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百年来的福建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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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百年来的福建散文诗                                                           囗伍明春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格局之中，尽管横向移植的汉语散文诗几乎与新诗同时出现，但与诗歌、小说等其他文类相比，散文诗始终处于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位置，其文类边界和文化身份都颇为暧昧不明。
　　如果从文学地域空间分布的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与“诗歌大省”和“散文大省”的称号相呼应，福建在散文诗写作方面的成绩也不遑多让，为汉语散文诗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百年汉语散文诗的福建谱系

　　纵观福建散文诗近百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冰心、郑振铎等人，到当代汉语散文诗的代表性人物郭风、彭燕郊，再到1980年代、1990年代涌现出的一群在当代文坛产生一定影响的散文诗作者，以及当下活跃的“80后”“90后”年轻作者，福建散文诗的写作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构成了一个代际清晰、传承有序的谱系。
　　郑振铎不仅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散文诗的写作，还很早就开始思考散文诗的理论问题。他曾有意识地把散文诗当作“新诗”中与自由诗等体式平行的一种诗体。不仅如此，郑振铎热衷于译介外国散文诗，为汉语散文诗写作提供借鉴。
　　与郑振铎一样，冰心也很早就开始阅读泰戈尔的散文诗英文原作，她在1920年就写了《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向泰戈尔致敬。事实上，冰心在五四时期在创作小说和新诗的同时，也开始写作散文诗，《圈儿》《我》《山中杂感》《石像》等是冰心最早的散文诗作品。这些作品的意象、情境都可以看到泰戈尔的影子。后来，冰心还先后翻译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纪伯伦的《沙与沫》，为汉语散文诗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本。
　　庐隐、梁遇春、胡也频等五四时代的闽籍作家们，也各自都为汉语散文诗的写作贡献了一份心力。这些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为福建散文诗的近百年发展史谱写了一个华丽的开篇。
　　郭风可以说是福建散文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一方面他继承了冰心、郑振铎等先贤的五四新文学精神，另一方面他有力地拓展了当代福建散文诗写作的疆域。自1940年代初开始写作散文诗，直到2010年逝世，郭风始终没有停止散文诗的写作实践和理论思考，为这他一生深爱的文类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正因如此，郭风才能够如此形象而深刻地道出散文诗的文类特质：“散文诗的形式具有一种善于流动的性质，好像云，好像水或其他液体一样，在本质上，没有定式，没有稳定的、规范的形式。我觉得，就自由和不受拘束而言，散文诗的形式有如流水、行云，变化无穷。”[1]与郭风年龄相仿的另一位闽籍散文诗作家彭燕郊，他在散文诗写作方面的“衰年变法”，显示出了一种持久的创造生命力，十分值得关注。尤其是其1990年代以后创作的《混沌初开》《正常颠倒》《无色透明的下午》等作品，不仅在表现主题上有所突破，更在散文诗的形式方面作了大胆探索。
　　郭风、彭燕郊之后，越来越多的福建散文诗作家成长起来，成为推动汉语散文诗艺术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刘再复、刘登翰、范方、陈志泽、陈慧瑛、林登豪、灵焚、蔡飞跃、楚楚、王忠智、鲁萍、李仕淦、潇琴、叶逢平、李雪梅、苏勤、张威、潘成佳、庄丽琴、叶发永、林平良、张平、浪行天下、吴素明、三米深、欧逸舟等。
　　灵焚近年关于散文诗文类特征的思考值得注意。他认为，应该把散文诗纳入“大诗歌”这样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视野之中，自觉地回到最为根本的艺术建设上来，以一种务实的姿态来引领散文诗写作稳健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应该是最终打破所谓的自由诗、散文诗的区别，超越于这两者的文体独立性意义的狭隘论争，完成一种回归生命原初诗歌的抒情性与叙事性在当下、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如何做到有机融合的、崭新的诗歌艺术的抵达问题。”[2]
