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字是怎样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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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字是怎样崛起的？

沈洁

阅读《“她”字的文化史》的经历，就好像一次幽窅沉缓的时光旅行。没有太多的讶异、浩叹，然而，足够深刻。

从题名所知，这是一部讲述词语历史的书。以词汇切入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即是一部通过呈现词汇形塑过程，探讨文化和社会制度发展史的名著。刘禾的《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和近著《帝国的话语政治》也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开创了中国史领域话语研究的学术前沿。“民主”、“共和”、“启蒙”、“国家”等词汇众所关注，构筑的是中西交冲背景下，矛盾复矛盾、充满了差异和争执的中国近代史。大概也就是受到这类既有研究的影响，我曾料想，1920年代中国历史中“她”字的故事，必定是一段充斥着压迫与反压迫、新旧竞逐、中西对峙等关键词的激烈往事。及至阖卷，才惊觉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的专门从业者，也这么容易犯下“想象历史”的毛病。与那些富含政治意味的关键词相比，“她”要平实许多。然而平实的铺陈，却寄寓了恢弘阔大的历史视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于“她”字历史的叙述，用一种徐徐展开的复杂性构成了对“解构”的再解构。

中国“她”字的现代认同史，概括而言，肇端于1820年代以降来华传教士在“she”字对应翻译上的困局；至1917年左右，由《新青年》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提起“she”对译问题为标志，“她”字正式作为一个语言的、文化的问题被提出；1920年代，“她”的使用和传播在中国的报章、学人中间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大多数人接受，逐渐流行；至1930年代中期，经历短暂波折后，“她”字最终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纵观这一过程，主要集中在1917到1930年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和衍变的历史时段。“她”字关涉的汉语欧化问题，与“五四”时代纷繁复杂的文言白话之争、国语运动、言文合一运动等等，或多或少都存在关联性。在此过程中，有关中西文化优劣性的论争、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以及传统/现代的竞争与抵抗，交织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网络。“她”字的生成语境和演进脉络，正可作为一个展示。

围绕着“她”字的历史展开讨论，我看大概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它如何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被提出；二是反对者缘何而拒绝。

“五四”狂飙突进式的告别传统，构成此一时代的标志，大致不差。由改造文化思想、改造国民性，进而转入语体、语文的改革，这是顺理成章的步骤。但“言”“文”之事，在中国向来都不是单纯的学理问题。创造文字在昔时被视为神圣事业，关乎圣人之微旨。《易·系辞传》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许慎《说文解字》更是将文字定义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在儒者所倡导和践履的传统中，君子以“言文”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由此，“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文字的郑重与神圣，这关联着一整套的文化传统。所以，对于必须要冲决旧制度罗网的“新青年”来说，诋毁甚或颠覆这一神圣性是首要的。在现代语境中，这被称为“祛魅”的过程。

近现代中国的语文改革运动，很大程度与祛魅、打破知识垄断权有关。比如，清朝末年就有倡导国语运动的王照和劳乃宣。到“五四”时代，演变成了浩浩荡荡的文言与白话之争。语言的问题被置换为文化、甚至更深层的人性问题，这是现代中国启蒙主义弃旧从新的基本假设。就像顾颉刚所相信的，“旧道德的权威即伏在古书的神秘之中”；胡适所言明的，要在故纸堆里“捉妖打鬼”；吴稚晖所戏谑的，“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语文的备受关注，源于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被坚船利炮恐吓至深的近代中国人，总是想从“根本上”、“毕其功于一役”地去解决所有问题。在根柢处捣毁传统，构成了“五四”一代的基本思维方式。因此，改造语言文字成为新文化的一个中心问题。王力先生对1919年以后的汉语词汇作过基本估计，“五四”以还的二三十年间，词汇的扩展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她”字的发明和接受在此历史情境当中，也清楚地揭示了语文运动背后深远的社会文化因缘。

