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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新文学评论》2014年2期 写作是一种生活 ——甘肃诗人散点透视 王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王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写作是一种生活”借用了甘肃甘南诗人敏彦文的新浪诗歌博客的博客名。用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恰好呈现甘肃当代诗坛写作的一种“状态”或甘肃诗歌的一种“特质”。还因为90年代中期甘南诗人阿信的那句名言：“在西部，活着是首要的，写诗是次要的。”在90年代初期，他还写过这样的诗句：“我们无法安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无法安慰我们”；“我们面对着整个冬天／马们面对干草”。还受到阿信的名作《山坡上》的影响：“车子经过/低头吃草的羊们/一起回头——//那仍在吃草的一只，就显得/异常孤独。” 最重要的是受到了甘肃定西诗人牛昌庆的博客的《妹妹的电话》影响，全诗如下：“早晨，乡下的妹妹打来电话/问县城念书的两个女儿/开学报名要多少钱/两千四可能就够了，我说/我去信用社贷款，周一了捎上来/等家里的苞谷粜了再还人家/她说着便挂断了我的叹息/妹夫年十五没过就去了内蒙铁矿/他不是候鸟，却候鸟一样漂泊/春天走的更早，冬天回来的更迟/五十岁了，他穿着我穿过的衣服/破旧发白，这么说还真是一只/面容苍老羽毛凌乱的候鸟//窗外北山的残雪已经消融/春天就要来了，我在心里轻叹/春天它不需要颂词/也拒绝给我诗意”。这首诗让人心情十分沉重，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句名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甚至让人想如加缪那样发出感叹：“荒谬产生于人的需要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冲突”[2] 甘肃诗人生态的特殊性使很多诗人推崇这样的诗观：“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早在1993年，在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西部新诗研究的王珂就认为一向以阳刚风格著称的西部诗歌出现了“宗教倾向”和“柔情倾向”：“许多西部诗人都有这样的感慨：面对狂荡不羁的高原气候、剽悍壮丽的高原地貌、粗犷奔放的高原生命，尤其是身临博大精深的草原、戈壁，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宗教。”[3]“当第一代西部诗人大都因为物质生活的重压，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身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意识到西部与沿海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得不进入‘为人生的实用艺术’境界唱出‘安慰生活’、‘感谢生活’的谣曲的时候，如林染力求真情，吟唱孕养自己的故土中原大地和‘东方沙漠’，章德益抒写山水游历诗，石河致力于社会政治讽刺诗，周涛雄心勃勃去‘放散文’…（林染、章德益等已过不惑之年的诗人的诗作亦时有宗教的影子。）昌耀却沉醉于‘艺术而艺术’纯诗境界和修身养性的生存方式。李老乡也一反当年西部诗人剽悍勇猛的男子汉直抒胸臆的豪放诗风，让理性和悟性驾驭情感，抒写精致的禅味诗，和昌耀道释呼应。李云鹏吟咏人生的‘三行诗’何来沉思人生的‘与阿赫玛托娃对话’，虽然表面上都是些忠实于现实生活的诗作，却不乏神游象外静观冥想的性灵诗风。”[4]“虽然我常常怀疑宗教境界是东方抒情艺术一大境界的真实性，但是当我身临其境，在大西北生活，写诗研究诗多年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鲜明地感受到了西部高原的宗教氛围和西部诗中的宗教情绪。