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有诗意，平淡见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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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村的生活伦理

日常有诗意，平淡见真意
2016年03月0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关中老舅

关中童年

　　在“返乡体”成为热闹话题的2016年春节，“过日子”这一众生平等的日常命题，被写作者惊鸿一瞥的所见和观感逐渐妖魔化。整个中国近代史，贯穿着追求现代化的热情，也隐藏着农村社会式微的哀音，而哀叹农村“衰微”生活方式的各种“返乡笔记”，背后是一群多少有些赶时髦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乡愁”大军。

　　在他们之外，青年学者陈辉显然是一个沉默却有力的另类。他的新著《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一书，平静而真诚地描述了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陕西关中黄炎村老中青三代人的柴米油盐、恩恩爱爱、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的平常人生。他在意的并非“乡愁”，而是黄炎村民日常生活的整个世界与常态。

　　日子慢慢过，过到啥程度算啥程度。

　　你高兴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还不如高高兴兴的。

　　人一辈子只要心情好，你就不生病。

　　别记仇，你记仇干吗？人在社会上能活几年。

　　人生就是一个收音机，你必须经常调频，才能收听到清晰的节目。

　　过日子就是“过孩子”。

　　——关中黄炎村村民

　　自古以来，无论意识到与否，“过日子”是每个人终生都在身体力行的事儿。这并无中西之别，雅俗之隔，高下之异。好与坏、苦与乐、悲与喜、成与败、冷与暖、得与失、浓与淡，个中三味，人人自己都心知肚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无所事事、游湖浪荡、不思进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闻鸡起舞，勤俭持家、细水长流，有头有脸、风风光光……这都是人们熟悉的对过日子的不同类型的表述，分别蕴藏着迥然有别的价值评判，有着是是非非，优劣得失。当面对每个人最终都得归于尘土、赤条条而去这一终端时，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高尚与渺小，“怎么着不都是过？怎么着不都得过”就成为暗藏着智慧、玄机的关于生活哲学的大白话、大实话。

　　然而，近两三年来，在“乡愁”指引下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成规模的“返乡体”写作中，过日子这一普世话题被写作者惊鸿一瞥的所见、观感妖魔化。农村不再是寄托其记忆、梦想的世外桃源、梦中情人，而是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病入膏肓，急需整治和救助；农民不再是与人为善、蕴藏民族精神的“良民”，而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甚至与城里人一样集体“约炮”，急需规训和教化。村将不村，愚昧无助、无功德的个人主义等陈词滥调如影随形地贯穿着不同学科、不同人群的每一篇“返乡体”写作之中。

　　在这些“热泪盈眶”、撕心裂肺、伤筋动骨的返乡体中，被进一步污名化的农民不但不会过日子，简直就不是人！在这些多少有些赶时髦的趋炎附势、投机取巧、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乡愁”大军中，青年学者陈辉显然是一个沉默却有力的另类。与偶尔由城返乡，有着道德优越感并俯视乡野的乡愁大军不同，相向而行的陈辉是从关中的黄炎村一步一回首地慢慢走出来。而他走进黄炎村的初衷并不是要写“乡愁”，他在意的是黄炎村民日常生活的整个世界与常态。

　　“返乡体”之外的话语

　　黄炎村民的柴米油盐

　　在黄炎村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陈辉的新著《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就是对于“过日子”这样一个众生平等的寻常的哲学命题一种真挚而浓烈的理性化诠释。虽然面对的是乡愁大军同样的生活世界与题材，但在这本于2015年才彻底完成的专著中，陈辉的观察、思考、写作不是“与时俱进”随大流地为赋新词强说愁，不是苦心焦虑地诠释已经沦为治理工具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也被机会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乡愁”，更不是为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找辙、建言献策。显而易见，青年人陈辉既无忧天下的政治情怀，也无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的鸿鹄之志，更没有跻身城里人和精英阶层的荣耀与自恋而处处想教化“农民”这个冷冰冰的“工作对象”的虚无主义。相反，他率性也是大胆地将或严厉或慈祥却满嘴是非的教化者、治理者视为己有的“过日子”、“过好日子”、“会过日子”不依不饶地剥离开来，平静而真诚地描述了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黄炎村老中青三代人的柴米油盐、恩恩爱爱、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的平常人生。

　　换言之，贯穿在黄炎村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叙事中的再平淡不过的“过日子”三个字，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意在控制、支配民众的“教化伦理”，而是饱含实践性、表达民众主体能动性和民间社会生命力的“生活伦理”。正是受陈辉摒弃的教化伦理的支配，乡愁大军几乎是清一色地主题先行地为写作而写作——所谓的实录。

