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军等：大学语文,从“新”理解——就我国大学语文的现状访徐中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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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等：大学语文,从“新”理解——就我国大学语文的现状访徐中玉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 2004年1月8日第5版 】 【作者： 曾军 杜娟 黄明 李漫天 张箭】

　　“大学语文”不仅是全国各类高校普遍开设的公共课,还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个专业(中文专业除外)必考的十门课程。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该课程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样一门课在许多大学并不怎么受重视,学生也不见得很欢迎,有的甚至戏称为“中四语文”。就是说其路数和中学语文大同小异,教材也多是文选,不过稍微深一些就是了。“大学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其实还不够成熟,困扰也不少。
    记者:徐先生,你多年从事《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熟知于这一门课的各方面。请您简单谈谈大学语文课程这门课的发展状况,好吗?
    徐中玉(华师大中文系教授,以下简称徐):编写大学语文教材也有20年了。解放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门课。最早时候的大学语文课本都是收入古文的,导致一些理科不重视这门课,这样的状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直到1978年,教育部的号召下,开设大学语文课,并由匡亚明等人组织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报考大学都必须要考语文。
    要知道,开这门课,一定要找系里知识最广博的老师来教授。开课初期,状况不是很好,老师的学识还不够深厚,直到现在也还是不够平衡的。同时,现在的政治课也越来越多,课程的增多影响到了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吸收。国内的大学语文往往不受重视,这一定程度上与大学语文老师的素质不高有关系。
    所以,现在最迫切的是,要培养起大学语文人才教师队伍。目前有的高校就没有大学语文部,这个队伍要尽快发展壮大起来。
    记者:长久以来,国内大学语文课本的编选是比较混乱的,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我们是否应该编选和采取不同的教材和授课方式?
    徐:大学语文一是本科用的,一是专科用的。现在又有一种趋向,要将两者合并起来。大学语文课本有国家指定考试指定教材、成人高考教材、高职院校教材这几种。且目前各高等院校所采用的大学语文课本不统一。所以编选语文教材时,就要注意考虑到不同地区院校的特点。尤其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选材的量要少一些,难度也要降低一些。除了教育部组织我们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之外,其它还有不少的各地的大学语文教材,其中大多数还是依照我们所编的这套《大学语文》教材为框架来编写的。发行20年来,已经有了2000万本的发行量(不包括近年来的盗版和偷印)。目前这套经过了改进的2001年版《大学语文》课本,在全国各地很多院校使用。我们准备在这套教材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这一工作12月就要开始。
    记者:北大组织编写的《高等语文》,文选范围涵盖文史哲和科技等领域。这与您所编写的《大学语文》课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您怎样看待这种不同的编选方式?华东师范大学的夏中义教授编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侧重以培养和传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为主,提升学生的人文思想境界。这是否也代表了一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选方向呢?
    徐:关于温儒敏教授主编的《高等语文》,我曾经看过。这与我们所编的那一套教材是不一样的体式。温儒敏教授希望将大学语文的课本编写成为一种文化读本,兵法、军事等都有,来启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思考能力。不过,很多人对这一课本都不大赞成。因为,虽然这是一种新的思路,但它离开了文学作品,涉及到更广泛的领域,偏离了语文的范畴了。我主编的这一课本教材,是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要求通过文学作品提供传统文化知识,来熏陶学生。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则是一种读本形式,侧重于思想性,本来并不是本着编选大学语文教材的目的。所以,这一编选方式并不适合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但可以作为一种课外补充教材,起到很好的熏陶作用。现在看来,我们这样的编选思路是起到一定效果了,传承中国文化的,通过作品熏陶学生,让他们提高和改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这一编选思路,进行下一次教材的修定。
    记者:大学语文对于中学语文是否具有这补充的作用?您认为大学语文的教学应该走怎样的路?在编选课文的角度上,您的主张是什么?
    徐:大学语文对于中学语文而言,一直具有这样的作用。我们认为,教材和教师都是很重要的,我本人倾向于以文学作品为主,去熏陶学生。在编选课文这一方面,现在我们正准备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上编修大学语文课本,将会加入一些国外文学和现当代的作品。至于一些比较早的作品,我想可以不再选入,换一些新的作品。前段时间有传言说:朱自清的《背影》一文要从语文课本中淘汰掉。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不是说《背影》写得不好,它当然很好。只是,前几代的学生在学这些课文,过了这么多年了,现代的学生还是看这些文章,其他的好文章没有选入的机会,编来编去还是这些旧的作品,对教学来讲,也没有什么提高。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做法,还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但一定要有新东西出来。我们编选大学语文教材的时候,应该走这样的路。
    记者:曾经有报导说,北大组织编选《大学语文》教材是欲“一统”高校语文的“江湖”。北大方面已经否认这一说法。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徐:没有必要“一统江湖”。现在的大学语文状况是比较混乱,也的确需要改善,但我的想法是,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课本,要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氛围、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还是自由选择比较好些。
    记者:那么,大学语文,或者说高等语文,将来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学科呢?
    徐: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毕竟这门课是一门基础课程,它涉及到古代、现当代及外国文学领域,并且不少大学语文教师又是中文系出身的。我曾经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表过文章,谈此问题。现在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大学语文课程的加强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它的完善,也不能最终使得这门课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本身不可能跳出文学这个圈子。