这些诗人不是宗教的信徒，也不是宗教诗人，他们只是长期生活在西部具有宗教氛围的自然中被宗教潜移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的确是倾向宗教，但更多的只是想用类似宗教的永恒真理和虚幻之美来表现生命的真正形象和生存状态，洞见人类活动的基本结构，揭示大西北人的境遇及生存方式”[5] 甘肃新诗的平民性和生活性品质在九十年代就涌现了。如甘肃白银诗人武承明在《敦煌飞天》（1995年兰州大学出版社）的《自序》中说：“生在西北、长在西北的我，对于大西北情有独钟。学习在西北、工作在西北的我，对于大西北感受特深。一任筏子客运气吹囊，麦客赤臂挥镰收割，山妹子大胆地走出山旮旯，牧羊女多情地采摘星叶花……我都觉得他们纯真、善良、豪爽、洒脱，极富西北儿女的粗犷个性。特别是当你走进西北，走进这块美丽的热土，你就会觉得一切显得博大、神奇、玄秘、美妙而真实，古渡、瀚海、塞关、烽墩、古城、断垣、洞窟、壁画、飞天、千佛、牧女、雪雕、沙暴、闪电……组成一幅幅西北独具的原始而神奇的写意画，令观者陶醉，让游者神往。此时此刻，你肯定按捺不住内心燃烧的一把火，点燃诗的火炬，反照西部世界对心灵世界的震颤。”[6] 2001年，王珂在“西部诗歌”的版图中勾勒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甘肃诗歌”：“‘西部诗歌’是八十年代中国诗坛出现的一个最能代表地域诗歌的专用名词，指按地域划分的西部地区的诗歌。广义的‘西部诗歌’指中国的整个西北地区，不仅包括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和宁夏，还包括内蒙古和陕西以及四川的西北部地区；狭义的‘西部诗歌’特指大西北地区（新疆、青海、西藏、甘肃、陕西和宁夏）的本土诗人写的现代汉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西部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是这一时期中国最有特色的地域诗歌，成为中国新时期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西部诗人辈出，按地域分：新疆八十年代早期有被称为“西部三剑客”的杨牧、周涛、章德益，同时期的还有石河、郑兴富……九十年代有曲近、贺海涛、沈苇、黄毅……；西藏八十年代有洋滔、马丽华……，九十年代有惟夫、李双焰……；青海八十年代有昌耀，九十年代有燎原、马丁、牛八、建青……；甘肃八十年代有李老乡、林染、何来、姚学礼、李云鹏、阳飏、张子选、高尚、武承明……九十年代有阿信、桑子、胡杨、王若冰、叶舟、毛树林、扎西才让……陕西八十年代有商子秦、渭水、马怀白……九十年代有秦巴子、黄默、白麟……宁夏八十年代有屈文焜，九十年代有杨梓等。还出现了王久辛、师永刚、马萧萧、曾有情等西部军旅诗人和刘亚丽、匡文留、娜夜、完玛央金、惟色、万小雪等女诗人。以上列举的绝大多数诗人都活跃于整个八九十年代，有的至今还活跃在诗坛上，是世纪之交中国诗坛上的一支生力军。”[7] 十年过去了，甘肃诗坛仍然在全国诗坛占有重要地位。近年诗歌较繁荣的省市主要有甘肃、云南、广东、四川、福建、浙江、河南、山东、江苏、海南、湖北、重庆、天津、上海、北京，其中四川、山东、甘肃、云南的诗人数量和诗作的质量都居前列。百度百科《甘肃诗歌八骏》称：“甘肃是中国诗坛公认的诗歌大省，诗歌文化资源丰富。无论打开哪一家专业诗刊或综合文学刊物，差不多都有甘肃诗人的身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刊》的‘青春诗会’，前后有22名甘肃诗人荣誉加身；我省还有10位诗人被《诗刊》的‘每月诗星’进行了专题推介。此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闻一多诗歌奖等国家级诗歌奖项中，都少不了‘甘肃面孔’。”[8] 这个结论是比较客观的，数据也是真实的。但是它只是从官方，特别是从评奖等官方指标上来判定甘肃诗歌的成绩。事实上，甘肃的民间诗歌写作更繁荣，在全国各省区和直辖市中，可能是最繁荣的。主要原因有五点：一是甘肃有较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广大的乡村地区较好地保留了耕读持家传统。二是甘肃是多民族合居地区，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花儿”等民歌流行。三是甘肃的地理环境特殊，地形地貌多种多样，生存的自然条件较差。陇西沙漠戈壁，陇中陇东黄土高坡。陇南及天水地区山清水秀，冬天也较寒冷。