力，成果极为丰富。书籍的数量多了，就要对其进行分类整理、鉴别善本、辨明真伪，便促进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四库全书》的纂集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成就了《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规模浩大的官方修纂目录，录入典籍数十万册。其余各家刊刻的丛书目录、版刻目录、提要款识等有数百种之多，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则是一部具有系统性的目录学理论著作。
    古典文献历经辗转传抄，讹误甚多，学者们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校对，便形成校勘学。清代学者校勘以“求古存真”、“正讹求是”为旨归，形成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科学而系统的校勘方法，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校勘成果。清代校勘的最大功绩在于对流传渐疏的先秦诸子典籍的校勘，一大批校勘家遍取古籍而校之，厘定正文文字、句读并对其进行注疏，解决了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俞樾的《诸子平议》和《群经评议》代表清代校勘学最高成就。有些古籍或亡佚不闻，或流散他书之中，这就需要从大量的引用与转述中钩沉出原始资料，努力恢复典籍的本来面貌，这便是辑佚。明代编成的《永乐大典》收录了大量的庞杂资料，为清代学者辑佚提供了文献来源，《四库全书》就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385种，《全唐文》、《一统志》和《宋会要辑稿》等都利用了《永乐大典》中的材料。从事辑佚工作的学者往往“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虚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共辑录佚书681种，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尚书》及三家诗等书籍的辑佚上做了大量工作，为后代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洪颐煊《经典集林》、王绍兰《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七种》、王谟《汉魏遗书钞》、茆泮林《十种古佚书》等，收罗佚文的工作量十分庞大，成果也十分可观。
    典章制度的研究在清代很受重视，尤其是“三礼”制度的研究。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拉开清代典章制度研究序幕。毛奇龄治礼制的成果颇为丰硕，体现“明经致用、以礼经世”的实学特色。万斯大《学礼质疑》、万斯同《庙制图考》、李塨《禘袷考辨》和《郊社考辨》、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都是名家巨制，收获良多。清中叶典章制度研究蔚为大观，胡匡衷《仪礼释官》、戴震《考工图记》、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洪颐煊《礼经宫室问答》、任大椿《弁服释例》和《深衣释例》、焦循《群经宫室图》、程瑶田《通艺录》等都是很厚实的成果，均以礼学为中心，考官制、军制、名物、宫室、丧礼、服饰、燕寝等，考证精审详备、扎实可信。
    清代地理学以《水经》为研究重点，多采取考证的方法，释地名与水道变化，考历代地理沿革，介绍国外地理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开清代地理考古的风气。清代一流的学者大都对《水经》进行过校对与注释，全祖望《全氏七校水经注》、戴震《水地记》与《校水经注》、孔广森《水经释地》、全祖望《新校水经注》、赵一清《水经注释》、张匡学《水经注释地》、杨守敬和熊会贞同撰《水经注疏》、王先谦《合校水经注》等，都是《水经》校注研究的重要著作。《禹贡》的校勘有胡渭《禹贡锥指》、徐文靖《禹贡会笺》、程瑶田《禹贡三江考》、丁晏《禹贡锥指正误》等。《山海经》校勘有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历史地理的考证则有阎若璩《四书释地》、徐善《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名考实》、焦循《毛诗地理释》、程恩泽《国策地名考》、杨守敬《历代疆域志》和《隋书地理志考证》等。清代官方极为重视地方志的修纂，官修和私修地方志多达五千余种，优秀者如《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襄阳府志》、《松江府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等，资料丰富，信实而精审。此外，清代边疆地理、国外地理、地图编制等方面的成果也十分丰富。
    清代史学极为繁荣，可分为官修史书、私修史书、考证与校释、补修正史、旧史改编等几种类型。清廷在官修正史方面用力极深，所修《明史》质量较高。私修史书较优者有万斯同独著的《明史稿》、魏源的《圣武记》和《元史》、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清代学者将大量的考证功夫用在史学研究上，对史学典籍进行丛考的重要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剳记》、洪颐煊《诸史考异》、洪亮吉《四史发伏》等，单部史书的整理之作有数百种之多。清代史学重视表志的研究，一方面对前代史书的表志进行补充，另一方面系统整理各史表志，较著名的有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周嘉猷的《南北史表》、林春溥的《竹柏山房十五种》等，补史书表志的著作则多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之中。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李清《南北史合注》、古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是对旧史的改编之作。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史论巨著，提出“六经皆史”的观念，泽被甚广。黄宗羲《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则是开学术史研究之先河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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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记》1、2页，东方出版社1996。

[2] 皮锡瑞《经学历史》299页，中华书局1981。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5页，中华书局2010。

[4]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中华书局2010。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