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

管季超0712

童庆炳：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

　　 新理性精神无疑是从现实发展的状况提出的一种鲜明的有价值的理论。它应该有许多具体规定，也需要落实到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问题上面。

　　 目前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时期，我们在经济的发展上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民的生活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经济生活中的无序状况、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仍然到处存在着，贫富差距有增无减，人文精神的失落、伦理道德滑坡并没止住。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社会的发展仍然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不能面对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熟视无睹，从自己所从事的创作和理论活动中，关注社会文化问题，特别关注文学艺术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是当前文艺理论界特别要加以重视的。从现实生活中退回书房是不可取的。

　　 目前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取向有多种维度：如历史的维度——肯定并歌颂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人文的维度——力图揭示单一的工业化给社会造成的精神生活的萎缩或失落，关怀人的精神世界；如娱乐的维度——力图给人们提供休闲消遣的快乐；宣泄维度——力图迎合人们的感官刺激而宣泄某种情感；艺术的维度——力图给人们提供艺术精品，获得艺术的欣赏……问题在于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价值取向往往是单一的，这些单一的维度是单纯用管理家的眼光、或经济学家的眼光、或企业家的眼光、或享乐者的眼光看待和评价生活的结果，这里缺少的往往是作家、艺术家的眼光。

　　 我始终坚信作家、艺术家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精神的守望者、是艺术魅力的追求者，他们有着向真、向善、向美之心，他们所要求的不是单一维度的满足，是多种维度的同时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可能是不现实的，可能是乌托邦，也许往往要碰壁而痛苦，而处于熊掌与鱼不可得兼的焦虑、尴尬和无奈，但这种尴尬、焦虑和无奈恰好是真正作家、艺术家的正常的创作心理状况，甚至是作家、艺术家的特性。就目前而言，我们的一些作家、艺术家现在的状况恰恰是活得太轻松太愉快太满意太富有。

　　 我的基本想法是真正作家、艺术家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应该是历史理性的、人文关怀的和艺术文体三者的辩证统一。

　　 历史理性，应该属于新理性的一种要求。历史理性是对于社会全面进步的肯定性评价。其中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说得更为清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才能谈到精神生活的追求。”因此文学艺术创作的精神的价值取向之一，是必须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一个社会的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经济和物质的发展。像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所谓“改革文学”，其基本的思想就是充分评价了我们国家新时期的经济变革，当然是有意义的。我们无意抹杀这种文学的价值取向。但是如果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只有历史理性这样单一维度就显得十分不够了。如果说一个行政管理人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理由感到完全满意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就没有理由感到完全的满意。所谓的“改革文学”之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觉得意义逐渐在消解，在文学史上不会占有太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它只有单一的价值取向。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家、艺术家还必须追问，这种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否付出了人文精神失落和道德滑坡的惨重代价？例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确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空前的发展，但是人的异化严重发展和种种社会问题丛生，难道作家、艺术家都要像那些西方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去鼓吹吗？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家和作家、艺术家以及由他们创立的现代派，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的区别于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的眼光，现代派的基本倾向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批判精神成为现代派的艺术灵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作家、艺术家的职责是要守望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如果工业化、经济发展和它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环境问题、精神失落问题，妨碍了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那么作家、艺术家就必须以区别于社会管理者、经济学家的眼光，作出独特的评判。例如，新盖一个大坝、新建一个大矿山、新开发一个工业园等等，都可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无疑是支持的，因为这是历史理性价值的体现；但如果这些新的开发，毁坏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或给环境带来污染或给搬迁的百姓带来困境或伤害了人民的感情等等，那么我们就要问：被毁坏的民族文化难道是没有价值的吗？被污染了的原本清洁的环境难道是没有价值的吗？那些要背井离乡的百姓对即将消失的故乡的眷恋的感情难道是没有价值的吗？这样发问，正是作家、艺术家的特性。