即使生活在省会兰州，也会受到风沙的影响。这种粗犷的地理环境既会给人造成精神上的压迫，也会让人静心思考，写诗便成为人宣泄压力和记录哲思的方式。四是甘肃经济相对落后，人的文化娱乐生活比较单调，特别是在一些县城和乡村，写诗成了人们，特别是文化人的娱乐方式。如九十年代中期甘肃成县就有诗人王怀钦、毛树林等十多位诗人，成县办的文学刊物《同谷》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今天的甘肃岷县也有数十位诗人，如包容冰、孙立本、李广平、张广智等，办的《岷州文学》和《轨道诗刊》在全国也有影响，特别是《岷州文学》一年四期，由正规出版社出版，是国内少有的县级纯文学刊物。五，甘肃一直有重视诗人的传统，诗人一代接一代出现，从夏羊到高平、师日新，再到何来、李老乡、李云鹏，再到葛根图娅、张子选、匡文留，再到阿信、唐欣喜、叶舟，再到扎西才让、万小雪、徐兆寿，再到离离、孙立本、李满强……代代相传，如《愚公移山》所言：“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特别是诗人高平长期担任甘肃作家协会主席，培养了几代诗人。高凯任甘肃文学院院长多年，也为甘肃诗人的成长作了很多工作。甘肃高校重视诗歌教育，九叶诗人在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时，培养出了葛根图娅等优秀诗人。西北师范大学堪称甘肃诗人的“黄埔军校”，培养出彭金山、汪幼琴、武承明、张子选、高尚、阿信、唐欣、叶舟、扎西才让、敏彦文、萧音、徐兆寿、万小雪、牛昌庆、刘晋等几十位诗人，如火种一样撒在陇原大地上。王珂1990年到1996年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曾任学生诗社的指导教师，见证了当时校园诗歌的繁荣。1991年11月14日，王珂为西北师大学生诗刊《我们》15期写了评论文章《大处茫然，小处敏感――为校园诗人一辩》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校园是一个小地方大世界，这里有不可思议的幻想，有的是企图超越一切的激情，有的是被压抑和奔放的情感，有的是对缪斯顶礼膜拜的才子佳人……在校园，情感和幻想四处弥散，和各种玄奇的色彩对抗，诗作为幻想和情感白热化的产物自然在对抗中生存。在校园，诗神尽情飘临，尽情造就梦谷，在浪荡中迷惘在迷惘中浪荡的校园诗人，纷纷自告奋勇，充当梦谷主人。”[9]“自信和希望是青年的特权……把缪斯挽留在校园吧！不要让她四处流浪！！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死了，校园诗人还活着！！！”[10]“用不着掩饰力的骚动、青春的骚动、爱的骚动、岁月的骚动……只在自己个性的摇篮中采撷初漾的、深沉的心曲。也许一切都是可笑的，但是既然是心曲，必然是心的萌动，灵魂的震撼。”[11]早在八十年代，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北师范学院的校园诗歌就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齐名。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娜夜的诗重视女人的真实生活，不像八十年代的女诗人那样“玩深沉”。她的《把我留给自己》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此的阳光干净得如此可爱／绿叶相继枯黄／有人用脚步拯救心灵／有人用口红拯救爱情／我把眼睛重新闭上／把我留给自己”。汪幼琴的《这感觉一丝儿一丝儿走着》所记录也是女人的真实感受：“……渗进浅浅的舌根／渗进滞滞的空气／凝凝地旋着／不像生物钟／不像雨点……”。进入新世纪，甘肃诗歌仍然保留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平民化”、“地域化”写作风格。如《甘肃日报》2012年6月27日发表了《甘肃诗歌八骏入选感言》里的一些诗人所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生态养一种诗。第广龙说：“我生在甘肃，长在甘肃，我人生的根系，是在这块土地上萌芽，长成的。同样的，我的诗歌写作，也是从甘肃起步，而有了一些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面目。”