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二元：百年大学语文教育史（19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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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百年大学语文教育史（1904-2014）

——全国大学语文课程教材教法研讨会（宁波会议）主题报告

一、大学语文的起始时间

    徐中玉在《大学语文三十年》中说：“大学语文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开课程，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代语文的教学，白话文迅速流行，从高中到大学，就有必要继续选教文言文、增加语体文这两方面的文章。”
    叶圣陶在《大学一年级国文》一文中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
    历史除了大趋势，有时也会放大一些偶然性，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这句广告词也用得上历史。我曾经研究过叶圣陶先生的年谱，发现他对于大学国文的记忆定格在1938年是有特殊的原因的，这一年叶圣陶先生在重庆，受到当时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去讲国文课，他非常高兴，踌躇满志，给夏丏尊写信说：“弟现在不只作初中国文教师，且作大学国文教师，……若教了一年半载，实际经验一定不少，……可以编一部国文教学法的讲义矣。”假如真是这样，我说的大学语文没有教育史，没有教育学，没有教学论，恐怕在7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整个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由此都带动起来也未可知。可是历史往往有一些偶然性。
    叶圣陶在武大文学院受重用，惹恼了中文系主任，他一个做法是一学期给叶圣陶排三个班（88名学生）的大一国文，叶气不过，说为什么不给某某老师排呢？系主任说，那哪能比呀，人家是专家。第二个做法是派助教去听叶的课，收集他的错误，比如叶是苏州人，吴侬软语，北方学生不大听得懂，有的话就要重复，就说叶讲课啰嗦，不明白。当然还有思想方面的，叶圣陶要讲鲁迅，武大保守势力大，反对讲鲁迅，最后，叶圣陶先生只呆了一年多就被排挤走了，临走还被扣发一个月工资。
    我想这个事情对叶老的刺激是很大的，所以说起大一国文他就会想起1938年，而且强调说这只是个补课性质的课。当然1938年还有国民教育部整顿大学科目，各类大学公共必修课均列大学国文为第一，也许这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普遍开设”的意思。但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别人不说1938年，只有叶圣陶先生说呢？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历史细节很重要。
    1940年7月叶圣陶先生离开武大，正走投无路的时候，，四川教育厅长安排他以语文视察员的名义前去成都上任，从此叶老就在中小学语文的领域大展身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现在众多的《中国语文教育史》、《中国语文教育学》、《语文课程论》之类的书里，“语文”一词都是偏义，偏指中小学语文，没有大学语文的份。
    大学语文也不是从1979年开始算，要从1904年开始算。有一个命名过程。
    语文：词章（1902）——中国文字、中国文学（1904）——国文（1912）——国文、国语（1920）——语文（1949）
    大学语文：词章（1902）——中国文学（1904）——大学国文（1912）——大一国文（1929）——大学语文（1980）
    （注：“中国文学”的“文学”，指文章之学，当时小学语文叫“中国文字”，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统称作“国文”。1920年教育部要求将教科书语言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主要是小学1-4年级），有了“国文”与“国语”的区别，1949年后才把“国文”和“国语”统称为“语文”。）
    民国二十七年就是1938年，或许他强调的是“普遍添设”，但即使这样，这个时间点也是不准的，因为大学国文课从1904年开设，进入民国后，1913年，1929年，民国教育部先后两次发布《大学规程》，都明确规定这门课应该是大学预科生和大学一年级生的“共同必修科目”。
    所以我认为1938年作为大一国文的起点并不可靠，里面有私人的因素。其实开设这门课要早得多，1904年癸卯学制，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开始建立就有这门课，甚至还要早，作为癸卯学制的前奏，1902年有一个壬寅学制，就有“辞章”（也就是文章）这门课，性质就是后来的国文课，语文课，而且学制制定人张之洞这一年在给人的一封信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即：“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
    壬寅学制是我国教育史上正式颁布的第一个学制，但后来因为清朝廷对主持者张百熙有猜忌之心而没有实行，于是两年之后又有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由国家颁布并实行的第一个学制，在这个学制里，“辞章”变成了“中国文学”，这是受日本影响，但是实质仍是一样的，“辞章”是辞章之学，“文学”是文章之学，而且兑现了“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的想法。
    癸卯学制重要文件《学务纲要》中就明确说：“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在癸卯学制的《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中，也都有“中国文学”这一门课，其中大学预科是必修，大学本科是选修，后来预科取消，预科课程一部分进入高中，一部分进入大学一年级，而这门课的名称，在辛亥革命后也正式更名为“国文”，这就是“大一国文”。
    我们还可以大学国文教科书的撰写考订这个时间表。据我考证，大学国文的第一种教科书，也是在1904年出现的，这就是京师大学堂国文教授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前面说过，“中国文学”其实是中国文章之学的意思，因为学科新建，谁也不清楚该讲什么内容，所以林传甲就照搬了文科大学中文专业“历代文章流别”的体系，只是中文专业有41章，他搬了16章。由于要编的只是公共基础课的大学国文，正如书名引题写的是“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当然和真正的中文专业文学史教材不同，这还引来一场学界讼案，有人说林传甲的教材是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有人（如郑振铎）反对说，他编的是什么，他连什么是文学史都没弄懂。这也反证了林传甲编的其实是大学国文教材。
    当然不能只靠反证，要靠正面的论证，那就是林传甲在教材目录后面附言里说的：“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当时京师大学堂各专门大学尚未开办，优级师范相当于大学预科，所以林传甲上的实际是大学预科公共基础课的大学国文。
    这样就从学制与教材两个方面都证明了大学语文的起始时间应该是1904年。