　　 实际上，对于现代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负面现象的批判，在西方很久以前就是西方思想家的人文主义的深刻思考。从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从卢梭、狄尔泰那里，就开始了对于工业化文明的批判。据记载，在欧洲，1848－1873年之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段：例如世界贸易增长了260%，而且增长没有间断（注：参见［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1页。）。当然，他们所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但是那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对英国的工业文明发达地之一的曼彻斯特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从这污秽的排水沟里流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巨流，浇肥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流出了黄灿灿的纯金。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残暴的发展。在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的人几乎变成了野人。”（注：参见［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3页。）这就是说，对工业文明的分析和批判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非常清晰和深刻。工业文明和现代经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是双重的“礼品”：人的能力的最充分的发挥，人性的最残暴的扭曲。后来，席勒、马克思把这种批判提高到更高、更深刻的水平上面，特别是提出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的命题。当然，时代已经向前推进了。到了20世纪中后期和本世纪，我们已经处于高科技时代，情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正在实现高科技装备化，那么现代工业化还会残害我们的人性，破坏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吗？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著名“西马”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怎么说的：“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不仅是进步道路上的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况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注：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佛洛依德思想的哲学批判》，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这个回答是深刻的。高科技不但没有使现代工业化对人和人性的摧残有所减缓，相反是更加凶猛了。美国"9•11"惨剧及后续发展，终于演变为新世纪的第一战，就充分说明了一旦高科技掌握在恐怖主义分子的手里或者被恐怖主义分子所利用，人类将从现代工业化的高科技的装备中吃尽苦果。还有，消费主义的流行，也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预防措施的话，多少年后，我们秀丽的山河被消费掉、美丽的草原被消费掉、淳朴的风俗被消费掉，一切我们视为珍贵的东西都有可能被消费掉；更可怕的是在充满暴力的好莱坞电影中、在充满生物性欲望的才子佳人电视剧、在震耳欲裂的音乐的迪斯科舞厅中、在互联网上的无聊和黄色的信息中、在追星族的狂热中，不但我们的感觉可能会变得迟钝，而且各种按照资本的逻辑编织而成的刺激，会在不知不觉中渗入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被一种异化的力量五花大绑起来。一旦我们的感觉也被人统治了，我们如何能说我们是自由的呢？

　　 如此，作家、艺术家所面对的就是一种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两相悖立的现实。通常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或选择历史理性这一维，或选择人文关怀这一维。导致的结果则是要历史而舍弃人文，或要人文而舍弃历史。前者不过是重复行政管理者或经济学家的视野，后者则可能是在重复道德家的说教，而作家、艺术家的自身特性则消失于重复别的行业的视野中，这不能不说是很可悲的。我的想法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来建设我们文学艺术的现代性。这新的基础就是要在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困境中来确立艺术现代性和精神价值取向。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历史理性要有人文关怀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理性的维度，两个维度并存，两个维度中出现紧张，出现难于选择的困境，让读者看到历史理性是不能放弃的，放弃了我们就要退化到缺衣少食的原始状况中去，但又觉得人文关怀也是不能放弃的，放弃了人就成为动物，人的精神世界就失落了。这样，人们就会感到，我们在建设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时候，要有两个尺度——历史理性的尺度和人文关怀的尺度。

　　 当然，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来说，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还只是作品内容的追求，如果没有艺术文体与之搭配，那么艺术还不是艺术。艺术文体是指以语言为中心的结构、节奏、韵律等一切艺术形式所形成的风貌。以前只是讲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形式问题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怎么写”被许多作家、艺术家认识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文体上的新追求，杂语言语的运用、时间空间的交错的运用、叙述人称的变化的运用、各种文类的打通的运用等等，确实做出了很多努力。这其中当然有成功的，但失败的也很不少。原因是没有找到艺术文体运用的规律。当然，文学艺术作品内容的高度的有机统一是艺术文体的极致，问题是这种极致应如何去实现。我们一直在推崇鲁迅的《阿Q正传》，认为这部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有机的统一。但我们似乎没有看出在这篇作品中，内容与形式是通过辩证矛盾而达到的。实际上，就《阿Q正传》内容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一个没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在辛亥革命中被莫名其妙地杀害了，而被杀害的阿Q，竟然死到临头仍然是麻木的。如果对这样一个内容，鲁迅完全用悲剧的艺术文体来表现会怎样呢？我个人觉得那肯定不会成功。鲁迅的艺术才能使他认识到要选择一种具有幽默感的喜剧的艺术文体来塑造这个悲剧的题材。题材是一种色调，形式则是另一种色调，在这两种色调的对抗对比中，碰撞出“改造国民性”的伟大思想火花。从这样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艺术文体决不是消极的，恰恰相反，它常常是改造题材的力量。中国古语说：相反相成。文学作品的艺术文体与其题材之间的规律之一正是相反相成。艺术内容与艺术形成相互征服。艺术文体征服历史理性内容，其结果是历史理性会变得更深刻有力；艺术文体征服人文关怀的内容，其结果是人文关怀内容变得更动心魄。

　　 新理性主义精神需要许多规定，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花力气去探讨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