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从模仿到独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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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从模仿到独立叙事

钟润生

朱大可

　　近日，知名学者、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来到何香凝美术馆，举办学术讲座：转型中国的文化制造——中国文创产业的历史与现状。
　　朱大可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有文化、文学、电影、美术、摄影等等，并且每次发声总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比如当年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他的一篇评论《“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对此片的价值观和艺术表现提出了鞭辟入里的指责。当时很多媒体的标题就是：朱大可撰文炮轰《金陵十三钗》。
　　朱大可涉猎的话题如此之广，但他的发声为何总是引起争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批评？事过多年，他如何看待张艺谋的新片《归来》？世界文学巨匠马尔克斯逝世，他有何观点？就目前的一些热点话题，记者独家采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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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作家才承认自己和马尔克斯的“亲密关系”
　　记者：先聊聊最近去世的马尔克斯。他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虽然隔着我们这么远。
　　朱大可：马尔克斯文本第一次进入中国，恰逢文革后中国刚刚打开通往世界的小门，而青年作家刚刚进入文学状态，你可以想象在那种背景下，马牌小说对他们的震撼。马尔克斯立马成为他们的第一导师。另外三位导师是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米兰·昆德拉，他们形成四声部的导师合唱组合。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模仿者清单，他们包括莫言、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仍会想起他的祖父带他去见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百年孤独》的开卷句式，出现在许多作家的笔下，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和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等。
　　记者：但我更关注这些作家是否走出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两个“斯”的影子。他们是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中国叙事？
　　朱大可：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过大量批评声音，称先锋小说对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有过度模仿之嫌。但也许模仿是中国文学寻找独立叙事的预演。因为到了90年代，其中大多数作家都摆脱了老马的影响，建构起自己的叙事风格。这是必然的结果。没有哪位有才华的作家会甘心成为马尔克斯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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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阅读回到阅读本身
　　记者：前两天读到一篇文章，关于马尔克斯的祖国哥伦比亚和他的第二故乡墨西哥如何悼念他。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深刻，就是很多读者手捧雏菊、向日葵、玫瑰到作家寓所追思，鲜花铺满小径。也有读者结伴而来，一起朗诵他的小说片段。我就想问，这种对本土文学的真诚情感，会不会发生在中国作家身上？
　　朱大可：基本没有可能。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最好的作家，包括已经获得和正在力争诺奖的，其作品跟《百年孤独》还有相当距离，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看法；第二，中国对文学、文化和文明的价值尊重，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摧毁，已经所剩无几；第三，中国读者的文学阅读量，大概是全球倒数第一，他们对文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膜；第四，由于审美教育的缺失，中国读者对小说艺术的鉴赏能力，普遍低下。所有这些原因，都妨碍中国人成为文学事业最优秀和最忠实的粉丝。
　　记者：说到阅读，上个月世界读书日有关部门披露了一个数据：2013年中国人人均读书4点77本。
　　朱大可：阅读数量多或者少，仅仅是参考数据中的一种，它的意义跟经济GDP没有太多的差别，更重要的评判尺度是阅读质量，也就是人所阅读的书的内容和品质。总体而言，中国人阅读质量跟世界的差距，可能比数量更大。某个电信阅读平台做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是阅读的主要群体，其中最典型的用户，每天阅读时间竟然达到18个小时之久。但他们读的究竟是些什么书呢？基本上就是穿越、玄幻、魔幻、武侠和言情小说。那些读物绝大多数是文字垃圾，连编辑自己都受不了，所以辞职率据说相当高。这种垃圾阅读，应当就是无效阅读。不仅如此，这种阅读本来是用来化解精神空虚的，但却反而会加剧空虚的感受。这是典型的“鸦片效应”。垃圾阅读，不仅没有提升农民工的文化水准，反而把他们推向一个更为严重的精神危机。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的微信阅读？我们的阅读渠道一直在变，书本、网站、博客、微博、微信。
　　朱大可：微博阅读是碎片阅读，碎到只有140个字。140个字要表达思想，要表达深刻的思考，当然很难。西方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它导致了思维的碎片化和弱逻辑化，而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脑损伤。但微信阅读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朋友圈的资讯分享里，我们往往不满足于只言片语，而是阅读和转发大量叙述完整的深度文本。微信化解了微博制造的思维困境。
　　记者：微博，造就了一批段子手，微信，让能写文章的人有了发挥的余地。但难道微信就没有自己的问题吗？
　　朱大可：微信的问题在于，它的大量题材，被菜肴、养生和心灵鸡汤所占用。这三种货色的过度繁殖，成为“微信蓝藻”，大量占用WIFI流量，妨碍了微信资讯的多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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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来》是张艺谋的回归之作
　　记者：张艺谋的新片《归来》正在热映中。我估计很多网民都在期待你会说些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评价《金陵十三钗》那篇文章，仍然历历在目。
　　朱大可：《归来》，我已经看了部分片段。我的一个初步的感觉是，正如片名一样，这是张艺谋的回归之作。电影虽然有点平淡、沉闷，但总归是对艺术电影的一次回归。我觉得张艺谋和另一位张姓商人“分手”，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他被商业绑架并丧失自我的时间，已经太久。对于他的“归来”，我要大声鼓掌。但愿这不是一次短期的策略性摆动。
　　记者：你对张艺谋的电影有一个什么样的总体评价？
　　朱大可：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现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但是，从《英雄》起，到《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开始走恶俗路线。《金陵十三钗》里，性和暴力被他运用到了极致。这是一个严重的歧途。
　　记者：性和暴力，一直都是艺术的两个重要元素。
　　朱大可：十三钗的确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亮点，但是，把性和暴力放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去加以渲染，无疑是欠妥当的。我不喜欢这种不干净的叙事。奥斯卡评委们的立场，以及好莱坞影评人的观点，跟我当初发表的意见，完全一致。
　　记者：会不会是因为它是商业片的缘故？
　　朱大可：艺术片和商业片是对立的，但事实上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电影，或者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商业电影。好的思想和好的故事，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最近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的《白日焰火》，就是一个这方面的范例，它是艺术电影，但票房已经破亿。《白日焰火》鼓舞了许多中国电影人，它放出的信息是：不要一窝蜂去拍那些低俗的商业大片，也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观众就喜欢看低俗的电影。只要把电影的大众化叙事做好，有思想的电影，照样会有明亮的票房前景。
　　
　　朱大可
　　1957年生于中国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13年，朱大可推出逾百万字、5卷本《朱大可守望书系》，其特立独行的思想锋芒、“朱式话语体系”以及对巴蜀上古神话的研读，引起广泛关注。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