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语言的重量，“口舌之利”非“金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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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重量，“口舌之利”非“金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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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方法”随笔

        史实是有层次的，语言是有重量的。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是我们许多读者从小就喜欢看的章节。“赤壁大战”之前的诸葛亮在东吴政权的庙堂之上，面对以张昭为代表的一大帮子的腐儒们的诘难，见招拆招，应答如流，横扫千军，气势如虹。其中有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
　　当时，黄盖老将军谓孔明曰：“愚闻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乃与众人辩论也?”
　　黄盖将孔明的言论称之为“金石之论”?
　　何为“金石之论”耶?
　　“金石之论”与“巧言获利”有何区别?这正是所有写史者需加详察的。
　　前几年曾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文章是赞扬周恩来总理的外交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并列举了五条周总理在外交场合的精彩妙言。
　　这五条妙言是不是都是周总理说的?哪几条是?哪几条不是?笔者已经无法考证。但这几条都与我们在几十年前所听到的一些关于周总理的传说是相当契合的，所以虽然没有考证其真实程度，但仍可认为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外交特色。
　　先将此五条妙言列举如下：
　　①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
　　显然在场的许多人都会纳闷：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呢?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
　　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
　　周总理不慌不忙，补充道：“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顿时掌声雷动。
　　② 有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
　　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③ 有一个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周总理不亢不卑、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④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优雅地付之一笑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
　　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⑤ 一个西方记者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众人不解!
　　周总理解释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对于以上五条应答，原文作者赞不绝口。
　　从前，笔者也与原作者一样的赞不绝口，并加深了对周恩来的无限敬仰。但笔者现在也将近七十了，人生阅历多了一些，看问题的角度已与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笔者现在认为此五条应答均为“口舌之利”，远非“金石之论”。
　　第①条：关于“妓女”。
　　周总理本来也可以这样作答：大陆已经基本没有了，但在中国的台湾省仍然有。
　　如能若此，足显平实作风，而且也实事求是。
　　解放后，政府取缔了妓女这个行当，公开的妓女是没有了，但“暗娼”就不见得没有。困难时期，饥饿的妇女让生产队长搞一回换几斤大米的例子不胜枚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插队女知青让农村干部搞一搞，换一个招工、上学、返城的指标，这样的例子也有的是。
　　第②条：关于“马路”。
　　记者未必就是将中国人比作牛马。如果他真有这样意思，那也是污辱他自己，完全可以不作理会。
　　你可以告诉他，这是历史留下来的名词，从前没有汽车，常有骑马代步，而骑马走的路必须要比一般的人行道宽阔一些，所以称之谓“马路”。
　　这样的回答既符合历史，又非常平实可亲，即使不能打动提问的记者，相信也能征服与会人众的心。
　　第③条：关于“走路”。
　　中国人走的什么上坡路?美国人又走的什么下坡路?中国人贫穷落后凡一百多年了，还能挺胸、抬头、昂首阔步吗?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正视现实，承认差距，清醒地认识自己，平平实实、一点一滴地做好自己的事。
　　所谓“抬头与低头”的所问所答纯属无聊之争。
　　而且那样的回答也并不能长中国人多少志气，却变相贬低了美国人民。
　　如果如此作答：你的观察很仔细，是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中国人受的苦难太深了。随着中国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人民会重拾信心，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变的。
　　第④条：关于“钢笔”。
　　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地远远落后于美国，落后的产品何止成千上万，又何止于一支小小的钢笔。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不就得了吗。
　　一支钢笔不如人家也不敢承认，毋论其它了。
　　所以为什么建国后几十年，中国的经济搞得那么糟，不仅仅是毛的责任，也包括周这些主管国民经济的领导，始终没有能够清醒地认清自己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关。
　　第⑤条：关于“资金”。