[12] 百度百科中的《甘肃诗歌八骏》其中一段话也能说明甘肃诗歌的地域风络：“带着强烈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甘肃本土诗人，没有放缓前进的脚步，行行诗句，都饱含着诗人对人性、对生活的热爱和讴歌，其鲜明的陇原文化印记，延续着甘肃诗歌在全国诗坛的强势。旨在发现甘肃文学‘千里马’而派生的‘文学陇军八骏’系列活动，是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文学院联合打造的面向全国的文学才俊推介工程。”[13] 尽管“甘肃诗歌八骏”是由官方，特别是由作家协会系统评选的，一些有个性的诗人并没有参加或入选。但是不可否认，这八位诗人还是比较优秀的。胡杨在八十年代就扬名诗坛，马萧萧在八十年代也是著名的中学生校园诗人，娜夜在90年代前期出名，古马和高凯在90年代后期出名，离离是新世纪中国女诗人的新秀。百度百科中的《甘肃诗歌八骏》这样介绍八位诗人：“满族女诗人娜夜，在倾注了其心血的诗歌创作领域，收获了奖项，也收获了尊重。其作品给她带来了无数荣誉，诸如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天问诗人奖。作为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她还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多次出访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活动。高凯的名字，常被关注诗歌的人说起。3年前，他的组诗《陇东：遍地乡愁》获首届闻一多诗歌奖，收获中国诗歌奖最高奖金10万元，一度成为全国众多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他的诗《村小生字课》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被30多种大学、小学教材和权威选本转载，他两次出席全国作代会。武威诗人古马，1997年参加《诗刊》第14届‘青春诗会’。2000年1月被《诗刊》‘每月诗星’重点推介，他是连续三届的敦煌文艺奖获奖者，他还获得甘肃省首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飞天》十年文学奖、2007年度人民文学奖、《诗选刊》中国2008年度十佳诗人奖。21年前，第广龙参加了《诗刊》第九届‘青春诗会’，18年前，《诗刊》《地火》联合在北京召开第广龙诗歌研讨会。《第广龙石油诗精选》1999年获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2010年，赴韩国参加第四届中韩作家会，和韩国诗人交流，他的四首诗歌被译成韩文出版。梁积林是甘肃山丹人。著有诗集《老月亮的歌》《河西大地》《梁积林的诗》《西圣地》《西北偏北》《部落》等。参加过《诗刊》社第二十一届‘青春诗会’。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于通渭的诗人离离，其作品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等几十家国内外纯文学刊物，并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多种选本。2009年获甘肃省第三届黄河文学奖，2011年6月出版诗集《旧时的天空》。军旅诗人马萧萧，目前供职于兰州军区，13岁开始发表作品，三年后被评为首届中国十大校园诗人，2009年获得首届中国十佳军旅诗人奖，先后出席过第六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全军文学创作座谈会。胡杨，作家、诗人、学者。曾赴罗布泊、可可西里、阿尔金自然保护区等地考察探险，为多家报刊担任特约撰稿人，作品曾多次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新加坡的报刊转载。出版诗集《胡杨西部诗选》《敦煌》《绿洲扎撒》等多部。有散文和诗歌入选中学生阅读教材和大学选修教材，作品曾荣获黄河文学奖、敦煌文艺奖等。”[14] 这些诗人介绍过分重视诗人获得的荣誉，特别是各种奖励，忽视了诗人的创作特色及具体成绩，有的东西如同俗语所言“功夫在诗外”，与诗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诗人最重要的是作品而不是资历或奖励。 