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个人可以如何爱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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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个人可以如何爱一座城？

2016年03月11日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鹿鸣之什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陈竹冰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帕慕克在新作中为伊斯坦布尔添加了当代庶民的视角。

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让所有“看不见的城市”都成为威尼斯，奥尔罕·帕慕克同样是伊斯坦布尔不可救药的恋慕者。他在作品里随处缀饰这座城市的面容，实乃一次次将它推向文本的中心。一个人可以如何爱一座城？对帕慕克而言，就是写出伊斯坦布尔的无穷立面。它不是一座城，而是在历史的褶皱之间无限繁衍、增殖、幻化，如分形曲线般拥有无数样貌的城中之城。帕慕克为这座城市构筑的每一个观看维度，如3D立体的建模，正观、俯瞰、侧视，深入又远离，清晰又蒙昧，雾气氤氲熏染，雪色喑哑掩埋，也有阳光普照，或洒落萧瑟暮雨。它的历史地位，它的现代角色，它在不同阶级眼中的隐喻寄托，都在帕慕克的作品里一一呈现。

《杰夫代特先生》、《寂静的房子》留有帕慕克自传的印痕，他年轻的身影倒映在伊斯坦布尔的故事里，中产阶级的毁誉遭际，间奏着20世纪初至七八十年代城市的余响。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脱下小说的繁绣锦袍，换上回忆录的朴直长衫，让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成为个体记忆与文体阅读的注脚，让“呼愁”之雾成为伊斯坦布尔的纯色。《纯真博物馆》关于20世纪70至80年代，一个富家公子眼里隐喻着爱情、失落、浪漫、惆怅的伊斯坦布尔，让它化为满载“爱之物”的城市博物馆。《白色城堡》和《我的名字叫红》回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奏响它历史的回音。这块织锦上既有欧洲的开放和先进，又杂沓了苏菲文化的天命和神秘。无声的斗争缓缓拉开帷幕，这座城市成为东西方矛盾与和合的舞台。《黑书》、《新人生》和《雪》中的伊斯坦布尔则更加先锋和实验，没入暗影成为魔性象征，亦真亦幻，不可捉摸。尤其是《雪》中化名为边境城市“卡尔斯”，茫茫白雪沉没了独裁的血色，吞噬了反抗的声音，是伊斯坦布尔政治死角的黑色隐喻。

虚构的人物活跃在真实的伊斯坦布尔，时间延展着这座城市的历史维度。许多标志性事件点染在市民的生活里，成为他们的节奏与背景。历史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养料，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地位与性格，市民则是这座城市活动的因子，是城市性格的具体表现。历史之线缚住他们的生活，他们又能从中脱逸，造影出独立的形象与态度。遵循这条书写脉络，帕慕克在最新作品中，在自传的、上层的、历史的、隐喻的伊斯坦布尔之外，又添加了当代庶民的视角，并将它的时间线延伸到21世纪。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部小说讲述麦夫鲁特·卡拉塔什的人生与梦想。麦夫鲁特是一个卖钵扎（土耳其传统发酵饮料）和酸奶的小贩，他原本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农村，十二岁时和父亲来到伊斯坦布尔。他有一副好听而忧郁的嗓子，他的叫卖声总能吸引顾客，他用脚步踏出了一幅伊斯坦布尔的“清明上河图”。

一个挑着钵扎的游荡者，一个目睹了伊斯坦布尔变化的外来人，在街巷间与自己脑中涌出的怪怪想法对话，绘出自己对伊斯坦布尔的理解。麦夫鲁特年轻时的一个爱情误会串联起整部小说，城市的大历史串联起麦夫鲁特家族的小生活，大历史是麦夫鲁特生活的回音，像水一样遥遥流过，麦夫鲁特在电视上看到、在远处观望到，总能“碰巧”遇见这些故事：霍梅尼领导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全民公决通过《1982年宪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柏林墙倒塌、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军队冲突、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选举、“阿拉伯之春”突尼斯革命……麦夫鲁特听不懂大历史，他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大历史星星点点的反射，撒到他这样的庶民之间。

麦夫鲁特是本雅明所推崇的城市“漫游人”。本雅明认为阅读城市文本不能仅停留在对城市场景的仔细观察上，还要深入探究闭锁在城市感受里的幻想和梦境，造物不仅存在于观察者的眼里和心里，只有打破“瞬息之间”的场景画面，开动无意识记忆，才能揭示城市复杂隐晦的关系。麦夫鲁特怀有一种笃定的乐观，无论生活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像流水一样乐天知命，回到生活里，跟随这座城市的节奏。在这座城市，他做过酸奶小贩、鹰嘴豆鸡肉饭小贩、快餐店员、停车场管理员……帕慕克借麦夫鲁特的脚走遍伊斯坦布尔，走过一个个地名，它们反复重现，让麦夫鲁特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又一个导航和指向标。

其他人的插叙让小说有了复调的音乐效果，也补充了故事的枝蔓，丰富了故事的节奏和韵律。众声合奏，成为交响。麦夫鲁特的部分使用第三人称叙事，其他部分都采用第一人称，这是对读者说吗？还是另有言说对象？这本书背后是否有作家“帕慕克”的采访痕迹？叙述者没有告诉我们，但他放置在正文之外的索引和大事记，已经暗示了这个整理者的影子。

这部作品笼罩着初春阳光的暖意，坚持笃定的乐观，奏鸣着欣悦的合唱曲。伊斯坦布尔六十多年的绵密画卷徐徐展开，涂抹了麦夫鲁特的底色。绵延的历史裹卷着麦夫鲁特一众人，他们被历史的分子撞击，并不改善良的初心。他们结婚、生子、成为祖父母、有了自己的屋子，被这座城市接纳。生活里也会有无奈的分离、意外与死亡，他工作失意、生活窘迫，但希望是永在的。

帕慕克借麦夫鲁特这架潜望镜回望伊斯坦布尔的过去（1954年至2012年），标注出每一个历史性的瞬间，没有凌厉的咆哮，只有轻柔的照拂。伊斯坦布尔以最大的宽容和善意接纳了麦夫鲁特这些外来者，这座城市对他们温情而和煦，而非恐慌和动荡。它愿意敞开自己，给予他们机会。

“城市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在向他传递的这些符号和文字”，现在麦夫鲁特感到要对这座城市说些什么，他想了想，觉得还是“钵扎”这个词最合适。它是城市接纳他的通路，是他和城市对话的语言。“麦夫鲁特现在恍然大悟了，四十年来自己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实：夜晚游走在城市的街道，让麦夫鲁特觉得畅游在自己脑海里。因此当他和墙壁、广告、影子，还有黑暗中无法看到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交谈时，就仿佛是和自己在交谈”。麦夫鲁特在夜晚和这座城市交谈时，这座城市同样用四十年告诉了麦夫鲁特，它自己的一切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