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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傅修延先生《中国叙事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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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2 02:36:0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汪洋恣肆间的本土情怀——读傅修延先生《中国叙事学》有感杨志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9月30日   15 版)

    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直至如今,一直留有深刻的西方叙事理论烙印,相关研究论著不绝如缕。以诸如叙事视角、时间、结构等基点来展开研究论述,集中探究相关文本对象的叙事特质,是其中极为常见的理路模式。应当说,这种模式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给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或者说提供了一种读解文本讯息的认识维度,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不过平实而论,随着类似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学界有关叙事学研究的努力似乎给人难免留下重蹈西方覆辙的印象。人们不禁疑惑:若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叙事学研究的印迹,中国当下的叙事学研究还有多大意义上的自主性与必要性?庆幸的是,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并作出了叙事学研究中国化的实质性努力,杨义先生与美国学者浦安迪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各自的《中国叙事学》均力图在一定范围之内立足特定文本,尽量贴近中国文化语境,来寻绎中国文学叙事的固有特征。应该说两位学者的探索实绩受到了学界较多肯定,这从不少研究论著的相关引述即可见一斑。但是,当人们在今天重读上述两部同名著作时,时常还是会有一些求全责备之叹,诸如关注领域不够宽广,个别论域难免过度阐释,对不同介质的文字叙事研究留有空白,等等。有道是“爱之深而责之切”,人们的挑剔与不满,实质还在于希望能见到更多从其他视角来审视中国叙事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傅修延先生的新著《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为中国当下叙事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傅修延先生有着较为宽广的比较文学学科视野,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又有执着的眷顾,并分别做出了引人关注的研究实绩,因而能较为敏锐的察觉到中西文化的叙事差异,由其独撰的《中国叙事学》相信能给人耳目一新而又切中肯綮之感。具体而言,傅修延先生的新作在下列方面必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视野宏阔,是本书予人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具备开阔视野是学术研究的努力方向,也是评价一部学术著作是否站得住脚的重要因素。不少学术著作在特定领域深耕精耘,进而期望读者对总体问题能循其论述举一反三,由小见大,这样的阅读期待应该说难免高估了读者的水平,往往难见其效。相较之下,在傅修延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古代小说、民间传说等常态叙事研究的关注对象,更能看到诸如瓷器叙事、青铜器叙事等非常领域的探讨;可以看到有关中国古代叙事传统源头的深度追寻,也能看到立足江西地域叙事特色的生动归纳;可以看到对以往视觉叙事的深入掘发,又能看到对听觉叙事研究近乎初垦荒原般的开拓……应该说,该书的关注领域十分广阔,在对不同对象的叙事研究中,展现了中国固有叙事的多彩斑斓,因而在同类论著中显得异常独特。

    方法独到,是本书予人的第二个深刻印象。出于自身专业背景与多年的学养积累,傅修延先生在对相关研究对象的分析探究上,往往能以比较的眼光将问题的特质揭示的清晰透明,而难能可贵的是,其最后的旨归仍回落到对中国固有叙事的探究之中。这点明显有别于学界那种为了比较而比较的研究模式。应该说,在比较之中返观中国叙事的固有特点,是颇具说服力同时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书中此种情形却较为普遍。随举一例,在论及瓷器叙事时,作者论及西方瓷绘中为何以“柳树图案”来表现中国情结,即列举相关实例进而来回应此问题:“婀娜多姿的柳树在中国最能拨响文人的心弦,柳梢之上翩翩翱翔的比翼鸟,配上独具华夏韵味的阁楼、小船、拱桥和庙宇,汇成了一股西方人无法抵御的东方格调与异域风情。”(第145页)正是由于傅修延先生对中西文学的长期浸染,中西文学中的相关文本实例近乎随手拈来,对相应问题的分析因此令人信服。

    理念新颖,是本书予人的第三个深刻印象。作为对叙事学研究贡献突出的学者,傅修延先生势必注意到了在此之前的两部同名著作,而之所以毅然决然的重撰“中国叙事学”,这与其对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新颖的研究理念紧密相关。在书中作者并不苛求建立体大虑周式的中国叙事学体系,而是旨在通过系列散点透析,客观呈现中国固有叙事传统的多样特征。同时,作者基于叙事学跨学科走向的认识,对此前少有关注的口头叙事、听觉叙事、瓷器叙事、青铜器叙事等论域作了深入而翔实的探讨,做出了贴切中肯的评价。在书中“导论”部分,傅修延先生为中国叙事学研究独具慧眼地提出了五方面的建议:“其一为调查范围的扩大”“其二为考察时段的提前”“其三为研究范式的转换”“其四为既有观念的‘裂变’”“其五为‘地方性知识’的介入”。在书中主体部分论述过程中,作者将上述五方面贯彻落实,给学界呈现了一部全新的“中国叙事学”。

    事实上,在通览全书汪洋恣肆的论述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前后的一条主线,那即是叙事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情结的彰显,或者说本土情怀的寄寓。无论是研究理念、治学方法还是学识视野,我们都能在书中寻觅传统学术研究的斑驳印迹与中西学术激荡下的家国守望。这在当下的学术界是至为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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