“五四”一代的反传统思想，还可由另一人称代词——“我”的重新发现为例。古代汉语中，“我”作为一个词汇的使用，没有太多可论之处。只是，文学史家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古典小说，几乎全是以第三人称展开的全知式叙述，极少见到“我讲我的故事”的例子。近代以后，从翻译小说开始才有了第一人称的叙事，到“五四”时期，则大量出现了以“我”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这一现象，颇可玩味。如果说，“她”字的发明着重在语言学范畴内，那么“我”的发现则更在意识形态领域。鲁迅写于清末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中，均强调了将个人泯于大群的谬误。易白沙发表于《青年杂志》一卷五号的《我》，说得更加直接:“扶危救亡，非使人人矜重其我，实无他道之可寻。”还有陈独秀提出的“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借易卜生之口所说的“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等等，都是在为个人自由意志张目的言论。“五四”是公认的“人”的发现，个体意识觉醒的时期。这种思想投射于文学，便有了第一人称叙事模式的大量运用并走向成熟。和“她”字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由词汇、叙事方法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转型，它们见证了那段时间中国在翻覆之际的巨大变迁。

由支持，讲到反对。反对派的阵营，大略又可用以下三个关键词概括：

“性别”借男女平等的观念，反对“第三人称”男女性别词的区分。比如1934年《妇女共鸣》杂志上的那则“启事”，认为以人字旁代男子、女字旁代女子、牛字旁代物件，含有侮辱女子非人之意，所以拒绝用“她”字。

“中国习惯”以陈寅恪著名的抵制为代表，认为世界人类语言各有各的文法，如果违反，则为不通。持这一观点者，多主张按“中国规例”书写汉文，“若强以西文文法加诸中文，是犹削足适履也”。

“保存国粹”“她”字的拒绝者倒是鲜有极端的国粹论者，“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的批判主要针对汉语的拼音化、废文言为白话等而来，指新文学运动者不知宝爱国粹，盲目崇拜西洋文学，“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不啻为“弃周鼎而宝康瓠”之举。

关于言文改革，从形式上看存在正、反相持的两方；而究其实质，也能看到其中的同一性——文字、文章并不单独成立，它们总是与一定的制度和文化、思想勾连在一起。延用旧有的文字和文法，即为保持国族尊严、维护文化自信力；弃用旧法，使书写更符合今人需要，同样是为了民族的生存。看似抵触，却都是以“民族的统一性”作为旨归。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能恰恰构成了表征“五四”的一种隐喻。语言也好，文字也好，或者是器物典章、制度与伦理，一切都必须置于“国族”的标准之下衡量、去取。就连呈形式对立的“个人”和“国族”两个概念，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也有内在同一——民族复兴须以个人觉醒作为基柢。在各式各样的纠葛中统一的现象，实际不止“五四”，这是晚清以降寻求改革的中国时时都在应对的矛盾。从大范围的语体改革来看，身处激进反传统大潮下的各类文化事件、文化运动，不论正反，均深受这一特征的影响。将这些零散的小问题汇集起来，一个大时代的基本面貌便可描摹出来。

见微而知著。“她”字的历史追述拼贴了1920年代以降中国的文化环境和思维形态，让我们感知现代、感知历史的方式得以扩展和延伸。然而，这还不是我想要申论的唯一重点。关于“她”字的故事，另有一层曲折意义——“五四”是冲突的，充满了“文化的霸权”，但这不应成为解说历史的唯一方式。

唐兰先生曾说，文字的“演化”是逐渐的，在不知不觉间，推陈出新。换句话说，尽管存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词语的流衍，更多还是遵循自足逻辑。这也是本书作者屡次强调的一个结论，“她”字的最终成功，不是根本取决于“西方性”，本质上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之果，而是汉语在新时代被强化的“现代性”诉求之结晶。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叙事构成了对此前话语研究的某种反观。比如，刘禾也曾着墨于“她”字的问题，认为阴性代词“她”和动物/中性代词“它”的出现引发了整个现代汉语系统的变化，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语言景观的革命过程。用“权力”、“压迫”、“革命”和“东方主义”等等来编织和再现这一过程，是一种“后现代时期”的典型叙事。解构主义当然包含着直视历史真实的一面，反思的意义是任何其他立场难以替代的。但更加注重客观性的史学传统则认为，“解构”往往有以偏概全之嫌。“她”字最初作为问题被提出，当然不乏西方因素的影响，甚至体现了一种“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可是，它的进一步传播脉络和社会化过程又显示，论者更多还是在语法和语言习惯的内部去讨论问题。也就是说，“她”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明显。“她”字的接受，基本也是随着时间推移最终成为习惯，没有太多的抗拒、暴力和紧张。

