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善教者

管季超0712

安宁：善教者

　　 我们的文化这样看待教育：“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礼记·学记》），认为“化民成俗”，须由教育入手。教育一以贯之的地位和使命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进一步得到凸显。

　　 自世纪之交，知识经济、信息爆炸、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语汇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变革着人们的生活。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延伸着人类官能的触角，但也威胁着人自身的主体意识、社群关系。诚如康宁女士所言：“人对自身价值的崇拜被对技术（机器）的崇拜所取代，以至于人对物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人的兴趣，物（机器）成为人的主宰”（康宁：《网络化与大学教育》）。体现在课堂上，教育者需要跟电子移动设备博弈，争夺学生的专注力。

　　 信息洪流裹挟着现代人急速向前，尤其是敏锐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机器世界给予他们便利，但也带来强烈的精神冲击和压力，他们亦渴求摆脱信息垃圾的干扰，学会消费、利用、选择、处理扑面而来的网络资源。同样面临危机的，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覆盖全球的信息网络消弭着种族隔阂，但也冲击着民族文化，如何汲取、保有、传承华夏文明的精髓，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

　　 对于大学和大学教育者来说，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追寻平衡，在信息的爆炸声中带领学子进入“一块宁静的思维空间和温馨的情感家园”（康宁：《网络化与大学教育》），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自古以来，“严师为难”（《礼记·学记》），而教师能否取得学生和社会的尊重，仍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植于“修身”一词，正如被称为“入德之门”的《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者如何萃取传统文化的精义，武装自身，利用传统的力量驾驭信息的便利，成为一个令人心动、充满挑战的契机。本文仅突显儒家思想中的三个概念，看它们对今日教育者的指导意义。这三个字是志、诚、智。

　　 今天的教师，仅是“博学之”（《中庸》），已经不够。信息时代的到来，已经把教育者从知识的重要来源或主要来源，变为来源之一。相比于学生一开电子设备就可以获取的大数据，教师靠一己之力所做的积累，已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定位，从知识的拥有者、传授者向学生的精神引导者蜕变。生活在“云端”时代的学子，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迷茫。正如古人所说：“士先志。”（《礼记·学记》）教育者的核心要务由知识的传授转向对学生的人生指导，引导他们明了自己的心志，立下一生的志向。机器时代、人工智能，越来越将人的存在推向虚无，当代学子“志”在何方呢？在此情境之下，如何助力学生挖掘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所在、培养他们的批判性创新思维，成为教育者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而对儒家“诚”的理解，可以借助《尚书·康诰》中的一个比拟：“如保赤子。”人间父母呵护的是幼儿稚嫩的生命，如手捧风中之烛，不敢有丝毫懈怠，而教育者塑造的是受教者的灵魂，唯有像父母哺育稚子一样，心诚求之，把脉其成长所需，才有可能开启其心灵成长之门。数千年前，华夏教育病于教者“使人不由其诚”（《礼记·学记》），学习者“隐其学而疾其师”，今日何尝不是如此。教育者首先需要练就的，是“诚”的功夫。

　　 “智”是儒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当弟子樊迟问他什么是“智”时，孔子回答：“知人。”（《论语·颜渊》）作为教育者，知人的本领尤其重要，以此方能避开“教人不尽其材”（《礼记·学记》）的误区。在经济发达、生活相对富足的今天，要做到知人善教，尤为艰难。福柯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当人们的身体不再受罪的时候，心灵的苦可能更深。现在的学子，绝大多数不再受衣食之苦，但他们的精神、心理压力却是国人从未体味过的，他们的苦和痛埋得更深、他们的心灵之门关得更紧，教育者要做到知人，越发艰难，但又不能望而却步，需要迎难而上，借助心灵之诚、心理知识和用心观察，进而运用“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礼记·学记》）的方法，开启学生的自我认知之门。

　　 美国的一位名师，丽塔·皮尔逊（RitaPierson）说：“我是一个教育者，生来是化民成俗的。”我们需要的，或许就是这样一份自信。通过自身的修为，做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把汲取和传承民族文化精髓的精神和意志传递给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民族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亮出自己的色彩。