　　
　　                       绚丽多姿的闽地想象

　　法国理论家丹纳曾指出，某一地区的自然气候不仅左右着各种生物的生长，也会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精神气候”。在中国广阔的版图上，福建的地理位置颇为独特：一方面，它属于沿海地区，面向太平洋，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另一方面，由于武夷山脉、戴云山脉等群山的阻隔，它又一向被视作边远之地，因此又与某种封闭性相联系。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塑造了福建作家的某种“精神气候”。
　　检视近百年来的福建散文诗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绚丽多姿的闽地想象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这里所说的闽地想象，不只是把闽地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一个外在的表现对象加以观照，也由此透射出与这些作者切实的生命体验相勾连的内在文化意蕴。譬如，在浪行天下的笔下，委婉曲折的南音所吟唱的，不仅仅是剧中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更是与自身生命紧密相连的百转柔肠：
　　一个山字，在舌尖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峰；
　　一条相约的路，在愁肠中打结、掏开；
　　她轻声曼唱着：“叵耐延寿，骗金不就起虎狼心事……”举目一看黑水滔天，仿佛声音溅起的浪花。
　　山色把她浸润，她的忧伤，像一张被风吹远的曲谱，在雁门关前徘徊不前。
　　——《南音：山险峻》
　　南音是闽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剧种，它通过独特的方言、唱腔、器乐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就像晋江河水一样，仍然在每一个闽南人的心上静静流淌着。浪行天下的南音系列散文诗，既呼应了这种族群的文化记忆，又渗透了个体生命的最鲜活的情感经验。
　　同样作为闽南文化的一个能指符号，惠安女已经成为福建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惠安女形象已经在文学、绘画等多种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因此，要真正表现出惠安女的特色并非易事，不过，叶逢平却以散文诗的方式，为我们重构了一个独具魅力的惠安女形象：
　　大海有关的秘密被海水带走。
　　挑着竹篓的女人结队而行，肩膀因石头而变得坚实。
　　……
　　反正见菩萨就拜，有空就烧香。但女人的苦，大海带不走。那扛惯了石头的肩膀，却挑着一担担祭品……
　　——她们在灵魂前奔走，在命运前下跪。
　　——《扛惯石头的肩膀》
　　这里所呈现的惠安女，不是时尚杂志封面或电视画面中那种由演员和模特扮演的妖冶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接近原生态的丰满形象。而作者对于这一独特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的洞察，以及由此生发的悲悯情怀，都让这篇散文诗获得了极大的艺术表现张力。
　　与闽南文化一样，客家文化也是标示福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我们在福建散文诗作者笔下，也可以读到客家文化所展现的别样风采，譬如唐宝洪的《土楼之夜》，通过客家特色民居土楼，来勾勒客家人的精神气质：
　　圆圆的月亮，圆圆的土楼，圆圆的家，圆熟了一个又一个生生息息的梦想。淡淡的月光，轻纱般笼着方方的土楼，触抚着方方圆圆的欲说还休的心事。一溪活水，流光溢彩，低吟浅唱着土楼人家的悲欢离合。土楼的故事让溪中那些沉默千年的石头感动得开口欲言。而早已萌动的情愫无声无息地沉淀在溪底，留待一代代后人淘洗，淘洗……
　　在这里，“圆”是一个关键词，一方面高度概括了客家人秉承的团结奋进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把土楼、月亮、家园、梦想、眼睛等意象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意象群，因而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
　　福建各地都产茶，铁观音、大红袍、佛手、肉桂、水仙，不一而足。茶文化传统自然也就十分深厚。康小英的《品茗》对福建名茶之一的永春佛手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最初，佛攥紧了他的拳头。可是，在这温柔的水中，佛和我一样对人间放松了警惕。佛慢慢张开他的手，那宽大的手仿佛一叶扁舟，载我在江湖中且歌且游。