二、几种大一国文教材

    1909年，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
    1941年郭绍虞《学文示例》；
　　1942年民国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
　　1940年《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1944年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
　　1949、1950叶圣陶主编《大学国文》；
　　台湾大学国文教材……

三、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

　　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中国现代分科教育始于1904年癸卯学制，各门学科纷纷从原来的“大语文”中分离独立出来了，经学、政法、文学、历史、地理、星学（天文）、教育、心理等等，凡是想得到的都分出科来，即使想不到的最后也以“博物”一科一网打尽。那么语文还剩下什么？假如当时能够这样发问，那么就抓住了现代语文学科建设的一个最佳契机，就是语文不是一门内容课，而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所有学科（包括世界）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同时它又称了一门工具课，它训练出来的语言文字能力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包括人生）提供了工具。假如当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一百年来的中国语文教育就将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局面。
　　较早认识语文学科形式性特点的是教育家宋文翰，1931年，他在《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中提出了“国文科重在形式表现方法的探讨”的观点，他说：
　　国文科在学校的一般课程中，含有特殊的性质，不与其他各科相同。别的学科重在知识的传授；国文科重在传授知识的文字的运用的训练。别的学科重在内容实质的深究；国文科重在形式表现方法的探讨。
　　叶圣陶先生也意识到，假如从内容方面来界定国文科，将会导致非常荒谬的结果。他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里说：
　　国文这一科，比较动物、植物、物理、化学那些科目，性质含混得多。有些人认为国文这一科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而已。但是有些人却以为国文科简直无所不包，大至养成民族精神，小至写一个借东西的便条，都得由国文科负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种种的看法，各有不同的认识。如果一百位国文教师聚在一起，请他们各就自己的见解，谈谈国文科究竟是什么性质，纵使不至于有一百个说法，五十种不同的见解大概是有的。对于动物、植物、物理、化学那些科，就决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1936年，叶圣陶和夏丏尊合编《国文百八课》，就是想做一次实证，叶圣陶在介绍这部教材时说：“这是一部侧重文章形式的书，所选取的文章虽也顾到内容的纯正和性质的变化，但文章的处置全从形式上着眼。”可惜抗日战争爆发，这套书未能编完。
　　和把语文课上成内容课的潮流相比，宋文翰、叶圣陶这些人的声音显得势单力薄，没有人听，或许正如歌德说的：“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
　　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中国人比较缺少逻辑抽象的能力，他们不能想象一门学科可以是纯形式的，是没有内容的，在中国人批判的词典里，有“形式主义”一词，但没有“内容主义”一词。也许全世界都是如此，歌德曾经说过：“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但是西方拼音文字本身就具有抽象性，不像我们的汉字那样蕴含那么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们的语文课还想没有我们这样大的麻烦。
　　在其后的一百年里，中国人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努力地把已经分出去的内容再拉回来。首先从教材看，有一种《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商务印书馆1912），其“编辑大意”说：
　　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之常识，按照程度分配。
　　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
　　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并附书信、账簿、票据各种文件，凡国民生活上必须之知识，无不详备。
　　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等，俱择要编入……
　　还有一种《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21）教材封三广告说：“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的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十类。”
　　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最流行”的做法。结果就是，语文变成了一门内容非常庞杂的学科，据语文教育家阮真调查统计，从1923年到1928年间语文学科所设置的分支课程累计竟达42种69项之多，如文字学、文学史、应用文、美文、文学要义、新闻学、国语国学常识、诸子述略、群经发凡、古代文学作品及批评、近代文学作品及批评、世界文学史、国学概论、文学概论等等。
　　教科书是这样，教师便更是无所适从，他们一直来都是讲“大语文”的，一下子内容没有了，怎么适应得了？尤其是教材变成了白话文之后，以前文言文这种形式是学生不会的，老师总还有些语言形式好讲，现在变成白话文了，更不知道除了课文内容还有什么好讲，于是，就如语文教育家阮真说的：“还有好些教师，不知白话文如何讲法，倒不如拿些主义问题，可以离开文字，凭空口讲。只要学生欢迎，便是一等新教师，一等新教法！新的便是好的，更有谁去怀疑中学国文教学的真正目的是否应该如此？所谓新而好的教法，是否应该如此呢？”（1932）
　　这种现象延续了一百多年，导致百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的“少慢差费”，于是有上世纪末的“批判中国语文”总爆发。这次爆发的口号是“炮打中学语文”，爆发文章的结集题为《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但是这次“炮打”似乎又打错了地方，发起者不无炫耀地说：“我们的讨论常常从课文内容出发联系各种社会现象，从学雷锋运动到当前社会上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的不道德行为，从日本政府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到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从金庸小说到流行歌曲……在讨论中，我和学生们似乎达成一种共识：语文课本身就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
