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风：在思想深处播种

管季超0712

李晓风：在思想深处播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人大附中”)高三文一班每到历史课，便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录音笔堆满讲台，教室后面一排抱着小板凳来听课的老师，教历史的，不教历史的，都有。 　　下课时，取走录音笔的，有学生，也有教师。“李老师的讲课录音”于是成了他们私下里相互流传的宝贝。一个已经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人大附中毕业生至今还保留着李老师高三一年的全部录音，“偶尔还会听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有意思的是，被这所精英学校的师生追捧的“李老师”，并没有什么耀眼的头衔。大概“教授”算是最高的了吧。不过，民间的可不少，比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历史组的教师爱称他“中堂大人”。学生中“粉丝”一大把，觉得他是个“认真教历史的人”。 　　这“李老师”，可能是“历史”老师历史上少有的奇迹。他叫“李晓风”。 　　“学生喜欢我的课，我觉得思考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中学，历史课等所谓的“副科”课成了作业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与数学、英语等所谓的“主科”比起来，历史等“副科”实在是“无足轻重”的。即便文理分班之后，历史的地位也没有多大改善。“无非是背书嘛!” 　　这是李晓风无法忍受的。 　　他为此确立了著名的“约法三章”：“上我的课，一、不能写别的学科的作业；二、不许看别的学科的书；三、不许随便谈论与历史无关的闲话，否则……” 　　2007年，他从高三下来教高一。那是理科成绩非常突出的两个班。“约法三章”之后，有个大胆的学生仍然当堂写起了·其他科作业。李晓风也当真兑现了他的“承诺”——收本子。本来就不苟言笑的他，威严顿时升了好几倍。 　　“班规教育”之后的第一课，讲的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尴尬的情形出现了，李晓风要求学生历数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顺着夏商周一直数到清代。教室里弥漫着惭愧的气氛。李晓风竟然说道：“虽然感到很悲哀，但不怪同学们，主要是我们教学体制的问题。” 　　从那儿开始，班上的“小耳朵”们开始转向李晓风这个音量并不高的“麦克风”。 　　这一听不要紧，竟然会上瘾。 　　人大附中毕业生、北大历史系学生郭欣韵，曾是李晓风的忠实“粉丝”。她形容说：“只听一两节课，你也许体会不出李老师的魅力，但时间一长，你便会上瘾，就是觉得李老师的课讲得好。” 　　李晓风讲课，形式上非常传统，比如，基本上一直站在讲台上，偶尔板书几个字，放放PPT；比如，以讲为主，偶尔提一两个问题，很多时候还是自问自答；比如，基本上没有什么表情，厚厚的眼袋，把眼睛挤得很小，甚至不容易发现他的眼神。语调极其平淡，不注意的话，很多“要旨”一溜烟就跑了。 　　让学生上瘾的，是他嘴里讲出来的“历史”。 　　他讲历史，总是“有根有据”。讲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教材上只有很简单的“积贫积弱”四个字，他会列出之前宋代几个皇帝财政支出的情况(赤字)以及每一年中央禁军人数的增长，还有不同朝代官员所占的比例，三项数据，冗官冗兵冗费，一目了然，哪里还需要解释? 　　他讲历史，总是“新知频出”。教材中，“第二国际”极少提及，他却给介绍了一大通，因为“对20世纪政治的影响比第一国际大得多”。比如，现在的“八小时工作制”、“五一劳动节”，都属于第二国际的主张。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实际上也是源起于第二国际时期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为帮助学生认识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他还会讲到经济学上的“利益点滴下渗”原理，让学生大开眼界。 　　自然，他的课也充满了笑点，常常笑倒一大片，自己却不笑。他的笑话，绝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而彻头彻尾地属于历史。学生中流传最广的，一句是：“《资政新篇》写的不是文字，是寂寞。”另一句是：“匪夷所思，原来是土匪和外国人才会这么想。” 　　对于这些逗笑的话，李晓风自己却不以为然。“逗乐，就是个调剂。”他说，“学生喜欢我的课，我觉得思考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李晓风其实很认真地分析过学生为什么不喜欢历史。 　　“很大一部分教师讲课就是重复教材，在历史事实上没有补充，在观点上没有辨析。对学生的唯一要求是‘理解’教材。‘理解’的含义首先是记忆所谓的‘重点’和‘难点’；其次是打消对教材观点和史实的独立思考，强化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被动接受，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一种权威形象。 　　“只能以教材中的价值判断为唯一正确的观点，甚至以教材所涉及的历史现象为全部的历史现象，学生不可能有任何主动思考历史问题的条件，也就无法激起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 　　所以，补充新知是李晓风经常干的事。