　　一把枯萎的文字被开水冲泡，热气腾腾的文字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绽放。是哪一年的春天漂浮在我的杯子里？是哪一棵茶树的梦想化成了一群绿色的蝴蝶，在我的案头翻飞？我从它们轻盈的舞步里读出了春天的希望。
　　作者首先对茶名作了一种另类而独特的解释，在茶味中加入一种禅味，让二者相得益彰，正所谓“茶禅一味”，也让作品的意蕴变得更为醇厚。其次，作者更别出心裁地以泡茶来比拟诗歌创作，让作品的主题得到一种有力的提升。
　　此外，李雪梅的《仙游菜溪岩》《贴近仙水洋》、潇琴的《灵源山回眸》、刘小龙的《鼓浪屿月夜》、张平的《铜钵:寡妇村的洞箫与忧伤》等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一些富有福建地域色彩的自然或人文意象，为我们打开一道道绚丽多姿的语言风景。
　　
　　                      多元展开的艺术探索

　　正如它的命名的并列结构所昭示的，优秀的散文诗作品应该是一个充分吸收散文和诗这两种文类优长的“混血儿”，正如理论家林以亮所言，散文诗“就好像白日与黑夜之间，存在着黄昏，黑夜与白日之间，存在着黎明一样，散文诗也是一种朦胧的、半明半暗的状态。”[3]林以亮的这个观点，应该说较为精准地抓住了散文诗的文类特征。福建的散文诗作者们，通过各自的写作实践，在艺术之路上不断探求着。
　　梳理近百年来福建散文诗的艺术发展路径，大致可以将之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纯粹的抒情，通过对几个核心意象的精心打磨，来传达某种内心的情感，以冰心、郭风、楚楚等人为代表。冰心五四时期的散文诗作品《山中杂感》《绮色佳》《石像》等，也基本上采取这种表现方式：
　　溶溶的水月，螭头上只有她和我。树影里对面水边，隐隐的听见水声和笑语。我们微微的谈着，恐怕惊醒了这浓睡的世界。——万籁无声，月光下只有深碧的池水，玲珑雪白的衣裳。这也只是无限之生中的一刹那顷！然而无限之生中，哪里容易得这样的一刹那顷！
　　——《山中杂感》
　　通过对物我对话的情境的营造，寻求某种浪漫的诗意，其表达方式也主要是浪漫主义的。
　　郭风在谈及凡尔哈伦对他散文诗创作的影响时，曾这样写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喜欢自由体的散文化的诗歌；我心中暗自以为与其写一些貌似格律化的诗歌，写些矫揉造作地押韵的诗歌，毋宁写些短小的散文，写些富于内在的音乐美的散文。”[4]这里提及的形式方面的“短小”“音乐美”等，正是纯粹的抒情所要求的几个条件。如郭风的《雪的变奏曲》：
　　它是百合花。
　　它是铃兰。它是白云。它是泡沫。它是一只在荒原上旅行的野鸽的翅膀。
　　它是烟碟上一缕烟和岩石上的水草。
　　根据鲁迅先生的感觉，它是雨的精魂。
　　——它还是一床唐朝的席。它是收录机播出的蓝色音乐。它是祭文。
　　它还是一只酒杯。一辆马车。一条电鳗。一朵火焰。一把雨伞。
　　它归入泥土。
　　核心意象“雪”在作者笔下幻化成无数个形象，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归入泥土”，由此表达了作者关于生命的某种情感态度。郭风的《叶笛》《百合花》《风力水车》等作品，莫不如是。后来楚楚把郭风的这种抒情模式向前推进一步，她的散文诗更多的是一种面向自己内心的“呓语”：
　　静，静得气若游丝。若让雨，三点两点地打着，会是哪个有缘人在凡间的小名？
　　薄，薄到让人心尖微疼，正适合浅浅地忆起，又淡淡地搁下。
　　薄意——薄意一笑，就显得云太重水太老情太浊。
　　分明，你简洁的寂寞印在正面，你出窍的心神禅坐在叶子的反面。
　　——《薄意》
　　作者在这里十分细腻地运用一种浅笔淡墨，描画一次感伤的梦境，但她并没有刻意去渲染这种感伤，而是避重就轻地处理内心情感的涌动，反而获得更为显著的表达效果。
　　  第二种是现代的批判，主要借鉴现代诗歌的一些表现手法，批判和反思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彭燕郊、范方、灵焚、林登豪等人为代表。如彭燕郊的《正常颠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癫狂世界景观：
　　电脑病毒活动猖獗 来势凶猛有如得肥胖症儿童 视窗显示的全是荒诞的数据以及阿Q求爱的名言 “你跟我睡觉” 人工智能的发展无所谓终极 （这不人脑差不多快让电脑给代替了）无声的喧哗几乎淹没一切反喧哗非喧哗
　　……
　　螳螂不知天高地厚 把手臂伸到豪华轿车轮子下车开不动因为灵敏度太高（请注意高科技就是这么个德性）
　　这样的癫狂世界，比之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描述的狂人世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作者看来，现代人的病态，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对这种无可救药的批判，诗人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发出的，而是把它引向对自身的深刻批判：“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我”，体现了鲜明而强烈的自省意识。