　　而对于语文形式教育则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
　　其实这倒正是可行的语文教学模式，让学生掌握分析课文只要抓住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等等这样一个形式，还用得着老师每篇课文滔滔不绝地分析吗？
　　在这场讨论影响下出台的语文课程标准及新课标语文教材，以人文主题组织单元设计，成为语文教科书的一种新取向，延续的正是上世纪初那种迁就内容的编排方式。
　　下面我们不谈理论，来看一些事实，看看大学语文遭遇的四次冲击。
　　1.“大学人文”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2002年8月，一篇题为《新锐的〈大学人文读本〉即将取代〈大学语文〉》的媒体文章显得格外刺眼，文章说：“新锐的《大学人文读本》即将取代传统的《大学语文》，这是中国高校中新锐的改革力量对传统格局的一次崭新突破。”
　　这个《大学人文读本》“新锐”在哪里呢？文章说：
　　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由复旦大学前校长苏步青提出，当时是针对理工科学生偏科情况严重而设置的，试图起到补偿理工科学生的文学素养的作用。这种目的本身就决定了《大学语文》的局限性：它不是系统的人文教育……
　　这是一个说法，反过来，假如大学语文是“系统的人文教育”呢？他也可以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叫大学人文课，而叫大学语文课呢？总之是要取代你。
　　2.“大学文学”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不久，大学语文又遭遇了另一次冲击，这次冲击来自“大学文学”。2005年1月，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合作编撰的《大学文学》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序言直接就叫“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序言开头就说：“我们这套《大学文学》，也是作为《大学语文》的一种改良方案提出来的。”“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意义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解答，因为大学语文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楚的理念。因为有中学语文，就想当然地开设一门大学语文，或许就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继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弥补中学语文的不足。但语文能力是什么？并不清楚；大学语文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吗？谁也不敢肯定。”“至于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区别，就更加费解。在中学语文之后再来一个大学语文，一定是大学语文比中学语文更高级了，但凭什么？……”“对汉语文来说，其重要元素基本上已经在中学语文中登场表演过了，大学语文的选文无论如何高深，也不会高深在语文方面。既然这样，为什么还非要冒用语文的名义不可呢？”
　　他们的结论是，只有大学文学，没有大学语文。
　　3.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这是一种悄悄来袭的危机，早在80年代重开大学语文不久作为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徐中玉就感受到了压力，1988年他在全国自考教材《大学语文》编写说明中就有比较激烈的申辩，他说：
　　……至于各专业的应用性文字，形形色色，事实上更不可能包罗到这本教材中来，这样做不但不可能，还是违背国家设立这个必考课程的目的任务的。……我们认为，用《应用写作》或《文秘写作》这类比较简易的技术性的课程来取代《大学语文》在高教自学考试中公共必修课程的地位，可能明显地降低自学考试的要求，是对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思想文化素质忽视的表现。重眼前成绩，而不注意到国家高等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长远、根本的利益，对此，我们大家都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1989年，匡亚明在为南京大学出版的一种大学语文教材所作的序言中也说到：
　　目前在大学语文教学领域有些什么问题须要研究呢？总的来说，形势很好，但就我所知也有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大学语文课改成应用写作课，诸如科技写作、经济文书写作、法律文书写作、公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等；另一种是把大学语文课改成美学课、美育课或单纯的文学欣赏课。这两种做法的结果，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大学语文。
　　徐中玉与匡亚明就这个问题显然也交换过意见，1990年匡亚明在给徐中玉的一封信中说：“语文课当然包括应用写作、文秘写作等在内，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较小的一部分，过分强调这部分，一部分压到整体，就会影响、削弱大学语文课更高更深远的意义。”
　　但是应用写作替代大学语文的事一直在发生，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承受的压力更大。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的发言。鲁昕表示，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可以预计，应用写作将形成对大学语文的又一轮强劲冲击。
　　4.通识教育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我在写《母语高等教育》一书时曾预言，下一个对大学语文造成冲击的是“通识教育”，不久发生的人民大学取消大学语文的事件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通识教育是“通人教育”或“博雅教育”，是超越具体学科的着眼于人的培养的宏观教育理念，本来和大学语文不在一个平面上，皆因大学语文自我膨胀，膨胀到“语言人文”“语言文化”高度，于是必然与通识教育发生重合，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是大学语文取代通识教育，而是通识教育取代大学语文。
　　假如说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主要是高职高专院校面临的危机，那么通识教育取代大学语文便将主要是本科类院校所面临的危机，而且越是人民大学这样的重点文科院校，可以预期，随着今后高校通识教育的不断加强，大学语文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预言第五次：职业汉语能力测试（ZHC），除非这个考试将来变成义务教育。