　　毫无疑问，乡愁大军的悲凉、沧桑、痛苦等这些字里行间的小情感是真实的。但事实上，乡愁大军情绪化的井喷正好表达了其从众的“伪”，至少是屁股决定脑袋而故意东施效颦、扭捏作态的“矫情”。以胜利者、成功者的姿态“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炫耀不但没有了鞭炮，甚至连羡慕、妒忌的目光都寥寥无几，荡然无存。于是，多少有些沮丧的他们以不容置疑的亲历者、主人翁的姿态，无视百年来乡村社会变迁前行的事实、内因、外因和乡民的智慧与韧性，情绪化也是得意洋洋地以教化者、得道者的姿态诅咒起眼中仅仅一点点大小的“小故乡”来。舍我其谁的“两肩道义”和“铮铮铁骨”反衬着内心的苍白与虚脱。

　　与这些乡愁大军的身影、姿态和微妙的心态不同，并非黄炎村民的陈辉是在努力成为黄炎村民的漫长过程中，慢慢地展开他的观察、访谈、思考与叙事的。他经常与炎学书、黄吉康等黄炎村民秉烛夜谈，一起感慨唏嘘，以至于不得不在书中大段大段地呈现他与当事人之间的精彩对白，长篇累牍而不忍割舍。在不少个对谈结束的中午，他或是惆怅，或是独自行走在金黄的麦地间的小道上，不乏闷热地品味着乡民们满是“诗意的话语”。不仅如此，他也习惯了“一碗面条”、“两根青菜”的从牙缝挤钱却吃得酣畅淋漓的极简生活。

　　“孤寂的”理性叙事

　　平淡背后有真意

　　遗憾的是，书中并未交代作为一个异乡人的陈辉这个他者融入黄炎村的具体过程。但是，正是因为有了陈辉自己全身心全方位地主动融入和入乡随俗，有了黄炎村民的开诚布公、敞开心扉，他的研究才抛弃了主题先行、生搬硬套理论的学院派写作的八股套路，而直接逼视他那绝对不易的融入过程之中的体验与困惑。

　　陈辉的体验与困惑就在于，在日常交流中，村民随时随地不经意提及的“过日子”三个字。尽管在对黄炎村的家庭经济与小农的谋生之道的铺陈和解读上多少显得力不从心，直接支撑黄炎村实情的历史资料和有效数据并不是太多，对黄炎村小农经济现状的描述也稍显不足，但整本书仍然对黄炎村民不同语境中的“过日子”进行了有效且贴切的解读。从“过日子就是过孩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人气”、“人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有钱处理事情就是好日子”、“日子过得好不好，跟人的性格有关系”这些村民的日常表达，陈辉系统地诠释了“过日子”不但集中表达了黄炎村民的生活伦理，还是“一套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无论是生活伦理，还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均植根于这块中国腹地深处的黄土地上漫长的农耕文明。

　　因此，虽然书中有着众多让作者为之垂泪的情感故事，有着波澜起伏、暗流涌动的人生阅历与体验，但是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神圣感、宗教感、家庭主义、个体化与家本位等学术话语架构下的理性叙事，仍然对受众不忍释卷的酣畅阅读形成了阻滞与威压。然而，作者似乎是要故意形成这种阅读的障碍，不在意受众世界的闹热与打鸡血式的亢奋。他当然知道怎样的写作才能热闹并吸引眼球。书中，他将这种热闹写作的思维称之为“新闻媒体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维规训下的写作是苦心焦虑地“过度阐释小概率事件，并做出道义批判”。显然，在以矫情、煽情等“伪情”充斥的返乡体洪流中，正如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日子》这本书是不合时宜也孤独寂寞的。可正是这种平淡、不合时宜的孤寂，使其清远、高洁，别有风味，更有分量，值得人温杯老酒或温壶热茶，慢翻，细思，独品，回味。

关中农民画家刘庆才的关中民俗风情画。

《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 作者：陈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月