　　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作为笑话听听还可以，不是严肃外交家的风范。但愿这一条不是周恩来说的。
　　这种类型的外交应对，没有一句是“金石之论”。说得好听一点是“口舌之利”;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上海话说的那种“玩滑稽”。
　　周恩来是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最为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老实说在文革中后期，我们对周的热爱远超于毛。我们年轻时曾经要死要活的爱过他，保过他，听从过他的教导。当我们对毛及文革渐失信心后，我辈中的许多人曾经将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我们曾希望他能活过毛，希望在毛的身后有一个周恩来时代。1976年1月8日，周逝世的消息对我们而言是晴天霹雳，我们失去了我们全部希望的唯一载体，我们曾在精神上如丧考妣。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是那个时代民心向背的铁证。笔者那个时候正在一个小工厂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如果也在北京，我相信我也有这个勇气、这个激情去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一束白花。
　如今的笔者也到了当年周的那个年龄段了，仍然敬重他，仍然肯定他为这个民族所做的一切努力，仍然高度评价他的人文精神，道德品德。我绝不会像那些不懂历史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一样去轻薄他，更不会像那些无良文人去诬蔑他。但是，我也确实不再象年轻时代那样盲目地崇拜他了。我们也认识他不但有许多缺点，甚至还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他的不少错误，也并不是都能用“无奈”加以谅解，有的也与“光明正大”没有关系，只能用“道德暗昧”才能说得通。这类事情陆续被揭了出来，一件二件也还罢了，但也是很不少的。我们无法为之粉饰，我们得重新认识周，重新反省周。　　有两句话是一个纲领：不批判毛，咱们这个国家是不能进步的;不反省周，咱们这个民族是没有道德勇气的。这是笔者在十多年前就听说的一则评论，不知出于何人之口?但至今深以为是“金石之论”。
　　笔者自己也有几句话概括笔者现在对周的认知。
　　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他的道德是不彻底的，常有暗昧之处;
　　他也是一个心中有人民的人，但当人民的利益与领袖的面子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往往选择的是领袖的面子;
　　他主观上不是“助纣为虐”的人，但客观上确也起了“助纣为虐”的效果;
　　他有机会时就想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做人民迫切需要、对人民有益的事，但他终身为毛之左衽，他能做好事的空间太小了;
　　他是一个有全局观的人，但当局势处于两难之时，他选择的不是进一步，而是往往是退一步。于是他也失掉了有限的机会，但他自己似乎浑然不知。
　　他活得太难了，有的是窝囊。
　　说实在话，我迄今为止不能仔细思量他，一想起他来，往往泪珠子还在眼眶中滚来滚去，其心情复杂无比。
　　回到正题上来。
　　回过头来想想周恩来在以上对话中表现出来的这一套外交作风，好听好看不中用。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外交家，陈外长，大牙外长，全是一个套路。连那个科学家、学者钱伟长出国访问也是这种套路。
　　1972年钱伟长由周恩来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考察欧美四国环保。
　　在访问美国旧金山时，外国记者提出挑衅问题：“中国解放以来，有什么科学发明，可算是对人类的贡献?”
　　钱伟长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道：“我们认识到，只要国家独立，团结一心搞建设，就一定能赶上世界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
　　据说，对于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回答居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对比一下，邓小平的外交风格与周恩来是大不一样的。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了一回新干线，亲身体验了一下这种像风一样飞驰的高速列车。
　　就在车上，日本记者问他感觉怎么样?
　　邓小平很实在地说：感觉就是快，“这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邓小平一方面肯定了日本的成就，另一方面表达了中国要迅速追赶的信心。
　　笔者认为“话”就应该这样说。没有当年邓小平这样的认识，何来中国现在享誉中外的“高铁”。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停顿片刻后，突然问：
　　“你要我怎么做?”
　　这让李光耀吃了一惊，李大胆地说：
　　“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邓小平当时并没有答应他，也没有拒绝他，也没有王顾左右而言它，只作思索状。但在访问回来不久，经过调查研究，果断地停止了对马共和印尼共的支持，关闭了马共、印共等设在华南大山中的电台。从此，中国共产党也不再拿着中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去喂狼喂狗、“输出革命”了。
　　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李光耀的提问。
　　邓小平这样做丢了中国面子了吗?丢了他自己面子吗?
　　李光耀后来回忆道：“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只有务实，只有真诚待人，只有虚心向人家学习，只有具有自我批评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外交智慧。
　　一时的口舌之利，于事无补。少而为之，尚能使人有智慧敏捷的印象，多了不过是巧言令色。
　　笔者的这篇短文虽然偶有调侃之词，但绝不是调侃之文。
　　语言是有重量的，就像毛泽东所说，有的人的生命比鸿毛还轻，有的人生命比泰山还重。语言也是如此，“口舌之利”非“金石之论”!
　　这是笔者七十年人生的精华积累，在此郑重的说出来，愿与诸君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