四、我大教材理念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教材理念。
　　我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教材一定要有教材理论，教材理念，所以在没有完成理论研究之前不编教材。我从2007年申报“母语高等教育研究”课题，开始写作大学语文课程教材教学专著，一直到2011年，一方面专著已有了雏形，一方面理论研究需要教材教学方面的实证资料，这才接受了人民出版社的邀请，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教材如今已经有两版，我关于大学语文的理念，正好在这两个版本中做了实验。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理念是：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语文教育就是用实用文学习母语规范，用艺术文学习母语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根据这一理念，第一版教材设计了以下六个单元：
　　实用类记叙文  实用类议论文  实用类说明文
　　艺术类记叙文  艺术类议论文  艺术类说明文
不但解决了中小学把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相并列的逻辑混乱，而且揭示了文学作品与应用文的对应关系，它们再教学中互为参照，不但讲清应该怎样写，而且能够讲清不应该怎样写，当然，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揭示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的内在关系。
　　第二个理念是：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乃至整个世界）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因此第二版教材设计成文学史框架，凭借这个框架进行大学语文的“听说读写”训练。比如开头最重要的三篇课文分别要解决整个学期的听、说、写的训练任务：
　　第一课《论语?侍坐章》，解决大学生如何听课，如何做课堂笔记，介绍语录体知识，引导他们做《论语》这样的“大语”笔记。
　　第二课《道德经》，引进百家讲坛的方式，设计大讲堂环境下的课堂提问。
　　第三课网络聊天内容，建立教学QQ群，练习如何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结合起来，提升母语表达能力。
这三堂课是贯穿整个学期的，每堂课都要做语录体笔记，都要进行“大讲堂”问答，都要在网络上拓展学习。这样语文“听说读写”的训练就全面展开了。
　　大家都可以做这样的实验，不管什么教材，不管什么课文，只要记住内容不是语文教学主要目标，而是凭借课文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都可以开展这样的实验。当然，要想取得最佳效果，还是要好好设计教材，比如文学史教材，语文训练如何能随着文学史进程有序展开，既循序渐进，又和文学史内容配合默契，这是要好好研究的。
　　最后我说一点最关键最实际的问题，就是目前大学语文课的大班化教学，是不利于展开“听说读写”训练的，现在有一个悖论，就是训练语文能力需要小班化，要让领导决定采用小班化必须开展能力训练教学模式，否则你在小班上仍然讲文学欣赏，作品分析，是几百上千人都可以听的，领导凭什么让你小班化？那么是你先开始采用语文训练模式教学，还是领导先决定实施小班化？我想只有我们大学语文教师先改变自己的教学模式，在你改变了领导还没有决定小班化的阶段，将是老师们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到底是多长时间还不知道，所以大学语文老师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准备吃苦，准备付出，这样还会有希望变成小班化教学，包括让教育部下文这门课必修，假如没有这个过程，幻想让学校领导先来小班化，让教育部先来发文必修，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