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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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
摘要 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是专业主义。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识，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权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经济利益。每一社会群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对教育哲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没有这一认同，那么就会产生角色混乱的现象。
　　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政治权力有其边界，知识领域有其边界，商人有其边界。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例如权力和知识之间，商人和权力之间，商业和知识之间，等等。
　　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专业和专业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也都可以视为专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就把政治定义为职业，强调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
　　不过，无论中西方，当人们说“专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训练有关的领域。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很多人都可以去从事政治或者商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知识创造。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实际上，“专业”这个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于教育之上的职业，为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提供专业性服务。既然知识界也是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向其他领域提供服务就成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要依赖于其他领域。
　　在西方，古典意义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是神学、医学和法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当然是教育的结果。19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职业的分化，专业也越来越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专业，都是教育的产物。
　　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由于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
　　所有这些特征是从知识的认同和边界衍生而来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权力，商人追求利润，教育界或者知识界追求的是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尽管这些社会领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每一领域都有其独有的产品，通过其产品和其他领域发生“交易”，即关联。很显然，每一领域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去影响其他领域，追求影响力。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发生过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讨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形成了更清晰的认识，至少促使中国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把“异化”这一概念应用到教育和知识界也最合适不过了。
　　如果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改革，那么首先必须回答教育界和知识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大学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等等。在大学的本质是“异化”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会无济于事。
　　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认为自己是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
　　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如此发展下去，如果说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提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