王珂从1990年到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西部诗歌研究，在90年代初中期写过阿信、叶舟、胡杨、娜夜、匡文留、完玛央金、毛树林等多位甘肃青年诗人的评论，多数是诗人一生中的第一个评论。见证了这些诗人的“成长”。《高原深处的风——关于青年诗人阿信的西部诗歌创作》（《新一代》，1991年8期）认为：“为了诗，八十年代后期，阿信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和难兄难弟桑子去了甘南大草原。几年磨炼，‘扎根’草原的两位青年诗人吹出了阵阵令诗坛惊讶的、与八十年代初中期的西部诗风格迥异的‘草原深处的风’。阿信擅长写草原，他对草原太熟悉了，尤其擅于写生命在博大精深的草原中的种种情绪和体验，揭示像白云一样流淌草原的精神。阿信的草原平凡而奇伟、真实而神秘、形象而抽象，常常具有虚幻的美。”[15]《体验爱情，自然率真——论满族诗人娜夜的抒情艺术》（《民族文学》，1997年3期）认为：“作为一位年轻的民族诗人，娜夜能够在群星灿烂的中国新诗坛个性独具地占据一席之地，实属不易。……我们应该鼓励民族作家热情讴歌自己的民族，继续自己民族的诗歌传统，但是不应该反对抒写本民族以外的生活，特别是广义的人的生活，更不应该拒绝接受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诗歌文化传统，反对采用汉语诗歌的创作技法。因为民族诗人写的是汉语诗歌，是在汉语诗歌的舞台上与汉族诗人竞争，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很难在全国诗坛有地位。娜夜的成功正是利用自己的独特经历，抒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不让‘民族’一词束缚自己的创作。”[16] 王珂1996年离开甘肃后仍然关注甘肃诗歌。特别是几位重要诗人的创作，一旦有好作品就出现，就大力评价。如《难度与高度：新诗的技术含量与新诗人的学识修养――读高凯长诗＜百姓中国＞》（《飞天》，2007年5期）认为：“《百姓中国》克服了高凯过去诗作的‘小气’，超越了自己，变得‘大气’，较好地实现了由地域性诗人向全国性诗人、由短诗写作向长诗写作、由精小题材向宏大题材、由‘民间江湖人士’写作向‘学院知识分子写作’的‘适度’转变。这里‘适度’程度是非常重要的。高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创作短诗，又长期背负着‘乡土诗人’之名，在近年诗坛，甚至在西部诗坛及甘肃诗坛，‘乡土诗人’的名声远远没有‘先锋诗人’、‘城市诗人’和‘哲理诗人’那样‘吃香’，前者总是被认为‘土气’；写短诗的诗人更是远远没有写长诗的诗人那样‘风光’，前者常常被视为‘无诗才’和想象力匮乏。正是因为高凯长期致力于写‘土得掉渣’的乡土诗，培养起他对普通民众的感情，才使他把诗当成正经而实在的生活，使《百姓中国》有了鲜明的关注民生，关注民族甚至人类的命运的主题，正是因为长期的短诗的‘精致写作’甚至‘本色写作’，使他能够在写长诗时也精益求精。”[17] “甘肃诗歌八骏”不能代表甘肃诗歌的水平，因为限制了年龄，有些老诗人不能参评。优秀诗人还有近百人，如老一辈的高平、李老乡、何来、李云鹏……，较老一辈的林染、阳飏、彭金山、汪幼琴、陈默、林野、完玛央金、苏震亚……，中年的张子选、高尚、阿信、叶舟、人邻、王若冰、牛庆国、包容冰、毛树林、李继宗、雪潇、陇上犁、徐学、林红卫……，较年轻的扎西才让、敏彦文、周舟、万小雪、樊康琴、牛昌庆、苏黎、李志勇、武强华……更年轻的孙立本、王小忠、李满强、李玉强……。其中阿信、叶舟和牛庆国的创作业绩及在中国诗坛的影响力不逊色于“甘肃诗歌八骏”中的诗人。女诗人万小雪的创作也颇有特色，后劲十足。包容冰的宗教诗写作更是风格独具。 万小雪九十代初就出版了诗集《蓝雪》，2012年出版了诗集《沙上的真理》。但是她的创作经过了漫长的“潜伏期”，长期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直到组诗《爱情踩着风降临》（《诗刊》上半月刊2004年8期）才显示出锋芒。全组诗由《降临》、《绵羊》、《悬念》和《脆弱的鹰》四首小诗构成。这组诗是典型的爱情诗，没有采用很多女诗人写同类题材常用的“裸露”风格，如“那些火热的情话似乎/从一个女人的/身体里泄漏出来/夜空下一只绵羊的私语/就是一片海呀”。组诗中的第三首诗《悬念》采用意象的方式，含蓄而深刻地写出了“性爱”的真实过程和真切感受。