有了这个作铺垫，思考空间就完全打开了。 　　比如，给学生一幅同时画有战国时期和汉武帝时期的农牧分界线地图，请学生分析战国秦汉时期农牧业分界线向北推移的原因，涉及政治、社会及自然因素。接着，又请学生思考农牧业分界线向北推移的影响。问题一出，学生立刻兴趣盎然。思考中，之前积累的知识便有了去处。历史事件总是相互联系的。时间长了，问题也就联在了一起。历史思考便成了一种深刻的兴趣。 　　难怪有一年李晓风开设“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全校选修课，听课的学生从40多人增加到60多人，刚能坐40多人的教室过道也坐满了学生，从初二到高三都有。 　　“我讲的是我理解的历史。” 　　李晓风知识渊博，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历史中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他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历史研究最前沿的学术动态，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然而，奇怪的是，知识渊博的他，讲课却十分精炼。那些话吧，看似平凡普通，但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非常贴切。对史实，他信手拈来，讲解起来，更是纵横捭阖、洋洋洒洒，但如果仔细琢磨，却是句句精到，没有一句废话，还能紧扣教材，让学生有迹可循。 　　听课的老师们经常把他的课录下来作为备课的参考。“我们开玩笑说，李老师是学不来的，你就算背下他的每一句话，也不是那个味道。” 　　那是知识的生命气息。这种气息，打着深深的个人烙印。 　　李晓风有句名言：“如果只能讲两节课，我就讲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规定课时只有1节，他能讲上两三节。“这两件事情实际上奠定了现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现在世界还是运行在这两件事情的影响之下，特别是启蒙运动。” 　　在他眼里，“知识本身是有区别的，有的处于中心地区，有的处于边缘地区，中心地区知识讲透了，边缘的东西就带一下”。 　　2012年3月8日下午的一节历史课，李晓风讲的是“19世纪欧洲的政治变革”，里面涉及 西方已经发生革命的国家继续民主化的历史过程。 　　李晓风问学生，英国1689年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整个18世纪没什么重大进展，过去了近一个半世纪，为什么民主化又启动了呢?学生很快回答出：“因为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这个事件会前后牵连起大量的相关事件，或者说，因为它划了个时代，过去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线索，可能就活跃起来了。” 　　对于中枢性知识，“你得多讲、讲透，讲透以后可以把整个东西学好”。 　　每逢有机会，李晓风总是会让学生联想到这些重要事件，把断了的历史线索，重新续上。在他的课上，知识的生长性是惊人的。 　　例如，讲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之一——211人阶级斗争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实施社会福利制度，他会自言自语般解释：“社会福利问题可是个重要的问题，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一直实行福利制度，看得我们非常眼红，感觉人家怎么这么好啊……但是呢，最近情况发生了逆转。同学们知道我说什么吧，哎，对，金融危机，说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福利制度显然是有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能不能长期支撑福利制度?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李晓风的解释立刻将学生从“19世纪后期欧洲工人的生活状况逐渐得到改善”拉到了今天的现实。 　　他紧接着描述，“现在呢，希腊已经出问题了，西方其他国家强迫希腊把福利政策给减下去，希腊人很不高兴，上街闹事去了。然后，南欧一些国家，像意大利呀、西班牙呀，都有问题，现在北边还好一些。但是一旦这些国家问题出现的话，就像多米诺骨牌，会一个一个倒下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到了讲二战以后福利政策继续再进一步分析的问题。但同学们在这是不是找到了问题的起点了?在第二国际时期，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实行福利制度……” 　　只几分钟的时间，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便联成一个紧密的逻辑体。 　　难怪有一次，学校对课堂效率进行抽查，结果发现，从不布置课后作业的李晓风的历史课，居然效率最高。 　　从来都反对“背书”的李晓风，强调的是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很多老师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习惯，就是做个PPT一页接一页地放，讲课的时候就这样噼里啪啦讲了下来。” 　　