　　（上接B02版）

　　“生活者”伦理

　　日常的真实与神圣

　　没有了理论先行的桎梏，陈辉更愿意细嚼慢咽“凑合”、“持家”、“顾家”、“面子”、“顺心”、“方便”、“日子”等口语，辨析其中的真意。连同这些语词指代的男女、故事、行为与事实，陈辉深情而平静地一并归结为黄炎村民的生活伦理。对村中的天主教徒这一在当代中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群体，陈辉看到了作为天主教徒的村民“救灵魂”与“过日子”的有机统一。即，“当他们走入教堂认真念经，他们才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们走出教堂，呆在家里，他们和那些信佛教的人和非信教群众没有太大差别”。虽然天南地北，但是这一实事求是的描述，却与曹荣博士在其专著《同构与转换》中呈现的京西桑峪村中天主教徒的情形一模一样。因为对于农民天主教徒而言，他们首先是“生活者”，而且是在中国农村的生活者。正如陈辉在书中引用的一段男性教友的话所言：在相当意义上，“救灵魂”是老人的事情，而年轻人的主要任务是成家立业，中年人是养老育小。尽管陈辉并未就此展开与既有宗教研究广泛深入的对话，甚至没有基本的比较，但其描述的这些生活世界的真实，已经犀利地嘲讽了基督救国论者和基督亡国论者的虚妄与莫名惊诧。

　　更值得称道的，是陈辉鲜明地点出了在以过日子为核心的黄炎村，勤俭持家、极简主义的生活与作为神圣感源泉的家庭之间的关联。在黄炎村，很少吃的肉和一定要修得尽可能气派的房子之间不仅仅是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还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在此，陈辉写道：“如果说享受代表神圣，那么对于节俭的关中人来说，一定有更为神圣的东西让他们孜孜以求，从而淡化美食的诱惑力，使其长时间可以忍受低水平的生活。这种神圣之物就是家庭，就是下一代的生活——这才是关中人的宗教，是他们神圣感的源泉。”慢读的过程中，这样的洞见不时挤进眼帘。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深刻的体悟，在本书结尾部分，陈辉也才大胆地指出声名卓著的阎云翔研究黑龙江下岬村所得出的“无功德个人”，也即“个体化”论调的片面性，并用他自己的“家本位”、“家庭主义”对此前农村研究与书写中常见的“个人本位”、“个体化”发起有礼有节的冲击。

　　因为研究过日子的陈辉自己也在身体力行、有条不紊地过着日子，所以研究他者的过程也就成为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以至于在“后记”中，陈辉坦率地承认：感觉写下的不是别人，“写下的就是自己的生活”。

　　“骆驼”与“马”

　　村民给城里人的一堂课

　　在《红楼梦》中，面对荣国府内内外外、大大小小的明争暗斗、是是非非，借王熙凤这个荣国府局内人之口，曹雪芹道出了家大业大、光鲜亮丽的荣国府“大有大的难处”。这颇有人类学家情真意切地强调的主位意识。凤姐的刀子嘴让本意是去沾光的乡下老太婆刘姥姥很为难，生怕沾不到一点光。情急之中，以一个当代社会学家的冷眼旁观的姿态，作为荣国府局外人的刘姥姥说出了人们熟知的那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站在他者的立场，这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乡下老太婆在体量上将在城里的荣国府比作了“骆驼”，自贬为个头小不少的“马”。但是，谁能否认呢？骆驼也好，马也好，瘦骆驼也好，肥马也好，都得死，都得过日子，知道有一天会终老，还是得过日子，自己终老了，子子孙孙还得过日子。当然，这里无意以这两种四蹄的哺乳动物来喻指“豪奢”的城市与“凋敝”的乡村，喻指高高在上、有着道德优越感的城里人与卑微却有着人生智慧的乡下人。

　　借凤姐和刘姥姥这组有着城乡、贵贱、富穷之别的一少一老的经典对白，数百年前的智者曹雪芹似乎在婉讽着当下貌似情感充沛实则隔岸观火、毫无真性情的文字写作。在铺天盖地的返乡体乡愁写作浪潮中，逆流而上的陈辉的写作也就意义非凡。虽然整本书还显得单薄、逼仄，但是对煽情丝毫不感兴趣的陈辉还是凭着愚公移山式的精神，以黄炎村民过日子的点点滴滴竭力去撕破浑浊，给污浊了一缕清新的风。他无心、无力也无法阻止轻浮从众的返乡体洪流，却给这道激流了一个回旋。以此，他不卑不亢地给了读者“真相”农村复杂的另一面——给了被全黑的农村一丝并非虚假的光。

　　陈辉告诉人们，当代乡土中国不仅仅有被符号化、情绪化和非虚构化的梁庄，不仅有被同样高调炒作的似乎只有毒品、艾滋的凉山诺苏，不仅有被网友热议实则子虚乌有的“上海女孩”逃离的“黑黢黢”的江西农村，还有黄炎村这样人口殷实、鸡犬之声相闻的村庄，还有黄炎村民那样自尊自立、小富即安、勤俭持家、通情达理讲良心、持家顾家，继续一天一天在磕磕绊绊又相互包容、妥协中过日子的老少村民，男男女女。

