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内看郑渊洁 外看曹文轩

教师之友网

中国儿童文学：内看郑渊洁 外看曹文轩

2016年04月12日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唐山

◎唐山

想一箭双雕地得罪两个人，莫过于此时提起郑渊洁。

在儿童文学领域，曹文轩与郑渊洁如两个路标，一个指向精英，一个指向草根。

论市场地位，郑渊洁是当然的胜者，虽然曹文轩也是“作家富豪榜”上的常客，甚至进过前十名，但与几乎每年位列前三的郑渊洁比，还是差了不少。而论文坛地位，曹文轩则遥遥领先，他的作品意境更幽远，思考更深邃，气质亦更华丽，相比之下，郑渊洁下笔却怎么也抹不去一股“山大王”的味道，倒也契合了“童话大王”的诨名。

不敢评价曹文轩与郑渊洁创作的优劣，只是觉得二者的割裂颇有趣味——本土读者更接纳郑渊洁，但“为国争光”时，还得靠曹文轩。这，恰好体现出当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向往天空，却又无法脱离脚下的土地。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参照西方文学标准建立起来的，几代作家所敬仰、所模仿的，都是西方经典文本，一提到文学的天空，总会不自觉地想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不言而喻，只有在他们之间，才能找到永恒。

甚至在鲁迅先生的心中，都存有这种焦虑，他的《故事新编》本是他最有才华的小说，可他自己却并不看重，因为从没有西方大师这么写，所以就是“油滑”，鲁迅不觉得趣味有多重要，也没发现以史笔来写小说是一种创造，而沿着这条路线，鲁迅本可写出更多的经典。

在相当时期，中国文学界为缺乏大作家、大作品而苦恼，可什么才叫“大”？无非是外国人承认、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罢了。早在民国时，赛珍珠便批评道：中国作家过分模仿西方，少有创造力。

并不是中国作家甘心做二手文章，而是现代小说源自西方，它的丰富、成熟与多样，远非传统中国小说所能匹敌，正因彼此审美品质差距过远，我们不能不以对方为参照系，而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传统，又显然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功业。

于是，那片天空与本土的需求之间，出现了断裂。

现代中国遭遇种种危机，促使时代对文学提出更多、更现实的需要，一个作家在亡国灭种的风险面前，很难回归内心、深入反省，可失去了这个基本功，则其创作注定粗糙，只是掌声之下，又有多少人能拒绝绑架？

赢得大地，就失去天空，赢得天空，就失去大地。换言之，对生活真诚，就要损失对艺术的真诚，而对艺术真诚，就要损失对生活的真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所谓杰出作品，多是二者妥协的产物。

可以具体对比郑渊洁和曹文轩的创作，他们都擅长写成长话题。

在郑渊洁笔下，成长充满了闹剧般的快感，以《驯兔记》为例，皮皮鲁上学了，班主任徐老师希望孩子们遵守纪律，成为好学生，可皮皮鲁却发现了惊天的秘密——好学生会变成一只兔子，在各方压力下，皮皮鲁只好订购“兔子模拟衣”混过难关。这显然是卡夫卡《变形记》的某种翻版。

郑渊洁对成人世界的残酷、虚伪充满警惕，自觉地充当着童年的守护者，对无处申诉的孩子们来说，显然更需要郑渊洁，因为郑渊洁能替他们发泄不满，能给他们以娱乐。

在曹文轩笔下，成长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曹文轩笔下的主角大多会遭遇天灾、屈辱、贫穷、歧视等，但这些负面因素竟会神奇地转化为正面因素——原来它们都是为了帮助主人公实现完善人格才存在的。曹文轩告诉读者：通过苦难，才能学会爱、勇敢与温情。在《草房子》中，桑桑甚至被放到一个更极端的背景中——大夫们预言他即将死去。

在曹文轩作品中，总有一个“姐姐”，她们出场，完全是为了帮助少年们获得成熟，且规避了将亲密关系复杂化的风险（显然，“妹妹”就肯定不行），在成功引起主角情感波澜后，她们立刻全身而退，善尽炮灰职责。

也许，面对生活，郑渊洁更真诚，他能写出孩子们的痛，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家长观念、学校教育尚不健全的当下，郑渊洁更能赢得掌声。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郑渊洁的文本便显得过于粗糙、幼稚，正如学者批评的那样：“非童话环节似乎成了漫骂的场所。”“他每逮着一点话柄，便出动脑中所有尖酸刻薄的词语骂个痛快，初看者尚觉俏皮讽刺，然而每一期都绞尽脑汁，倾尽墨汁地骂！骂！骂！骂！”

中国尚在发展中，我们所遭遇的困境未必普适，对常态社会的读者来说，很难理解郑渊洁的戾气，如果人家已经原创出《变形记》，又何必再来看你《驯兔记》式的“低仿”呢？

相比之下，曹文轩的文本形式更雕琢，堪称诗化写作，在他的作品中，随时可翻出“鸽羽划过空气时发出的好听的声响”（《草房子》）、“害羞是一种让人激动又让人无法承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的心理状态。它忽然而来，如雷电的袭击，让你顿时低垂下脑袋，然后直觉得血液呼啦呼啦往脑袋上涌……”这样精彩的句子。

曹文轩的写作带有强烈的复古意味，其中隐含了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何其芳、汪曾祺等几代巨匠不断探索而形成的诗化小说传统，既是京派文学的延续，又得朦胧诗的风骨。这些作品可以被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读懂，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

通过诗意，曹文轩将挫折与成功、丑恶与美丽、凶残与善良统一了起来，这种对比鲜明的叙事策略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当然，这也容易让长年生活在灰色中的城市人，对乡村文明产生出不切实际的渴望。

在中国文学以世界文学为模本进行自我歪曲的同时，世界文学也在误读着中国文学，世界渴望看到另类的文本，曹文轩打造出一个纯美的文字世界，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诱人、更契合于他们的误会了。

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镜子，但它反映的，注定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从郑渊洁的镜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图景，从曹文轩的镜中我们看到了另一幅图景，毋宁说，两者都有其真实性，都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某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