李晓风不一样，他的课件首页必须有一个纲目，讲课的时候，每讲完一个内容，他会习惯性地带着学生返回纲目。 　　“数学有严谨的逻辑推理过程，而人文学科则是大量事件的关联，但事件的发展也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好比一本书，它一定要有目录。” 　　他反复呈现纲目，就是要告诉学生，“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问题”，除了提示作用，它的功能还在于帮助学生建构一种历史观念：“现在讲的问题的整体逻辑思路是什么，它处于什么位置。” 　　运用纲目，说起来简单，“却代表着一个历史教师对历史学科的基本认识”。 　　“我的课要说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在对史实的把握和教学的深度上，我有自己的追求。”他说，“我讲的是我理解的历史。” 　　“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李晓风的课吸引人，其实蕴含着更深的东西。 　　“严谨”，是一大特点。严谨的背后，是哲学思维。 　　1982年到1992年，李晓风大学毕业分到人大附中的头十年，整整读了十年的书。他读的主要不是历史，而是“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引发了他的强烈兴趣。 　　“这种哲学给人一个非常缜密的思维，就如维特根斯坦说的，‘凡是不能说清楚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这个给我影响很大。也就是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能够解释清楚，你要是解释不清楚，你的结论就成问题了。”所以，李晓风讲课，说每一句话，必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也因此，从李晓风嘴里讲出来的历史，绝不是架空的、抽象的历史，更不会是“死记硬背”的历史。 　　分析哲学，包括后来的后现代哲学，带给李晓风的不仅仅是严谨和对历史学的敬畏，还有“一种更加宽容更加多元化的看问题的眼光，而不是固定于一个中心看问题”。这种眼光，深刻地影响着李晓风的课堂。 　　“李老师的课，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把哲学的思辨性用到教学当中。”人大附中历史教师、历史学博士秦冬梅在分析过他的多节课后感慨道。 　　“他讲古希腊思想，‘洞穴理论’讲完以后，还带学生回忆刚刚讲过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喻为第一个逃出这个洞穴的人，他回去告诉人们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结果被处死了。学生也就理解，苏格拉底作为伟大的哲学家追求真知的品格，同时也明白一件事情：那个时代虽然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但是它也仅仅只是黑暗中的微光，还不是普遍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思潮。” 　　讲到霍布斯的理论时，李晓风式的分析更是出人意料： 　　“它本身存在什么特点呢?一个叫启蒙性，一个叫封建性。启蒙性在于他接受社会契约论，其实就意味着反对君权神授。封建性在哪儿呢?我跟你签订契约后，不可更改，而且君主的意志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还提出君主可以没收人民群众的财产……” 　　“如果是我讲，可能会上很多材料，但往往是看到事情的一面，根本无法上升到启蒙性和封建性的高度。”秦冬梅老师说。 　　这种开阔的辨证思维几乎贯穿在李晓风历史课的始终，只一年的熏陶，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就会发生极大变化。 　　李晓风曾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主题是“高中学生历史学习态度”，范围是自己一个高三文科班和另两个高一未分文理科的班。其中“在历史学习中常为那些志士仁人和英雄们的事迹所感动”一项，文科班比例居然低于未分科班级。“看似有些不正常，实际反映了学生思考历史问题的理性程度有所提高。”而认同“我觉得学习历史后，对于我认识当前社会很有帮助”的比例，文科班高出未分科班级达35％。 　　这种结果，正是李晓风所追求的。 　　“历史它不是教你学做官、学挣钱的学问，它甚至不是理科那样学技能的东西，它就是人的一种素质，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的学问。” 　　有时候学生毕业时来找李晓风写留言，他就写：“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思考，有社会责任感，有能力、有担当。” 　　“这是我的历史课的一个目标。我想让他知道更多的历史事件，我想让他学会思考，我想让他建立一种价值观和一种正义感。这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必要的条件。独立思考，不屈服权威。咱们老强调创新精神和思维，其实创新精神不是说学点什么技巧就行，如果在人格上、在思想深处没那个东西就不行。” 　　“我不能为了高考而不去管学科本身的精髓，不去管科学性的问题。” 　　李晓风教了30年书，有16 年在高三。 　　高三的教师，似乎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教育理想。 　　在这样决定莘莘学子前途命运的一年，在竞争最疯狂的一年，一般的选择，是师生一同陷入题海，决战。 　　