全诗如下：“因为什么而陡峭使自己/尽量地陡峭//身体一次次在沉沦/又在提升/一切美丽的草木都在招展/我的发辫那么多的拐弯/藏下我的风暴/使我在仰起头的一刹那/爱上你——//飞扬的鬃毛/闪电一般藏下一座高山//由此 我的坡度再一次提升/提升到你的激动之上/然后 像一朵山顶的百合花/轻轻拍打你设置的悬念。”《脆弱的鹰》写出了今天很多女人，特别是有文化的女强人共有的“野心”和共同的感受。女诗人写道：“我怀疑一个女人的力量能否/拓展一只鹰的疆场//那只被描写得有些脆弱的鹰/将鹰的形与神提交给了人们/将从前和今天提交给了天空/剩下一些脆弱的想象 一只脆弱的鹰/就留在自己的身边//我怀疑 那些强大的信念/真的被什么剔除了吗//其实 我要叙述的是一个人/我用一只脆弱的鹰来叙述他/来索引他的野心/一个脆弱的男人、一个流过血的男人/在自己的疆场卧薪尝胆……”女诗人的“牵引男人的野心”与女权主义者的“男性关怀”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近年万小雪的创作风格又有转变，变得安静内敛，抒情非常有节制。她仍然喜欢写爱情诗，却不再如年轻时那么张扬，诗的女人味越来越浓，诗的语言也越来越柔美。以她博客上2013年12月15日的《风雪情书》为例：“喜鹊低回，这关隘，这古道，这生离死别/一匹风的瘦马来了，在两抹时光之间/我和你是梅花点燃的两盏灯//铃铛荏苒，一段路早已为我剪裁好/不长不短，恰好是一生/不远不近，恰好是你/那丝绸的风声一遍一遍亲临/一语不发，我就看见了你缰绳里蜿蜒的青草//一抹丹红，低微地，在我的胸口燃烧着/像云际里熔铸的炉花，飞溅在/我们的瞳孔里——/你的额头上落满了沙粒，和古老的海洋/顺着被风点亮的瞬间/我摸见了一封用泪水写就的情书//那雨滴般的爱啊，那绵延的喘息，那浑浊的目光/像是最后一次，奉献给时光的挽联/久久地，我坐在你的身边/一语不发，就看见了你在泥土深处的家园”。 很多甘肃诗人都以揭示生存境遇为己任，有的诗作非常感人。如牛昌庆的《在乡下 生命重新返回植物生长的过程》：”乡村的一天 结束于/毛驴、羊群和亲人们疲沓的回家的脚步/夜色 从四野向村庄弥漫而来/仿若纯粹虚无的黑绸缓缓升起/一星微弱的光亮 在黑暗的镜中/看见自己遥深的面容/幽静 它听到了秋叶落在柴草上的叹息/亲人们以河流的形式/舒展着因劳累紧绷的身骨/梦里是来日的农事、城市中读书打工的儿女//和秋天所有的事物一样/十月之末 我再次回到乡下老家/在乡下 生命重新返回植物生长的过程/简单而又缓慢/在乡下 我轻轻合上向世俗张望的窗户/守着今夜的寂静与黑暗”。这首诗巧妙地写出了在城市生活的游子回到纯朴老家的真情实感，也写出了对都市生活及现代文明的反思，甚至可以归入“生态诗歌”。最后一节写得十分精致，特别是“和秋天所有的事物一样/十月之末 我再次回到乡下老家”两句诗，诗出侧面，意象准确。诗人写我“和秋天所有的事物一样”，是因为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在甘肃农村，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并在城里工作应该算得上“有出息”，是乡亲们羡慕的“城里人”，老家应该“收获”我这位在外工作生活且事业有成的孩子，我也应该有“光耀祖宗，衣锦还乡”的“自豪感”。秋天，特别是甘肃十月之末，也是自然界万物开始萧条的时节，树叶开始枯黄洒落，与游子思归落叶归根的意义暗合，即“十月之末”是悲秋、乡愁的时节。所有人回到老家都可以在父母前撒娇，都可以在老屋变成小孩，所以“在乡下 生命重新返回植物生长的过程”，“在乡下 我轻轻合上向世俗张望的窗户/守着今夜的寂静与黑暗”。深秋回老家的行为，在诗人眼中是一次灵魂的朝拜行为，老家才是人类最后的静土，只有回到老家，灵魂才可以安静，才可以摆脱尘世的喧嚣，获得心灵的自由。“我轻轻合上向世俗张望的窗户”一句特别巧妙，尤其是“窗户”如神来之笔，既指老家老屋陈旧的“窗户”，也指诗人的“眼睛”，还可以指诗人“心灵的窗户”或“世俗的诱惑”。诗人没有说最后他是离开老家，为了追求世俗生活回到城市。在现代化狂潮中，几乎每一个回到老家的人都不得不离开，甚至很多人的乡村老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消失了。所以这首诗又给人沉重感，让人不得不思索当代乡愁是什么，反思人类的漂泊在当代生活中有何是意义，它们是地理上的还是文化上的，是情感上还是语言上的，是时空的还是心理的？ 牛庆国的呈现当下生存状态的平民性写作更有特色。