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们如此孤单——悼念李玉龙老师
文/魏智渊
这是一个无法让人轻易忘却的夜晚,原《教师之友》主编,第一线团队的灵魂李玉龙老师离世。 长歌当哭,然而哭有什么用,世间再无李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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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通过教育在线网站认识李玉龙的。 那时候的他,是一个棱角分明的人,是元气充沛淋漓的“这一个”。不肯苟且,不甘平庸。我作为他发掘网罗的所谓核心作者,渐渐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没多久,我去了成都,终于有机会去编辑部坐坐,或一起喝酒神聊。那时候人很不算少:干国祥、范美忠、摩西(夏琨)、小狐、李勇…… 后来我看电视连续剧《亮剑》,看到李云龙,总想到李玉龙,这可不仅仅是名字的相似。 那时候,对他相当的敬畏。说真的,我除了写一些无病呻吟的文字,实在还是一个在教育上很不成熟的人。而军人出身的李玉龙,却在教育媒体中叱咤风云,做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专题和活动,令我热血澎湃,激动不已。 他酒量一般,但喜欢抽烟,而且是贪婪地一根一根地吸。熬夜几乎是经常性的,对杂志品质,包括美工,有着近乎病态的要求。他臧否人物,也总是一针见血,从来不遮遮掩掩。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之友》团队,汇聚着一批因网络而起的教育精英。那时候争论的氛围特别浓厚,然而感情也特别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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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出版社的原因,《教师之友》杂志没了,《第一线》诞生了。 这时候,我离李玉龙,严格地讲,离以他为核心的那个团队(范美忠、郭初阳、蔡朝阳、魏勇……)越来越远了。 这远,一方面是立场上的差异。我相对来讲偏于保守主义(也可以说相对偏左,但左右这个概念在中国非常含混,越解释越乱)。更重要的是,因为成都教育教学上的挫折,我反思了以前对宏观教育的批判,认为批评教育制度甚至体制固然重要,然后更重要的,还是从自己的教室出发,自下而上地进行艰苦卓绝的点滴改进。换句话说,我从一个批判者取向走向了建设者取向,从公共知识分子取向走向专业知识分子取向。成都之后,我和干国祥、马玲一起创建新教育研究中心,开始了教育教学研究尤其是课程研究的漫漫长途。 这时候,因为本来合情合理的分歧(一个健康的社会,有人从事批评,有人从事建设,以批评的方式建设,以建设的方式批评,不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吗),原本良好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后面的事,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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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我敬佩一切有初心也有力量的人。就像我不同意范美忠在地震中的言论,但仍然对他保持敬意一样。在我看来,人是复杂的。成熟的人格,不应该忽视这种复杂性而走向无谓的对立。 所以,许多年没有见过李玉龙,只是不断地听到关于他的一些事,有些敬佩有时叹息。 团结在李玉龙周围的人,大半有浓烈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尤其以自由主义取向的新锐教师为主。(当然,也不乏专业取向,或自身带有鲜明的专业特征) 但李玉龙并不完全是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至少从他的主观愿望上,他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立场,但试图采取专业主义路径。所以他频繁地使用一个词:有思想的技术。我很欣赏这个词,现在也频繁使用,但是我置换了思想的含义。只是,以杂志主编的身份,哪怕经常去上课,实际上也难以专业主义的堂奥。因为专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经验主义,而李玉龙本身是个理性主义者。 如果让我为李玉龙画像,那么他是一个立体的个性鲜明的人。他的身上,交织着深刻的理想主义、不受约束的自由精神、悲天悯人的情怀、目空一切的孤独者(褒义)气质、精益求精到变态的工匠风格、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处境中的投机主义色彩。 当然,这些描述不尽是褒义,但我相信李玉龙老师,会更喜欢一种主观但诚恳的评价。毕竟,我敬佩他,喜欢他。在我的眼里,他实际上是这个时代教育上的堂吉诃德,他的努力似乎注定要失败,但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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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相信,李玉龙是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教育上的某种标识,像一把匕首或长茅。他用尽全部生命刺尽或扔出,然后,发现时代变了…… 李玉龙当然也变了,但变了之后的李玉龙,我并没有真正地看到。 就好像我对《新教育》杂志主编这一角色毫无感觉,但提到《教师之友》,却仿佛提到了青春一样。 当年那些兄弟或对手,你们都在哪里? 对我来说,《教师之友》是启蒙者,我在那里度过了青春期。但“背叛”是必然的,背叛在更深的意义上,是一种深刻的继承与发展。因为我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必须长大,必须走出青春期。我再也不会写类似《中国教育界十大谎言》这样的文字了,我和我的战友们,已经踏上了另一条不容易被理解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我不仅仅在思考专业问题,在教育一线摸爬滚打,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思考生命的意义,教育的目的。我需要用更漫长的时光来和更成熟的姿态,来为自己短暂的生命提交一份答卷。 而李玉龙老师的离世,更让我感觉到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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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李玉龙走了,今夜我们如此孤单。 点亮一颗星星吧,再点亮一颗星星,点亮无数颗星星,为他送行,让它们照亮通过黎明的路径。
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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