　　范方散文诗中的批判姿态不如彭燕郊那么激烈，他往往更乐意采用某种反讽的方式，比如《吃的喜剧》：
　　诗仙是个美食家且肚大如牛，传说纵使躺在水里，江声也要三昼夜把他消化
　　而老杜老实，尽管一辈子啃声律誉为诗圣
　　此时诗圣只合吃些流质
　　譬为：萧萧和滔滔
　　诗仙也浪漫
　　名字写在月的脸上
　　诗圣呢
　　则把牙齿写在风中
　　作者在这里从一个现代诗人的视角和立场出发，解构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形象。这种解构，既是一种古今对话，也是一种对现代诗人和现代诗歌所处境遇的一种反思。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灵焚就开始积极地探索散文诗写作艺术“突围”路径的诸种可能性。他不仅注重散文诗的形式探索，对自我、城市、生命等重要命题的表达，也显得十分丰富。譬如，对于现代城市中人类精神困境的反思与批判，灵焚的《城市草稿》聚焦于城市中人“匆忙”的脚步：
　　地铁来自某一个目的地，又开往另一个目的地。从某一个早晨开往世界的黄昏，都市里的道路潜入地下把时间拉直，把人们的归途日益送远。
　　……
　　让一种物质取代着另一种物质，一种速度占有了另一种速度，人们只是喘息着趴在时间的背上经历着莫名其妙的匆忙。
　　那么，有谁追问过：为了什么我们需要如此匆忙？
　　同样是反思城市文明的主题，林登豪更多地把反思的触角指向城市文明的种种弊端。他也曾试图以怀想往昔的故乡乡村生活来对抗城市冰冷的钢筋水泥，但最终发现此举无异于画饼充饥，后来他找到了一条更为有效的突围之路，那就是“围城写作”的突围模式：
　　一行行文字游出疆界，一束束“烛光”照亮有限的空间——人一多思考，神就大声笑。
　　翘首城之精神高地……
　　倾听。行走。
　　穿越城之污染带……
　　有几多人把灵魂典当给都市的生活？
　　——（《围城写作》）
　　这种突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逃离行为，而是变成一种直面，以强大的主体心智去消解都市生活的物质压迫，化被动承受为主动出击。
　　第三种是深刻的沉思，主要通过具体的意象、感觉的呈现，来表达作者关于某个形而上主题的深入思考，以郑振铎、孙绍振、刘再复、刘登翰等学者型的作者为代表。譬如郑振铎的《痛苦》：
　　痛苦是永久的。
　　它像蔓草，蔓延遍播于人的心上，虽被野火烧尽了，只要春风微微地一吹，它又复活了。
　　……
　　快乐不过是一瞥。
　　它像阴雨之夜的天空的电光，失路的人等待了许久，但是它飞来一瞬，只有一瞬，便又飞去了。
　　……
　　痛苦和快乐是人类最为普遍的情感体验，但要用文字准确地表达是具有很大难度的。作者通过具象化的手法，既清晰地突出了这两种感情的各自特质，又鲜明地呈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无独有偶，孙绍振笔下也出现了苦难主题，他的表达方式更多地体现了理论家的冷峻，却也不乏思想的跳跃和感觉的变异：
　　背叛和欺骗历史，伤害和屈辱的年代，绝望和呻吟的岁月，湖水收藏了所有的苦难，
　　爱情与歌声的记忆，自信与收获的日子，湖面飘着浓郁的墨香，彼此照见了心灵的美丽。
　　波光粼粼，艺术的梦在体内热烈的灼烧着，生生死死的爱恋令艺术探寻者忘情一站，纵身一跃……
　　                                ——《艺术的探寻者•超越苦难》
　　再如，刘再复对于梦境的表现，一方面富有思辨的智性色彩，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丰富的感觉，二者相互激发，形成一股话语合力：
　　那一次梦逝去之后，已经很久了，梦不再来。不顾我的思念和我的祈求，梦不再来。而且，连死之梦也不再来。
　　血在躯壳里凝固，泪在灵魂里凝固。只有凝固的睡眼，只有欢乐与痛苦都已凝固的睡眼。
　　睡境里是一片荒漠，甚至连荒漠也不是，只有黑影，只有白光，甚至连黑影与白光也没有，只有鼾声，空洞的鼾声；只有混沌，不冷不热的混沌。
　　——《梦之死》
　　
　　这里表面看是写一次梦境，其实是在思考当下知识分子尴尬的精神境遇和逼仄的思想空间。诗中的女儿意象，显然是作者所期待和向往的某种理想状态的象征。
　　
　　                   结 语

　　福建近百年来的散文诗写作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一代代作者为汉语散文诗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了风格各异的优秀文本，也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果。当下福建散文诗的创作仍然十分活跃，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着不同代际的作者都能在未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文化产业系教授）
原文http://www.fjwyw.com/class/zxdt/wenyizixun/40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