    本站按：期刊网上这一篇的内容中蹿入了下面这几篇，估计是把报纸这一版的文章都扫描下来了，不过还是很有价值的。

不是最好的,但是全新的──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

    记者:您认为现在大学语文教材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温儒敏(以下简称温):北大从1996年开始恢复了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主要是针对理科生,因为很多学生的语文水平较差。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教材,也没有专门的语文老师。当时很多带课的老师都是从自己研究的专业出发来讲课。而学生不是很重视,所以在事实上并没有达到解决学生读写的目的。因此我们着手编写一套适合学生兴趣爱好又能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大学语文教材。
    现在全国大学都遇到这样的问题,目前大学语文的教学正处于困扰当中。大学语文虽然被定为基础性的公共课,但长期以来处于边缘位置。它与高中语文很相似,学生大多没有什么兴趣。由于它不是一个独立学科,在高校中没有什么地位,得不到重视,就连一些大学语文的带课老师也认为教语文课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对他们的学术研究、评职称等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提高大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兴趣,老师怎样引导学生,并提高其素质。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您主编了一套新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其目的就在于此了吧?
    温:是的。《高等语文》则是从调整“大学语文”只是为理科生补补课的定位开始,与理科生的专业特点相结合,并增加其人文成分,注重学习方法的引导和学生眼光、品位的养成,激发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它按照具体的教学步骤来安排,希望能为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一种培养语文综合素养、滋养人文精神的课堂教学用书,提升当代大学生欣赏与鉴别人类精神产品的感悟和认知能力。对教大学语文的老师来说,这教材也可以和他们的学科研究有所结合,发挥各自的学术优势。
    《高等语文》采用比较灵活的“拼盘式”结构,每一讲都有文选、导读与拓展阅读材料。共25讲,立足“语文”,但文选范围涵盖文史哲和科技等领域,包括《〈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九章算术〉与中国古代数学》、《〈哈姆雷特〉与中国现代翻译》、《通俗文学》等历来“大学语文”未曾收入的内容。选用该教材的学校还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师资力量任选专题进行教学。这样,老师和学生都有自己发挥的空间。
    记者:《高等语文》这本教材,涵盖面很广,涉及很多学科领域,与现在很多流行的语文教材不大一样,你们是否想通过这一套课本为大学语文教材树立某种规范?
    温:曾经有报纸评论说,《高等语文》欲代高校语文一统江湖,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是我们编写《高等语文》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炒做,只是想编好教材。《高等语文》只是一种尝试,一个探索。不能说这个教材是最好的,但它是一个全新的路子。我们正尝试建立一种富于变革意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以引起各校对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视,切实推进现有的“大学语文”的改革。

要的就是“定位”