这种顺理成章，可以从许多方面获得证明。比如，与“她”同时出现的“英雌”一词，最后未见普及。清末时，这一词汇就已出现，用以表达“男女平权”的时代精神。进入民国，“英雌”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本、小说名、电影名当中。但与“她”字相比，“英雌”在许多人看来更像是一个略带调侃的“滑稽名词”，是“论语派的幽默小品作家，有时高兴摆弄的字眼”。“英雌”一词也从来没有大规模地流行。由此可见，相对于时刻变幻的历史与时代，语言更有其内在结构。如果只是注意到那些意识形态的、权力论的背景，锐利之外，无疑会牺牲历史的真实。再举“她”字为例，抵触主要还是少数人的敏感，1920年代以后，大部分的女性作者，像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陈衡哲等人，都是“她”字的热心书写者。吕叔湘先生的研究也证明，当初提倡“他”字分化，主要是为对译西文。可是一部分提倡者的热心不肯以书面上的分别为满足，还要制定不同的音读，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这是因为，要用人力改变一个常用语词的音读，几乎是不可能的。茅盾在论及“文”“白”问题时也曾中肯地说，希腊人都早已抛弃了“极优美而有悠久历史的文言”，“现代人作文须以现代语”是“举世所趋”，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里，文言和现代语并不构成新旧之间的僵持，只是一种符合语言发展轨迹的习惯而已。以上这些举例，都以一种历史的具象，化解了权力主义的绝对论调。正如，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构成历史问题，也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暗示着权力关系。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文字变迁考》中对语言变迁的内在性有过精彩论述：

一事之成与变，皆有其所以然之故。其成也，大抵因众所共须，无形之中，合力创造，积累而成。其变也，则出于事势之迁流，虽有大力，莫之不能遏。夫其变也，如日之西，如水之东，无一息之停，而人莫之觉，及其久而回顾焉，则判然若二物矣。

这是从文化史的纵深处讲透了语文变迁的规律。由此，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更应注意的是内部因素，一种复杂交错的时代与文化网络。中西对峙如若从背景无限延伸至发展的过程，无疑会失去解释力，把原本复杂的问题又简单化了。“她”字的历史牵涉到语言文字的变革、社会性别观念、国族意识等等各类复杂问题，我们既看到“西方影响”，也看到了“中国习惯”。这说明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多面相的，不同角度、不同事件有着迥异的经历。中、西、新、旧不再是仅有的解释方式。否则，就成了过度阐释了。

《“她”字的文化史》是一部妥帖甚于炫目的新文化史著作。作者没有急着告诉你目标是什么，用一些层层递进的条块去分割和排列历史；也没有开宗明义，用　“现代性”、“权力”、“话语”这些个大词去震慑读者。而是，让你跟着他的细节、他的铺陈，去一点点感受历史，思考时间在层累中流逝的行迹。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类似这样的阅读体验。也想就此衍开一点关于历史书写的想法。当代的史学，有着层出不穷的立场和方法——现代和后现代的，阐释学和系谱学，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和政治史，差异丛集，并且以不同的方式驱逐“边界警察”，也日益加深着历史学家的混乱与困惑。历史的书写自然不应有定见，但怎样的方式才更有价值？对我来说，是什么、用什么可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吸引力。好比风马牛不相及的福轲与吕思勉，不妨碍他们都有着令人拍案叫绝或肃然起敬的书写技艺。就学术而言，我一直信奉《抱冰堂弟子记》中称述的一句话，学兼汉宋，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矫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描述而非流于琐碎，议论但不陷入空洞，这是高段的历史学家深谙的书写技艺，是我对于历史学家角色和技艺的想象，当然，也是一种理想。

本文发表于2010年4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