但李晓风的高三历史课没有课后作业。他唯一的“作业”是：把课上讲的回忆一遍。 　　高三历史教学流行的模式是一轮、两轮、三轮地复习、模考，查缺补漏，但李晓风的历史课，从头到尾只有一轮复习。 　　高三课堂教学，大都以做题讲题为主，但李晓风坚持讲“历史”。 　　即便如此，孩子们的高考成绩也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高考要考好，课要教好，但我不能为了高考而不去管学科本身的精髓，不去管科学性的问题。” 　　在外人看来是“走钢丝”的做法，李晓风却有自己的一套批判理论作支撑。 　　对于多轮次教学，李晓风认为，一轮轮重复，学生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独立自主的理解和思维无从谈起。生动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教材固定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得到的只是僵化的信条……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消磨殆尽，学习是一种苦役，而体验不到其中的乐趣。应当在学习中养成的批判和质疑的精神无法萌发……” 　　他据此得出结论：“真正形成了理解和记忆的东西是不会完全遗忘的，遗忘只会发生在未经充分理解的僵死的背诵和记忆中，而这正是多轮次教学的症结。” 　　对于流行的“题海战术”，李晓风更是为其找到了根本原因。 　　“正是对教学内容的阐释被极度压缩，甚至没有了有效的教学阐释，所以教师才期待通过解题和讲题训练来强化记忆和补充对历史现象的认识。” 　　一句话，脑力劳动缺失了，用体力劳动来补。 　　所以，李晓风坚持高三历史教学，以讲授为主，“带领每一个学生随着教学的展开不断地理解和思考相关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 　　“教师的教学阐释必须细致到位和富于开放性、启发性。学生一定要进入有效的思维状态。无论是简是繁，无论是难是易，深入到位的阐释应该呈现在每一堂课中，应该成为教师日常教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比如讲授“布雷顿森林体系”，教材在阐述体系形成的背景时讲到了两点：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已经难以维系；重建战后世界秩序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机制。对于教师而言，让学生理解第一点背景容易，而关于第二点就不那么容易了，李晓风认为，这便是历史教学的“死角”，教师不能让这类知识模糊不清，而是应该给学生明确指出来。之所以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新机制，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在金融和贸易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各自为政，以邻为壑，没有一个国际机构和国际性的金融贸易机制来协调各方面的矛盾，结果导致危机更趋严重的后果。正是有鉴于此，各国在一起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尽管教学进度缓慢，深入的教学阐释会花费掉一定的时间，但这个过程对学生形成深刻记忆和学科能力有很大帮助。 　　“我在课堂上讲到这样的程度后，学生稍微把我讲的回忆一下，记忆就可以基本形成。” 　　人大附中毕业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本科生田梓垚说：“在高三的单调生活中，历史课成为我们全班同学的享受。李老师十分注重逻辑，带领我们建立起知识的整体架构，这无论对考试还是我们今后的常识记忆都是大有裨益的。” 　　学生乜红丹回忆说：“在这个流行‘刷题’、‘刷夜’的年代，高三的历史依然没有作业题，不用参考书，课堂，便是一切。课后要温习的，也是课上的历史细节和思考……一切与历史有关的复习和思考都成了一种享受。这种学习，无关乎高考，甚至无关乎前途，或许只是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某段王朝兴衰的慨叹，对某个哲学思想的思悟，又或是对某个现实事件折射出的历史进程的思考——那不是明确的课堂内容，却是每个人在课上课下不由自主会想的问题。常常有那么一瞬，为自己是在进行‘人文思考’而不是‘文科学习’而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感，源于风哥的历史课。” 　　也是在这样的教学很多年后，李晓风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吗? 　　“要多关注，常关注，关注得多了自然就有鉴别。” 　　李晓风虽然知识广博，却始终主张“讲教材”。 　　他说的“讲教材”，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指“从教材出发来讲历史”。 　　高中历史教材只有薄薄的几本，却纵贯几千年，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可谓高度凝练，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高中历史必修I第8课《渐进的制度创新》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中世纪后期，英国出现了削弱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13世纪初，大贵族联合起来，迫使英王签署《大宪章》以限制王权，保障贵族特权和保护部分骑士与市民利益。