    从价值定位来看,目前大学语文有这样几种选择:第一种是以文学欣赏为主,在教材内容设置上以精选文学作品为主。第二种是兼顾到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和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在内容安排上按文体(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来组织各种文章、作品。第三种是以传授写作基础理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主,在内容安排上一般是按文章构成的几大要素(材料、主题、结构等)和常见文体来组织。第四种是为相应的专业学习古文而开设的工具性课程,其内容主要是以该专业的一些古代文献为主,如医学专业的医古文、法学专业的法古文等。第五种是为相应的专业的应用写作而开设的,如财经专业的财经应用文写作。
    这几种选择各有其理由,但又各有其未洽之处。第一种选择以文学欣赏为主,能从精神文化和语言表达两个方面给人提供营养。这也是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大学的国语教学的做法。但是,这种目标定位在我国现行的教学方式,特别是考试方式下很难实现。文学欣赏从本质上讲是高度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它甚至允许“合理的误读”。考试时统一的标准就将文学欣赏从自由的天空带入了一个狭窄的胡同,教师不敢走得太远,以免“背离”明确的标准,“扰乱”学生的清楚的记忆;欣赏本该为“乐读”,然而,由于这种考试方式,它变成了“苦读”,结果败坏了人们对文学的胃口。
    第二种选择实际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第三种选择旨在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它意识到在现代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表达能力这一点。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一点也很难实现。从学生方面说,三、四年级要写论文、实习、找工作,基础课基本上要在低年级开设完毕,一、二年级的课是填得很满的,有的一天上十节课,日出而作,日落未息。在这种状况下,难得有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认真的写作训练。于是,上大学语文课只记住写作的抽象的原理,或一些概念,这些对写作能力的提高并无多大帮助,甚至还让人越听越迷糊。
    第四种情况对自己的定位并不高,是一种辅助性的工作。其做法也可以说是比较稳健、务实的。比如医古文对于学习中医的学生有文字上的辅助作用;法古文,对于学习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有一定的帮助。可以,对于绝大多数将来不会从事中医理论研究或古代法律思想研究的学生来说,这种“实”在现今又真的还有多少内容呢?古代医学那种玄妙莫测的表述,古代法律的观念(刑法、公法)和形式(律、令、科、比等),毕竟离现在太遥远了。
    至于第五种选择,强调了专业的实用性和现实操作性,但作为公共基础课来开设,有些错位。首先,从课程性质来看,大学语文是基础课,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基本素质。而第五种选择是用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训练取代了基础性的大学语文,入门太窄。没有一定的基本功,只记住一些简单格式,是难以将应用文写好的。其次,从授课者来看,他们毕竟不是专业课的老师,在讲到专业文体的写作时,难免有些隔碍。比如讲财经应用文,得熟悉国家的经济方面的法规、政策,熟悉财经方面的专业术语。
    困扰大学语文教学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科定位。目前,大学语文的两种定位:一种是将大学语文定位于语言文字。另一种是将大学语文定位于语言和文学,而重心在文学。鉴于大学语文定位的两重局面,有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将语言与文学一分为二。要么讲语言的运用与表达(包括文字表达和口语表达),课程名称可叫《大学汉语》之类;要么讲文学,课程名称可用《大学文学欣赏》或《大学文学概论》之类。从人文素质和美育的角度上看,后一种定位更符合科学技术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可笑的“高等”