　　由此，对三农中国的关切，也就不仅仅是痛心疾首的片段、片面的“崖边”或“断崖”式的轻快媒介思维与唯我独尊的精英教化的千年定势。至少，在过日子的层面，黄炎村民们告诉了城里人，尤其是告诉了“精英们”许多许多。

　　【书撷】

　　黄炎村的故事之 父与子

　　我曾专门和炎学书探讨教育孩子的方法，他说最关键就是以身作则。他讲述了他管教儿子打麻将的故事。十几年前，炎学书迷上了打麻将，后来发现不到20岁的儿子也偷着玩，炎学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我们这里，只有不过日子的人才整天打麻将。我下定决心，戒了8年——老人必须管住自己，这样才有资格教育儿子。儿子21岁那年，因为打麻将的事情给我跪过两次。第一次，我说再给他一次机会，以后10点钟必须回来，否则我就出去找他——只要没回来，我就一直在外面找。他答应了，但没过几天，竟然又去打麻将，并且10点多还没回家。我给他打电话，半小时后他才回来，找了一堆理由。我对儿子只说了一句：‘你不要找理由，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你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你父亲！’儿子不吱声，就跪着。过了一会儿，我说：‘你快去睡觉吧。我要睡觉了。’他站起来就走，扔下一句话：‘我的手不要了！’我怕出事，就使眼色，让他妈跟着。果然他去了厨房，拿起菜刀要做傻事，幸亏被他妈拦住了。当时的情况，我肯定不能去拦，否则就没有了父亲的权威，但又不能不管，万一出事怎么办？等他妈把他拦住，我开始骂他：‘你在向我示威？你在向我示威！你把手砍了，我怎么向你媳妇交代，她还以为我害了你！’儿子扑通一声跪下了，泣不成声。”

　　一场父子冲突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我越发佩服炎学书教子有方，严厉且讲究方法。如果不让妻子跟儿子去厨房，那天也许会发生意外。父亲的教育粗中有细，最后在思想上战胜了儿子。

　　黄炎村的故事之 乡村爱情

　　春梅，1971年出生，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春梅的老公很能挣钱，这两年被外派到非洲工作，每年挣十几万元。春梅在家带孩子，平时打打麻将，算是一个生活潇洒的留守妇女。那天我去她家访谈，听她说自己26岁才结婚，就好奇地追问她为什么晚婚。

　　……

　　“我感觉那一步走对了。现在一村子人，就我最幸福。别的妇女整天忙碌，我却不用挣一毛钱！对门的女人，她买5毛钱豆腐，说明家里一定有客人！要是我，早就饿死了！自我进这个家门，没受过一毛钱的穷，就是苦了娃她爸。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63岁，他说自己要多挣钱，提前把我和孩子的养老保险买好。这次去非洲前（春梅的丈夫被建筑公司外派到非洲工地），他问我：‘一年24万元，还去不去？’我说：‘去，下次就不去了。’然后他就坐飞机走了，要明年过年才回来。在那边吃不好、睡不好，他有胃病。”

　　“可能你老公不想去了，你还逼着他走。”

　　“其实他想去，只是舍不得家。”说到此处，春梅显得很忧伤，不再像刚才那样慷慨激昂。

　　“以前老公在家时我们俩总吵架，自从他去了外国，我特别想他，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

　　“他在外国，隔一段时间你开始想他时，电话就打来了——这就是爱情。去年买房时，老公带着我在县城跑了一个月，我感觉很幸福，感觉天天在一起真好。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玩耍，根本不知道爱情。”

　　“什么是爱情？”

　　“农村人和城里人的爱情不一样。城里人讲浪漫，但有钱才能浪漫，没钱就没爱情。农村人的爱情就是一个心里有另一个。我和老公也会吵架，但是吵完架相互找嘴。以前在老屋时我整天骂他，他也骂我，还打过我。我打不过他，气得要命，后悔自己没学武术。”

　　“都打起来了，这哪里是爱情啊？”

　　“两口子，哪有不打捶的！我们这里有个老师说，两个人打捶是肉体的磨炼，打捶产生感情，平平淡淡没意思！在农村，两个人只要生活在一块，就有爱情。我的公公婆婆一辈子都有爱情，公公去哪里，婆婆都跟着。婆婆累了，公公就做饭、洗衣服，软软地说话，一个爱另一个。”（摘自陈辉《过日子》）

　　□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