他出生于穷困地区甘肃会宁，现在省城兰州工作，比生活在县城牛昌庆更能够体会到城乡生活的差异。他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参加过诗刊社第15届“青春诗会”，诗集《热爱的方式》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2年卷）。曾获诗刊社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首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诗刊社“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等奖项。出版诗集《热爱的方式》、《红旗红旗 红旗》和《字纸》。很多甘肃诗人都是以“乡土诗”走上诗坛的，后来都试图超越自己，在题材上有大的变化，如高凯写了长诗《百姓中国》，牛庆国也一样，他写过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长诗《红旗红旗 红旗》，因为三大主力红军是在他的家乡会宁会师的，他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多年。但是他更擅长写生养他的那块土地和自己的生活。诗集《字纸》分为《冬天的玉米秆》、《傍晚回家的人》和《被风吹着》三个专辑，写的全是他的“乡土”——村庄的景、事和人，写出他对家园的独特感情和感受。他也多次写回家。如《睡在老家的炕上》：“在爷爷奶奶睡过的炕上/睡着父亲和母亲/在父亲母亲睡过的炕上/睡着我和村里的一个姑娘/半夜里盘腿坐在炕上/仿佛八辈子的祖宗/都坐在我的周围/他们要看我生下儿子/睡在我睡过的地方/有时 我真怕眼睛一闭/就会成为头白得像面碗一样的爷爷/因此 即使在梦里/我也睁着眼睛/我要看看谁会在我睡着的时候/一把推开土炕 走出门去”。又如《回家小记》：“把落在桌面上的尘土擦一擦/也把坛坛罐罐背后的灰尘扫一扫/把那些陈年旧事中/淡淡的不快轻轻扫掉//把火炉筒子敲一敲/把积攒的烟尘抖一抖/把堵在烟囱里的疙疙瘩瘩/一一捅掉//把玻璃擦擦/把雨点擦去 把雪花擦去/把沙尘暴刮来的土擦去//再给父亲理理发吧/真想把可怜的几根黑发留下/把越来越多的白发全都剪掉/但我还是把白发黑发一起剪短/让那些黑黑白白的日子慢慢再长//除此之外 我还能再做些什么/从几百公里外的兰州回到乡下/一个犯了错的孩子/用努力做事希望得到父母的原谅/愧疚 就这样让一个人变得勤快”。 在众多甘肃中青年诗人中，阿信是最优秀的。他一直保持着做人的“低调”和诗作的“低产”，安静地写“草原诗”，最近出版了《草地诗篇》（长江文艺出版社）。他曾说：“我满足于这样一种写作：对天底下这片美丽的草原，寂寞的草原，保持自己的由衷、持续的歌唱。”[18]古马评论阿信的诗说：“诗歌的命运在于揭示隐秘，重新塑造精神生活——阿信懂得这个道理，他是坚持通过诗歌语言探索精神位置领域的那种执着的诗人。”[19]阿信唱的既不是草原牧歌，也不是草原悲歌。尽管于鹏认为：“阿信更是一个奉献者，用他的孤独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安的灵魂献上一曲，抚慰那些干渴的需要滋养的灵魂。”[20]但是这个孤独者并不是遁世者或厌世者，十分热爱生活。草原给了他宁静，赋予他的诗“静穆与伟大”。 平民化人性写作是甘肃诗歌的一大特色，平民化神性写作是另一大特色。阿信的诗有这种特色，包容冰的诗更有这种特色。他是中国诗坛少有的一心向佛的诗人。他生活在红尘中，却信佛写诗，笔名舍利，《我的马啃光带露的青草》《空门独语》、和《内心放射的光芒》。从笔名与诗集名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创作与宗教的关系。在上百首诗作中，《拈花微笑》堪称代表作。全诗如下：“寂静是一种最大的享受/心乱如麻的人，狂奔的人/感受不到天簌流淌的音韵//金刚怒目，佛祖低眉/拈花微笑的菩萨/观听世间叫苦求救的声音//天堂难及，地狱好去/白度母呼唤业障的六字真言/就像格桑花开在雪域高原//塔尔寺的佛光照彻四方/青海湖如同静默的高僧/一言不发，包容世间一切过错//观音拈花，佛祖微笑/只有饱经苦难和沧桑的人/才愿意跪在您的足下”。 1995年，在甘肃文联举办的高级别研讨会上，王珂与一位本土理论家发生了争论。那位理论家说甘肃才是真正的艺术净土，是艺术家的真正家园，因为河西走廊的任何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王珂对这种乐观表示担忧，坚决主张如果不会讲故事，石头永远就是石头，是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石头。