    摆不脱中学语文教学的阴影,可能是困扰今天大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学语文课程在文革后的开设,缘于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倡议。文革十年，基础教育受到摧残,语文素质普遍见差,有必要在大学开设语文来补课。所以匡亚明的倡议得到广泛响应。顺理成章的是,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也就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学语文教学在大学课堂的一种延续,教材也基本上采用了中学语文教材的文选体例。随着基础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课空间日渐逼仄。比如,有人曾将影响广泛的徐中玉等主编的某一版次的《大学语文》与当届学生中学时使用的《语文》作比较,发现《大学语文》共选文67篇,与中学《语文》出处一致的有60篇,占总数89.6%;其中完全相同的有9篇,占总数13.4%;与中学不一样的仅7篇,占总数10.5%,而这7篇在中学教材中还不难找到同类型的作品。置身这样的大学语文课堂,学生们能不兴味索然么?于是,一个时期以来,大学语文教材随着中学语文教材隔三差五地增删调整而不断被追逼着“修订”或“新编”,中学语文几乎成了大学语文摆脱不掉的梦魇。
    不久前笔者从“北大中文论坛”上温儒敏的一篇文章得知,北大的一批教师逐步形成共识:既不能顺着中学语文的路子来开“大学语文”,又必须保持“大学语文”的“语文”性质。他们联络了多所大学的教授,正在雄心勃勃地编写一套全新的大学语文教材。他们将这套教材定名为《高等语文》,意在向《高等数学》、《高等物理》或《高等化学》看齐,建立起大学语文之不同于中学语文的真正“高等形态”。据温儒敏介绍,这套《高等语文》和一般与中学语文大同小异的大学语文教材的最大不同,是它打破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采用分专题讲授。比如“《史记》与《汉书》”、“唐宋八大家与古代散文”专题之类。全书共设计了25个专题。每个专题分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专题知识讲座,第二层次是与知识讲座配套的文选。为了保持其“语文”性质,教材仍然强调文选是教师讲解与学习的重点材料。
    这套高等语文教材每册分为课本与读本。专题形式是它的基本体例。比如,它在集中选入了中国现代诗7首和中国当代诗12首之后,便排入了《中国现代诗歌》(公木)和《中国当代诗歌》(杨匡汉)之类的知识讲座;在集中编入李白、杜甫的古体诗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贾岛、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的近体诗之后,便选入了一篇程千帆的《唐诗》;在3首唐五代词和7首宋词之后,是宛明灏的《唐宋词》和周汝昌的《词的欣赏》;等等。所不同的是《高等语文》是知识讲座在前,相应文选在后,而中学语文教材则是文选在前,相应知识讲座在后而已。这就一个“高等”,一个“中等”了吗?而且,这套大16开的高等语文教材,课本加读本,合计6册12本,约160个印张,其容量是相当大的。就拿《史记》的入选量来说,初中语文第七册节选有《李将军列传》,高中语文第一册课本选有《鸿门宴》,读本选有《垓下之围》,在高中语文第六册的《史记》专题中,课本选入了《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屈原列传(节选)》、《信陵君窃符救赵(节选)》等、读本又选了《伯夷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孔子世家(节选)》、《毛遂自荐》、《巨鹿之战》等,之后是一篇韩兆琦的《司马迁与〈史记〉》。如依温儒敏对《高等语文》的介绍,在文选上“一般避免与中学教材曾经入选过的课文重复”,其“《史记》与《汉书》”专题对《史记》传统经典篇章的选择范围其实已经颇为有限了。况且,对非文史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已经在中学读了上述那些《史记》篇章之后,是否还有必要在进大学后再加读几篇,已经很让人怀疑了,如果还要由这几篇来规定这些学生“语文”的“中等”与“高等”,就着实有点可笑了。
    据说,“新编的《高等语文》不止是一部教材,也是尝试建立一种富于变革意味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从上述与中学语文教材的比较中,显然难以看出它引领大学语文走出困境的“变革意味”,能够清晰看到的只是,在高校扩招的年代,作为一门面向广大非中文专业的大学公共课教材,那么厚厚的一本,版税前景一定很灿烂。

    链接
    1981年《大学语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这本教材出版最早、影响最大,前后修订四版之多。从编写体例看,基本上是按照时代顺序编排的。全书分成九个板块:每一部分既有文选,也有文学文概述。修订四版,增加了现代与外国的篇目,体例没有变化。
    1988年《大学语文》
    1988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徐中玉、钱谷融主编,供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使用的教材:公共课《大学语文》。这本教材按文体分类编排,改变了过去依时代顺序编排的方式。全书分成五个板块,第一部分论说文,第二部分记叙文,第三部分诗词曲赋,第四部分小说,第五部分附录。每一部分既有文选,也有文体知识介绍。在每类文体作品后面,都有一篇对这类文体写作要点或鉴赏方法的简要说明。
    1996年《大学语文》
    1996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教材共选入我国古今优秀文学作品67篇,分成9个单元。在编排体例上,试行不再按文学史或文体分组排列的方式,而采取根据作品实际内容或特色相对组合的方式。
    2003年《高等语文》
    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9月份在全国30多所院校铺开试用。由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主编。教材采用比较灵活的“拼盘式”结构,每一讲都有文选、导读与拓展阅读材料。共25讲,立足“语文”,但文选范围涵盖文史哲和科技等领域,包括历来“大学语文”教材未曾收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