以后逐渐形成召开议会决定重大事宜的制度。议会由国王和贵族院(上院)、平民院(下院)组成。 　　这寥寥百来字，却涉及大量的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知识。比如，“封建割据”是什么?又怎样会出现封建割据削弱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好，还是不好?大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它跟削弱封建割据是不是一个相反过程?骑士和市民，尤其是市民又是什么含义…… 　　“我们如果备这个课，在备课中有没有一些知识上的障碍?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能不能说清楚，不能说清楚的话，我们怎么去教学?如果我们想说清楚的话，我们又怎么去把这问题说清楚?从什么地方去找相关的资料，把问题给阐释清楚?” 　　李晓风认为，“没有这些历史概念和知识储备，教师就看不出这段话的结构和内涵，对后续必须讲的问题也无法真正弄清楚”。 　　知识没搞清楚就去做教学设计，想什么教学方法模式，“这是本末倒置。搞清楚了，就有更多路子可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李晓风上课，基本就不用翻教材了。有一次学生借了他的教材，惊讶地发现，上面干净得连一个字、一个标注都没有。可是讲起课来，“胸中自有沟壑”。还有一次，一个坐在倒数第二排的学生正翻看一本厚厚的历史书，李晓风在讲台上只瞥了一眼，便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书名：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顿时引来阵阵惊呼。 　　如今，教材对他而言，最多是个引子——引出历史思维，引出历史观点，引出历史研究的前沿。他对最新学术前沿的关注，让老师们格外佩服。 　　例如，有一个传统的观点认为，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国家大肆进行殖民掠夺和殖民扩张，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李晓风在给学生讲课时，会适时地介绍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沿性的研究成果。比如，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影响巨大的《大分流》一书中提出：西欧在美洲的殖民地不仅提供大量金 银，还获取了木材、棉花、蔗糖等原料，既解决了原料来源，又省出大量土地缓解了西欧的生态危机。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手工业水平本来高于西欧，但由于人口增多，又不能像西欧那样得到殖民地的棉花等农产品的供应，加重了生态危机。正是因为殖民地，西方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中国却被甩在后面。 　　这样一来，学生不但了解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也深化了对传统知识的认识。 　　人们好奇李晓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从何而来，他的答案只有一个：读书，把别人拿来玩的时间用来读书。 　　只要没课的时候，李晓风中午一准儿消失，等到了下午他就会拎着一包书回来。家中三间书房，已藏上万册专业书籍。 　　读书为他积累了广博的知识，但在读书中不断增长辨识能力，是李晓风更为看重的，“听谁、信谁的，那么多家观点放在这里，今天看这家我就讲这家，明天看那家我就讲那家，学生就无所适从了。这就得靠教师的见识了。” 　　他曾经开玩笑地说，中学历史教师要努力成为“二手历史学家”。在他看来，要成为“二手历史学家”并不容易。“要多关注，常关注，关注得多了自然就有鉴别。长年累月一直这么做下去的话，二手历史学家也会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几十年的积淀，李晓风从一个脸色苍白、消瘦单薄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位厚重、深邃、有力，浑身散发着学科气质的特级教师。 　　他不爱讲大道理，也不大谈理想，只是讲历史，从现实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讲历史。 　　他低调，内敛。2011年病愈后的第一节课，孩子们在后面的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风哥，你好!”他只低下头，轻轻一笑，开口仍旧是历史。临下课了，他才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那个，几个星期不见，其实挺想大家的……” 　　孩子们爱他，“爱他的谦虚，爱他的从容，爱他内心的丰富，也爱他偶尔的不修边幅。” 　　这个一直站在中学最后一道门槛的历史教师，永远用他的理性精神、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迎接他的孩子们。 　　“这些孩子以后真的去学历史的很少，但在他们的专业里，人格的发展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等他们到了成熟的时候，他们会有我期待的东西出现，比如，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