20年过去了，一些甘肃诗人终于走出了“本土”，走向了全国，但是仍然有很多诗人过分迷恋生养自己的那块土地，甚至一些理论家及官方机构也在有意识地倡导“本土意识”下的“文化自觉”，过分强调“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国的”。这种观念需要纠正。甘肃诗人应该坚持“写作是一种生活”，更应该重视“写作是一种技术”。 牛昌庆的《一支牡丹留下的比喻》写出了大多数甘肃诗人的诗歌生态：“一支牡丹 一颗倦怠的头颅/安放在覆尘的书桌/寒凉的季节 我以胸中的热气/轻轻呵开她紧闭的心灵/这近似幻象的美丽/像一双经年默视的愁目/牡丹 你住在寒伧的小屋/就像我穷愁的手中高洁的诗歌/凋落的花瓣就像一声声惊心的啜泣/就像咯血的散乱的纸页/我茫然中写下的惜悼的文字/在长夜的风中凝成了不散的泪珠”。很多甘肃诗人都用“穷愁的手”写着“高洁的诗歌”，正是诗让他们的平凡甚至庸常的生活有了诗意，让他们能够在恶劣的生态中“诗意地栖居”，甚至可以说诗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样的诗作是“接地气”的，也是感人的。特别是对诗人的个体生存，这种“安慰生活”甚至“自得其乐”的写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可以增加人的生存信心，让人的心理更健康。但是过分关注生活，极端强调“体验生活”，却会削弱诗的艺术性。这是当下甘肃新诗“有高原无高峰”，即少大诗人与优秀诗作的重要原因。小说应该在事物之上盘旋，诗更应该如此，至少，诗人应该“低空飞行”。今日甘肃诗人，缺少是不是“生活”，而是“想象”，应该重视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特别是“如何写好”，很多诗人缺乏学养和技法，很多写作缺乏难度与高度。
[1] [奥]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8哲学研究》，涂纪亮主编，涂纪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 [英]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页。
[3] 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8页。
[4] 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5] 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65页。
[6] 武承明：《敦煌飞天》，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7] 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9] 王珂：《大处茫然，小处敏感――为校园诗人一辩》，西北师范大学“我们”诗社：《我们》第15期，1991年内部印刷，第58页。
[10] 王珂：《大处茫然，小处敏感――为校园诗人一辩》，西北师范大学“我们”诗社：《我们》第15期，1991年内部印刷，第59页。
[11] 王珂：《大处茫然，小处敏感――为校园诗人一辩》，西北师范大学“我们”诗社：《我们》第15期，1991年内部印刷，第61页。
[15] 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83页。
[16] 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05-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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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3 10: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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